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贺雄飞的意义

贺雄飞的意义 ■ 杨献平 　　几年前，“草原部落”丛书上市的时候，一时间洛阳纸贵，有点文化没点文化的大都知道，购买者遍及社会的各个层次。就我所在单位为例，就连那些毕业多年，平时不怎么读书，已经陷进了名利权套子里面的所谓大学生，余杰的《火与冰》，摩罗的《耻辱者手记》基本上人手一册，看不看先搁着，装个门面，借此显示一下自己的学养，也是蛮不错的。 　　“草原部落”的火爆，当然是炒作在起作用，专事文学的报纸自不必说，就连各省市的日报、晚报晨报的副刊，也都或长或短地做过报道。这在中国散文界，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余杰、摩罗、孔庆东、朱建国等新锐一下子就大江南北了。 　　初读余杰等人的随笔，感觉火药味很浓，很解气，这种感觉久违了，胸中淤积多年的怒气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这大概是杨朔、秦牧、赵丽宏、王蒙们散文读多了的缘故。这种后来购得“新青年”丛书，余杰《送你们回雍正朝》又一次替我出了胸中怒气。我个人意见，将题目改作“在我们的雍正朝”更似乎更贴切。 　　余杰们的抛头露面，从地下转为公开，其“发迹”是与文化出版商贺雄飞分不开的，对余杰们的发现和推介，贺先生功不可没，这对中国的文化界，简直有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意味。王蒙、刘心武、蒋子龙、赵丽宏、赵鑫珊、周涛、贾平凹、余秋雨霸占得太久了，散文写作老龄化严重，动不动就是村庄、古陶烂埙破罐子、哲学，就是人文精神、文人精神和八杆子打不着的建筑、地理和历史痕迹、文明的碎片。更可恼的是，这些人数落或者批将起来，一个个头头是道，仔细读完，原来玩的都是“空手道”，关公战秦琼。 　　在此之前，牧惠、邵燕祥、蓝英年、严秀等杂文大家；朱学勤、徐友渔等人的通俗化随笔写作虽也够火爆，但毕竟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一些跟随着也还处于自觉不自觉的境地。“草原部落”的出现，除了向文坛成功引介了余杰们之外，对学者随笔和杂文的带动作用也不可小看。就我个人而言，“草原部落”的出现使我自觉地改变了阅读方向，王蒙、刘心武等人书买的少了，周涛的书勉强买了一本，要不是有人阻拦，我早让它躺在垃圾堆里了。 　　贺雄飞先生作为文化出版个体户，其眼光、才识在当下的中国的出版界，无论如何也是一流的。早些年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搞了“布老虎”，大大小小也红火了一场，但选题面窄，作品缺乏思想力度，过分注重经济利益，导致“布老虎”一年不如一年，如今恐怕也只剩下苟延残喘了。贺雄飞也注重经济利益，做商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不赚钱的事除了傻子，有点头脑的人谁也不会干。贺雄飞自己也坦言，在推介余杰的时候，炒作中也有一定程度的拔高。这样做虽然有点欺骗的意味在里面，但对照一下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惯于一窝蜂的趋同心理，跟风现象，贺先生的“拔高”也可以理解。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贺雄飞和他的“草原部落”丛书，无论利益还是社会效益都取得了成功，可谓双赢。 　　正规出版社的编辑们坐在办公室等顾客上门，或者给名人打电话，跟着屁股后面央求赐稿子，忙的不亦乐乎，到最后出来的图书除了名家还是名家，除了美女还是美女。贺雄飞的主动出击，到处兜揽，发现了余杰，并成功运作了“草原部落”，这对贺雄飞乃至中国文化界来说，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没有贺雄飞，余杰等人的抽屉文学也可能永远是抽屉文学了，中国文化界、散文界也不会这般热闹，写作的锋芒或许要迟一些才可以显露。尽管余杰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贺雄飞有点拔高了，和他本人没关系，这番话多少令人生疑，推说不知道，没关系绝对是虚假之词，北京的报章如此多，随便一睁眼就可看到，何况向来关心文化动态的余大学士呢？ 　　公家等、靠、要，个人没办法，只有亲自下手，东奔西跑。贺雄飞的才识令人佩服。凭心而论，若是我余杰的抽屉文学落在我手里，即使有能力运作出版，但不一定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好酒还要勤吆喝。贺雄飞的吆喝很精彩，占了那么多的版面也不亏，余杰、摩罗们的书的确是好书，版面让好书的宣传广告占了，总比让广告和文字垃圾侵吞了舒服得多。 　　贺雄飞最大意义是让散文写作渐趋回归本位，使地下写作正儿八经地站在大地上面，素面朝天、体悯众生，关注生存、探索精神、实践理想，使学者随笔真正走进了大众，深入了人心。有着思想光芒、呈现真实的人性的散文随笔写作长时间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贺雄飞的努力和“草原部落”的带动，从而跃出地面，成为了当代中国散文随笔写作的主流。以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最不缺的是倚老卖老、互相扯淡和鸡零狗碎，最不缺的是不痛不痒、拿着鸡毛当令箭、愚民弄民、自鸣得意和寡廉鲜耻、不明所以的迎合和鼓吹，即使有点锐气的，也都还心存余悸，一点事实、思想在词语里躲躲闪闪，不敢浮出水面，生怕一不小心做了出头鸟，被子弹莫名其妙地打烂脑袋。 　　将贺雄飞冠以文化出版家，其一是其发现了余杰等人的独特写作，出版了一系列的文学精品；其二是其对准确到位的散文评论。其《中国散文的两条出路》一文，可说是近年来所有中国散文批评文章中的翘楚者。他说：“中国散文的第一条出路，就是对文风和文字进行彻底革命。……第二条出路，是急需唤醒散文家的人文精神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不管他人如何以为，我觉得贺先生所指的这两条路，基本上符合当下散文的革新方向。 　　近几年，贺雄飞先生先后又组织出版了“名报名刊系列”、“九十年代中国散文擂台赛”、“蓝色书房”、“乡村新疆”等一系列散文随笔精品。其中《天涯》系列、《守望灵魂》、《成年礼》、《一个人的村庄》、《风雨敲书窗》、《今日思潮》、《精神收藏》、《谁的人类》、《膝盖下的思想》都极其难得，虽然众声喧哗，但这些书籍和散文家对整个中国当代散文写作来说，无疑是一种烛照和推动。当许多年之后，人们反身回来检点20世纪末的中国散文写作，在肯定、不满和叹息的时候，想必也会想起隐身幕后的文化出版商贺雄飞，和对中国散文提出了尖刻批评的牧歌，以及 “乡村新疆”系列丛书的主编赛尼娅，还有时不时在报刊上说话的苍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