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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疼痛与安慰

2020-09-24叙事散文杨献平111
十二岁以前,我们家还在村子里,三间红石头砌成的房子,坐南朝北,对面是邻居家同样的房子,很少有人住。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发怒似地向着天空。紧靠梧桐树的,是一座石头楼房,距离我们家的房子,不过二尺宽。楼上住着两户人家,一个是爷爷的大侄子一家,我


   十二岁以前,我们家还在村子里,三间红石头砌成的房子,坐南朝北,对面是邻居家同样的房子,很少有人住。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发怒似地向着天空。紧靠梧桐树的,是一座石头楼房,距离我们家的房子,不过二尺宽。楼上住着两户人家,一个是爷爷的大侄子一家,我该叫他大伯。他们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另外一边,是一对已经年逾七十的老爷爷老奶奶。再向内,是我的爷爷奶奶家,旁边还有一个孤寡老奶奶。七岁到十二岁时候,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爷爷奶奶家睡。
   爷爷是一个盲者,但有一肚子故事。那些年,不管是虫鸣唧唧的夏夜,还是北风拍窗的寒冬,我都躺在他身边,在神仙妖狐之类的故事中度过。到七八岁,我忽然不敢直接去爷爷奶奶家了。因为,去他们家,必须经过爷爷大侄子家院子。有一次,我吃完饭,一溜烟从房侧的巷道转弯向上,穿过大伯家的院子时,因为黑,又走得快,一下子撞到一个人怀里。我还没反映过来,就听到了一声巨响,紧接着半个脸疼。

   那个人是大伯的老婆,人瘦,脸黑,个子不高,但手像铁饼。母亲闻声跑上来,一把把我拉进巷道,质问她为什么打我。她说,你孩子就该挨打,要是你敢站在俺院,你也得挨一顿。母亲说,大人是大人的仇,和孩子有啥关系?她说,啥样的娘“下”啥样的王八羔子!再后来,是争吵,再后来是骂。开始是三个人,再后来,就成了七八个人。除了我们娘俩,剩下的是大伯及其四个女儿,再加一个儿子。我母亲自然仓皇而逃,回到家,就着煤油灯,母亲看了看我挨打的脸说,乌青了,手指印还在。然后哭,抱着我,还有不到二岁的弟弟。    母亲的哭声在秋天的黑夜比夜枭叫声更响亮,比秋风还有无孔不入。再一些天后,我发现路边的石板上多了一些粉笔字,都是骂人的。其中还有骂我娘的。有些字可能还不会写,就用拼音代替。都是有关性、生殖器,还有人兽的。我采了一把茅草,使劲擦,擦不掉,再捧些土扬上去,还不行,就用母亲做的碎布书包擦。

   父亲回来了,好像从一个水库工地上,带回来一些糖块、饼干,我和弟弟吃得满脸都是。我们正高兴着,他们俩却吵起来架来了。母亲哭着骂父亲说:你个傻东西,家里娘儿们被人欺负,连屁都不放一个!算个啥男人!说完,继续哇哇地哭。父亲一声不吭,坐在门槛上抽烟,烟雾从头顶冒起来,像神仙。我抱着弟弟,坐在小凳子上看着,不知道说啥好。弟弟也是眼睛直直地,好像被吓懵了。父亲扔了烟,起身,就朝外走的时候,母亲冲过来,像打鼓一样在父亲后背乱捶了一顿。父亲不动。

   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边大哭一边说自己是一个苦命的人,嫁到这里,没人管,还净受人欺负。男人见了事就躲开,公婆别说上前说话了,一听见就没了人影儿。这时光没法过!我放下弟弟,上前拉母亲,母亲起身来,猛地抓住我的胳膊,一只手在我屁股上像捣衣一样打了一顿。我疼,哭。然后母亲又抱住我,摸着我的屁股说,孩子啊,娘没地方出气,没本事,就拿你出气。可怜的孩子啊!

