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散板

　　　　
　 文/冉令香 　 一　莲花落
　　　
　　　一场小雪薄薄地罩着地面，寒霜一样瞅到晨阳就羞了脸面，化作湿漉漉的水汽，渗进了地皮。
　　后院里一阵阵剧烈的咳嗽，震颤着空荡荡的院子哆哆嗦嗦。清冷、寥落跟着一团团无头风撞着空空的树冠呜呜咽咽。喘息，一阵紧似一阵的喘息把胸腔压抑成呼啸的风箱，我似乎看到了莲的父亲憋得涨紫的脸和脖子里暴挺的青筋。
　　该上学了，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扯着嗓子喊了莲一起走。昨夜，细碎的雪粒儿“噗噗啦啦”坠地的时候，莲的双胞胎妹妹迎着这场小雪来到了她们三姐妹中间。一大早，莲破天荒头一遭儿跑到窗下向我宣布：“我家人口总算超过你家了。你先走吧，我得洗尿布。”话音未落，莲那头枯草似的短发被冷风掀起半边，窸窸窣窣地跑回堂屋。
　　莲又迟到了，第二节课上了一半儿的时候，她慌慌张张站在门口，喊一声“报告”，低头捏着衣角，溜墙根儿走到座位上，手里还攥着咬了半截儿的地瓜面煎饼卷儿。看来，莲的早饭又要在课间操吞进肚子了。
　　我们两家是前后院邻居，有什么事，不用出门，打开窗子，两人就能嘀嘀咕咕半天。我和莲在一起总有比不完的事。考试比谁得的分高，割草比谁割的草多，甚至两家的人口也是比较的内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呈爆炸趋势增长，我们两家的人口数也在攀比上升。因为爷爷住在我家，在两家的人口比拼中，莲早就注定了败局。她娘几乎每隔一年都给莲生下一个妹妹。大妹叫转，二妹叫换。但是一连几年下来，不管是转，还是换，都没给她娘带来生儿子的希望。随着双胞胎妹妹的出生，打破了我们两家僵持多年的格局，她家的人口总算超过了我家。
　　我的学习成绩总比她高，而能让她报“一箭之仇”的是，每次出去割草，她那小筐里的草总比我的重几斤。我甚至怀疑收草过秤的爷爷会不会弄错。要知道，每次割草我都把筐塞得结结实实，扛在肩上压得生疼。在牛栏院见爷爷提起称杆，把筐一勾，秤砣一捋，张口报出数来，我却总差那么两三斤，心里就倍感失望，我多么盼望能超过莲一次。那天过完称，我割的草终于超过了莲。我忐忑地瞅着莲，偷偷把两块石头扔出筐外。莲没有觉察，爷爷却一巴掌打在我后脑勺上。我的脸上火辣辣地，一直烧到了脖颈儿。
　　每年从立夏到入秋，莲总会光着脚板儿出出进进。露水凉凉地落满枯草的时候，她的脚上才会蹬双新布鞋。雨天，她把新鞋抱在胸前，光脚进了教室，拿破布把脚擦净才穿上。放学时，她又脱下鞋抱着，光脚在泥水里一路“扑扑嚓嚓”小跑回家。那双被她倍加保护的鞋，一年后轮到转做鞋子的主人。当然，再转到换的脚上时，它们早被一次次的洗刷、缝补弄得面目全非了，但它们还要在换的脚上承担更艰难的历史使命。
　　晚上，莲的母亲常蹲在灶前煎药。屋内昏暗的煤油灯下，莲背着换趴在桌上写作业。转拍着双胞胎妹妹在凌乱的床上打盹。里屋一阵急促的咳嗽之后，是莲的父亲焦躁的喊声：“今年的救济款怎么还没领到？”
　　　小学毕业前，莲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告诉我，她终于有弟弟了，爹娘欢天喜地叫他“根儿”。之后，她一路沉默。快到家门口才慢吞吞地说，换今年要上学了，家里供不起她们姊妹三个，她娘让她下学回家干活，说女孩儿识字再多也没用，白花钱，早晚是人家的人。莲垂下头，枯黄的头发盖住了半边脸，泪珠“啪嗒嗒”砸在光脚板上。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莲，踢踢踏踏进了家，脚下的小石子“咕噜噜”逃到了墙根儿。
