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豆焖饭两则

　　
　　一 　　周日，闲来无事，在家做豆焖饭，这是非常繁琐的一件事。我做它，好像也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因为我的宝贝女儿昀阳是不喜欢的，而我，也谈不上喜欢与否。 　　先剥蚕豆。幼时剥蚕豆，遇了清新得好像天地初开一派清明模样的，就忍不住，把它们放进口中，有些脆，还脆得几分生涩，有些甜，又甜得几分稚嫩。那时是父亲下厨，见我一面剥一面吃，就会笑：“少吃些，不然饭里就没豆子了。”但饭做出来了，我却不那么爱，非要自己盛饭：拿着锅铲在锅里小心翼翼地避开火腿和蚕豆，只往碗里盛米饭。我时常如此，做事总注重细枝末节，吃东西总吃不重要的那部分。那时，家里最受宠爱的那个人，往往要被叮嘱：“多吃些火腿，多盛点蚕豆。”这个人，多半是我。每次盛饭，父亲都要一而再再三地说。我唯唯诺诺，不说自己不喜欢。 　　现在剥蚕豆，已没有了那种心思：吃了小得可爱的豆子。昀阳见我剥蚕豆，有些奇怪：“怎么有的剥了只剩豆米，有的还剩一层皮?”“老的豆子就把皮全剥了，嫩一点的可以吃第二层皮。”昀阳奇怪：“你怎么知道？”我指给她看：“这个像眉毛一样的小芽越绿，就越嫩，越黄就越老。小芽下面的这条线叫种脐，越老的就越黑。”昀阳笑：“这么好玩。”偏偏昀阳还问：“豆焖饭里有洋芋吗？”“顾名思义，豆焖饭当然只有豆没有洋芋了。”昀阳不服：“可里面还有火腿。”“反正豆焖饭就是这么做的。”她干脆威胁我：“没有洋芋我就不吃。”我笑，拿出已切好的洋芋给她看：“我做的是改良后的洋芋豆焖饭。”昀阳有些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 　　剥完蚕豆，把火腿细细切了，肥瘦分开。一碗米，半碗糯米，上面依次放入洋芋、蚕豆，再 把肥肉放进锅，炼出油来，同瘦肉一起倒进电饭煲。这是父亲的做法，先把肥肉炼出油来，是为了让饭更香。那些年，我常站在父亲身边打下手，耳濡目染，不用耳提面命就知道应怎么做。 　　偏偏母亲还站在一旁说：“蚕豆要放最下面。”我嘿嘿笑：“你又没做过。” 　　母亲的确没有做过豆焖饭，而且也不是那么喜爱，但她会做凉拌菜，把粉丝、萝卜丝、青笋丝放了辣椒、盐等佐料拌一碗，好吃得不得了。那些年，父亲做豆焖饭，母亲就拌凉菜。这两项是绝配，因凉拌菜刚好可以冲淡豆焖饭的油腻。就是不做豆焖饭，过年时，母亲也必然要拌上一碗凉菜。母亲见帮不上忙，就去拌她的凉菜。吃饭时，昀阳一上桌就相中那碗凉拌，一面吃一面大呼过瘾，并说：“我记得每年过年都要吃这碗菜。”对豆焖饭，她反而没有那么多的热情。于是轮到我威胁她：“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才煮出这锅饭，你要是不给面子，我总有办法收拾你。” 　　昀阳磨蹭着去盛饭，一面盛，一面尽心尽力地想法滤去蚕豆和火腿，只盛米饭和洋芋。我笑，好像看到了童年时的自己。 　　岁月就是如此轮回的吧。那些年，家里再困难，父母也要想法让我们每年能吃一次豆焖饭，虽然我们并不是那么喜欢。现在，火腿早就不稀罕了，但我也要费时费力地做豆焖饭，明知昀阳并不喜欢。 　　喷香的豆焖饭纵然不能让孩子们垂涎，但它作为云南最高等级的饭，地位仍然没有变。而我要到了为人母的年纪，吃豆焖饭时才不再挑挑拣拣，因为终于明白了它的好，不是因为它的好味道，而是，它是最能对吃饭人表明自己心意的饭。 　　二
