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之冷

　　北京的冬天，随着风，时而紧，时而慢。我数日头，正好一年。
　　我们总是身陷各种各样的关系里，繁杂如同窗外的田野。农人开始捡垃圾，烧野草。我知道春天近了。田野间不断有灰鸽停落，寻觅着什么。我也在寻觅，但这里什么都没有。
　　焦躁的日子里，我的身体也横冲直撞的。追赶公交车，不幸崴脚，摔一身土。飞身跳上车，才知道疼。环顾四周，默默站直身体，收敛所有痛苦的表情。
　　慢下来，深呼吸，似乎好过一点。韧带撕裂，回家用冰块冷敷。在单位找同事拍片子，片子里呈现多处增生，显示出与骨龄不符的苍老。朋友说，骨头掉下一块，米粒大小。我坚决不打石膏。父母要来北京，我不想他们发现。
　　我承认，我总是在受伤。那些因为急躁换来的伤，总是迫使我不得不慢下来。
　　短短几日，我看到脚腕上的乌青慢慢散开，一直爬到脚趾，痒痒的。身体告诉我，时间的消失，细微如丝，如虫攀爬。我肿了脚，换上千层底的老北京布鞋。有时候，在走廊遇见同事，想要装作若无其事。突然走快一步，又慢下来。心里面想要遗忘的疼，身体却记得。
　　天寒地冻，索性留宿。冬日在大地上缓慢地偏移。五点钟下班，班车离开院落。我坐在办公室的窗边，柔和的太阳和眼睛连成一条线。烟尘中的朦胧的香槟色，用一个时辰慢慢燃烧殆尽。那些软软的光，拂过枯草，穿过树林，掠过村舍，投射出美好的镜像。太阳落山的时候，我想到一场回归。大气里的灰烬，浮浮沉沉，无意间深入肺腑，成了小小的病灶。
　　夜晚在沉醉。天气预报的冬雪，迟迟没有落下来。一定是天空把雪消化了，让空气变得愈发寒冷刺骨。锅炉房旁边，堆着小山一样的煤，煤渣贴着墙角游走，那是黑色的雪。如果点燃它们，屋子就会变暖。锅炉里，火焰避开煤块，又转身扑过来，烧得更旺。
　　火焰是有生命的。每一次燃烧，每一次无声的嘶吼，难道不是疼吗？
　　冬天冷得没有道理。没有人可以抗拒冬天。走入冬天，我就成了冬天的一部分。朔风杀死满树秋叶。活着也是衰亡。骤然起风，多么强烈的使命。

　　冬日里的僵硬迟缓，在于身体感知，情感表达。
　　二姨突然打电话问我，吐血是怎么回事？
　　我回答，上消化道出血。溃疡或胃癌，未可知，可轻可重。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和自我保护，我回答得异常冷漠，善于强调某些严重的可能性。
　　于是母亲迅速离京回乡。她一定有强烈的预感。一定是姥爷吐血了。她要回去确认。果不其然，所有人都在隐瞒她。似乎所有的老人都习惯忍耐。他们可以隐瞒疾病和痛苦，甚至将来也能隐瞒死亡和悲伤。
　　姥爷消化道出血，无法进行胃镜检查，病因不明的情况下，决定保守治疗。未知隐患的身体像残垣断壁，随时会轰塌。如果保持怀疑就是清醒，身体出问题的人会开始质疑世界。连家人也不肯相信医生，只好打四处打听询问。
　　他们不断地问我，病因，治疗方案，有无大碍，等等。仿佛我说没事，他们就可以安心。我对他们说，都会好起来。可我发现，在质疑面前，这只是一句软弱无力的劝慰。好在不久，姥爷病情好转，允以出院。母亲说，姥爷不肯离开。我想，在没有矛盾的病房里，被人簇拥的感觉多好。
　　我订好周末的火车票，决定回乡看看，两天时间往返。火车站前，我夹在密密麻麻的学生和农民工之间涌动，心急如焚。空气里的凉，灌入胸腔里面打转，找不到出口。
　　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到故乡这个词，觉得有些难以启齿。
　　时间有些来不及了，我要小跑，取票，排队，安检。脚踝处开始隐隐作痛。

　　清晨到站。小城里干燥寒冷，家乡没有一点积雪。我对一场雪充满执着的期待。
　　墙壁发黄的屋子里，姥爷让我坐下，他自顾自地唏嘘道：“我以为这次死定了。”姥爷说到死亡，就像背上驮着一座大山。他说那天走在路上，突然感觉胃里一阵翻搅，就是一滩血喷在地上。血液混合着胃液，融化了街边的雪。我能想象到，白色的背景下是滚烫扎眼的红。他说这样的血，他在雪地里呕了三滩，在急诊室呕了两滩。姥爷还说，吐了这么多血，怎么能不死？他的语气中带着理所当然，仿佛大病初愈，他是捡了一条命。
