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访问乔治爱略特的故乡考文垂
2022-01-20叙事散文太阳神
到英国访学，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访问自己所研究的作家的故乡。从故乡的环境形态加深对作家的深刻理解。这是外国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可以说，自从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以来，中国研究外国小说大体分为这四种情况。笔者就把他们按四大门派来看待吧。……
到英国访学，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访问自己所研究的作家的故乡。从故乡的环境形态加深对作家的深刻理解。这是外国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
可以说，自从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以来，中国研究外国小说大体分为这四种情况。笔者就把他们按四大门派来看待吧。
一是针对中国现有的问题，按照中国的具体问题，在西方文学中寻找“共鸣”的东西，以一个新的样版，来批评中国的现实。梁启超可说是开了这一个门派之风。这种“研究”，大有借人家的酒，浇自己的块垒的味道。实质上是一种研究的隐喻，或隐喻式的研究。
二是躲避中国的政治现实。前年在浙江开了一个翻译家经典传播研讨会，著名翻译家在会上讲体会，有一句话我感触颇深。他说：“那时候年青，写小说很危险，弄不好会闹文字狱。所以，翻译外国的小说，就比较安全。”这道出了一些翻译家为什么不从事小说创作，而从事翻译的真实内心。这一门派，其实与第一门派有些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研究，其实是躲避政治的隐喻式研究。
三是按照自己本土的话语体系来解释外国经典作品。这也可以说是话语体系式隐喻。就是把人家的那一套全部本土化了。当然在这其中，有一批翻译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是仅仅把汉译外国作品当成研究对象。这一门派叫做“外国文学”，其实研究翻译作品的领域，说成是“外国文学”，是极其错误的。因为研究对象依然是汉语。译作是在翻译者手中再创造了，再把这种再创造的东西当成外国作品，那就根本相差万里。所以，我一再主张，对汉译本为对象的研究，决不能称作“外国文学”，而只有称中“中国文学”中的“翻译文学”。
笔者并不是说，上述四大门派研究的不好，也不是说，这种研究方法不对。笔者只是说，这样的隐喻式的研究，毕竟需要比较新的视野，或者需要更新视角。用中国本土视角来看外国作家作品，当然也应该从外国的本土视角来看作品。这一点，限于客观条件，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学生们大都不具备，所以就显得格外重要。所以，访学不仅仅是利用他们充足的图书馆资源，也是要深切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
想象中的帝国
乔治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这部书中讲了多多一意孤行，与伯父、与妹妹、与社区，与市长夫人……与所有人对着干，偏偏要嫁给比自己大三十多数的卡苏朋。
婚后，蜜月旅行是去罗马。卡苏朋要求多多带着妹妹一起去。这其实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做学问的人吧，说话总是不那么讨人喜欢。本来，妹妹西利亚没去过罗马，蜜月旅行带着妹妹，这是一份厚礼，卡苏朋爱屋及乌，这样的安排的确是令人感到非常美好的。可是，多多反对。而卡苏朋又不善言辞，这样解释：“我要去查古典资料，你一个人会孤独的，带着妹妹，有人陪你，显得你不受冷落。”其实这样一番心意，也是很好的安排，体谅，周全。但是，多多受不了。原来带妹妹去只是把自己当成个礼物扔给妹妹，所以，多多就特别的不爽。
卡苏朋要写一部古代神话大全，“重建一个辉煌的古罗马”。这个美好的愿望，曾经是多么吸引多多的梦想。可是，到了罗马之后，古代的残恒断壁，在这个只讲实用的多多脑袋里，竟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乔治爱略特写道：
在闺阁名媛的眼中，古罗马的遗迹，是引发她们浪漫情怀，增强情人感情，激发想象的最佳背景。
可是，在多多的眼中，那断垣残壁的一派破败景象，怎么也不能让这位讲究“现实”“功用”的女人产生美好的印象和完美的想象，相反，她竟然在这里看到了卡苏朋的研究也隐约像这古罗马遗迹一样残破。因此，原来美好的情景，竟然得出了十分意外的后果。而这便是夫妻婚后感情裂缝的起源。
当然，多多是一个对爱情对婚姻很忠诚的女人。虽然与丈夫有了这一层隔阂，但是，她坚持抵制了年轻英俊的威尔的天天纠缠，始终如一地忠诚于卡苏朋。这也实属难得。
多多游古迹所产生的后果，我们可以从当今的一些游记中看出。现在大家都喜欢游，游了之后也都要写一番游记。大多数就写了一些自己的行程，然后就结束了。看了游记，你简直就产生根本不想再去的味道。这大概是多多那类的游。古迹是必游之地，但是，你到了古迹原址，大多数人却一定会大失所望，像多多一样。所以，要写，也写不出个什么感触来，于是只好书写一下行程。
