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深的历史迷宫

幽深的历史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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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榆次县衙的深入观察，是从牢狱开始的。
      其实，按正常的顺序，进入县衙大门之后，接着要进的是二门，即仪门。它们都在县衙的中轴线上。我进入榆次县衙大门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端庄大气的仪门。仪门上方悬挂着“晋藩首辅”的匾额，雕刻精致美观。匾额下，仪门大开，将我的目光引到门内深深的甬道和甬道尽头的大堂。这种视觉上的景深，也仿佛给了我一种历史的幽深之感。也许是我刚从喧嚣的大街上走进来，身体里的躁音还未安静，无法抵达这种幽深；也许是因为不想循规蹈矩，让自己的观察按照被安排好的路线和角度；也许是因为害怕这仪门太过堂皇，会遮蔽住历史真实的细节——我并没有轻易走进去，而是走向了仪门旁边的一个小门。这里通向牢狱，是正常参观顺序的最后一个点。在下意识里，我走进了这个不起眼的小门。
     相较仪门的精美雕刻，这个又窄又小的门，几乎没有太多装饰。但正对着门口的影壁墙，却浮雕了一个身穿盔甲的武士。武士几乎有真人大小，细节雕刻得非常写实、细致，而整体气势则肃穆威武。我以往见到的石雕人像大多为神话或宗教人物，这种石雕武士的造型还是第一次见到。它出现在牢狱之中，自是有振慑犯人的寓意。但它同样振慑了我，以它精湛的雕刻工艺。走进牢狱，我看到了牢房——这是一座牢狱的核心和本质。然而它们并没有观赏的价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明清时代的牢房，牢房的室内空间狭小，阴暗，直身站起似乎都困难。我无法想象被关押在在这里是怎样的滋味。在通往死牢的小门上，一个巨大的兽头被刻在门洞上方，獠牙夸张触目，也许死刑犯走进这个门，就会产生死亡的错觉：自己会被这只野兽吃掉。
      古代权力体系除了要在肉体上囚禁犯人，还要在精神上恐吓他。恐吓也是囚禁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古代，能够掌管人精神世界的除了道德伦理，就是宗教神灵了。这座牢狱正中，坐北朝南的大殿，就是狱神堂，里面供奉着狱神。权力体系在牢狱中修建筑神堂的心机自不待言：供在庙堂中的神赋予了官吏和狱卒形而上的权力。就像君王称自己是天子一样，他们都是在借神来赋予自己的权力以合法性。因此，从犯人的角度而言，被他们关押，就像是被神灵所关押。犯人是无法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神灵的。
      古代权力机构之所以要用这物质和精神双重的牢狱来囚禁犯人，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也未深入人心。法律只是统治者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现代法律体系中的民法，在古代并没有被发展壮大。老百姓心中并没有清晰的法律概念，清晰的只有道德与神灵。于是这种种精神恐吓和囚禁，便成为对付他们的重要武器。
      一定程度上，一座牢狱才是一个衙门的核心。在具有审判职能的衙门的办事程序中，牢狱是它的最后一个步骤，作为中间程序的审判因为健全法律体系的缺席而显得暧昧。但我的游览却颠倒了顺序，把它放在了首位。也许这是因为我的游览本身就是对时间的逆向行走——从现代进入古代；我在无意中让游览从牢狱开始，也进一步把这种逆向的游览进行了下去：从它的内核到它的表面。因为我后来的游览看到衙门所要呈现的威严与公正，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赋予这种审判与监禁以合法性与合理性。而我的写作，事实上也是逆向的，它是在对这个景观的追忆中完成的。
     重新回到我的记忆，然后顺着记忆回到这座衙门，我踏进了它的仪门。连接仪门的，是一条甬道。甬道两侧，是类似庭院的广场。它把我的整个视野拓宽，而它真正的作用，却是为了烘托立在中央的戒石坊和大堂。这样，大堂的轴心位置才会更加凸显。中轴线的存在，似乎也在以空间上的 “不偏不倚”暗示着它的司法公正性。而甬道上的戒石坊则用文字将这种公正的寓意表达了出来。坊上书写了三个大字：“廉生明”，两侧立着两块石碑，右边那块，刻着宋太祖赵匡胤晓谕官吏的话：“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书法来自黄庭坚的手笔，瘦硬苍劲的风格与这句话的语义正好契合。左边那块，刻的是明代郭允礼所写的“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些话语被放置在的衙门的轴心上，似乎在表明它们是中国官场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但这却是一种假象。