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一件农民工讨薪事件（已发）

                                                                   我所经历的一件农民工讨薪事件（修改稿）
                                                                                                       文/苏敏
        我不想站在任何一个角度来评述此事，只想尽我最大可能把事情的真相呈现给大家。不过，我还是有些怀疑自己，怀疑自己能否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将这件事情平静地给你娓娓道来。毕竟，我是这件事情其中的一方。但我想尽量做到这点，这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一个基调。
        工地上，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大片，全是农民工。远远地，便能看到他们揎拳捋袖、怒目切齿、脸红筋暴、怒发冲冠的样子。站在群情激愤的他们中间，你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的你一言我一语给淹没，或是被他们的一口唾沫给淹死。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说着不同的方言，尽管我听不太懂，但是，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却是那样的迫切和坚定，那就是：要钱。
这钱，是他们的辛苦钱，是他们的血汗钱；这钱，他们可能要拿去给孩子上学，给媳妇买件衣裳，给父母买些药，甚至可能要拿去救命；这钱，可能是一千两千，也可能是一万两万，已经被拖欠了两三年。
        他们去年也来讨要过。甲方乙方相互推诿，谁也不愿掏钱，直到腊月二十八，劳动部门出面，从工资保证金里发了一部分，将他们遣散回去。但从那之后，领导们大概是由于公务繁忙，或是由于事情比较复杂，也或许是其他某些什么原因，拖欠他们工资这事儿，便又一直搁在那里——这钱到底是由甲方支付，还是乙方支付，一直没有个说法。
        某些部门处理事情，总爱各打五十大板，谁也不偏袒，谁也不得罪。只要没人闹事，这事情便搁那儿，一旦农民工闹起来，他们方才如临大敌。我曾见过，一个农民工向老板要工资，老板一直不给。无奈之下，他跑去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不痛不痒地把他打发回来。一气之下，他爬上公司九楼楼顶，差点儿就跳了下来。事情不到这样的程度，总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那天，我不止一次听到农民工们说，找他们有个屁用，找了多少回了，还不是把我们当球给踢了回来。“他们”，指的便是某些政府部门，那一个“屁”字，足以表明，农民工们对政府某些部门早已失去了信心。
        早在十年前，我们的老板买下了这块地。据说，当时的价格非常优惠。至于是怎样的一个优惠程度，我不是很清楚。想当年，我们老家，政府将大片大片的土地免费送给开发商的事情屡见不鲜。我更不清楚的是，这些土地被贱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不想也不敢乱说。
        但有一件事，我倒是清楚。当初公司买下这块地的时候，曾经遭到过当地村民极力、强烈、持久、坚决地反对。我之所以连着用这么多的修饰语，只是想提醒你，这样的反对曾经是多么的激烈，这个过程是多么的漫长，而最终的结果，则是村民们的反对无效。
        这块地，或许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征地那会儿，说不定禾苗正嫩着，穗子正抽着，果实正青着；也或许在这块地的某个地方，正埋着他们刚死去的亲人、长辈。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我来自农村，我深知，农民对土地充满了敬畏和感情。而这样的一种敬畏和感情，在政府某些部门和商家的眼里，几乎一文不值，甚至让他们觉得荒诞和不可理喻。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或许他们当中有些人，正做着一夜暴富的发财梦，借着土地被征收，趁机敲诈勒索、漫天要价，发点横财。这样的事，我也见过不少。
        政府征地与百姓对峙事情算不上是新闻。我曾经和一个城管队的领导很熟，席间，觥筹交错，他醉醺醺地跟我说，拆迁队伍人手不够时，只要招呼一声，地痞流氓、艾滋病人也都可以穿上那身制服。只需一声令下，一排房子便可以轰然倒塌，一地庄稼便会荡然无存。当然，这样的场景，我并没有亲眼看到过。那些绝望的眼神和悲哀的表情，网络上随处可见。尽管很多网络新闻经不起推敲，可失去土地和家园的人们，他们的嘶吼和呐喊，他们的哭泣和绝望，我相信，那是杜撰不出来的。