　　我坐在床沿，床上铺着十几年如一日的旧毛毯，重来没洗过，也没换过。他盘腿坐在那儿，像一尊佛。姥爷更加消瘦了，身体像是突然缩了水。我不敢细致去打量，一条小腿和我手腕一般粗细。我只好把目光收拢在一条毛巾上，毛巾是灰色的，上面躺着十几颗干瘪的花生米。只见姥爷用手指轻轻碾碎红色的花生皮，然后放进嘴里，慢慢咀嚼。每一个动作都像是轮回。他很慢，仿佛是度日如年般的缓慢。母亲说，他在戒烟，忍不住的时候就吃花生米。我问姥爷胃口怎样，他笑靥如花，他说胃口很好，出院的时候最想莜面。
　　母亲给老爷倒了尿壶。她还要给姥爷擦脸，姥爷坚持说清晨洗过。母亲自顾自地从柜子下面掏出脸盆，却找不到专属于他的那条毛巾。姥爷说，垫花生米的，灰色的那条就是。母亲只好找来一条新毛巾，给姥爷擦身体。
　　姥姥就像躲瘟神一样，把姥爷关在屋子里。姥姥站外门外，透过门上的玻璃看我们。她的窥视令我不安。我分明听到姥姥恶狠狠地说：“怎么还不死。”她身边徘徊着两个小舅舅，他们和姥姥一样，时而望向我，像是看着羔羊入虎穴。
　　我站起身子来。我感到有些莫名的拘谨。姥姥见机行事，突然冲进屋子来，用手里准备好的白毛巾擦了我的牛仔裤。姥姥嘴里嘟囔着：“怎么还不死。”母亲用埋怨的眼神看她，姥姥沉默不语，站回玻璃外。门板就像是一块盾牌。
　　姥爷还没有力气，他没有反击的能力。但是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不露声色，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要让身体和精气神都达到最饱满的时刻，怒骂眼前的一切。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姥姥。姥姥的怨毒之情那么浓烈，我想到，她原本是坐人力黄包车都要提前下车，生怕累到师傅的女人。他就像她一处丑陋的伤疤。姥姥和姥爷的敌对关系，终于在岁月的积攒中开始无处掩藏。心里的一根针变成了刀子。
　　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两个人长期分居，竟然还生下五个孩子。难以想象的是，姥姥当初如何忍受姥爷的身体，这对于她而言一定是极端的侵犯。还好有这五个孩子。

　　姥爷喜肉食，母亲炖好排骨带过去。姥姥炖菜有两个舅舅打下手，清一色的素菜。我看到两个男人的背影，像是搁浅于房子里的船，在繁琐的家务中无法靠岸。
　　房子的电路在老化，虽然几经改造，新款的微波炉还是因为功率过大无法使用。这个房子有它固定的生存之道，不容许轻易更改。房子里的走廊狭长，这让情感的传达更加直接。里面的人，相互之间互为敌人，有互为亲人，相互钳制才能生存。
　　在这个家里，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总是可以轻而易举成了天大的事情。战争一旦打响，就无休无止，母亲总是要再三介入调停。舅舅偶尔会以悔过恸哭收场，回过头来又埋怨母亲多管闲事。两个舅舅和老人的争吵，那些青筋暴露的嘶吼，如燃烧的疼痛，仿佛随时要拿出一把刀子，捅死对方，然后杀死自己。
　　去年冬天，姥爷和两个小舅舅发起矛盾。姥爷说，我凭什么起早贪黑，他们却在被窝里熟睡。争吵到激烈时，姥爷和舅舅互相诅咒以死。那段时间，姥爷一天在两家药房坐诊，开方子，给人针灸。姥爷曾在归家的路上出一场车祸。一辆电动车风驰电掣，万幸没有撞死他。除了满身淤青，他只丢了一颗牙齿。
　　姥爷是个不错的郎中，甚至可以说是天才。所以舅舅以前总是照猫画虎，在外招摇撞骗。母亲说过，她的聪明源于姥爷。而这个家里所有的笨拙，都源自姥姥。可笨拙的姥姥即使生病，也从不吃姥爷开的一副中药。她怀有芥蒂，始终都在提防，怕姥爷毒死她。而两个舅舅是彼此依赖为生的。同一个屋檐下的相濡以沫，让两个人愈发无法分割。我甚至觉得，夫妻也难以如他们那般相互扶持。倘若一个人死去，另一个也无法独活。
