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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真好!(我的老师征文)[原创]

2022-01-03叙事散文汪少潭
年轻真好!这是读大学时,我的《现代汉语》老师给我说的,那一年,他36岁,他叫路云平。我和这位路老师,既是师生,又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我的记忆中,路云平老师既不高大,也不魁梧。他中等个儿,一头黑白加花的头发,有意无意的打着卷儿,他的眉毛很淡……
  年轻真好!    这是读大学时,我的《现代汉语》老师给我说的,那一年,他36岁,他叫路云平。我和这位路老师,既是师生,又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我的记忆中,路云平老师既不高大,也不魁梧。    他中等个儿,一头黑白加花的头发,有意无意的打着卷儿,他的眉毛很淡、也很短,小小的、近乎合成一条缝儿似的两只眼睛前面,是两块足有啤酒瓶底那么厚的、发出淡蓝色光的“挡风玻璃”,而颌下完全是一片空旷的“不毛之地”。他常穿一件灰色的茄克和一条藏蓝色的裤子,外加一双半旧不新的黑皮鞋。他的脸胖乎乎的,总是洋溢着几分笑意,如果不是熟识,你还会以为他是一位居委会老大妈呢!

  是的,在他身上,有居委会老大妈那样的热心肠,有居委会老大妈那样的和蔼可亲。可是,他满肚子的学问,是老大妈们没有的;他幽默的谈吐和学者的风度,也是老大妈们喋喋不休地苦心婆心和唠唠叨叨东家长、西家短所不可比拟的。在他的课堂里,更多的是会心的、忍俊不禁的和肆无忌惮的笑声。除了汉语,他还懂俄语、日语和英语,他的学历是研究生,职称是讲师。

  路老师与我可谓“臭味相投”,我们在一起更多的时候不是讨论教学,而是谈贝多芬与阿炳,谈达芬奇与齐白石,谈黑格尔与孔老二,还有肖邦、克莱德曼与聂耳,还有毕加索、凡高与徐悲鸿,还有马克思、毛泽东与邓小平;有些时候还谈谈李小龙,谈谈刘晓庆与梦露或别的什么,比如郎平与邓亚萍,李宁与李小双或者凯恩斯与李嘉图等等……? 谈到现在歌星满天飞,路老师总笑着说:“白天不懂夜的黑,星多了不亮,天快要撑破了”之类;而我总是说:“何妨,何妨,歌坛代有新星出,各领风骚三五日乎?”于是,我们便笑。    谈到当前美术,特别是一些中青年画家,要么走“朦胧诗”老路,也弄些“朦胧画”出来,还美其名曰:某某主义;要么步“出卖荒凉”之后尘,极力的表现丑,然后去国外拿个什么“国际金奖”,与其说是画得了奖,倒不如说是荒凉得了奖!是愚昧得了奖!是丑陋得了奖!这还算什么艺术?每当我如此慷慨陈词,路老师也一脸愤愤然,然而他好象并不生气,总是略带嘲讽的说:“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它一两年吧,反正,达到出名的目的就是了。”我们又忍不住笑起来。   还有武术,路老师说他从小练什么太极拳、阴把枪、柳叶刀、打狗棍什么的,虽没有到什么纯、什么青的地步,但防身已经够用了。我说我也练过一段武术,什么流星锤、九节鞭、劈挂拳都学过,可惜没有用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在已全还给老师傅了。于是,我们俩便会心地大笑。   路老师对“某大师”很不以为然,说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某大师”在大兴安岭灭火之事,简直是伪科学!还有为奥运会发功的事,不但没有多拿金牌,就连预计中的总数相比,也少了四、五块。我说,你没听人们说,中国现在到处都是气功师,就连我们班上的高锋,近日,也在练什么“象功”,见人就说自己最近气感如何如何。有一回,他还让我伸开手掌,他的手掌对住我的手掌,在半空中来回运动,问我有没有热的感觉。其实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只是掌心有些热,他便说这是他发功的结果。   听到这儿,路老师冷笑了几声说:“这有什么,他不过是用了‘心理暗示法’罢了。不信,我也给你练练。”我们当时果真如法炮制了一番。 我说:“路老师,你的‘象功’更在高锋之上了,我的手掌的确很热呀!”路老师淡淡一笑说:“我这是‘像功’,不会与长鼻子、大耳朵大象有什么关系。”说完,他便笑了。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   还有某大作家,楞是搞出个什么《人类ⅩⅩ破译》,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我说其实就是“某大师”灭火的事情,据“马路社”的小道消息说,那位美国的歌星还不承认呢。他说,火是他《一把火》,雨是他的《小雨》,是他的雨浇灭了他的火。于是我们又大笑起来……?    也许由于这个缘固,路老师的课堂上,笑得最早也最响的人,必定就是我无疑了。可有一回,我怎么也笑不出来。大概那堂课讲到讨价还价,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回,我路过鸟市,正好碰上讨价还价:“这只鹦鹉多少钱?”