　　那年冬天，莲的父亲又病了。一声紧似一声的咳嗽穿透薄薄的玻璃窗，震得人心颤。突然，那咳声急切起来，憋得脸色涨紫，脖子里青筋暴挺，我真担心他那口气能否喘得上来。就在一个雪花狂舞的寒夜，他还是撒手走子。
　　　父亲走后，莲和转成了家里的壮劳力。姐妹俩天天扛着大锤、钢钎，跟着村里的男人们上山采石；推着手推车，下地种田。
　　眼瞅着根儿一天天长大，为了给根儿攒钱盖房，娶媳妇，莲的娘一手接过媒婆的500块钱彩礼，一手把莲嫁给邻村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瘸子。其实，过了春节根儿才7岁！
　　1988年我师范毕业时，莲生下了个女孩儿，遭到瘸腿丈夫一顿暴打：“没用的东西，断老子的后。我白花了500块钱，连个儿子也捞不到。打死你个丧门星。”
　二、哑姑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象一件陈年旧衣，越来越让人取舍两难。这件旧衣聚敛了太多沉重的气息和记忆，时常提醒我回望过去。
　　一进腊月，我童年的酣梦总被“呜隆隆，呜隆隆”的石磨唱醒。不用睁眼瞧，仅凭磨道里“沙沙”轻灵飞转的脚步声，就可以断定是哑姑在磨糊。胖神身子沉，“噗通噗通”的笨脚步象碌碡在磨道里滚；英莲姐妹力气小，乱踏踏的步子像夏天的雨点一阵紧一阵松。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办年，办年主要是在“吃”上做准备。除了蒸两锅宣腾腾的白面馒头、枣卷，或蒸一锅糯米糕招待客人，家人也顺便解解馋，煎饼还是一家人填饱肚子的主食。
　　我家这盘石磨是胡同里唯一的石磨，石磨不算很大，一个大人或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就能推得动。进了腊月，胡同里的女人、孩子就围着磨道转呀转呀，似乎永无停息。这边的石磨“呜隆隆，呜隆隆”地响，那边早已支好熬子，点起一把火，随着“吱吱啦啦”几声磨糊在热熬子上的欢唱，一张圆圆的煎饼，散发着玉米的浓香，被平展展地甩到盖垫儿上，不出半小时就被端上饭桌，成为农家早饭的美味。
　　不再留恋热被窝，起床看哑姑推磨。金灿灿的阳光正洒满院子，晶莹的汗珠在哑姑的脸盘上滚落，细腻金黄的玉米糊在磨盘上汇集，又流淌进下面的水桶，显然哑姑在磨第二遍了。这肯定是哑姑家过年改善生活的标志了，哑姑以前磨的糊是灰白色的，里面羼杂了多半的地瓜，刚下熬子的地瓜面煎饼虽然松软好咬，但吃到嘴里散口难咽。煎饼放干了，咬到嘴里嚼半天还扎嗓子。哑姑的三个哥哥身强力壮，都是大饭量，两大桶地瓜玉米糊的煎饼全家人还不够吃两天，哑姑平均每隔一天就要来我家磨一次糊。
　　16岁的哑姑没念过一天书，常年的体力劳动练就一副硬身板儿，粗壮的像个小伙子，只有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坠在腰际甩来甩去，时刻提醒你，这是女孩！
　　哑姑总是一个人来磨糊，一个人推得磨子飞转。我看她干得带劲，常跑来帮她往磨眼里倒粮食。她就推着磨子跑得更欢了，直到我跟不上，跑不迭，逃出磨道，她才得意地“咿呀啊呀”叫着笑起来。哑姑看似傻乎乎的，却是热心又仗义。每遇到推磨吃力的老、幼，哑姑都不惜体力，全力以助，有时她会一连帮上三家。当人们冲她树起大拇指，她只会咧嘴笑笑，来回甩着粗长的大辫子，晃动着宽身板干得更起劲了。
　　摊煎饼是一个农村家庭主妇填饱全家肚皮的主要技能。在艰苦的岁月里女人就是磨道里的驴，从日出转到日落，又月白转到星稀。她们乌黑的青丝就是在“吱啦吱啦”唱响的煎饼鏊子前煎熬成了白发。摊煎饼主要以烧柴为主。拾柴就是孩子们冬天的主要活计。那年冬天，我到铁路旁的防护林里拾柴，因一次意外，真正走进了哑姑的生活圈。