它们真正的意义与其说是对于官员的劝戒，不如说是向百姓暗示官员的清廉公正。百姓们初看到这些文字时，无疑都会被震动，并且生出希望：每天面对这些训戒的官员，怎么会不清廉公正？同样，大堂的匾额和楹联也将了儒家伦理道德放在了县衙最重要的位置。悬山顶的大堂檐下悬挂着“牧爱堂”的匾额，两边的楹联题的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也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官员起到劝免作用，但更多的仍只是一种官冕堂皇。它们更大的作用是用来迷惑百姓。当然，也迷惑了一些现代参观者，我看到有些参观者就对这些匾额和楹联赞不绝口，似乎将它们照搬到现在，就会造就出一色清廉的公仆。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有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生动比喻：“潜水艇夹肉面包”，意思就是：底层庞大的农民群体和上层的官僚组织的二元结构，两者看似紧贴，却是相互分离的。法家没有提供健全和公正的法律来规范二者的关系，甚至农民之间的关系。官僚阶层对底层百姓的管理和统治一方面依靠残忍严苛的刑罚，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孔孟伦理道德。后者甚至更加重要，一定程度上，是孔孟伦理道德维系了整个封建时代中国社会的安定。正因为儒家伦理的重要性，封建统治者在基层衙署中才如此官冕堂皇地提倡甚至标榜这种伦理道德。
     而在这伦理道德的背后，官场则有着自身的规则以及潜规则。就在大堂庭院的两侧，座落着明清时代州县下设的六个办公机构：六房。左侧三房为吏、户、礼，右侧三房为兵、刑、工。六房的建筑相对大堂来说简朴一些，但仍然精雕细刻，古意盎然。木柱与屋檐间镶着精美的木雕雀替，两侧是精致的官员模样的人像石雕。工匠精湛的刀法，赋予了雕像以生动的表情和庄重的气质。在想象这官员雕刻的作用时，我想到了镜子。古代中国，玻璃是稀罕的物件，由玻璃所做成的镜子当然也不可能普及。也许这雕像所起的作用之一，就是充当石质的镜子。官员以它为范本，虽然映不出自己的容颜服饰，但这种审视在官员内心里完成。通过这齐整精美的建筑可以想象当初这里作为衙署时官员兵吏们的言谈举止。除了那些文字，雕刻等艺术形式也在规范着官员的言行、着装。
     但现在六房里面的陈设已不复当时的旧貌。管理者将它设置成了古代官制和古代官场文化的展览。而最吸引我的是在右三房展出的古代官场文化展览。展览前言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总而言之：那魂灵就有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与鲁迅的话相匹配，这个展览的具体内容就是官势、官腔和官话，其中的孔孟伦理道德自是不少。看过了这个展览，再想起那些楹联、匾额、碑刻，不由生出一种滑稽感和虚无感。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在义正言辞的官腔中透露出滑稽和虚无，又从滑稽和虚无中中透出残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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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向后走，才知道大堂仅仅是这座衙门的一个开始。它拥有二十六个院落，与北京紫禁城一样有着前堂后寝的格局，仅中轴线上的建筑就有五堂六进，完全颠覆了我的印象中衙门仅仅只是大堂的概念。这座占地21000平米的巨大衙门构成了一座迷宫，不仅让我在空间中迷失，也同样让我迷失在对于历史的想象中。大堂、二堂、三堂、四堂、五堂，这些处在同一中轴线上的建筑，不仅仅是建筑风格上的不同，也被严格划分了各自不同的功能。大堂审理大案、要案，二堂主审理民事纠纷，又称第二法庭。三堂是知县日常办公的地方。过了三堂，就到了知县的内宅。内宅又分为四堂和五堂。四堂主要是知县生活的地方，五堂则是知县家眷起居之所。中轴线建筑的两旁，前面是属官和兵吏衙役的办公场所及居所。而进入内宅之后，中轴线两旁成为了花园。
每一座院落的功能区划不同，它们在建筑形态和布局上也都有所差别。内宅的主体建筑四堂与五堂，与前院的不同尤为明显。这里建筑形态已有了民居化倾向，五堂甚至是两层的雕花阁楼，而这两进院落也比前面拥有更多花木。如果说前堂的办公空间是坚硬的话，那么在这里，空间一下变得柔软起来。庭院里的草木就是坚硬与柔软的分野。四堂和五堂的院落中央还放了盛接雨水的大缸。水波的荡漾与那些花木交相辉映，化解了前院的杀伐之气，营造出柔软的精神空间。它们在外在形态与内在气质上，都与我曾到过的民居大院相同。所不同的，大概只有楹联，仍然在提醒着居住者的身份。