   我哭了一阵子,擦干眼泪。秋天就过去了,冬天把人吹得臃肿,把村庄穿透。我每天晚上还去爷爷家睡觉,但不敢路过那位大伯的院子,就从村中间的小路上绕,有时候还走到爷爷房后,顺着一棵椿树爬上去,再沿着房前木梯下来。爷爷的故事总是神仙妖怪,僵尸精灵。

   再后来,我时常偷老师的粉笔。他们在石板上骂我娘,我也反击。我不会写女性生殖器的俗称,也用拼音代替,不会写他们名字,也用拼音代替。有一次,我正在写着,大伯家的二女儿,我叫堂姐,带着小我两岁的弟弟突然出现,看到我在写骂他们娘的话,先骂我,又跑过来踢我。我回身搬了一块石头,搬到小腹靠上一点,要砸她的脚。她比我大七岁,人高,不怕,还一个劲儿地向我跟前凑,说:你砸啊,你不砸就不是恁娘养的,是驴下,狗操的!

   我气急,要砸,却不敢。想,要是砸了她,出医疗费不说,娘肯定还得挨打。她看我不敢,擦了我骂她娘的话,牵着弟弟扬长而去,走了一会儿,回头说:小杂种,你再敢写骂俺娘的话,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回到家里,母亲问我咋了,我说了,她叹息。然后说,写个哪个有啥用?然后是长长的叹息。    再一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学校简陋,三、四、五年级在一个教室,只是又换了一个教师。学的字多了,写骂人的话也少了拼音。为了更好地反击骂我娘的人,我趁老师不在时候,查他放在讲台上的大字典,终于知道那个字是“屄”,我以为,这是对他们最有力的反击。可没想到,我有心查出来了,也成了他们辱骂我母亲的“工具”。赫然出现在路边的石板上。

   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提着猪食桶到屋后喂猪。我写作业,忽然人声鼎沸,从屋后传来。急忙跑过去看。母亲又和那家人吵骂起来了。他们家四个闺女,还有大伯老婆,站在上方,手足舞蹈,凶狠地骂我娘。我害怕,说娘咱回家吧。娘不听。看他们骂得凶,就钻到母亲衣襟里面,我浑身颤抖,心里惶恐,似乎跑满了蝎子。我拉着娘的袖口,再次央求她回家。母亲正要转身,忽然凌空飞来一个东西,母亲下意识抬手挡,一只白瓷碗在地上碎成几片,右手背上先是冒出一朵红星,继而开出了一朵血花。

   我哇哇大哭,使劲拉母亲回家。她大哭着,还不住回骂对方。到家里,母亲一下子扑在炕上,不管我和弟弟,一边大哭,一边乱捶土炕。
  母亲的屈辱和悲伤在那些年月里缭绕,如同屋梁上的蜘蛛纹,在乡村的时空中悬挂与增长。我上三年级那年夏天,黑夜都遮住了我们家的屋顶,母亲还没回来。我和弟弟不敢在家,就拉着他,去后沟找。站在老水井边上,我和弟弟你一声我一声喊娘,声音在充满卵石的河沟里跌宕,把两边的山都震得嗡嗡作响。一个人走过来,是那位大伯,一句话没说,用两只手掌,夹着我的左右耳廓,再一用力,把我提起来,放在水井口上说,你信不信,我敢把你扔进去。我悬空在井上,水的凉气蛇一样从裤腿缠上来。我说我害怕。他哈哈笑。弟弟在一边吓得吐着嗓子哭。   娘喊了我一声名字。那位大伯把我放在井边,匆匆走了。
  夜里,母亲对我说,以后不要单独出去,要是没人,人家把你暗害了,可能连个尸首都找不到。我问母亲说,他们为啥欺负咱呢?娘叹了一口气说,你孩子家不懂,等你长大了,一定要报仇!我又问:为啥别人家不受欺负呢?娘说,恁爹要是有本事,恁爷爷奶奶在乎咱娘儿们,别人没人敢。对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只是点头。

  与此同时,在学校,我也成了受欺负对象。欺负我的人,有高年级,也有同年级。下课,我出教室门,忽然就被人摁倒,乱踩几脚,然后快速四散。还有好几次,我正在写作业,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我脸上吐痰。夏天去水库玩水,正上气不接下气往岸上爬,忽然脸上就是一阵腥臊。是尿液。

