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哭大舅

痛哭大舅
北雁

　　六月十八日清晨，习惯步行上班的我刚到办公室坐下，未来及擦去汗淋淋一身重汗，便接到大表哥的电话，说大舅永远地离开我们了，就在今天凌晨。表哥的话声极是平静，但在我看来却是一个晴天霹雳，浑身的热汗一下子凉了下来，直透心骨。
　　只听表哥接着说，为担心家里九十多岁的外公悲痛，所以，全家老小，都必须封锁消息。

　　表哥电话挂了，我却一阵泪水袭来。是的，我根本想不到一向坚强的大舅，生命力竟会如此之脆弱，说走便走了，似乎根本就不给人丝毫的思想准备。短短六十二年的人生，他习惯了艰辛，习惯了孤独，习惯了坚忍。特别是他的暮年，有着不尽人生光环的他却独自一人住到昆明市江岸小区一个静僻的居所，在一套五十多平米的单元房里，坚强地与病痛和孤独作斗，最终在这里默默地离开，他多么孤独，多么痛苦，多么艰难。

　　大舅永远都是我人生的榜样，这么多年来，我都是看着他的影子长大的，每遇到困难和挫折，母亲便给我讲他的故事，不折不曲，坚忍刚强，充满了神奇和伟大。脑海里最遥远的记忆，是在读二三年级时的某一天下午放学，母亲突然急冲冲地叫住我，说大舅回来了！接着，我们姐弟三人便被她和父亲拽到外婆家，只记得大舅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开朗灿烂的笑容，浑胖的身体，但那时大舅尚还年轻，所以周身充满了活力，以及难得放松所透露的轻松畅快。最终，我们照了一张声势浩大的全家福，至今还被夹在我家简单的影集之中。记得大舅带回了舅妈和表哥，还有和他同名的好友杨荣老师一家，给见面礼的时候，杨荣老师给我们分发的是新钱，结果我们姐弟分了五块，作为弟弟，我当然只能分一块，而大舅给的却是一大把笔，或许正是因为钱分得少了，所以我便多要了一支笔。在老家，大舅几乎被看作是“文曲星”下凡，此后多年，母亲还常常说，因我多要了一支笔，大舅从那时便对我另眼相看。也或许是我至今还能常常写一些东西的缘故，所以在母亲看来，我似乎就在那时便开始，注定要继承大舅的一身“文气”。

　　大舅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孝子，因而，尽管他总是惜时如金，但每年春节，他都要回家探亲，看望一下外婆、外公和家里的亲人。而我或许是因为父母常常吵架的缘故，自小便极是自卑，每每见到大舅，就远远地躲在一边，稍微被他问上几句话，不争气的眼泪居然像断线的珍珠一般泼落下来。从此让大舅注意了，他是研究心理学的，便跟母亲说，其实我很懂事，但家庭的不和谐，让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同时给母亲例举了村里一位因家庭不和而导致发疯的妇人，小时候和他一起长大，特别地伶俐，想不到居然成了这么一个样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十几个表兄弟姐妹中，大舅独独对我表现出特别地关心。

　　记得那次，他还专门给我和表弟培辉上了一堂课，要求我们每年读一百本书，并且要做详细的读书笔记，内容包括十余项之多。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恰恰也是他二十多年坚持的必修课，而我们两人却连当年的任务都没完成。当时，他还特别让我们收拾出了他早年攻读的一些旧书，还有他颇为细致的读书笔记，然后一起用纸箱抬到表弟家存着。我俩先后抬了三四次方才完毕，结果多年之后书未读完，却被二舅妈当作废旧卖了，至今让人惋惜不已。

　　初中开始，我便渐渐爱上了写作，写成一篇篇作文，极是自命，常将之誊抄成一本交给老师指导，然而却总觉得老师的态度很是漠然（事实上是自己的作品不行），便总是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到春节，希望大舅回来能看到。结果大舅如期回来了，我迫不及待交上作品，满以为大舅会当众夸奖我一番，接着再让我当即誊抄一遍，然后推荐给报社发表，不想他就简略地批了一行字：“多看，多写，多读，多思！”让人好不失望。

　　初三的时候，同学们都急着复习迎考，我却还沉浸在自己的文学梦中，最终写成了人生的第一首诗，便急切地寄给了大舅，之后便继续焦急而耐心地期盼大舅的回复，不想一个月后，我却是在他给外公的家书中得到了回复，大舅在我的诗稿后面批注：“喜欢写诗，读上一千首，背上五百首，自己再写上一百首，便知道什么是诗了！”