同样的一个地方，在不同的人眼里，它的价值是根本不同的。
我到了乔治爱略特大街，匆匆穿行在那看上去比较新的红墙碧瓦的两列二层别墅，努力凭着她作品中的印象，去搜寻当年乔治爱略特生活的影子。在这一群别墅中，她是怎样深居简出，伏案写作。
在一幢墙上写着“乔治爱略特”的房子。我走到门口问站在门口的美女：这是不是乔治爱略特曾经住过的房子？她立即否认。说，她认为旁边的那幢房子应该是。我对她的否认也表示怀疑。二楼的窗子开着，里面的书立在那儿，都很显眼。我立即从那景像上，甚至可以看到，乔治爱略特更在桌边写作。
但是，我还是依着那美女的指点，走到旁边那幢房子问。一个中年男子说：这不是乔治爱略特住的房子，这是学院。
在两幢房子中间，有一个空院子，院里一群黑人小乐队，正在起劲的演奏着不知名的曲子，听起来曲子并不怎么悠扬，但节奏比较强。小姑娘的鼓敲得比较好。
我想，深通音乐理论的乔治爱略特在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写了音乐家的宏论，那种宏论就带当代一些音乐家怕也发表不出来吧。可见，乔治爱略特的造诣何等精湛。想到这一层，就觉得这乐队的情景似是复活了乔治爱略特的十九世纪的写作背景。
乔治爱略特努力书写每一个不同个性的人，而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顶尖的自我王国的主人。
给我带路的文洁对她的两个男同学说：“在这样的音乐中生活，真是太幸福了。”而她的同学却说：“那要看音乐怎么样，有时候还是挺吵人的。”
一个干净的王国
这样一个对话，恰当地诠释了，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胜地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如果我们都把自己的感情加进去的话，那其实并不需要去游。因为我们除了羡慕这两层楼房清一色的红墙白梁外，我们真的就只能再找到“干净”的印象了。
的确。在国内，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在杭州、上海，我是不习惯擦皮鞋的人。你早晨刚擦锃亮，出去一天，回来那鞋就灰尘满面。索性不擦它，反正也没有人对我行注目礼。我是这样想的，即使对我行注目礼，也不会先看我的脚。所以，就不去擦。
来英国之后，我习惯并没改。可是，我天天从家里到图书馆走过来回。这双新皮鞋自从上脚之后，一直就没擦过。今天在换车的时候，坐在那儿没事，翘起二郎腿，我居然惊奇地发现，我的皮鞋依然是光亮的。一尘不染。于是我感叹英国的乡村这空气里缺少我们西安、杭州、上海那样的灰尘。
从剑桥到考文垂，早晨要坐从剑桥到牛津的英快（national express）X5次，在米尔顿金斯的快车公交站下来，要等一个小时，然后换坐经考文垂到伯明翰的777次。回来，同样要在这里等一个小时。
这个路边小站，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也没有中国那汽车站盖得那么高那么大，它只是搭个棚子而已，又低又小。可它决没有中国的汽车站那么脏得下不去脚，臭得吓得人要跑。这里的厕所里不但没有臭味，而且手纸是随时更换的。你要是在杭州、上海、西安这样的大城市进车站厕所，没有带手纸，那你可就只有蹲到死去吧。就算是超市里的高档厕所也是如此。而英国这样一个小乡村的路边小站，竟然干净得比上海市大商场里的厕所还要清爽，真是令人大跌眼镜。于是，我就这样歪想，英国并不是做事做得好，是因为它的地理条件好。周围都是海，海风很大，会把小岛的灰尘吹跑的吧？商场也好，农贸市场也好，一开门，不管男厕所里有没有人，第一件事，那年轻漂亮的女市场管理员就是进去一个马桶一个马桶地挨个儿地放好手纸。一尘不染，这是英国乡村（且别说城市了）令国人感到新鲜意外的印象。
一个干净的王国，正如乔治爱略特这样，一个思想也特别干净的小女人。
正当英国对中国先后进行了两次鸦片战争，英国十七十八世纪小说里那些神奇而美丽的中国人的形象，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中忽然变得面目可憎，甚至青面獠牙，而更多的是劣种、劣根的揭露。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是如此，例如在康拉德的笔下，中国人是生性胆小又善于窝里斗的具有奴性十足的劣根性的人。妖魔化中国人，不仅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基调，而且也是二十世纪整个西方对中国人的观感。中国的“文革”，在西方人眼里，是妖魔化，那也就罢了，因为中国人自己已经把它妖魔化了。
可是，2010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管理教授在写全球文化与商务谈判策略的时候，眼里的中国商人竟然是“骗子”。
由此可见，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大大地被妖魔化了。妖魔化中国人是西方主流话语体系。这有相当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中国人把对传统文化的无知式的批判带到西方。钱教授听说现在在浙大讲学，我在剑桥图书馆看到了一篇他今年发表的论文，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说明了中国留学生是如何攻击儒家思想，而美国诗人庞德却对这种攻击进行了客观的纠正。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英美真正有识之士并不是按照中国留学生的妖魔化中国文化的语调去看待中国。