  后来我才注意到,那些欺负我的人,都和那位大伯家有着各种各样的亲戚关系。孩子和大人同仇敌忾,亲戚之间也相互帮衬,一致对外。也不知道是谁先说的:把唾液吐在别人脸上,再好看的脸也会生满黄褐斑。九岁,我脸上全是黄褐斑,像女人穿的黑丝袜。

  学校旁边有一面水泥做的乒乓球台子,再向上,是一面斜坡。有一次,大伯家的四女儿、儿子,还有他们亲戚的儿子女儿,把我打得哭爹叫娘,口水和尘土满脸满身,跟泥人一样。母亲正好去商店买东西,看到我被那么多人打,上前制止。那些见有大人来了,一哄而散。

  母亲想让老师管管,我不至于天天被人打。曹老师家在邻村,民办。那时候,他在办公室睡午觉。母亲说,老师就是管孩子的,哪个孩子不听老师话?俺孩子就一个,总这样受人打,您就帮忙管管吧。

  曹老师喝了一口水,点了一颗烟,说:孩子们闹着玩,谁能管住了?母亲把我扯到曹老师跟前说,您看看,这叫闹着玩吗?闹着玩能把人打成这样儿?曹老师把茶缸猛地趸在桌子上,说,那你就把你孩子领走吧!爱去哪儿上就去哪儿上!母亲说:俺就是来给你老师说情况,咋叫俺把孩子领回家唻?曹老师又说,我管不了他受欺负,不领回家咋办?母亲看了看曹老师已经涨红的脸,对我说,那咱走!说完,就拉着我,到教室里收拾了东西拉着我回家。

  母亲在前,我在后,娘俩沿着斜坡向上走。我不想回家,更不想不上学,在后面就很迟疑。走到半坡上,母亲停下来回头看我,眼泪流了一脸,拉着我的手说,你不上学也不行,长大了没文化,更受欺负。我点点头。母亲说,回校去吧。我又点点头,背着书包又回到了教室。

  考上初中,我高兴,母亲更高兴,专门买了几尺布,给我做了新衣服,还托在县城当煤矿工人的姨夫给我买了书包。家里虽然穷,但母亲从没让我穿过一件带补丁的衣服,别人孩子用上了钢笔,她也给我买。

  中学在离家五里外的莲花谷村,建在村外一座山上,下面是马路,再下面是河沟。院子里长满核桃树。入学是春天,核桃花开过了,落了一地黑絮。一个月后,我才发现,初中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再没人欺负我了。大伯家的女儿们出嫁的出嫁,辍学的辍学,年纪小的还在小学,其他亲戚家的孩子也少了。 

  这一年冬天,父母亲把两个人在雪里打了几个冬天的石头请人帮忙拉回来,把新房子建在了与村子隔着一道河沟的向阳坡上。母亲说,咱没本事,打不过骂不过人家,就远远躲开。他们胳膊再长也够不着咱孩子大人了。搬新家之前,父亲特意从山里移植了几棵小椿树,母亲托大舅从外村买了一些苹果树苗,栽在家四周的山坡上。

  弟弟也上小学二年级了,在学校也受欺负。但不是大伯一家的人。有一次,被人打得眼睛发红。我上初中,回来听说了,找到那个孩子家论理。接待我的是他母亲,一个病怏怏的老妇女。我说了情况。她在院子里烧火做饭,正眼都不看我。我说了几遍,她说,打得活该!我大声说,那我也打你儿子了啊!她猛地回过头,眼睛毒箭一样盯着我说:你敢动俺孩子一指头,我就叫人打瘸你!

  我本想为弟弟讨个公道,给母亲长脸。没想到灰溜溜地回来了。母亲可能早知道这个结果,坐在门槛上对我和弟弟说:人善人欺,咱家就是这样。恁爹就他一个,别人把咱娘儿仨打死,他也不会看一眼。恁爷爷奶奶怕事,一见人家欺负咱,跑得比谁都快。远近村里都知道咱没本事,打了白打,骂了白骂,瓜都是见软的捏,谁不敢唻!

