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开那一缕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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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听说“唐芳九”这个名字，缘于一位唐姓的朋友，他给我传来一张照片，照片是一段文字，唐芳九的生平资料。朋友说这是在族谱中看到的，他知道我喜欢挖掘本土文化，问我有没有兴趣写写其人其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素材，便邀朋友去唐芳九的家乡——孝昌县邹岗镇新冲村走访。朋友老家白沙镇，其姓氏跟邹岗“十唐”连谱，又在县直部门工作多年，与新冲村唐支书甚是熟识。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驱车前往新冲村七唐湾。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山庄，湾前地势较为开阔，南北高低起伏，不远处有一片碧翠的树林，朋友说那是“鸡公山”林场。我有些疑惑，鸡公山咋没见山呢？只是地势相对高一点。七唐湾后有座真正的山，海拔不足百米，名叫“鹞子山”。山上林立无数松树，唐芳九的墓立在松树间，沉睡了大半个世纪。
       因朋友出门联系过，新冲村唐书记在村委会等我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说先前听父亲讲过唐芳九，父亲应该比他更清楚唐芳九的故事，于是他把我们带到他家。
       唐书记的父亲年近八十，身材清瘦，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听说我们查访唐芳九的事情，连声说，他死得太惨了，脑壳开了花，脸打得稀巴烂。要是他冇死，新冲村肯定不止这个样，七唐湾也不止这个样，他可是个大人物，喝过洋墨水，干过革命，当过先生呢。
       老人是那件惨事的亲历者，当年他十二岁，正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老人说，唐芳九被农会的人枪毙在鸡公山，后来不知为什么，农会的人叫村民把山弄平了，风水破坏了，这多年冇出过人物。接着他又给我们讲唐方九的故事。
      “唐芳九娶了三房老婆，大房跟他生了五个女儿，二房是天门人，三房姨太姓祝，去世才十来年，祝婆比唐芳九小二十来岁，为他生了三个儿子。唐芳九死的时候，幺儿子才八个月，嗷嗷待哺。造孽啊，孤儿寡母的，哪能活命，三个伢送的送人，过的过继。老二不住在七唐湾，有后人，前几年得病死了。老大为了给他老头子申诉平反，一生没结婚，是村里的五保户。老三本来送到别湾的，懂事后又回来了，娶了妻，生有四个儿女。”
       “老人家，您听说过唐方九的革命事迹吗？”我问。
       “我不是蛮清楚，他儿子肯定知道，我带你们去问问。”老人热情地说。于是，我们随老人一起去唐芳九的儿子家。
       唐芳九儿子家在村口。因是五保户，大儿子的房子显得简陋，只有两间房，红砖裸露，屋檐低矮，大门紧锁。三儿子的家在大儿子家前，夫妻俩正好在家。听说我们来问他父亲的事，老三媳妇从房间取出一摞信纸，递给我。拿着这些发黄的信纸，我读着渗出血泪的字，一段尘封的历史云烟，渐渐被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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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芳九又名方九，笔名洛英，小名菊生，出生于1902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1951年3月9日孝感县人民法院特刑字第53号以叛徒、恶霸地主之罪，判处死刑。”这是一张申诉书上的文字。
       唐芳九真的是叛徒和恶霸地主吗？我阅着陈年墨迹，试图寻找答案，愈是深入，答案愈明。我该怎样来还原历史真相呢？又该怎样讲叙唐芳九的传奇人生呢？只能以时间为序，片段化、脉络化还原他生活和工作的轨迹。
      1917年，唐芳九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武汉的晴川中学。先前在私塾，只能学习《千字文》、《幼学琼林》、五经四书、孔孟之道，还有算数之类的。晴川中学开设的科目多，有修身、国文、英语、历史、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法制，还开设了图画、手工、乐歌和体操等课程。唐芳九眼界洞开，如饥似渴地学习，门门功课成绩优等。1920年，他如愿考上了湖北高等学堂——武昌高等师范学堂。