　　不得不说，他们的降临伴随着整个家族的饥饿史，并始终延续着这份负担。他们的名字具有美好的寓意。“富贵”两字，各得其一。双胞胎兄弟并没有像姐姐那样独立起来。这两个字的叠音呼唤他们一生，全名却渐渐被人遗忘。但他们不想被忽略，他们妥协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生命始终都在抗争，这让他们更加孤僻和敏感。
　　在曾经的打工经历中，两个舅舅似乎总是饱受折磨和委屈，一个在另一个的怂恿下，终于共同选择逃避世事。姥姥没有原则的爱，仿佛是对姥爷所有怨恨的转化。是姥姥的容忍和庇护，使他们逐渐失去生存的能力。失业的日子里，两个舅舅像是猎手，以不为人知的手段捕获着，一个玩偶，或者一段传奇故事。房间里到处都是证据。家中随处摆放的小物件，多是粗制的挂饰布偶，有米老鼠，蓝精灵和圣诞老人。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
　　少年时，我曾在百货大楼与他们偶遇，其中一个正费力地从垃圾桶里拣出几只塑料瓶。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我，或者佯装不识。我躲在朋友堆里，试图避开两片阴云的袭来。朋友发现我的异样，顺着我的目光找到他们，问我是谁？我回答，是我的两个舅舅。我有些羞赧。我转身迅速逃离，就像甩掉两个羞耻的泥点。

　　如果不是母亲提起，我不会把目光投向贵贵舅舅微笑的嘴巴，以及里面少了的牙齿。这张漏风的嘴巴提醒我，舅舅已经不是二十岁的年纪。母亲和姨都说，等开春了，就给舅舅镶牙。贵一点的，好一点的。似乎春天里所有的美好都凝集成了种子，要在牙床上开出花朵。舍得花钱，已经成为姐妹俩对待舅舅的武器。
　　我相信人类的情感从来都不是饱满的，就像这一口日渐无力的牙齿。牙齿是工具，也是武器。丰满的牙齿可以让咒骂更加响亮。残缺的嘴巴里，除了食之无味的体会，我想到更多的或许是情感的缺失。这个世界的悲喜和冷暖，只能自己去品尝和消化。
　　舅舅送我们到楼下。如果母亲买了米面油，还要托舅舅扛上楼。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有限，几乎只剩下几间屋子，一条盘旋楼梯，还有一个斑驳的楼门。他们总是在楼门口守望。这是我对他们所有生命意象的凝集。母亲让我记得和舅舅说“再见”，这一句“再见”却包含太多无奈。一句再见，就是无数个悲哀的循环。
　　楼门口，大风让身子变得羸弱，我怕舅舅突然被风吹跑。贵贵舅舅像一只稻草人孤零零地扎在稻田里，一只脚是塑料拖鞋，一只脚是棉拖鞋，衣衫随意且邋遢，以及那张从青春期开始就疙疙瘩瘩的脸。其实母亲作为大姐，几乎年年按季给舅舅添置新衣。他们舍不得穿，可岁月的消耗是无法阻挡的。在他们的叛逆中，节俭是一种有效的对抗。
　　看电视或许是另外一种情感的填补。两个舅舅和退休多年的姥姥，每天午饭后都搬了马扎，共看一部上千集的台湾电视连续剧，转眼就是两年多。他们对一部电视剧的热忱超乎想象。电视剧里各种各样的商战和反复离合的爱情，给他们以强大的生命力。
　　两个舅舅都是夸夸其谈的人，只有讲故事的时候，他们才神采奕奕，其中一个甚至会觉得另一个不够精彩，让其闭嘴。他们没有行走江湖的觉悟，却深藏深功与名。他们像悬壶济世的术士一样点拨凡人，有时候是一个药方，有时候是一句妙语。我知道那些精心编制的故事里，掩藏着他们日渐枯萎和卑微的心。他们决不能让自己蒙尘，就像那些摆放在屋子里的玩偶。他们小心翼翼对待，使之纤尘不染。

　　前些日子，母亲应医嘱，用医保卡给姥爷买进口钙片，两瓶三百元。姥姥看到，宁死也要把钱塞回来。姥姥焦急的模样和心脏隐患令母亲无法拒绝。这些年，姥姥对母亲有个账单，有一种反抗愈发激烈。甚至是米面油，姥姥都要估算好价钱还回来。母亲这次收了钱，只好借我的手，又拿给姥爷。姥爷嘴上拒绝，但他一定会收下。他的面容无比平静。他需要钱。