     建筑是人类精神情感的外在体现，同样，这座官衙建筑的复杂也是中国官场文人人格复杂性的体现。但不同的是，这种封建官衙、宫殿的前朝后寝结构又巧妙地将因这种复杂而产生的人格裂缝予以修补。也许这些官员在前朝冷酷、严苛、贪焚，或者狡诈、阴险、工于心计，但他们马上都可以在后院回归到一个普通人，或者文人、墨客的身份，或者转换为丈夫、父亲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它们有力地遏止了官员的精神分裂。建筑因此而承担了居住和办公之外的功用，即心理调适作用。
     除了容纳下了办公、日常生活，这座县衙还容纳下了神的居所。除了前面提到的狱神，这里还有马王殿、衙神庙等。这些殿宇除了有体现权力神授的功能，一定程度上，对官员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的作用。除了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制，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运用了各种方法来完成自我改良和净化。儒家伦理、鬼神信仰，都被烩在官场这锅粥里。因此，这座官衙一定程度上也像一口大锅，为我们展示了官场形形色色的精神食材。
     如果说建筑物是食材中的“硬货”的话，上面附着的那些文字就是佐料了。佐料不可能改变主要食材的本质，却可以改变它的味道。如果说县衙内许多主体建筑的风格似曾相识的话，那么这些匾额楹联则给它打上了独特的标签。（这里说到的独特，当然是与民居大院相比，在同样的官衙里，它们也是相似的）。即使是整座衙门最后的一进院落，供知县家属起居的拥有阁楼的五堂，门柱上的楹联依旧是：“堂上一官称父母，莫言当官易，要广施父母之恩典；眼前百姓即儿孙，应知为民难，须多照儿孙以福星”。这样的儒家官场伦理规范，一直贯穿了整个衙门的中轴线。如果说它们在前堂还算是适得其所的话，出现在后院，标榜和作秀的气息就更加明显和浓重了。

这座县衙建筑的众多精神食材中，与那些匾额楹联同样作为佐料的，是各种各样的雕刻，包括木雕、石雕、砖雕。但与匾额楹联过份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相比，雕刻显然更具有艺术色彩，意识形态的成分也弱一些。但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说，它们的位置更加重要。
      在这座县衙里，建筑的不同部件之间，房屋与房屋之间，院落与院落之间，都有无数精美的雕刻来衔接。最为出彩的雕刻出现在那些衔接院落的影壁上。既使没有专门的影壁墙，与大门相对的墙壁也会被借用为影壁，在上面布置下精美的雕刻。与门相互构成相互依偎的撇山影壁也为数不少。这些影壁就像为那些精美的砖雕石雕提供了一个九十度倾斜的舞台一样。如果说那些门洞、墙角、屋檐、柱础的雕刻算是对主体建筑的装饰的话，那么它们则像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任何实用色彩。关于照壁的由来，传说最早是人们为了阻止小鬼进家而修建。它最初的产生即是非实用的，而带有宗教色彩。在建筑中，宗教功用是能与实用性相抗衡的少数元素之一。后来，这个由原始神话和宗教所开辟的空间逐渐朝向了审美和装饰过渡，为中国古典建筑营造了一份独特的美学空间。
     我在这个县衙看到的影壁造壁数量颇多，而且题材多样，比民居建筑影壁照壁题材还要多。一位文化学者曾经将民间文化概括为福禄寿喜四个主题，古代民居里的砖雕石雕大都围绕这四个主题展开。而在这个县衙的官宦文化空间里，石雕砖雕主题相对集中，但同时又得到了扩展。“禄”作为最重要的主题被集中地、隆重地呈现，福寿喜的主题明显减少，甚至消失。刚进县衙大门时，我就看到门内的撇山影壁上一只大大的鹿，后来又在后堂的照壁上见到了不同形态但同样巨大的鹿。它的形制是我在民居的影壁浮雕中没有见到过的。这也许是因为：如果民居中的鹿只能算是一种希望的蓓蕾的话，那么在这里，它已经结成了正果。鹿通“禄”，其义不言自明。这是中国古代工匠从造字法中吸取的灵感，借用语音的相通来完成雕刻的象征意味。这种象征手法后来被运用到多种民间艺术作品中，体现了民众在艺术背后的现实诉求。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并不纯粹，主要原因就是题材的局限性。但中国工匠还是在题材的局限性中完成了他们作品艺术的超越性。即通过赋予雷同的题材以不同的细节和形态，乃至气质，来实现对这种雷同的超越。而细节正是艺术的真谛。因此，面对中国古建筑中题材熟悉的砖雕石雕，我仍然一次次被打动。