       走入大学的唐芳九，跟许多年轻人一样，热血沸腾，乐于接受新事物。他不再像三年前那样瘦弱，身材愈发健壮高大，双目炯炯有神，剑眉浓密，凝聚一股凛然之气。“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像一支火把，点亮了许多人前进的路，唐芳九受其影响，他性格稳沉，为人朴实，学习勤奋。他不是书呆子，学习之余，常常参加进步社团，深得校长孙云堂的器重。孙云堂跟董必武是“清文普通”的同学，又是同科举人，交往甚深，孙校长向董必武推荐他的得意门生唐芳九，在董必武的影响下，唐芳九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1923年，他被推荐到日本公费留学，专业是医学。
       1925年冬天，一个穿长衫，围宗色毛线围巾，二十多岁的男人，走出了孝感火车站，他手中提着藤箱，眼里露出刚毅的目光，他是唐芳九，从日本留学回来。这年的冬天特别冷，下过几场大雪，唐芳九窝在家中，除了照顾家人和读书外，还经常去一个地方，秘密拜见一个朋友。这个地方是孝感县衙府，这个人名叫吴光谟，孝感县委书记，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26年春，吴光谟托人带信，说是有重要的事找唐芳九。唐芳九急匆匆地从家中赶来，吴光谟把他领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满脸兴奋，他握着唐芳九的手说：“兄弟，恭喜你，组织同意你的入党请求了。”“真的，太好了。”唐芳九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做梦就想加入党组织。对唐芳九来说，有了组织，有了信仰，可以更好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
         唐芳九加入党组织不久，北伐军抵达武汉，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任国民党孝感县党部秘书，与他的兄长兼同志吴光谟一起工作和战斗。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唐芳九各方面表现出色，党组织推荐他到武昌黄土坡党训班学习。这次培训，让唐芳九又有新的阵地——武汉市硚口党的地方委员会做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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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七年二月，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共天门县委会，由省委派来的唐芳九任书记。”在这段文字中，我似乎看到了唐芳九忙碌而又坚定的身影，还有他的家国情怀。
       军阀割据，国共混战，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27年2月，唐芳九授命省委，任天门县委书记，他是共产党天门的第一任书记。唐芳九到任不负众望，为推动天门的工农群众运动，他与彭正浩、马振邦、蓝秀中等人，将县委机关设在雁叫街胡家花园内，还建立了县总工会，充实调整了县农协会，在鸿渐淌子街设立书报流通站，加强了对各群团组织的领导。
       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很快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在“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号召下，全县建立农协二十个，发展会员五万多人。正当革命蓬勃发展之际，汪精卫和蒋介石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5月7日，夏斗寅公开叛变后，联合杨森部队袭击武汉，侵扰天门，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天门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唐芳九差点被捕。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县委几个骨干成员在岳口金家大湾，一个农户家秘密开党委会，竟然被湾里的一个劣绅发现，并告了密，三十余个腰间别着“家伙”的敌人包围了村庄。一阵高起一阵的狗吠声，有些不同寻常，唐芳九感到不妙，他立刻停止会议，吹灭煤油灯，迅速指挥同志们从后院撤离。敌人扑了空，紧接着挨家挨户搜查。