在妖魔化中国人的大语境下面，乔治爱略特的论文写道：当一个中国人走在伦敦的大街上，不着我大英民族的服饰，不操我们的语言， 我们决不能把他当成异类，我们应该做到的是，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胞一样对待。
这样普世平等待人的博大胸怀，使得乔治爱略特的作品的格调要远远高出她的前辈、后辈和同时代的一流作家。斯宾塞当大英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下令禁止向青少年出借小说，但是只有乔治爱略特的小说是可以由小青年们借阅的独一无二的小说。
思想的干净，或许是因为气候的缘故吧。晚上九点回到剑桥，见到一条街被封锁了，警察们围在一个地方，我想，可能是发生车祸了。那么多的警察。走近一看，原来一个警察提着桶水，在往地面上去清倒冲洗！警察也做清洁工！
在这样一个干净的环境里，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英国和美国是十九二十纪世界头号侵略者！于是，我就想，侵略者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当权者。权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一个绝世无双的真爱实践者
乔治爱略特是现代主义的鼻祖，是把小说由外向内转的历史转折点，她开辟了世界文学新的天地，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在她这儿成为小说的新的主题。而关注人的情感历史则是研究人的内心世界的核心。
乔治爱略特的第一部《教区生活情景》是由三个中篇结集的，主要反映了女性宗教信仰的危机，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和空洞。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贝德》则进一步把宗教求赎的问题转化为由人的真情来救赎。而这一主题一直贯彻到她的后面几部小说。《弗洛斯河磨坊》麦琪的情感救赎，《织工马南》的宗教信仰的破灭，真情的回归，《罗莫拉》爱心救世的美好叙事，《激进党人》的女友拯救英雄，《米德尔马契》的心灵救赎，等等，都是女性伟大的感情来安慰那些受伤的心灵，《丹尼尔德隆达》则写了男性对女性受伤心灵的救赎。
由人的实实在在的爱来填补宗教虚幻的救赎，是乔治爱略特在宗教偏执虚伪而导致根本的危机的情况下的英勇的探索和大胆的实验。
而她自己的爱情也足以诠释这一切。当刘易斯的老婆跟别人跑了，又不愿办离婚手续，乔治爱略特毅然以同居关系与刘易斯相守一辈子，直到刘易斯去世，她因悲痛欲绝，年轻轻的，两年后也去世了。虽然她的经纪人克罗斯暗恋了她二十年，她在刘易斯在世的时候，一直忠诚于刘易斯，从来没有接受比她小二十岁的克罗斯的爱情。直到刘易斯去世，她悲痛无法走出来，生活都难以自理，这才希望通过新的生活走出原来的悲痛，她与克罗斯举行了婚礼。可是，八个月后，她的悲伤依然没有治好，随着刘易斯走了。
为了不信教，乔治爱略特不惜与相依为命的父亲翻脸。父亲因为她不信教而不认她这个女儿，而她也决不妥协。
为了与刘易斯同居，她的哥哥与她断绝了兄妹关系，直到去世，也没有再恢复。
这样一个为了独立而受到亲情相继摧残的弱女子，却具有任何男子都无法比拟的伟大爱心，对爱情忠贞不已，有研究资料表明，她的稿费主要部分用于养活刘易斯前妻扔下的三个孩子，而乔治爱略特自己一生却没有亲生孩子。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
伟大的爱情，伟大的爱心，是小人物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难。难的是坚持做下去。
其实在妖魔化中国人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人平等对待也不难，难的是把它当成一个骨子里头的信念。
在九一八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去访问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和她的伟大的思想。她不仅是我们如何处理爱情问题的楷模，也是我们如何处理亲情、友情的楷模，更是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的楷模。
这一切在十九世纪的话语体系下，显得那么不同凡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评论家、小说家、诗人、翻译家，乔治爱略特是不可复制的。
[ 本帖最后由 太阳神 于 2010-9-21 16:10 编辑 ] 太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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