　　母亲承诺要给舅舅镶牙。姥姥奋不顾身地说，这个钱她要自己出。要知道，姥姥的钱都是用布一层层包裹好，藏在衣柜里的。小时候我盼望她打开衣柜，这意味着她要塞给我零花钱。现在的我有些恐惧那个衣柜。衣柜里装着一座大山，那么沉重。情感如水般自上而下，贯穿生命的林木。情感中的迂回河流，终归要慢慢离开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远方。
　　表哥酒驾出车祸，鼻子撞塌了，失去一颗牙齿。姑姑假借姑父生重病为理由，划掉母亲医保卡近万元，为表哥镶牙。姑姑还医保卡的时候说漏嘴，得知真相的母亲气愤不已。父亲的那颗牙一直没舍得镶。舅舅的牙齿也需要花钱。姑姑事后怕母亲生气，打电话和母亲说：“千万别生气，要不然你骂我好了。”这样的事情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表哥的赌博事件暴露以后，把过去所有的伤疤揭开。对于姑姑接踵而来的谎言和哭诉，母亲总是面慈心软，但她又愤怒于这种理所当然的索取。对于这些事情，父亲的表达是沉默。
　　不久，姑姑又出车祸。姑父在骨科医院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连忙去银行取出工资。母亲和大娘先碰面。寒风中，医院门口的小树林前，两个女人商量着应该拿多少钱。大娘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风吹得林木愈发萧条。父亲让母亲拿三千，母亲拿了两千，大娘拿了五百。天色渐暗，我想，母亲的脸色也不好看。姑姑在医院行骨骼牵引术，只能卧床静养。表哥在鼻梁上贴着创口贴，似乎还没痊愈。我能看到一些情感在渐渐疏远。
　　所有的悲剧之间，哪怕无所关联，也尽皆能找到一个起点。这一年时光，牙齿像是一个顿点，把故事打了一个死结。父亲掉了一颗牙齿。舅舅掉了两颗牙齿。表哥掉了一颗牙齿。牙齿因为磨损有不同的命运。理应如是坚硬的事物，却最容易不堪重负。坏掉的牙齿是松动的时光，我们总是在时光中摇摆，在不断磨合的情感中受到伤害。
　　父亲依旧沉默着。而生活就像是一壶烈酒。少年时我送父亲酒壶，他在家中留给这容器一个醒目的位置，艺术品一样摆放。父亲数年来，始终试着与我对饮，至今不得。我不知道，这是父亲对酒的表达，还是对儿子的表达。我和父亲之间缺少沟通。我只会在保护母亲的情况下，大声吼他。父子之间所有的亲近都是笨拙的。我隐约想要和他喝一次酒。但绝不是现在。母亲不喜父亲饮酒，时有尖酸刻薄的腔调。她坚定地认为，是酒精损伤了父亲的牙齿。可到底是什么伤害了牙齿？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每个人都愈发沉默。
　　生命里有太多留不住的事物。哪怕心里有把锁，但是锁住的东西也会有变质的一天。于是我们宁愿眼睁睁看着那些变质腐败的过程，直到彻底将之失去。微小细弱又令人心痛的事物，那些无法偿还的东西，那些被轻易摧毁的情感，都无法表述清楚。

　　日子是圆的。像树上一个鸟巢。像一个钙化病灶。像一个寄生虫囊。日头渐渐变长，天气似乎有转暖的迹象。但这种暖只是相对的，我的身体还是冷。我像是离群索居的候鸟，寻觅着，却只看到这个冬天的虚妄，它是我内心的躁动，以及外表的平静。
　　北京愈发冷清。远离家乡的我一直找不到根系，伸出三两条枝叶，不足以怀抱太阳。我怂恿父母来北京过年。三个人的年。愈发自私的年。北京的繁乱并没有屏蔽家乡的故事。那些无法回避的事情，总是像碎片一样被风吹过来。所有人的生命都在延续。以自我的方式延续，以血脉的方式延续。还有一些没有延续的，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承接。
　　母亲千里迢迢，从家乡移植到北京的一株植物，始终无法蓬勃生长。只有这儿的绿萝，不断从花盆里溢出来。我相信生命的轨迹就是要画一个圆圈。