       “砰、砰、砰”，一阵急切的敲门声，“谁呀？”屋内人问。
       “我，请您开开门。”唐芳九急切地说。
      “吱”的一声，门开了，唐芳九闪进屋，向老乡说明紧急情况，寻求藏身之处。老乡迟疑了一下，要是唐芳九在他屋里被敌人抓到，他也会被牵连。不容考虑，救人要紧，老乡急中生智，把唐芳九带到他女儿的房间，女儿正在煤油灯下绣袜底，看到父亲领着一个陌生的、英俊的男人过来，脸忽地红了。
      不一会，敌人搜查到这家，前院、后院、坛坛罐罐，角角垴垴，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搜高了，没有找到革命党人。临走前，一个敌人似乎不甘心，他推开一间房门问，“床上睡的是哪个？”
“是我姑娘和姑爷。”老乡沉着回答，暗暗惊出一身冷汗。敌人没看出什么破绽，悻悻离去。
       唐芳九终于脱险，对姓金的老乡感激不尽，也佩服他的胆量，认了这门“干亲”，去的次数多了，与那家姑娘熟悉起来，并喜欢上了她，娶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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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恐怖一直笼罩在荆楚大地，中共湖北省委按计划划定8个暴动区域，先后委派干部作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趁着月朗星稀的夜色，一个身影在田野上疾走。此时，农村刚刚复完秋，阡陌上写满绿笺，空气里和着泥土的气息，清新而又充满希望。
      唐芳九来不及欣赏美丽的夜色，在天亮之前，必须赶到汉川马口镇。组织交给他新的任务，在马口镇成立“鄂中区特别委员会”，因刘子谷参加南昌起义未归，任命他为特委书记，唐芳九深感肩负使命重大。
天麻麻亮时，唐芳九终于赶到了马口镇，与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他又投入新的战斗。待“特别委”成立后，唐芳九秘密召集天门、潜江、京山等鄂中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向各地党组织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研究组织武装力量，配合湖南革命，组织秋收暴动。
         甄别“委员会”同志的不同情况，唐芳九进行一系列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他派袁传监同志到潜江县作当地土匪工作，又派周铎同志到京山县打开局面。徐杰同志是天门县人，也在天门县总工会工作过，对天门的情况相当熟悉，他是最适合回天门做红枪会和土匪工作的。天门地域宽大，情况复杂，想到这些，唐芳九不免有些许担心，他决定再回天门，亲自开展工作。
       他来到天门西乡，与徐杰同志秘密碰头，找到了隐蔽在农村的原天门县委委员蓝秀中、鄢泽孚等人，他们依然暗暗地为党工作，这一点，令唐芳九非常意外和高兴，他们又可以在一起并肩战斗。
       由于几位同志的群众基础牢固，工作经验丰富，西乡党小组的工作开展异常顺利，好消息不断传来，如“天西一大股土匪，有枪六七十支，愿意我们收编。”鄢泽孚在天东找到了“过去是我们的同志”的红枪会的首领，“有一股愿随我们走。”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整个鄂中区，革命斗争的气氛浓烈，天门西乡满湖遍野都唱起一首歌——“民国十六年，国共把家分，他喊办共党，杀我老百姓，咱老子要革命。”不仅如此，鄂中区党组织还掌握了几支武装，这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强大威力，为土地革命时期贺龙领导的红二军扎住天西建立红色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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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春，省委根据随县党组织有脱变的危险，派唐芳九到随县任付书记。到职后，他以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开始整顿党务和组织农民武装暴动。
        随北吴山镇土劣活动猖獗，欺压百姓，欺行霸市，无恶不作，不仅严重扰乱当民众生活，还非法管理吴山镇的政权，瓦解和打击土劣势在必行。随县二十万农民，能参加暴动的只有近2000余人，三杆枪。而土劣人数众多，三十杆枪。敌我力量悬殊，如果硬碰硬，简直是鸡蛋碰石头。想到此，唐芳九不竟浑身冒冷汗。天无绝人之路，唐芳九冥思苦想，终于想出妙计。他把自己的想法在随县党委会议上提出，一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如红枪会会员，红枪会大部分是家庭贫困的农民。二是离间土劣，使他们狗咬狗，削弱他们的力量。