      仅仅一个鹿，毕竟无法填补县衙几十扇门所打开的空白。除了麒麟等象征祥瑞之物，更多的文人元素涌进了照壁的雕塑题材。这些文人元素包括松竹梅，也有它们的另一个版本梅兰竹菊；还包括书法，占据了众多的照壁空间。文人元素出现在这个官宦空间里，并不突兀。这是因为中国的文职官员大都是文人出身。这些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自是不可能忘了自己的出身，会将文人的趣味带到建筑中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提升了影壁这个建筑空间的艺术含量。在县衙中出现的书法照壁，在书写内容上，就完全摆脱了福寿等字眼。我曾在一个民居中见过以书法为主题的照壁，但内容都是不同形状的“寿”字的组合。而在这个县衙的照壁中，它们表现的是真正的书法艺术，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与文人气质更加契合的行书占据了主要的篇幅，同时也有隶书等其他书体；它们呈现的内容，如果我对书法精通，一定能够辩认出属于某个碑帖。这些书法从二维变成三维空间之后，艺术性并没有缩减。雕刻工匠对书法作品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保证了它的艺术性。所以这些书法照壁所展现的不只是书法艺术，更是雕刻艺术。
      松竹梅主题的含义不需要过多解释，岁寒三友的名称应该就是源自文人之手。它们所象征的品格和气节，正是文人赋予又刻意追求的。同样，被誉为“四君子”的梅兰竹菊，也是文人品格和气节的象征。在这里，它们被雕刻在照壁上，不光成为建筑的装饰，同时也成为主政其间的官员的精神装饰。
      如若抽空历史和意识形态，从单纯的建筑美学角度来看这些雕塑和建筑，无疑会让人由衷赞叹。我就是在赞美和惊叹中完成了这个参观的过程的。这个过程中，它们惊人的美已经让我忘记了那些历史。但历史终归是不容忽略的，归根结底，衙门内的大部分雕刻与那些匾额楹联一样，仍然是作为官员的精神装饰而存在的。仿佛籍由它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官员的品味和品质。这正是主持修建它们的官员的意图。它们的装饰性还体现在，等级越高的官员越在意这种装饰。在儒家伦理作为治国纲略的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内，与儒家伦理契合度越高，意味着这个官员的水平也越高，等级越高也就自然而然了。然而这种水平又是难以量化来检测的，于是装饰便可以参与水平的构成，成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因为没有去过更高等级的衙署，所以我无法纵向比较，而只能横向比较。在我后来去的平遥县衙，这些雕塑几乎消失了踪影，当然，不可能完全消失，只是少了太多。平遥县衙的房屋廊柱与屋檐相连接的部分，也没有雀替。雀替的消失，一下子取消了建筑远观的华丽感；而近观，又没有更细致的雕塑，所以平遥县衙给人一种过份朴素的印象。它的院落数量也大大少于榆次县衙。这让我有些大失所望，感觉它与平遥古城的声名并不相配。但经过了仔细考察之后，我又理解了这种不同。
       回到榆次县衙仪门上的“晋藩首辅”匾额上来，就可以找到它们相异的依据。这要从榆次的历史说起。宋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晋阳城被毁，就把榆次作为并州治所，榆次县衙也就扩大为州所的规模。所以榆次又称“古并州治”。榆次县衙“五堂”从那时起沿袭。明朝初年，朱元璋把他的三儿子朱枫封在了太原，榆次作为封国三个辅城中的第一个，就被称为“晋藩首辅”。首辅的政治地位直接促成了它内部精美的装饰。而平遥，虽然经济发达，却并没有这样的政治地位。至清代，平遥的金融业的发达起来，成为山西的重镇，但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相反，平遥金融经济的发达促成了市民阶层的崛起，这种崛起体现在建筑上，是那些商号、民居的华美精致，同样，还有市民信仰的归属地——城隍庙的华丽。虽然榆次的城隍庙同样是国保单位，但我觉得平遥的城隍庙更加华丽美观，规模也更大。而作为官宦文化代表的平遥县衙，与城内的这些商业、市井、宗教建筑相比，则显得朴素。政治和经济就是这样直接地作用于建筑本身，并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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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次县衙的历史与政治意义不止于此，历史在这里还留下了似乎更加重要的篇章。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经下榻于这座衙门。能够迎接皇帝，也许是一座县衙的最高荣誉了。当年康熙是为暗查反清复明之事来到榆次的。因为明末清初，反清复明的重要人物顾炎武和傅山曾来榆次，和家住榆次南关的名士王介石筹划复明之事。康熙早有耳闻，但直到公元1703年，待朝局平稳后，康熙才来巡示晋地。这时，榆次的反清复明活动随着明朝遗老的去世，已经烟消云散。当时谋划反清的王介石的儿子也考取了功名，做了清朝的官员。康熙得知这些情况，高兴之余，写下了“剧暑悲难渡，晴秋喜却回”的匾额，赐给了时任榆次知县祖良才。康熙的高兴，也许不仅仅是反清复明活动在榆次的消失，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他的王朝延续了汉族的科考制度和相关文化，以儒家伦理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这个方法不仅打消了汉族文人的反清图谋，而且带来了繁荣的盛世。这位对汉学颇有研究的异族皇帝，在欣赏这座县衙的时候，一定是佩服又欣慰的。为儒家伦理的精妙而钦佩，为自己民族、家族的政权能够以儒家伦理为用而欣慰。