　　大年三十，近乡情怯。抢不到火车票，不得已的迂回旅程。回家的路上有太多山，每一座山都飞奔在路上。我知道那是绵延的阴山。穿过无数个狭长的山洞，黑暗和光明不断坠落。等待中我吸了一支烟。我原本并不吸烟，除非喝了酒，除非无事可做，除非要过新年。
　　母亲说，家里摘的花等你归来就盛开。母亲又提起找对象的事情，她隐隐有些着急。似乎只有我的生命是急迫的。但是我从来都不急。我不是那簇花苞。我有些抵触过年。我穿上班时的衣服回家。这表示一种常态。两年前买的的羽绒服和牛仔裤，有些不太合身。入冬时买的棉鞋，现在穿来显得有些过于厚实。普通的衣服似乎也具有象征意义。父亲不满我的穿着。母亲急忙拉我去百货商场，可是我一件衣服也不愿买。我说，羊绒衫太老气，春装夹克太贵，运动服已经买很多。说实在话，我有些盲目，还有些舍不得。最后我挑了一件班尼路的线衫，一百三十元。红色的，至少看起来喜庆。或许这对父亲而言是一种宽慰。这些年，他总是希望把钱花在我身上。
　　忙到最后一刻，母亲才贴春联，贴了又掉，她叫我去粘，我喊父亲。母亲是这些年才开始贴春联的。母亲说，春联里不要带“财”字，太俗气，有“福气”和“安康”就好。我喊父亲去帮忙，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贴春联，挂灯笼，放鞭炮。我只是想置身事外。
　　这一天，似乎每个人都要粉饰自己。一个人的模样，藏着一年的风尘往事。如果有些不堪或疲惫，谁也不愿被看穿。染头发，换衣裳。而我只是过了最为朴素漫长的一年。或许是因为平淡，才心怀暗淡。母亲从衣柜里挑出最新的旧衣裳。这就是她过年的姿态——在所有旧的生命中找到崭新的部分，加以盛放。母亲如此。姥姥如此。朴素的女人大抵如此。姥姥过节前给母亲悉心擦了旧皮鞋。

　　母亲在饭馆订年夜饭，已经成为惯例。两个房间，两桌亲人，父亲家，母亲家。姑姑还在医院躺着，无法翻身。母亲不愿看到姑父来，姑父还是来了，喝杯白酒，打包饭菜返回医院。表哥没有来，去年表哥就找理由没来。去年的理由是剪发。今年没有任何理由。一桌饭，越吃越萧条。萧条是生活的荒芜。没有张扬和喜悦的声音，餐桌上开始陷入沉闷。像是患了某种隐疾，所有人都避讳不提，似乎日子就一如既往在持续。沉默的时候，房间似乎有些拥挤。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
　　两个舅舅衣裳同款，外套是黑白格，今年流行太空棉，里面是黑色长袖，贴着银色的亮片雪花。他们的身子瘦削，衣服包裹着像是女装。这一定是二姨买的衣服，母亲不喜。姥姥身着碎花绿袍。母亲穿着大红袍。花红叶绿，仿佛春意盎然。我说姥姥的衣服漂亮极了，姥姥笑得合不拢嘴。我从北京给姥姥买的吴裕泰花茶，闻起来很香。饭间，姥姥在母亲的包里偷摸塞了三百元钱。一定是茶叶的钱。这一桌饭钱是姥姥付的，关于付钱的事情，姥姥的态度宛如磐石不可撼动。母亲说，明年不再张罗父亲一家人的餐饭。父亲沉默不语。
　　感情有时候是一种拉扯。姥姥和姥爷坐在桌子两端，互不看对方一眼。一张圆桌坐成椭圆形。姥姥嘴馋，什么都想要尝一尝。姥爷吃得少，开始一根一根吸烟。两个小舅舅在抢酒喝，平日里喝酒的机会不多。一个人五两酒下肚，肚子里的往事沸腾，开始夸夸其谈。姥姥怒目瞪他们，姥姥的眼神像刀子。姥姥转头看向我的时候很慈祥，又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舅舅说道，江湖险恶，需要左右逢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舅舅还说，他在厨房做配菜师傅的时候，有小徒弟鞍前马后侍奉左右。姥姥色厉内荏地说，快点闭嘴。
　　眼瞅着局面无法控制，母亲说，舅舅们说得都对，只是酒不能再喝。说到酒不能再喝，富富舅舅来了脾气，他说：“我有多少酒量我清楚，不要管我！”如果再说，舅舅也许会暴躁，也许会恸哭。临近尾声，母亲说，赶紧散了吧，这饭不能再吃。母亲小声叮嘱姥姥，回家以后不要埋怨舅舅。每一个节日似乎都是如此草草收场。