　　大舅对我期望很深，并且用心良苦，让我踏踏实实求学上进，但我却总是误解于他。一直沉缅于文学创作，结果中考也不甚理想，仅以全班稍稍靠前的成绩考入中专，当时正值世纪之交的九十年代末期，昔日炙手可热的中专光环逐日褪去，没有升学和考试压力的中专生活，热衷于文学的我却是如鱼得水，尽管时时补考，成绩末流，但却凭着州市县各级小报上发表的十余篇诗文，轻松入选了校团委创办的文学社，担任期刊副主编，两获学校征文一等奖。但很快，我又不能满足于学校狭小的舞台，因为常常收到一些社会团体寄来的聘书和征稿函，便愈发自我膨胀，决定要加入一个称是由数十个大中专学校联盟创立的学生作家协会，成为青少年作家。当我把这个类似于荣誉的成就告知大舅时，却被他狠狠地浇了一瓢冷水，写信告诉我说：“喜欢写作，与其花时间精力去加入何种组织，还不如将之用于勤勤恳恳读写！……”

　　那个寒假，大舅回来，便真正第一次严格地批评了我，说我浪费，不懂得体谅父母，居然为寄一本学校内刊给他花费十块钱的邮票，而且太过于炫耀自己，读书求学，不够踏实。记得当时，楚雄师专一位教授陪他一起回来，大舅几乎根本不看他的情面，对我便是一顿痛斥，足足两个多小时，要知道，在昆明，大舅被十几所高校的大学生列入“四大铁嘴”之列，让一张“铁嘴”说上两个小时，使人竟是怎样地无地自容。

　　被他批评，我无言以对，心里却总觉憋屈，最终被外公和家人们劝了许多，说大舅为人做事都很认真，批评人就是为让你成才，想通了也就没事。于是我便也想通了，写信向他道歉，态度很严谨地样子，其实，中专三年间，和大舅通信是我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无非也就是在向他夸耀自己的成绩。大舅偶也回复，但总是惜墨如金，并且极是勤俭，有一次居然是用我夹带的一页没写过的信纸回的信，见面之时，又还给我说了许多节约的道理。那时我才知道，当初读大学时，他是用姨爹从工厂里拣回来的废纸来写作的。他的信里，有时会夹带一些复印件，大多是他受聘为某某高校、某某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或受高级别表彰的荣誉证书，寓含着激励我学习上进的思想，也常常成了我向同学夸耀的内容。

　　中专第一年暑假，15岁的我独自一个人，第一次到了昆明，是因为大舅朝前许诺过，说我若能自己来到昆明，他能包准我的所有吃住和往返路费，并且还说，优越的生活条件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怯懦，伟人从小便能展现不同寻常的地方，比如小平同志14岁便已然只身闯荡到了法国。……一通话让我心情澎湃，可到昆明后，他却腾不出时间陪我，见了一次面便让二表哥把我带到姨爹那里，鼓励我自己带一本笔记和一支笔，在城市闯荡和学习。二表哥当时正在学修车，手艺日精，挣的钱也一天多似一天，他便告诉我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关键是要看你是否踏实劳动。我们后辈都成器了，便是他们大人共同的愿望！

　　中专毕业后是我人生最为惨淡的几年，首先是找不到工作，和大舅通电话，哭戚戚的样子，以为他交际广阔，并且总有人相求于他，多希望他能给我安排一个职务，可他却鼓励我放低眼光，哪怕帮人洗碗涮碗，都要躬下身来尝试。后来我寄居在他的好友杨荣老师家，住不上一个周，他便要求我搬出去，说要在生活的历练中自强自立。可我却也曲解了他的一片苦心。好容易熬过将近一年时光，四处飘泊的我终于有了着落，被县里分配到牛街乡一个偏僻的乡村小学教书，结果一教便是七年多。然而每年回家，听到的依旧是他的批评，依旧还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事，我曾不止一次地决定，再不去见他了，但却始终拉不下情面，他毕竟是我的大舅，并且始终是我最敬重的人，但说实话，我那时候的确被批评得够呛，只希望那些表兄弟表姐妹们赶紧长大，替我分担分担。然而真正让我误解他的是在某一年的春天，县报即将调我过去，当乡村教师，收入低，视野不开阔，所以我十分看重这次调动的机会，并将之当作是一次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的好消息来对待。可事到临头，却听说我的名额被别人顶了，当得知情况之时，我急切地给他打了电话，自认为他是名人，可以帮着跟上面的领导打个电话疏通疏通，不想大舅一听之后便立即表了态：不可能！并且还是那两层意思，一是金子总会发光，而机遇只会给有准备的人；二是求人不如求自己，人生需要的是骨气，何况我还是一个写文章的人？！

　　结果我果真便失去了这次调动的机遇，前途的不顺，便让我深深地误解了他，极是气怒地给他写了一封绝交信，言辞激切，曾让他十分地不安。据母亲说，他曾打电话和姨娘说过他的痛苦，但他却有宽厚的胸怀和气量，并不曾与我说过什么。而当时，正值气头上的我正准备出版人生的第一本书，付印完毕，居然就不给他送上一本。要知道，一生出版过二十九部书并且以文艺评论而著称的他就是这方面的权威。

　　三年后，我被县委宣传部轻松地调入了报社，成为一名记者的时候，我方才感到，大舅是何等地伟大。因为他是文人，所以他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而毕生淡泊名利的他，更是将求人不如求己的态度当作人生的信条。