  “五十!”
  “五十!”这第二次报价的居然是鹦鹉的声音。
  “三十卖不卖?”
  “三十不卖!”
  “三十不卖!”鹦鹉尖叫起来。
  “便宜一点!”
  “实心要,四十提走”
  “实心要,四十提走!”
  鹦鹉也大声地说……?    这时,只听得“轰”的一声,教室里笑成一大片……?   我没有笑,只想哭,我想起了路老师。上周周末,路老师告诉我,他将离开学校,到深圳某大学任教,是他的一位老师联系的,一去就有住房,工资至少比现在翻两番,而且是夫妻俩一起去。并说了“暂时保密,尚末决定”云云。

  听了这话,我心里很有些不是滋味。按理说,路老师夫妻二人同为留校任教的研究生,是学校的教学骨干,可他们至今仍与另外一对教师一起,住着一套两居室的房了,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的。为此,他们俩吓得连孩子都不敢要。   这一回终于有了好日子过了,应该说是件大好事。本来,路老师也许想把快乐与我分享,可我高兴不起来。    在当时,“孔雀东南飞”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且单位已不十分地卡。但是,在那远离亲人,远离故乡的地方,两个“书呆子”能否适应?再说,那边除了自已的老师,他们要面对“东出潼关无故人”的寂寞,饱尝“明月千里寄相思”的离苦,两颗年轻的心能否忍受?   我劝他再熬上几年,等评上个副教授了再走也不迟,他不肯。     路老师的手续办下来了,我送去一篇题为《大树不一定都生在沃土》的“万言书”,希望他留下,但他还是走了。   临别前,他对我说,我先去看看,不行了就回来,如果还能维计,到时候我把你也弄过去。我假装应了,但心理却骂道,鬼才去,我一定要留在西部、建设西部、振兴西部。   路老师走了!大约是在当年5月末,来了一封信,里头还有他们夫妻二人在家中的合影。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路老师和爱人都变白了,也变胖了,变得比起以前更年轻了,或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缘故吧,他们都笑着,看上去很开心,信中说,学校分配的房子有120平方米,楼层和结构都非常合理,光装修就花了五、六万。   路老师果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他在信中还说,树挪死,人挪活,关于我的一些情况,他已经跟一位主管人事的副校长提到了,还比较满意,而且,那位副校长还明确的告诉他,学校正在进行人事制度改革,今后在老师的选拔、使用和职称评定等方面,主要是看能力,文凭只是一个参考。   在信的末尾,路老师还说,当地的气候和环境也非常好,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别的就不说了,一个礼拜都可以不擦皮鞋,穿半个月的衬衣还没有在我们这里穿三天的脏。我知道,路老师这全是为我好,他这是在“游说”我,这座空气污染异常严重的城市,对那样的环境当然是心驰神往的。   记得有人曾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有一座非常落后的城市,这里的居民一个礼拜都不擦一次皮鞋,一个月都不洗一次衬衣。我想,能够写出和编发这样的报道的人,不是对我们这座城市的无知,就是对我们市民的污蔑。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一天擦两、三次皮鞋,两、三天洗一次衬衣!   我可怜的路老师,他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了。看得出,照片上的笑是真诚的,更是真实的,我可怜的路老师,他终于阔了!   以前听路老师讲,他本姓王,祖籍山西大槐树下,与我五百年前是一家。三岁那年,爹撒手归西,母亲把他带到了路家。路家的养父丧妻不久,也没有孩子,起初对他们母子俩格外关心。过了两年,小弟弟出生了,路家有了后人,所以养父对他也就渐渐冷淡起来,等稍大一点,就让他下地去干活。好在当时家里条件还不算太坏,到8岁那年,他上了学。    那时候,尽管他要帮助大人们做好多好多的家务,但从小学到初中,他都稳稳地在班里当第一名。初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县一中,成为当地方圆几十里第一个考上县城中学的学生。可惜好景不长,养父得了胃癌,即便是倾家荡产,也没有留住他的生命。   面对家庭的又一次变故,路老师只有重新回到农村,参加集体劳动。每到工余,他常常拿起书本,做贼一样的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就这样又过了十年。十年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无事抄书。     恢复高考后,他破灭的理想之火再次燃起,在经历了落榜打击之后的第二年,他终于如愿以偿的考上了我校中文系,本科读完,又读了研究生。   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一起留校的还有他的恋人,也即后来的妻子。妻子比她小七岁,是一位著名的老教授的小女儿,她简直是一帆风顺的。    说真的,刚刚接到路老师来信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是矛盾。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虽然不是什么人才,但由于刚好赶上当时“厌教风”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正在全国大范围内发作,所以像路老师“落草”的那样的名牌大学,居然也有些“饥不择食”,对我这样的一个普通师范类大学的本科生,也没有计较什么。    还有,我对他们这种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做法很是感动,特别是在教师待遇方面,比起我们学校来,简直有天堂之于地狱的差别。如果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与工作,那绝对是毫不含糊、心满意足的事情。   