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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原创] 我家的那些女人们(一)

2020-12-01叙事散文雨夜昙花
居住在会泽时,表姐住在我们家,一天她见到产于西双版纳的糖,十分欢喜,把糖纸弄得平平整整,放到文具盒里——她的家,在版纳。我想,也许有一天,当我离开会泽后,也会把产于会泽的糖或其它商品视若珍宝。十二岁那年,我随父母离开会泽移居到昆明,却没有兴
  居住在会泽时,表姐住在我们家,一天她见到产于西双版纳的糖,十分欢喜,把糖纸弄得平平整整,放到文具盒里——她的家,在版纳。我想,也许有一天,当我离开会泽后,也会把产于会泽的糖或其它商品视若珍宝。十二岁那年,我随父母离开会泽移居到昆明,却没有兴趣收集会泽小熊猫香烟的包装纸。但我想念会泽的稀豆粉和荞丝,烧饵块,大白菜,还有玫瑰酱油,每有会泽的新闻都要关注一番。   渐渐地,我从心里面认同了昆明,把它当自己的家乡。其实又不是的,从小在昆明长大的人说起那些小街小巷的旧事,我往往听得有滋有味,恍如它乡的故事。昆明的掌故,特产,街道,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办法了解清楚。我只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表面。   再回会泽,小时候可以跳橡皮筋的街道已窄得只容三人并肩,房屋的墙已低矮得伸手就可摘到生长在瓦缝里的草,那一条街,十来分钟我就走了个来回。它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亲切却已陌生。而会泽的旧事和风俗,我也不甚了了,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溶入它。   因此,每当别人有滋有味地说自己家乡的风俗时,我总会发现,我好似从真空里蹦出来的一个人——我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但若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不会说会泽或昆明,我的答案是:景东。景东是我父亲的出生地,但我没有居住过,只是在填写籍贯时把这两个字写上。至于它究竟什么模样,位于哪里,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在我的感觉中苍白得只是两个字。   这有点尴尬,一个没有根的人。这种尴尬,有点类似于我的性别:女。
  我出生前,母亲和父亲商量:如果生个女孩,就随她姓。父亲答应得好好的,却乘母亲坐月子时,去把户口落了,我还是随父姓。母亲没有为这事生气,却也会在空闲的时候把这旧事拣出来唠叨几句。   小时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被疼着宠着,快乐得不得了。   十三岁那年,二大妈从景东来昆明。她不愿搭理我,但我二哥每说一句话,她都凝神细听,神情间竟还有几分恭敬。后来问父亲,果然,在景东,若有父辈坐着,儿媳要从身后绕过去,家谱上也不记录女儿的名字。他们认为女儿终究要嫁出去,不算一家人。   原来,从根本上来说,我不算是杨家人,虽然我姓杨。   可我算是哪家的人呢?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从杨家泼到了李家。婆家在河南,可他们几十人的一大家子,每个人是什么脾气,有什么爱好和引以为傲的事是哪一桩我都不知,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乱不清,更别说生日了,怎么会是他们家的人呢?   但我还是愿意,去适应祖祖辈辈定下的规矩。那些年,我不愿随父亲回景东,却随着丈夫回河南——若在古代,嫁人后我的姓都改了。然而,在河南,我确确实实是个外人,他们有什么事要商量,都要让我回避。有时候,一群人在说一件事,如有个侄儿不知怎么被弄到局子里了,他们说时并不避我,而我一表示好奇,就立即说没什么没什么,并告诉我,是在说那个侄儿处对象的事,周围的人也立即噤声。   娘家,我是泼出去的水;婆家,我是硬生生挤进去的外人,与他们有着天和地的距离。因而,我仍然是个飘浮着的个体。   虽然我没有根,身体里还是能够孕育一个新的生命体。一切都很顺利,但躺在产床上,听到女儿的哭声时,我伤心得无法控制。孕期七个月时,我就知道自己怀的是个女儿,那时并没有想到许多。而经过一夜半天的疼痛,终于把孩子生下来,我却伤心,是因为怜惜着我的宝贝,她也是个女儿身,这些苦将来的她也要承受。   产房里总会听到许多产妇难产和重男轻女的事。我婆婆非常难得,身为北方农村不识字的妇女,她托人写信来,特别交待自己的儿子:无论生男生女,我们都喜欢,如果生了女孩,你要对孩子的母亲好。   但这些给我的安慰是非常微薄的。孩子在我的怀里,她是我的心肝我的肉,可是她不能随我的姓。怀孕时我读诗、放音乐给胎儿听,每天为自己做四个菜,身材巨变,因肚子的压迫整夜失眠……这时候,那个身为父亲的人仍然过着他正常的日子。坐月子时,伤口感染,足足一月不能起床,父母做好的饭菜在保姆送过来的过程中不翼而飞一些东西,:猪脚炖花生只有汤和花生米,就是白酒红糖煮鸡蛋,白酒也只是些水,致使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奶水不够,我撑着又饿又痛的身子每晚起来兑奶粉,那个做父亲的人仍然不因家里多了一口人而在生活上有任何的改变。但孩子,却天经地义地,要随他姓。这种感觉,好像自己的无价宝被人抢走似的疼,却又无可奈何。   那天,父亲抱着我的女儿,喜欢得如珠似宝,口口声声说:爷爷的小乖宝。待醒悟过来,在中国非常严格的称谓划分里,他只是乖宝的外公,父亲有些生气:我这么喜欢她这么疼她,怎么是“外”的?   我知道这是为了从根上从血脉上完全割断,可是仍然在中国的传统中,这割断了根的植株不可能毫发不损地移植到夫家。
  很早以前,我的母亲就感觉到了这份不平。于是,她无论在工作上在家事上都不愿弱于父亲,每每在别人把她划归入杨家媳妇时,总要特别声明——我是陈家的人。好强了一生的母亲,其实并没有为自己飘浮的身心找到植根的土壤。在侄儿顽皮捣蛋时,母亲每天中午坐两路公共汽车去为他做好饭后,接已读初中的他放学,饭后又把他送去上学。与母亲聊天时,她会说:有什么办法,他是我们杨家惟一的孙子。到这时,她已完完全全把自己看成杨家的一员了,之前她的那些抗争——凡事要靠自己努力,不沾父亲一针一线的光,以便使自己从精神到人格完全独立的努力,全是白费。但她全然没有感觉到。有时,她也会茫然,如我女儿考了个好成绩时,母亲顺口就说:好好努力,为我们杨家争光。然后突然明白过来,我的女儿,不是杨家人。这时她就沉默,当然也会开朗地逗我女儿:你不是昆明人,你是河南人。她已没有再去想,曾经,她也不把自己当作杨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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