　　那天，偶然见路基的石子儿缝里有很多煤块儿。我丢下竹筢，顺着路基拣起煤块儿来。外套兜着沉甸甸的煤块儿，这沉意外收获让我异常高兴，忍不住兴奋地高唱起来。突然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我回头一看，庞大的火车头正扑面而来，脚下的枕木震颤起伏如地动山摇。我吓傻了，呆在路基上一动不动。就在列车擦身而过的一瞬间，我被狠命一推，摔下路基。揉着生疼的膝盖儿，我睁开眼，面前是哑姑那张急怒红涨的脸。她双手激动地比划着，直挺着脖子冲我“呜哇咿呀”半天。我明白，她救了我。眼泪在眼窝打着转，我拼命点头，多谢她的救命之恩。
　　从那次历险后，哑姑每次出门拾柴都会来叫我，她成了我的保护神。
　　冬天的阳光是慷慨的。我和哑姑常到西山坡搂柴火。山坡上厚厚的枯草、灌木是我们的首选。哑姑总把自己的大筐装得肚圆满挺，像个小山包。然后我们坐在向阳背风的坝堰下，我拿出金黄的玉米煎饼分成两份，我知道哑姑家很少能吃上这种煎饼。哑姑三口两口吞咽下去，拿出带来的针线活儿，忙碌起来。我一边眯着眼晒太阳，一边胡思乱想。
　　那年月，凭工分计算，一个棒劳力一天只能挣八分钱。谁家如果一年四季不断顿，还能买得起收音机、缝纫机或挂钟、自行车之类时髦家具的，就算得小康之家了。哑姑的三个哥哥常年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却因没钱盖不起新房而不能成家。那时女孩出嫁前，女方到男家相亲，首先要看房子，其次就看有没有“鸡毛蒜皮”，也就是家中摆设，当然不必齐备，有一两样也说得过去。因此，有些贫穷人家在女方来相亲的前夜，会四处告借一辆自行车摆在堂屋，或借一台收音机放在八仙桌最显眼的地方，搪塞过关。而哑姑的爹娘从不搞这些虚晃，来哑姑家相亲的姑娘，虽然一拨又一拨，但看看他们的老屋、破旧的桌凳，都绷起脸，一声不吭扭头走了。
　　新年在寒风的催促中终于来了。年味洋溢在孩子们簇新的衣帽上、鲜艳的头绳里，更荡漾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腊月三十上午是年集的最后半天，哑姑叫我去买头绳。我的头绳、发夹姐姐早就买好了，可哑姑扎辫子用的还是截旧毛线。拥挤、热闹、噪杂是每个集市共有的特点，年集更是把这种特点演化的无以复加。哑姑紧拉着我的手，随着推推搡搡的人流，好不容易挤到一个头饰货摊儿，货摊儿早被大姑娘小媳妇围了个严丝合缝。我俩瞅准机会，一头钻了进去。眼、手立刻在各种鲜艳的头绳、头花、发夹中忙碌起来。放下这一个，再拿起那一个。突然，我看见一个漂亮的蝴蝶发夹，洁白的翅膀上点缀着几颗晶亮的珠珠儿，正要伸手去拿，另一只粗糙的大手却抢先抓在手里。“五毛钱一个，不还价。”摊主的一句话，让我心里嘀咕起来：五毛钱，爷爷挣六天的工分还不够。如果买高桩馒头，能买五斤。我心里盘算着，眼睛却一眨不眨盯着那个蝴蝶发夹。那双粗糙的大手轻轻摩挲了几下，又把它放下了，发夹未躺稳的一瞬间，又被那只粗糙的大手抓了起来，悄无声息地塞进裤兜。我惊讶地张大了嘴，猛抬头却看见哑姑那慌张臊红的脸。我正想打手势告诉她点什么，她却一把掏出蝴蝶发夹，扔在摊位上，掉头独自走了。
　　年，转眼间就过完了。村里有了电磨磨糊，我家的石磨清闲起来，只有舍不得花钱的人家偶尔来磨糊。哑姑也不来磨糊了，为给大哥换回个媳妇，她嫁给了嫂嫂的娘家哥哥。
　 三、云儿的“朝阳沟”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
　　晚饭后，云儿哼着《朝阳沟》选段又来找姐玩了。我们抱着凉席，爬上东厢房房顶乘凉。晚风掠过全身，把积攒了一天的闷热、烦躁、疲劳一扫而光。静静平躺着，瞭望蓝色的夜空，满眼是数不尽的星星在闪烁。树上偶尔阵阵的蝉鸣，和着水中鼓噪的蛙声，让我们觉得似在空中飘浮。