      但伦理道德毕竟不是治国的长久方略和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当康乾盛世像流星一样滑过历史的天空，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敲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之时，儒家伦理道德就像清政府仓促应敌的小木船一样开始毁灭和崩溃。
      在榆次县衙下榻过的另一个人，见证了这段历史。他就是张之洞。清政府经过了康雍乾三代的繁荣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光绪初年，山西财政混乱，官吏贪污成风，民间苛捐杂税繁多，人民怨声载道。光绪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决心整顿财政，严惩贪官污吏。然而，当时山西银库竟然三十年没有清账。为了清理三十年积累的糊涂账，张之洞从解州书院请来了还乡多年的户部尚书阎敬铭，共讨良策。两人途经榆次时天色已晚，就住在了榆次县衙。不知道张之洞见到这座被儒家伦理精心包装修饰的县衙，心情是怎样的。对它们的装饰意义，也许张之洞有最深的体会吧。也许正因如此，张之洞后来才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想要以此拯救这个濒临崩溃的王朝。虽然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但张之洞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尤其是促进封建教育的现代化转向，兴建新学方面，为近代中国留下了不朽的财富。
      看着县衙二堂内张之洞的蜡像，我想象着他在榆次县衙下榻的那一夜，是否也曾像我这样参观过它。也许他面对这个把儒家伦理在建筑上几乎体现到极致的县衙，曾经有感而发地思考过什么；也许这座县衙和那些官场腐败一起给他的记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激发了他的改革思维；也许他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地参观。这些，对于处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来说，都是无法地触摸到，然后下定论的。
      对于历史的揣测也许注定是无用功，但身在那个古色古香的环境里，历史之思还是不由得涌上我的心头。在为这些历史碎片和建筑整体感慨的时候，不断有飞机飞过我的头顶。这个场景让陷入思考的我瞬间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历史与现代就这样交织而过。我试图用摄影机镜头捕捉住飞机与县衙建筑交相辉映的场景，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走出衙门，来到大街上之后，喧闹和繁华重又把我包围，那些把历史当作创意和商品出售的小贩、商人和他们的叫卖声又把我包围。刚从那座历史的迷宫中走出来，种种现代和古代交织的场景构成了另一种迷宫，让我陷入似迷惑又似明朗的状态之中。那些古老的建筑和装饰让我着迷，那些新建筑中仿古的部分让我有些疑惑，那些老建筑中崭新的部分则让我有些诧异。更多的在老字号里售卖着崭新的旅游纪念品的商铺，则给我一种披着羊皮的狼一样的感觉。这一切让我就像进入了一个古老和现代符号设置成的迷宫。
       也许理解当下从来都比理解历史更难。那些曾在县衙居住和为官的人也许同样有过这种想法。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那些装饰的虚伪乃至官场本身的虚伪，但久居其中，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变得暧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历史的迷宫是容易的，因为可以置身世外地理性分析；而走出现实的迷宫，则是困难的，因为理性和欲望的双重在场，以及其他因素，会让这个迷宫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欲望的重量无法使我们上升到一个高度，去俯瞰这一切，然后找到它的出口。于是，我从县衙这座历史的迷宫走出来，却并未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