　　回家的车子驱赶一年的时间到尽头。生命如此点燃，熄灭，周而复始。小舅舅不在场。姥爷说，等我死了，他们就是你们的累赘。在他眼里，两个舅舅就像两座活火山，是隐患。姥爷又说，我存下十来万。母亲说，姥姥也存下十来万。两个老人心里的盘算，就是要让他们活下去。姥爷的心愿，就是年后给两个舅舅谋个低保。理由是大脑发育不全。
　　要知道在年前，病情稍好的姥爷又去药房坐诊。天黑路滑的，姥爷终于舍得花钱坐出租车。喝了酒的父亲舌头发直，他说，我有饭吃，就有他们哥俩的。我以为，如果没有酒精，他一定是沉默不语的。这种沉默往往是心里的不愿，行为上的默许。
　　我也有些心事，只是我不愿说出口。我想沉默或许也是一种承担，也是一种懦弱。我们可以选择逆来顺受，也可以把生活作为突围的战役。我只是不想变成温水里的青蛙。
　　大年三十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随风远去。不知不觉二十五岁。对比已经入学的侄子，我已经改变太多，但是也失去很多。生活的艰难并没有将谁打到，何况这些本也算不上什么磨难，只是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愈发困难。
　　我们的困局只会让后代生活得更加孤独，或许也更简单。简单只是一种孤立无援。
　　夜色漫漫，长街环绕，熙熙攘攘入梦乡。

　　没想到的是，大年初一，我遇见一场雪的独白。我不知道一片雪花的形状，或者一团雪的模样。我只是远远的看着，错过了夜晚漫无边际的坠落。没有飘雪的清晨，窗外只有一片完整的雪白。这一季，一场一场的雪来过，似乎有意避开我的视线。这场回归终于与雪邂逅。雪是隐蔽的，就像大地的心事。正是因为雪的降临，让消逝的夜晚和眼前的城池，变得完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偏执于一场雪的到来。从北京一路向北。但是它让我的心完整。
　　一场雪给冬天补上了残缺。看见雪的延伸，就仿佛看到自己生命的局限。有时候，无非是一块土地，一个院子，或者几间屋。过去，还要凭借油灯点亮。可是谁能够不受到局限呢？一个人，一个一个，接连走入雪地。恍恍惚惚的，真实又陌生。
　　一场雪让时光沉寂。我不想破坏雪地的安然。我想到局限，想到自己一直受到凡世的牵绊。顺着轨迹流亡——铁轨，家乡，往返于世界的边缘。
　　群居生活，本是一种暴露。我们会知道很多秘密，很多规则，以及很多黑暗。但是每个人都要保留一部分孤立的自己。那一部分是不能分享的生命，无以言表。
　　生活琐碎如大大小小的石头，堆砌成一堵完整的墙。我总是要面壁思过。有人说，这样的文字应该放在很远的将来去书写。当你可以更替生命的角色，去理解他们的时候，或者，看见了死亡和结局的时候。但是，这个世界或许从来都没有结局。
　　我更愿看到的是，我们允许所有悲伤的事情存在。我们坦然接受所有的改变，所有我们趋于完整的进化以及永远无法填补的遗憾。我愿意看到一些清醒。
　　我看到父亲走在雪地里。我看到母亲走在雪地里。我看到老人走在雪地里。我看到舅舅走在雪地里……他们走在风雪中，从来都是一个人。我想要看到的事情似乎还有很多，比如他们之间的相互搀扶。但这些都不是结局。我不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爱与恨。
　　爱与恨都是过于鲜明的感情。我对自己的感情从来没有那么明确。
　　有时候需要靠近一些，有时候选择远离一点。我依旧在流亡和逃窜。
　　雪地很滑，扭伤的脚踝依旧在疼。我要走慢一点。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如初。是的，它又怎么可能恢复成原来的模样。看不见的伤依旧潜伏着，等待和下一个伤口相逢。
　　我见到越来越多的出行者，雪地花了脸。我记得那天的阳光。那天的鞋子。那天的泥土。
　　我想到时光之冷。就像用雪搓手，慢慢的就感觉到暖了。似乎身体慢下来，路也就长了。
　　其实我们是那样用力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