       这一招果然奏效，吴山镇的土劣果然中计，他们相互猜忌，相互打压，利用土劣相互冲突，农民游击队加入一方争斗，又缴获了七杆枪。越来越多的红枪会成员加入打倒土劣的战斗，人数近七千人。唐芳九看着眼前的局势，觉得时机成熟，便以“吴山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和指挥暴动。战斗打响，不到半天时间就结束了，大获全胜，革命委员会捕拿全镇所有的土劣，重新管理吴山镇的政权。
       唐芳九足智多谋，名声大噪。可是不久，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应东南三县边界斗争失利，革命严重受挫，坏消息不断传来，京汉特委书记邓雅声被捕牺牲，应山县委书记冯树功调离，省委急派唐芳九到应山任县委书记，接替应东南三县边界工作。唐芳九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没有失去信心，而是以“三县执行委员会”名义，集中应城、安陆和孝感三县农民游击队，配合京汉特委开展游击活动。正当革命发展时，应山太平镇，广水兵站，孝感王店，安陆叶海孺等红枪会反动成员，清乡团头目纠合一起，配合国民党胡宗铎的军队，对农民游击队进行疯狂的倒算，不仅恢复了乡村地主政权，还从四面八方向县委机关驻地“七里冲”偷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区村庄，遭到敌人的血洗火焚，他们大肆搜捕党员，农民大逃亡，十室九空。
        3月29日，大土豪劣绅左畏可犯下了滔天大罪，他联合各地反动红枪会，出其不意地向中共应山县委机关驻地柴家岗进攻，县委人员死伤惨重，县委不得不解散。反动军团气焰嚣张至极，扬言“抓住活的，一两人肉一两金”，“找到死尸，一两骨头一两银。”
        三县边界的上空乌云密布，恐怖的高压使得人们无法呼吸。在这群魔乱舞的险要关头，唐芳九镇定自若，他将同志们分散到孝感以南水网湖区隐蔽待命。在险恶的形势下，唐芳九感到孤单和无助，他多么想找到党组织，便急切派应山县委军事部长万平治，到孝感城找京汉特委地下联络处负责人郭述申。万平治偷偷地找到联络处，可是联络处已经遭到敌人的破坏，没有找到郭述申同志，还差点被敌探盯上。于是，他只好连夜返回应山汇报，后来潜往樊口，隐居在饶家垸子舅父家里
         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唐芳九像一个失去方向的孩子，无法指挥身边的同志，只好暗暗潜回家乡，伺机而动。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也许敌人在他家周围盯梢，唐芳九回到家的第二天晚上，顺山区反动头目林南君带着一群团丁，前往七唐湾捉拿他。当听到不同往常的狗叫声，还有杂乱的脚步声，唐芳九敏锐感到了危险，他不敢久留，从家后门离走，连夜逃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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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唐芳九没有灰心，他想，只要心中有党，何时何地，无论干什么事，总会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即使不能在前线指挥战斗，在后方也可为党工作，就像恩师孙云堂和董必武一样。
       1930年，唐芳九化名洛英，开始了隐退潜伏的教书生涯。他先在武汉附城一路第18小学教书，后来到武昌大江、群花中学任过教，利用教书做掩护，在武昌徐家棚以孝感同乡会负责人的名义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抗战开始，唐芳九隐退到孝感女子中学任教，他积极向学生宣传抗日主张，动员进步学生到延安参加革命。
       日寇的铁蹄蹂躏中国大地。1938年，日寇入侵孝感，孝感沦陷，唐芳九不堪忍受日寇实施的奴化教育，毅然回到新冲村七唐湾，创办了“方园锐斋”学堂。这是一所公益性的学堂，富人和穷人家的孩子都可来读书，他亲自任教，就像他当初在晴川中学一样，上的课程主要是新文学、数、理、化、英语、历史等自然科学，还讲辩证法、唯物论和进化论。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打开了一些农家子弟的眼界和思想，就如当年的他。
但是，办新式学堂，教书育人不是唐芳九的唯一愿望，他还想好好照顾一家老小。这么多年，他一个人漂泊在外，年迈的母亲为他担心受吓，老婆在家操持家务，想到这些，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唐芳九心中甚感愧疚。