还有,那通常只能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阳光、海浪、沙滩、贝壳和椰子树,还有那清丽可人、温柔如水的南国女子,如果到了他们学校,马上也就会变得司空见惯了!   我的思想开始斗争。按道理说,只要是当了老师,就已经满足了我的“教师梦”。至于到什么地方去做,就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无论在任何地方,教师的职业是相同的。但是,当相同的职业与不同的待遇产生矛盾时,同等条件下,人们总是首先选择待遇高的地方,这显然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条路,在每一个岔路口,你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当我由学校踏上社会这条大道,面对成千上万种选择时,同样必须做出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   本来,我是打算留下来的,可路老师如此一番苦口婆心,倒让我的确有些心动起来,我甚至想到了自己一参加工作就有大套房子住,真是越想越开心、越想越来劲。我准备马上就给路老师写信,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他。然而,就在这时,一条新闻彻底改变了我的“南迁”之梦。   凡是有一点自然常识的人,都知道“风”是空气运动的结果。当时“厌教风”盛行,与另外一种“风”的流行很有干系,那就是一天热似一天的“出国风”。现在,“出国风”虽然还在继续热,但回潮的趋势也在不断的加大,我们还美其名曰“海归派”。可在当时,大部分出国者出去了就没有打算再回来,完全是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和孤掷一注式的出国。   我从广播中听到的那条新闻,恰好就是说我们每年都有多少留学生出国,而回来者寥寥的。真的,我听了这则新闻,感到非常气愤,因为那时侯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公费出国的留学生。   我想,一个学生,从他读小学的那一天起,国家就给他投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越是高学历者,得到国家的优惠也就越多。所以,这样的人流失的越多,国家的损失也就越多。   是的,他们读研了,他们读博了,他们有能力出国,去过自己想象中的幸福生活去了,这里固然有他们自身努力的因素,但是,如果不是当初花国家的钱,他们还有今天吗?如果说,研究生、博士都出国了,大专生、本科生都南飞了,初中生,高中生都进大城市了,那么,像我们这样的落后地区还怎么实现现代化呀?   我越想越觉得不大对劲,别人做什么,我当然无权干涉,但我对于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的“指挥权”的,于是,我十分坦白地,连夜给路老师回了信。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路老师:   您好!   非常高兴在这个春光明媚,山花烂漫的季节收到您的来信,说真的,您的来信在我为您的成功而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首先,十分感激您对我的教诲和一如既往的亲切关怀。
我们相处虽然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我觉得我们相识至少有一个多世纪,毫不夸张地说,能有您这样的一位好老师,简直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   七十年代初,我降生在父母“下放”的一个小山村里,象所有的母亲那样,我的母亲对我这个“老生胎”格外地疼爱,并给我起了个乳名叫大山。我觉得,大山就是我,我就是大山,我不仅要有山一样的胸怀和品格,更要有山一样的意志和决心。   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那个小山村里度的。虽然,那里曾经愚昧、曾经贫穷、曾经落后、曾经野蛮,也曾经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累累伤痕,但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让我变得勤奋,让我懂得自尊,是那里的山山水水哺育了我。    而那个本来属于我的城市,却让我感到异样的陌生。   对了,我最近读了大量有关教育方面的书籍,让我很受启发。这些书籍让我明白了教育对于我们人类的重要意义。   我知道,教育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起源于劳动,体现着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    因此,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早期的教育机构——学校,而且,我国早在夏、商时期,学校就有大学与小学的区别。虽然那个时候的学校还仅仅是为奴隶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地方,教育对象也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子弟,而且,教学内容基本上只有“教孝”、“习射”、“习礼”和“习乐”等比较狭隘的范围,但是,由此可见教育对于一个社会是多么的重要。当然,这些东西您一定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还有,我最近开始接触到了一些国外教育方面的信息。比如我曾经在有关报纸上读到了一些世界名牌大学办学内容,让我眼界为之大开。比如您过去对我们提到过的,有700多年历史的英国剑桥大学。您曾经告诉过我们,说剑桥大学是培根、牛顿、达尔文、马尔萨斯、凯恩斯、罗素和李约瑟、霍金等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仅近百年来,剑桥大学就涌现出了68位诺贝尔奖的得主。   最近,我有读到了有关“剑桥奇迹”的九条成功经验。