        我们公司这块地，是不是像那些新闻里说的那样，政府玩了猫腻，从中谋取了利益，这个我也不清楚。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我素来不轻易下结论。不过，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都在过着做地主、卖土地的日子，这是他们财政收入最主要的途径。很多时候，他们与开发商一起，谋划着某条街道，盘算着某个小区，掂量着某个楼盘，他们主宰和决定着这个城市里百姓的命运。
        我曾亲自参加了由市里面组织的“千亿工程”开工庆典。那场面，可谓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翩翩，人山人海。我们一大早便被要求赶到庆典现场。烈日下，等了快两个小时，领导才姗姗而来。台上的领导，一字排开，西装革履，派头十足，好不威风。第一个领导讲话，第二个领导讲话，第三个领导讲话。每个领导的讲话，都出口成章，都高屋建瓴，都激情昂扬，都雄心壮志，都殷切恳恳。最后讲话的，是这个城市里最大的领导，只见他风度翩翩，不紧不慢，踱着方步，来到话筒前，他把腔调拉的长长的，嗓门提得高高的，大声地说——开工。这俩字一出口，“千亿工程”所有的项目，便拉开施工的序幕。
       等他的话音一落，顿时，工地上，挖土机、推土机、打桩机，机器轰鸣，冒出滚滚浓烟。热火朝天的场面，比赶集还要热闹，所见之处，全是一片无比繁忙的景象，全是一片赶超发展的场面。按这阵势，似乎用不了多久，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便会矗立起一幢幢高楼大厦或是厂房来。
        只不过，等领导的车子转身离去不久，工地上便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挖土机、推土机、打桩机，立马熄了火，停了下来。司机从驾驶室里跳下来，他们正咧着嘴，露出一口发黄的牙，挨家挨户找开工的公司要钱。为了应付这“千亿工程”开工庆典，施工队的这些机器设备，大都是花高价钱从邻近租过来的。对这些司机来说，这算是家常便饭。为了赶场子，他们需要经常从这家跑到那家，从这个市开到那个市。
        我们公司一共有两块地。其中的一块地，就是在这次庆典上被要求开工建设的。另一块工地上，厂房的毛坯已经搭建好。在两三年前，厂房便开工建设。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工程一直被拖在那里，有两幢楼上，脚手架一直没拆，凌乱的脚手架，锈迹斑斑，似乎随时都像要坍塌下来。
        公司与省内一家知名的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实际上，甲乙双方都特别清楚，都心知肚明，真正在工地上施工的，并不是这家建筑公司的施工队。一个脑袋大、脖子粗的包工头，临时拉起一支队伍，承接了工程施工任务。建筑行业里，据说建筑公司大都不管施工，他们只管将工程接过来，然后分包出去。分包的人，再将工程转包出去，至于怎样转包，他们素来不管，他们管的，仅仅是从包工头那里收区管理费、挂靠费。
        按照施工协议，工程应该在一年之内完工。包工头说我们欠他的钱，公司说我们已经按照合同给足了钱。双方所谓的谈判，到最后，每次都是说你欠钱，我不欠钱；我不欠钱，你欠钱之类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一来。因此，工程便一直不能扫尾，成了个烂摊子，一直停在那里。
        有一件事情我想不得不提。包工头弄了个假公章，写了一份指定汇款账号证明之类的东西，轻而易举地让工程款都进了他私人的腰包。我想，公司这帮年轻的财务，自然是脱不了干系，老板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刚接触这些包工头的时候，我还真的特别羡慕他们。他们开的是豪车，抽的是上百元一包的香烟，样子阔气的不得了。可令我万万没想到，这些风光阔气的后面，他们竟然做出了如此肮脏龌蹉的事情。
        而现在，包工头不见了，建筑公司说我们管不了，老板说农民工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此时的农民工，像是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到处碰壁，不知道到底要找谁去要钱。我想，这大概是全天下农民工讨薪时都会遇到的问题。他们就像是一只皮球，被业主和建筑公司踢过来，踢过去，也被政府某些部门踢过来，踢过去，但就是踢不进球门。
        我那天来到工地时，着实被当时的场面吓了一跳。凛冽的寒风中，黑压压的一群人，他们拉着横幅，举着旗杆，白横幅上，用黑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支持共产党，拿回血汗钱。血汗钱的“血”字，用的是红色的笔，冬日的阳光下，那红色真如鲜血一般刺眼。民警和劳动部门的领导开着大大小小的车辆来到了现场。可是，农民工们的愤怒丝毫没有减少，反而他们的情绪变得更加激烈。
        老板没敢过来，让我作为公司的代表。这样的场合，他若是出现，想必是一只羊进了一群饿狼当中。公司有很多的同事就在现场，他们大都选择默不作声。他们选择默不作声的原因或许很复杂，也许是觉得公司不欠建筑公司的钱，也许是觉得应该欠些，也或许是担心哪句话说的不对，怕引起农民工的愤怒，说不定被这些情绪激动的人给打一顿。那个时候，若是被打，就好比是被鬼打了一顿，密密麻麻的人群中，谁踢你一脚，谁揍你一拳，实在看不清楚，只能自认倒霉。