         唐芳九心中还有一个秘密，他创办“方园锐斋学堂”真正目的，是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抗日活动。因此，他一方面教育学生忧国忧民，积极投身抗日，组织学生高唱《铁血歌》、《木兰辞》和《满江红》等进步歌曲；另一方面，学堂也是新四军第五师秘密联络点，晚上经常有挂驳壳枪的新四军要员秘密前来，任质斌和刘天明都是他的密友，是学堂的常客，县城里到大悟山参加革命的男女学生，也都由学堂交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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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别人的眼中，唐芳九似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绅，他经常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民主政府召开的农民代表和各界代表大会，曾受地方政权委托，亲手写《防盗禁赌告示》。1943年大旱之年，他配合地方政府亲自发起和组织各界，写出《救灾募捐启事》。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亲自组织学生和群众到红区孔家砦参加庆祝大会，会上，对日寇罪行和国民党腐败无能进行了无情的口殊笔挞。
        唐芳九真正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始终是一个战士。抗战胜利初，国民党桂系疯狂对孝感一带围剿，唐芳九书写《思痛录》一文，以亲历之感，痛斥国民党的罪恶行径；他写了《战后建设中国之方针》，提出耕者有其田，建立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腐败，还特意撰写了《苛捐杂税之外》等政论杂文，被孝感《正风日报》刊发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连报社也被查封了。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唐芳九知道天快明了，他欢心之至，组织他的学生欢迎和慰问解放军，动员和鼓励学生随军南下，他的许多学生纷纷投入了革命队伍。
        可是，1951年3月9日，天气阴沉，寒风飕飕，天空飘着雪花。唐芳九死了，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倒在生他养他的鸡公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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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叠信纸里，我找到当年的判决书，摘录他的罪状：“一是叛党。二是1941年至1950年期间，克扣唐某、祝某三年工钱不给。三是霸占唐某一斗八升田；霸占唐某房子二间，田一斗五升，塘一口。四是倒算农民肖某减租果实。五是非法卖田四石、房子一间。六是勒逼租谷。七是抵抗田价。八是分散财产。九是收买干部。十是暗中召集地主开会，阴谋向农民进行反攻。”条条罪状割心刮骨。
        1944年秋天，唐芳九得知新四军第五师驻扎在大悟山中，十分兴奋，大悟山离七唐湾不到一百里路程，便萌发了去找组织和队伍的念头。那一年，他的大儿子刚刚出世，第三房姨太害怕唐芳九一去不归，待他准备离家时，她抱着孩子，跪在他的面前，哭泣着不让他走，说走了，便是两条人命。望着孩子和大人，唐芳九叹了一口气。
         三姨太娘家一贫如洗，虽一字不识，可是个良善人，苦水中泡大的。她看到湾里有个叫春伢的少年，无父无母，无依无靠，又有点痴傻，总是衣不蔽体的，流涕达涎，就叫春伢来家里吃住，给他浆洗，给他织衣，照顾他生活，心想只当是积德。哪知几年后，“土改组”竟把这件事作为唐芳九的一条罪状，说是克扣他的工钱。
祝婆心里最悔恨的，是他娘家哥哥吃里扒外，连通外人来陷害自己的丈夫。她嫁到唐家后，看到哥哥家上无片瓦，下无住所，穷得揭不开锅，出于手足之情，祝婆把屋给他住，还把田给他种，从没收他的租。到头来，娘家哥哥恩将仇报，瞧她伢小，硬想霸占她家的财产，竟然联合村里保长谋害亲妹夫。唐芳九曾经写过一首歌《伪保长》，讽刺作威作福的村保长，村保长对唐芳九恨得咬牙切齿，早想找机会报复。他终于逮到机会，到农会和土改组告唐芳九的阴状。