　　云儿是我们村最会打扮的姑娘。她最爱摆弄那长长的发辫，尤其前额的刘海儿。每天早上把竹筷子在火上烤热，然后把细细的发丝轻轻缠绕上去，略等片刻，把竹筷抽出，前额的发丝就蓬松卷曲起来，映衬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分外迷人。
　　云儿心灵手巧，她织的手套、勾的围巾、纳的鞋垫、绣的枕套，往往成为村里姑娘们的模板。云儿手上忙，嘴不闲，脆声悠悠地哼唱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插曲，什么《洪湖水浪打浪》、《牧羊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她最喜欢唱豫剧，那时各村都演电影《朝阳沟》，她竟跟着放映队转了11个村，看了11遍，能从头到尾完整唱遍。而且字正腔圆、味道纯正。
　　那年，一场小雪宣告了漫长寒冬的开始。趁冬季农闲，村里组织宣传队在春节期间搞演出活动：踩高跷、跑旱船、耍龙灯，还排演一些剧目，像《穆桂英挂帅》、《李二嫂改嫁》、《刘巧儿》等，而上演次数最多、最受欢迎的要数《朝阳沟》了。就连我们小学生，放学后几个人都在院子里演《朝阳沟》。我的新书包曾有幸被多次当作道具，被“银环”背着下乡。二十岁的云儿成了我们村宣传队的主角，尤其在她钟情的《朝阳沟》里。很快，我发现一个秘密，每当云儿上场演出，我的语文老师都坐在舞台边，捧着剧本提示台词，尽管云儿从不忘词，语文老师的眼睛也就从不落在剧本上，而是随云儿的移步换形，闪烁追随。云儿唱得也就更激情澎湃，全身心投入了。
　　大年初一那天，胡同里拜年的人凑巧聚到光棍李彪家，墙上新贴的年画——《嫦娥奔月》，引起满屋里欢快的打闹。村支书的大公子说，李彪要交桃花运了。李彪憨憨地笑着说，要真能娶这么俊的媳妇，俺成天干活，给她洗衣裳，做饭养着她，她光陪俺说说话就行。众人“哄”地大笑起来，村支书的大公子那火辣辣的目光，就放肆地在云儿的俏脸蛋上涮过来涮过去。从那时起，媒婆的脚片子踢烂了云儿家的门槛子。村支书也派人来提亲，这是多么光彩的一门亲事。可云儿躲进小屋，一概不应声，丝毫不动心，连爹娘也猜不透闺女的闷葫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云儿总给我带些精巧的小玩意儿，像各色花布缝的沙包、杏核儿串的手链、核桃挖的花篮，我都高高兴兴地收在一个纸盒里，找机会拿到别的孩子眼前去炫耀。云儿老爱打听我的语文老师，比如，他上课对你们凶不凶啊？有没有女孩找过他？我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的小脑瓜潜意识里觉得，他们之间似乎该发生点什么。我的语文老师长得又高又帅，他那双眼睛亮得能看穿你心里的任何秘密。
　　　春天来了，热闹了一冬的宣传队解散了，闲散了一冬的人们又忙活起来。云儿已经半年多没来我家了。随着春风呼啦啦几声响，大街、小胡同的墙上，突然一夜间写满了云儿和语文老师的流言蜚语。云儿娘的脊梁骨被戳得直不起来了。云儿被爹关进了小黑屋。云儿娘气得在闺女的窗外跳脚大骂，不知好歹，丢人现眼……
　　云儿趴在床上，用被子把头一蒙，一声不吭，不吃不喝，绝食抗争。
　　闺女是娘的心头肉，云儿娘终于败下阵来，默认了教书匠女婿。那天，众目睽睽下，云儿挎着语文老师的胳臂并肩在胡同里漫步，嘴里哼唱着栓宝劝银环下乡的一段：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我让你学《刘胡兰》…… 　　
　　 [ 本帖最后由 冉令香 于 2013-3-13 09:4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