　　想到这些，我突然才想到，其实他对我何其偏爱，小时候求学，家里贫困，他曾为我争取到了美籍华侨的助学金，助我顺利完成三年中专学业；每次他往家里寄送东西，总不会忘记给我送几本书，而这些大都是他读过的，一本本书中，圈改增删，全成了我学习上进的精神食粮；我喜欢写作，他却也时常关注，我在报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他在一个月之后写信告诉我的；他曾不止一次地为我批阅过文章，给我写过许多信，许多言语，至今刻骨难忘。

　　也就是我渐渐从对他的误解中觉醒之时，大舅却病了，将近三十年严重的生命透支，加之身体过度肥胖的原因，大舅一下子就病倒了，然而他却怕家人担忧，每年春节不能回乡，却谎称是自己赶赴异乡讲课了，殊不知，那些不能回乡探亲的春节，他正躺在病床上治疗；或就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陋室之中，万般疲倦却不能入眠，用意念与坚持与病魔作抗。他让姨妈等带回来七八张他讲课的光碟，我一口气看完，却看到他柱着拐棍、一头灰发作讲演的情景，难过得直是泪水如注。

　　我总以为，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人生最为重要的时间便是他五十五岁以后，因为此时，他思想更为成熟，眼光更为深邃，阅历更加丰富，境界更加宏阔。可不想，因为演讲、评论和文学创作以及对教育事业的卓越成就，早就声名鹊起的他却在五十六七岁之时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之中，六七年间皆只能在江岸小区这个简陋的两室一厅里休养。而这么几年来，我一直都从事文字工作，编书办报，每有成果，都不忘给他寄送请教，后来和他通电话，他也跟我讲述一些指导意见。然而好景不长，大约两年多前，他便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再不要寄了，因为他已经看不下去了！

　　一句话，听得让人直觉心中发疼。

　　今年春节过后，大舅决定让在家的二舅和三舅在老家坟山为他造个坟，我当时一直觉得，是否因为病痛的折磨日渐加剧，让人思磨着他是否在仿同老家人的“冲喜”。家里思索再三，便让我前去请教他的好友杨荣老师，按照乡俗为他题写碑文。杨荣老师很是细致，琢磨着为他题写一个碑记，然而当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却婉谢了。后来，碑文在县城一个简陋的刻坊做好，好友杨盈川之前曾在县文管所工作过，称因为文物普查，曾先后到过何邦渐、艾自修、吕咸希、马曜等一些洱源名人的墓地作过考察，让他有过许多的感慨，建议从教化后人的角度出发，给大舅做个碑记，后来我也把这意思转告过他，然而大舅却也不同意。其实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淡泊名利，讲求简单，虽声名远播，著述等身，却从不让任何一个人为他写过什么传记文章。最终将碑文定为：演讲家评论家教授杨荣昌百岁拟登之寿藏。

　　像是他事先就知道一样，也就是墓碑造好大约一个月之后，大舅就去了。匆忙得真让人有些措手不及。事先，姨娘就曾说过，他其实早就有些扛不住了，这几年间，他先后住过十个医院，到了后来，居然是才出院又立即送过去。姨娘是这些年来和他联系得最多的人，所以有些情况，她要知道得更详细一些。但大舅表现得却总是那么刚强，除去住院治疗的时间，他几乎都是一个人，住在那套静僻的单元房里，简衣少食，孤独为伴，后来竟不能出门了。在生命的尽头，他就在这小房子里，永远地停住了呼吸。

　　可对于我，则又是何其地幸运。当夜，我含着泪水看完他最后一张讲学的光盘，不想他却讲到了我，说他的侄子二十五岁便能出书。可见，他对我其实是多么地热爱和自豪，之前那么多批评只不过是一种望子成龙和恨铁不成钢的思想罢了。我曾深深地误解过他，最终却得到了他的谅解，尽管他对我总是批评，但我却始终乐于亲近他，他教给我刚强和坚忍，教给我自强和不屈，教给我宽容和大度，教给我勤奋和执著。更为幸运的是，在他去世前的二十多天，我还到过他休养的小屋，和他一气聊了四个小时，而这也是这么几年来我们最为融洽的一次交谈，知道我喜欢读书，他还给我送了一套他刚收到的新书：《张文勋文集续集》，以及他人生中一份重要的手稿。还有的是我那一份纯纯的孝心，尽管经济拮据，但出于母亲对他的牵挂，两次提到要上昆明看他，我二话不说便给了路费，最终让母亲见到了他的最后一面。

　　可不论怎么说，大舅还是走了。我记得他曾告诉我，说因为病痛的折磨，曾让他有过连续六七天没有入眠的痛苦。想起他的痛苦，想起他的孤独，心里痛得难过。都说好人会有好报，我想大舅生前太过痛苦，而他这一辈子，总是为人想得太多，为自己想得太少，真正是辛劳至极，孤苦至极，也许到了那一个世界里，他才会有舒畅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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