        唐芳九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被土改组治罪，更没想到会被枪毙。“一切权利归农会”，“打倒土豪劣绅”，这曾经是他提倡的，可是现在别人用来打倒他，真是莫大的讽刺。农会的人有枪，心眼不好的人，只要看谁不顺眼，一枪可以把他“嘣了”，可以不负法律责任。
           土改组抓他前，好心人给唐芳九报信，叫他出去躲躲，避避风头，唐芳九：“怕么事，我罪不至死。”他没有逃避，被土改组捉到顺山区，在粮仓里关了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后来转到七唐湾“农会”。农会的人把唐芳九拖出去批斗，要他承认叛党和恶霸地主之罪。唐芳九誓死不屈，他信仰马列主义参加共产党，二十多年，没有投降敌人，没有叛变组织，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参加敌伪权，为什么要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办案人员见他不承认，给唐芳九十个指头上铁纤子，他痛得汗如泉涌，却面朝东方，依然不下跪，更不叫饶。
         听说唐芳九家找任质斌救人，村保长几个人慌了，为把唐芳九置于死地，他们连夜凑了五块银元，买通了办案的工作组长，要他提前枪毙唐芳九。就在唐芳九被害的那天上午，任质斌派部下送信，要农会枪下留人，当他们走到八汊洼的时候，听到不远处传来几声枪声，知道糟了，来迟了一步。于是，他们就此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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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爸的死，我们有许多疑问”。唐芳九的三儿子说，“例如他被审讯时，说自己参加过共产党，反而被毫无根据认定为叛党又罪加一等呢？为么事抄家时，在他的书房内抄出党证，大量革命书籍和日记本子，工作队员管文干全部拿走灭迹不上交呢？为么事我爸处决时，不开公判大会不贴告示呢？为么事办案工作组长，在我爸镇压后不久，也被抓回处决了呢？”我无法回答他的一连串质问，一切似乎欲盖弥彰，却又显而易见。
       我读到到两份材料，一份是唐芳九大儿子写的《关于彻底平反老干部老党员唐芳九错杀冤案的请求报告》，摘录一段：
        “……1951年3月9日，孝感县人民法院特刑字第53号以叛变、恶霸地主罪判处唐芳九死刑。从1985年起，我们多次上诉，孝感市人民法院于1990年以（90）刑二监字第014号重判，认定唐芳九参加革命后叛变事实不实，原判死刑不当，属于错杀；但又宣告唐芳九属不法地主，应判有期徒刑。我们不服，又向孝感地区中级上诉，孝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0年12月3日孝地法刑监字第80号和1992年3月24日，以孝地法监字第10号刑事两次裁定：维持孝感市人民法院（90）孝法监字第014号刑事判决。我们仍然不服，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另一份材料是（1993）孝地法刑再终字第18号文件，摘录一段文字：
          “……原审被告人唐芳九，在土地改革时，家庭被划分为地主，其在解放后卖田四石，房子一间属实。但原判认定的田及房子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之后卖的证据不足。按照有关规定，唐芳九不构成不法地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宣告唐芳九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天拨云见日，唐芳九的冤案，在他去世42年后，终于大白天下，他可以瞑目九泉了。对他的家人来说，经历了漫长的屈辱，何等的煎熬！我想，假如唐芳九不被错杀，他家的境况会怎样呢？七唐湾又会怎样呢？新冲村又会怎样呢？逝者如斯，一切不得而知。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定有很多仁人志士，没有死在敌人枪下，而被自己人冤枉杀掉，这是个体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我们每个活着的人，对这样一个个曾经鲜活着的生命，是不是该持一种崇敬和对历史审视的态度呢？

      夕阳西下，我们结束了采访，告别了热情的村民。在离村的路上，我摇下车窗，再看一眼鸡公山和鹞子山，松林依然葱郁碧翠。也许随着时光的流逝，七唐湾的族人，会遗忘唐芳九的名字，但我坚信他的后人，世世代代，只要看到鸡公山，看到鹞子山那片林，便会记起那个坚定的身影和他的故事。

2017年6月23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