  诸如此类的话,是挂在母亲嘴边的,一天内至少说一次。慢慢长大,我还是不太相信母亲的话是真的,也一直不知道大伯一家和我们家到底有啥解不开的仇怨,大人之间争吵打架,孩子之间也相互攻击。母亲说:恁爷爷奶奶只有恁爹一个儿子,而爷爷的亲哥哥有三个,而且还有两个闺女。按照乡俗,不论是爷爷还是大爷爷膝下的男孩没有老婆,等爷爷奶奶死后,所有的财产都肯定是另一家的,包括劳动能力和劳动所得。
  按照母亲的说法,她嫁给父亲,生了我,这就等于断了大爷爷、大奶奶及其儿子们蓄积已久的“理想”。因此,在她嫁过来,并有了我和弟弟的最初年月,就一直和大爷爷的儿子儿媳甚至闺女们不合,以至于相互仇恨,吵闹争战,甚至谋算夺命。可是,母亲每次说,我都不是持怀疑态度,哪怕当面点头说对,可自己心里总觉得,人再恶,也不至于如此狠毒。再说,爷爷奶奶家的财产其实就是两座石头房子,加起来六间,能值几个钱?至于父亲,奶奶多次说,从十三岁开始,就是壮劳力了,而且手巧,木工、编织、放牧、种地都是一顶一的好手。

  再些年,父母亲又先后盖了两座新房,一座给我娶媳妇用,一是给弟弟。我也大学无望,去了西北。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方便。和家里联系都是信件往来。父母都不识字,弟弟读了初中就打工去了。收到我的信,母亲就拿着找人念给她听,也请人帮忙给我回信。很简短,就说家里一切都好,嘱咐我好好工作,有出息是她最大的盼头。

  有一次回乡,到家已是深夜。第二天一早,我还在酣睡,就听外面有吵闹声。穿衣起来奔去,只见一个也当过兵的堂哥,竟然要冲上来打我母亲。我捡起一块石头,使劲扔了过去。他一看是我。然后态度和善。和母亲坐下来,她就讲如何在村子里受欺负的事。有一年秋天,柿子结得特别稠,二舅家的一棵柿子树在我们村子不远的地方,傍晚,他见一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堂哥挑着篮子去到树下,她怀疑人家偷了我二舅的柿子,又说给同村的一个堂嫂,那个堂嫂又说给了那个堂哥。那个堂哥气急败坏,见到我母亲,二话没说,就打了一个耳光。

  我满胸腔都是炸药,抄起一把镰刀,就往那个堂哥家冲。到院子里,大姨妈见我气势汹汹的样子,一把把我抱住。母亲说了原委,大姨说:傻孩子,事儿都过了一年,你再去找人家算账,迟了!再说,你拿着镰刀到人家家里,人家把你打死也都不会坐牢!母亲继续说,这几年来,没有一天舒畅。天旱,浇不上水,看的池子,最后被别人放了浇地,或者半途被改了水口。河沟长着一棵大杨树,村副支书一句话不说,锯了自己用。母亲发现后找人家询问,不但没要到一个说法,更没有拿到钱,还差点被副支书老婆打了。

  天下的悲哀都让我们家遇到了?尤其是母亲。我悲愤,但毫无办法。2000年春天,家里的二分地被大爷爷的二儿子抢占,弟弟找人家说理,就绊了几句嘴。那些年,干旱成为了南太行村庄春天的功课。为了救活枯蔫蔫的秧苗,弟弟、母亲、新过门的弟媳妇一起挑水浇秧苗。弟弟挑着水,从河沟向山上走。大爷爷的二儿子伙同他的两个儿子猛然从树林里窜出来,把弟弟打了一顿。据母亲说,要不是弟弟躲得快,扁担就砸在他头上了,要是真砸上,不死也得成傻子。

  我得知消息,暴跳如雷,把办公桌推翻,在戈壁滩上狼一样胡乱撞了一大圈,然后跪下来,欲哭无泪,大叫了几声苍天!再电话,弟弟住院,派出所表示要严惩肇事者。半个月内,母亲迈着一双大脚,先后四次去派出所,不是派出所传唤不到对方,就是忙得没空处理。我们家距离派出所所在地来回40华里,来回四次,我老娘就是走了160里地。

  我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副所长,开始态度好,说马上处理,公正处理。再后来,竟然对我说,你算个啥东西?不管就是不管,爱去哪告就去哪儿告!大约一个月后,弟弟以一张轻微脑震荡诊断书,对方只给一百块钱医疗费的结局了事。听母亲说,她有一次在乡里,看到对方请派出所的人在饭店吃饭,当下就明白,能拿到一百块钱,就算不错了。对方给的时候,派出所副所长对母亲说:要就这点,不要,这点都没有!

