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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八十年代工厂的幸福生活

2020-12-03叙事散文薛林荣
八十年代工厂的幸福生活(约2300字)薛林荣昨天去一个旧书摊,意外地得到了一纸袋拍于1985年5月份的黑白照片, 约30张,场景都是天水塑料厂的职工体育比赛,有拔河的,有打篮球的,有骑自行车的(把骑自行车作为一个项目,比赛谁骑得最慢,谁最后
  八十年代工厂的幸福生活   (约2300字)   薛林荣   昨天去一个旧书摊,意外地得到了一纸袋拍于1985年5月份的黑白照片, 约30张,场景都是天水塑料厂的职工体育比赛,有拔河的,有打篮球的,有骑自行车的(把骑自行车作为一个项目,比赛谁骑得最慢,谁最后一个到达终点,只有八十年代才这么有娱乐想象力)。看着这些照片,不由被他们绿意盎然的生命状态所感染。   八十年代的工厂,幸福得不可开交。我上初中时,甘肃秦安有三个大厂,都是属于电子工业部的三线企业,分别叫永红厂(我感兴趣的是他们造手榴弹,为多项国防重点军事工程提供过大量高品质的集成电路产品)、天光厂(他们造电器)、庆华厂(他们造电子测量仪器)。三个厂都有一个代号,我记得其中一个叫7452工厂,其他两个说不上。为三个厂职工健康服务的有一个专门的医院也在秦安,叫电子工业部407医院。   这三个工厂的幸福生活如下:天天吃白面,顿顿有米饭,上班不流汗,人人住楼房。他们不吃秦安的水,嫌秦安的水咸,每天调集了水箱车翻山越岭从天水拉水。他们经常发一些福利,比如毛巾、香皂甚至避孕套等等(最后一项福利是我听说的,不足为据)。他们的工资很高,一个人挣地方上三个人的工资。他们有公共澡堂,有茶水炉子,每周可以放映两三次电影。他们的青年男女从来不在厂外谈对象,不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攀亲,极快地进行了内部消化。他们的子弟都非常牛,三厂子弟与秦安本土孩子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一个永恒的矛盾。总之,每当秦安人提起电子三厂,就有妒忌、羡慕、向往那么一种神情。   我的几个小学同学,上三年级时跟随父母去庆华厂学习。后来我找他们玩时,曾经有幸享受过他们幸福生活之一斑:在公共澡堂洗澡,那时候私人家庭很少有热水器,当然更没有太阳能,能在公共澡堂洗澡就不错了。洗罢澡,我企图攀上一个钢筋架子从窗子中窥探女生洗澡,被我的小学同学予以及时制止,我很不服气,装什么正经,想当年我们开裆裤时还一起偷看过女生尿尿呢!然后,他们带我看了一场工厂电影院放映的电影。我的电影都是在乡村的打麦场上站着看的,只能晚上放映,白天居然也能看电影,而且坐着看,这让我觉得生活很不真实。电影散场后,我们出了电影院,看到外面白花花的日头,我觉得,这时差至少得倒一个礼拜吧!   当我上高中时,这些工厂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的公共福利仍然远远好于地方。比如说,工厂的食堂,就非常经济实惠。为了减少回家的次数,我爸曾经在老家搜集了几十斤粮票,让我拿到工厂买馒头。那是1993年的事,事实上,那时候城里已经不用粮票了。我把粮票拿到城里,连同十元钱一起交给我同学的父母,他们从食堂给我买来了白花花的大馒头。馒头太好吃了,原计划要吃三天的馒头,我一天差不多就吃完了。为此我十分内疚,每天处于惶恐之中,认为是做了不好的事,还不敢给家里人说。其时我很懂事,知道不能给大人添负担,所以经常主动挨饿。我爸的工资当时是九十元,如果让我放开肚皮吃馒头,一个礼拜就吃光光了。懂事的好处是可以给家里节约点钱,少让大人操心,坏处是饿得长不成大个子。我的历史最高身高是1.80米,后来定格在1.79米。如果当时让我多吃几个白馒头,以我舅舅1.85米的身高,综合我父母平场身高不低于1.76米的因素,我估计长个1.86应该不成问题。同时,兴许由于吃得饱,我会益加聪明,说不准可以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不是天水师专中文系!   思前想后,我把我个头没有最终突破1.80米、学历最终没有攀上北大这一历史事件,归结到两个字上:馒头。扩展一下,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一个馒头引发的遗憾》。   我上天水师专的时候,电子三厂搬到了天水市区。由于搬迁时伤了元气,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如暴风骤雨,三厂很快遇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谓的阵痛了。阵痛的结果,是这三个厂子的精神面貌一下子萎顿下来,到他们厂区去,可见荒草离离,有万马齐喑的感觉,对照以前的热气腾腾,不禁让人唏嘘。我同学全家六人,除了最小的一个在厂里保留了股份制职工的身份外,其他人都下岗了。我同学的父亲非常坚毅,我非常佩服他,他没有等、靠、要,而是带领全家做起了生意。他们的生意从买一个盆一个碗开始,慢慢涉及到服装、玩具,做到最后,代理了蓝猫的业务,生意之红火,像成立了一个家庭小托拉斯。   我上班的时候,电子三厂经过几重改制,慢慢缓过气来,终于跟上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当然,他们八十年代的幸福生活已经不再。这一断语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幸福生活已经不再。“幸福”二字,是一种时间的能指概念。今天的幸福指数当然与八十年代的幸福指数相去甚远。但在这些差距中,有些指数还是具有永恒性。比如说,无欲,自足,道德感,对生活的信心,生命力,等等。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偶尔看到八十年代人们的笑脸,感觉真是看到了那远去已久的幸福。前几天在《SOHO小报》上看到陈丹燕一篇文章《植物般的孩子们》,她说:“面对1973年的孩子们,他(指摄影师W.Barnstone)看到了无欲,无知,自在,自足,就像吃智慧果之前,毫无羞耻感的人。对于1973年的美国和欧洲的同龄人,中国孩子真是遗世独立。”用这段话可以参照理解八十年代工厂中人们的幸福生活。   老烟同志从朝鲜回来后写了两篇博,他感觉到平壤就像70年代的北京,灰暗、陈旧、破败、匮乏,在沉闷单调中隐隐压抑着一股将要爆发的欲望。老烟由此庆幸我们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路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的确如此。但从我们精神发展的轨迹看,这个时代的社会发展是以幸福感的普遍失落为代价的。我看了他拍的照片,那些女教师的神态与我们八十年代的神态多么相似,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工厂的幸福与今天的朝鲜相似?   无论如何,当我突然看到这批黑白照片中20年前工厂职工的笑脸时,还是觉得,这就是那即将失传的幸福。我建议,10年之后,将这种笑脸归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挂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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