这九条经验综合起来,大概可以归纳为三条:   第一,政府对大学建立了严格的评估体系,而且,评估的时间是每隔5年,最关键的是,他们对大部分教学与科研的评估标准,不是我们国家现在普遍使用的升学率,而是与经济结合的成败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程度!有不少的大学还明文规定,研究生论文的20%必须与经济直接相关。   第二,政府为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仅在支持大学与中、小企业结合方面,英国政府的投入就高达数千万英镑!   第三,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或者专门的公司,促进大学与经济建设相结合。这些专门办公室或者专门的公司,要么通过开发和发现大学科研成果,同时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牵线搭桥;要么通过保护学校及教员的知识产权,来营造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发展环境,来吸引和留住人才;要么就干脆寻找资金,办技术开发类公司,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可是,路老师,我们的大学教育中,能够直接和经济挂钩的又有多少呢?别的课我不敢随便品头论足,但就我们的语文课而言,我认为一味地让学生死钻书本,不是让学生与我们的生活实践相结合,而是纠缠在那些语法、逻辑、修辞以及“茴香豆有多少种写法”之类的问题上,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浪费。   有些人或者说中国与英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的钱投入教育。我觉得着是一种十分荒唐的想法。我承认我们教育经费不足,但难道这就是教育上不去的理由?    远的不说,什么闻鸡起舞、囊荧映雪,就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有多少博士、硕士就是从最偏僻、最贫瘠、最落后的地方走出来的?所以,我们固然缺钱,但我们最缺少的,是办学办学理念、办学方针和办学的方式方法。    现在,许多大学已经发现了人才对于学校的重要作用,他们千方百计的用高薪、住房和其它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人才,把钱放在了第一位,而剑桥大学留人的关键却不是工资!   还有,世界著名的剑桥科技园区,从1970年创建到1980年的整整10年时间,他们就根本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路老师,对您说这些话,完全没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意思,说这么多,只是想告诉您,我的一切是属于西部和大山的,我一定要留在西部、建设西部、振兴西部!    我热爱我的家乡,是因为我更热爱我的祖国,如果没有西部的繁荣与进步,也就没有全国的繁荣与进步,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是不完整的和有缺憾的。    俗话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犬不嫌家贫”。如果连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才都不知道回报故土,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生活在东南沿海的人才,让全世界的人才来支援我们“西部”呢?    近些年来,整个西部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西移(注:那时候国家还没有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西部,必将迎来崭新的笑容,再一次焕发蓬勃的青春。    当然,我自己也综合考虑了一下,鉴于自己目前的学识和水平,还是少得可怜,留在西部,也许更能发挥自己专长,记得您曾经对我说过:“二战后的日本和西德为什么会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发展奇迹,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十分重视本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所以,我选择在西部从事教育事业,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也正因为如此,对您在信中提到的有关问题和您寄予我本人的厚望,除了表示忠心地感谢之外,我就只有对您说SORY、SORY再SORY了。    我知道,自己的选择,可能会让恩师您失望,但您的失望,也许正意味着西部的希望,所以务必请您原谅。    此致   敬礼
  顺祝师娘大姐好!
愚生:大山敬上
   信终于写完了,我到邮局邮寄的时候,工作人员让我贴上了比平时三倍还多的邮票。   我希望路老师能够明白。我矢志西部,甘愿在石缝中长出一颗大树来。   怕他误解,特意复印了一份派遣证书,上面有金科大学人事部门的公章。路老师还是误解我了,他没有给我回信。    或许,他把我当成了一个懦夫,一个不敢闯世界的胆小鬼! 我仿佛听见他在笑,笑声中充满不屑!   凭他怎么想,我绝不离开西部。我和路老师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三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位路老师的同事,跟他打听起路老师的情况,他起初不肯说,过了许久,才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他已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   那一刻,我觉得天都塌了下来……?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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