  此外,我还听说,就是这件事,弟弟挨打后,先前那位大伯唯一的儿子,也就是小时候伙同他姐姐们欺负我的那个,听说我弟弟被打得很重,在乡政府所在地街上看到我母亲和弟媳妇,故意很夸张地笑。2001年农历二月初二中午,因为房基地和走路问题,母亲又和邻居吵架,而且就她一个人,大爷爷的二儿子把她打了一顿,半天没爬起来。

  2007年,家里原分有一面荒坡。父亲和母亲抛了一个冬天,栽上数百棵板栗树苗。第二年春天,大爷爷的二儿子、还有其他几户人家,说那面荒坡也有他们一份。到村支书家里告状,三次聚在一起强行瓜分。我听到消息,暴躁,失眠,终究是无奈。几个月后,趁去北京出差,回家,找了村支书。走后,还是那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这样,一家人,在一个村庄,百十多口人,出自一个姓氏,一个先祖,为什么要内讧,相互倾轧,强势和弱势之间的争战如此迅猛激烈?在外快二十年了,每次给家里电话前,我的心就悬在半空,还飞舞着无数的刀子。有时候拨号了,又急忙掐断。听母亲的口气轻松还好,要是有一点沮丧和悲伤,我就全身发木,手脚打颤。

  你一定在惧怕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些年来,每次回家,我都不愿意到村子里去,最多去看看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们家做过这样那样的事,而最惨烈的,就是大爷爷和大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他们的三儿子常年在外,一直没有多少摩擦。时常坐在母亲身边,听她讲过去的屈辱和悲伤。她鼻子发酸,眼泪横流,我低头叹息,怒气充胸。后来细想,母亲先前的说法或许是成立的。我们所在那座村庄深处太行山南麓,一道山谷,十多个自然村,几百户人家,以石头为房屋,以少得可怜的田地和山坡树林为生。在他们看来,权利和财富是人生唯一可以高出他人、感到幸福的资本和依仗,也是最能形成权利,或者转换利益的最有效的工具与手段。

  这或许和“胜王败寇”的历史法则异曲同工,所不同的,一个是官方说法,一个是民间信条。从这些年来,我们家的房基地、荒坡、田地、浇水、话语等权益屡受侵犯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母亲的那些话很有道理。与此同时,我也陆续发现了母亲性格和处事上的问题。一是想事简单,不计后果。二是缺乏处事能力与说话技巧。三是自以为是,且不听劝解。相反,我对父亲坚持一生不言不语的消极做法怀有敬意。
在物质极端匮乏、文化觉悟完全蒙昧的乡村,身单力薄、弱势者,首先要做的是保护自己,在强势面前,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不如逆来顺受。再者,倘若有聪明的头脑,圆滑的处事技巧和说话方式,也可以较好地避免来自于各方面因利益和口舌导致的屈辱和伤害。

  人与人之间的争战与伤害,应当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课题。即使在南太行乡村,我们周围的村庄里,此类事情并不少见,几乎每天都在铿锵上演。只要回到家里,就会听到诸如此类的消息:邻村一户人家,天黑后,找不到自家孩子,而且是在南太行乡村被视作宝贝的男孩,十多年后,那孩子竟然自己回来了,家人才知道,是有怨隙的邻居将他们孩子诱骗到山西一带卖掉了。