　　我第一次做豆焖饭，是因为自己厨艺不精，担心怠慢了客人，而特意做了豆焖饭。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包崇肖从宣威老家带回一只火腿。他说一个人，不方便吃，把火腿送到李翔昌老师家，李老师又拿了一半来让我做给他们吃。我想完了完了，这下出糗了，却又没辙，只能尽自己所能，把会做的菜都做了出来。因把火腿煮熟后切成片端上桌太普通了，于是拿出二分之一来做豆焖饭。 　　那时，我们家在一楼，厨房兼餐厅的窗子就对着路。李老师来时，会先凑到窗户上看看我们在不在家，然后才来敲门。一天他来，提到包崇肖，说他文笔老辣锋利，知识广博，有人看到他的文章，非要见一面，一见之下大吃一惊——竟是个小伙子。接着，他就拿来了包崇肖的火腿。 　　那晚，以火腿的名义，在我们家小小的餐厅里坐满一桌人，大家一面吃一面海聊。我和木华都是第一次见到包崇肖，但不觉生疏。人人酒足菜饱准备歇筷时，我把豆焖饭端出来，大家都笑了，又盛一碗饭。那晚最开心的人是我，因为豆焖饭，我成了一个称职、好客的主妇。 　　豆焖饭后，我们时常聚会，魏得胜也加入，以我家为据点，以昆都为活动圈。那时我刚刚拾起停了许多年的笔，写一些小小的散文，偶尔会拿出来请他们指点。李老师和魏得胜总是鼓励，包崇肖则不加评论，只让我找些文章给他，他帮我去投稿。甚至，他要请编辑吃饭，也特别请人来接了我去，介绍给我认识。 　　其实包崇肖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甚至有几分木讷，一桌人，他通常是最沉默的那一个。要问他最近在做什么，才说在写文章。他大脑里装的东西，好像除了看书就是写作。他又非常忙碌，每次聚会，总是他先退场，赶去报社加班。后来，他离开了报社，不用再熬夜加班，但依然忙碌，他开始写小说，五十万字，第一稿几个月就快完成了。正在这时，他患了肾衰竭，虽然换了肾，也还是在2006年的冬天匆匆离去。 　　我一直以为，等他病好后，我们还可以像过去一样，一桌人，大聊特聊，无论是写作还是书籍。然而人生的相聚，竟是如此匆匆。 　　我们早就搬离了一楼的住房，偶尔想起那里，都会想起那一晚，包崇肖坐在我们家的桌前，皱着眉头，说他正在写的文章。他们都说包崇肖的书评最好，而我看得多的，却是他的游记。那时我们很快乐，每天报纸来了，都要先看看有没有朋友的文章。有时我先看到，有时木华先看到，先看到的人就打电话告诉另一方。包崇肖走后，这份乐趣也就被他带走了，就是看到哪位朋友的文章，也没了拨电话告诉对方的兴头。 　　有一年去罗平，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书，随手一翻，就看到包崇肖几个字，立即买下。整本书，只看了他的那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温情脉脉地写道：“人世间若没有像多依河这样的秀艳柔美的所在，我们的心灵将失去一半的支柱，我们疲惫的心能够浸在哪里洗一洗呢? 我在河岸边的石块上坐下来。 相望两无语。我觉得自己的灵魂渐渐融进了这片圣洁的山水。”我想，他的肉身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灵魂却留连在山水间。 　　八个年头已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吃豆焖饭的那个黄昏，包崇肖推门进来，笑嘻嘻地喊我：“杨姐。”这个世上，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叫我。也记得那时，他每有电话来，总要特别说：“有文章就给我，我带去给编辑。”就是木华接的电话，他也要让木华转告我这句话。 　　后来，还是请朋友们来家里吃过饭，但我再也没有为此专门做一锅豆焖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