  另一个村子,大年初一晚上,一家人正在喝酒吃菜,忽听房顶一声巨响,要不是房顶厚,肯定会伤到人。事后人议论说,这肯定是仇家干的。再一个村子,一个人新当选村支部书记,数日后,自家庄稼全部被硫酸烧死、人故意折断,树苗也是,大树被砍倒。诸如此类,层出不穷。因为房基地、田地、荒坡之类的摩擦和争斗更是屡屡不爽。且在村人观念中,胜者为雄与膜拜强势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性。不管事情本身对错,人本质好坏,只要能够采取方式压倒对方,并给对方以羞辱,就是最有本事的人。在借势上,有三种,一是极力讨好与拉拢掌握社会公器的人,将公权力转换为一种个人的能力和威慑力量。二是依仗财产和经济程度。钱可以使人喜欢、折服、消受,现世现报,财产量大,形成资源优势,无论对上还是对下,都会构成“压力”。三是人多势众,崇拜肢体暴力,以肢体语言为强势表达。   小时候欺负我和我母亲的大伯一家,他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家人口多。而父亲似乎早就看透了,临死前,他说:啥都不管用,等你有了,啥都会管用。现在争这个争那个,都是跟自己找罪受!我觉得父亲不是母亲所说的那种傻得不透气的人,而是一个外憨内慧的男人。多年来,乡间没一个人说我父亲不好。他死后,村人说,最后一个好人没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父亲不是懦弱,而是规避,不是不抗争,而是用消极的方式,替妻儿卸力,让强势者看在他的面子上手下留情。

  2011年秋末,我照例打电话给母亲。母亲说没事,但语气很勉强。我再问,她说:村里要修路,邻居家要通水泥路,必须路过我们家门前。为了加宽,同意把不到一米宽的老路划给我们,条件是我们家拿出其他地方的一片田地与他们交换。母亲早就想把那路纳在弟弟名下,欣然同意。还说,这事就不让我知道了,换过来挺好。我说她糊涂。并说,要换地可以,但必须立字据,还要到公证处公证,还要大队主任之类的在场。   母亲仍还说不用、没事。我吼她说:你忘了这些年受的欺负,他们此时说可以,一旦修好路,路修好了,再不认账咋办?

  有一点好处就忘乎所以,顾头不顾尾,不深思,更不知道好处其实危险的藏身地。这是母亲处事最大软肋。被辱者,首先是自辱。这句话放在母亲身上也比较合适。但作为她儿子,我如何能嫌弃自己的生身母亲呢?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暗点。大伯一家当年那种想法或说理想,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人毕竟是自私的,这种自私在利益和资源的占有上更为深刻。   到2012年,我就在外20年了,对老家和老家人,我始终抱有怨恨和鄙夷,甚至有一种强烈的与之反目成仇的决绝之心。每一想起母亲的屈辱生活,我就泪流满面。可现在反倒觉得,每一个人做事想问题,都首先从自身利益得失出发,尤其是资源匮乏、经济收入低微的乡村,对于财产和资源的争夺与暗算也很酷烈。倘若我还在乡村,我可能也会因为一点得失,而罔顾血缘与宗族,行为和心理可能比他们更为卑劣与残酷。

  这样想,我能够原谅很多。可仔细检点,我还是有一些事和人无可原谅。一是大爷爷二儿子一家对我弟弟造成的伤害!还有与之相类的大伯的儿子,我弟弟受到伤害,他竟然故意在我母亲和弟媳妇面前幸灾乐祸。二是乡派出所当年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两位民警,他们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让我觉得了一种宏阔的忧愤与悲哀。三是我母亲和弟弟一家仍在乡村,诸如此类的争战从未消歇,而且越发地充满“战略和谋略性”,再以后,他们还会不会遭受屈辱与伤害呢?四是资源越来越稀缺,人口越来越多,地表水早已消失,树木和矿产也在枯竭,再多少年后,南太行乡村还是否适宜人生活?如果不能,母亲和弟弟又该去哪里?我能帮助他们多少?

  很多次携妻儿回家,我不断请人吃饭,与一些在乡村有话语权的人交好。母亲知道我的心思。好几次,我想把兄弟三个,还有他们儿子们,叫到一起吃个饭,尽释前嫌,为母亲和弟弟创造一个好的人为环境。可我总很犹豫,因为,人心是最善变的,其深度即使宇宙也不可比。我也悲哀地发现,尽管我身体不在乡村,但实质上从没离开过。只是,与前些年相比,在对故乡——乡村这个人类生存区域和文化载体上,我有了一些滋味古怪的理解和宽容。可是,我知道,对时常受伤的人而言,最偎贴的安慰,或许只能出自自己的内心和灵魂。 [ 本帖最后由 杨献平111 于 2012-4-24 08: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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