        可是，我来了，作为公司的代表，我总得要说点什么？我深吸一口气，给自己壮了壮胆，快步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当中，有的人拉着横幅，有的人举着竹棍，有的人扯着嗓子，有的人守着门口堆起来的砂石，有的人在墙脚处生起一堆火，有的人吃着瓜子，有的人抽着香烟，有的人骂着娘，有的人来回走动，有的人看见哪里人多就往哪里挤过去，场面十分混乱。
        我过去的时候，一个民警正在劝导他们，可似乎没有人能听得进去。他们有的一脸愤慨，有的一脸茫然，有的一脸无辜，有的一脸委屈。见那民警说了半天，大伙儿依旧没什么反应，我便扯起嗓子说，希望你们保持克制和冷静，并选出代表来和我们谈话，诉说你们的要求。我的话刚一出口，立马就被他们的喧闹和呵斥声给淹没掉。
        看这势头不对，我决定调整思路。我将原来大概六十分贝的声音提高到八十分贝。我大声地告诉他们，我的父亲也像你们一样，也是一个在工地上做建筑的农民工，也遇到了你们一样的问题。我并不是信口雌黄、胡编乱造。我的岳父便和他们一样，正在工地上赚营生。六十岁的人，常年出门在外，风里来，雨里去。岳父在负责的装模板，建筑里最累最苦的事情之一，四十几度的高温下，几十米的高楼上，辛苦和危险不言而说。我这么一说，他们像是遇到了知音。我们之间，立刻拉近了距离。有人开始愿意和我攀谈起来。
        我找了一些人群中讲话声音最大的人。我知道，这些或许就是他们的头儿。我将这些头儿（事后，我知道，这些其实不是真正的头儿，真正的头儿，都躲在后面不出来。这些小包工头们，也算是个乌龟王八蛋，关键时刻缩了回去。不偷不抢，要自己该要的钱，怕什么呢？）找到一边，跟他们拉起家常来，问他们是哪里人？在工地上干什么活？一共被拖欠了多少钱。其实，我讲的大都是些废话而已。一来，我不是政府，二来，我不是老板，而且老板之前跟我说了，我们不欠钱、也不给钱、也没钱给。我跟他们说话的目的，无非就是想避免他们干出一些过激的事情来。他们一旦被煽动起来，烧打抢掠，放火打人，都可能干得出来。很多时候，我还是比较佩服自己的口才的，我刚才开口讲的那一阵子，很多人都耐心地听着我讲，就连劳动部门的领导也在一旁说，按照他讲的做行不行？领导口中的他便是我，我要求他们派代表到劳动局去，双方坐下来谈，按照合理、合法的途径表达诉求。
        我的声音迅速被人群中冒出来的另一种声音覆盖了。他们大声地说，你是派来的奸细，你不要说那么多废话，拿钱来就行，不拿钱，我们便不走，其他的都是“放屁”！人群中，他们哄笑起来。他们听到说我是“放屁”，似乎特别的开心。笑声如一阵阵咆哮的海浪，朝我袭来。我迅速被淹没其中。在这样的笑声里，他们高度紧张的情绪和压力，获得了暂时的缓解和释放。
        那一刻，说实话，我差点儿就大发雷霆。可我还是忍住了。我明白，我刚才磨的嘴皮子、吐的唾沫星子，算是白费了。不过，即使这样，连续两天，我仍坚持从不同的侧面跟不同的农民工交流。我跟他们讲，要钱是天经地义，但要注意方法和手段。我告诉他们，要找关键部门，比如说，找不了包工头，便去找建筑公司，找不了建筑公司，便去找建筑公司的主管单位。我将那些主管单位的名称和地址一一写在纸条上。尽管我苦口婆心，费尽口舌，唇干舌燥，但还是遭到了他们一些人的唾弃。面对这样一群激情愤慨的人，讲道理已经不管任何作用了，此时此刻，唯一管用的，就是将白花花的银子交到他们手上。后来，我想，他们那时连政府某些部门都不相信，能相信我么？
        我说，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不会害你们，因为我也是农村人。我将“农村人”三个字说得特别的响亮。这世间，大概没有比“农村人”更为弱势的群体，比“农村人”更为悲悯的人。说句实话，我内心里没有半点害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想让他们保持冷静，保持克制，不要做出过激的事情。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恶战，引起一场群殴。如果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总不能让他们要钱无望，再搭上一条性命吧？也不能让我们公司的员工因为这件事而头破血流吧？说不准要是我倒霉，给他们打了呢？
        令我欣慰的是，我明显地感觉到，有一部分人像是明白了我的良苦用心，看到了我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奸细，至少有一点，我绝对没有加害他们的半点儿意思。除了不会害他们，我还告诉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当然，我并不纯粹是为了帮他们，我也想让他们早点离开。经他们这么一堵，租赁在园区里的其他公司，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货拉不出去，材料运不进来。园区的租赁户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断给我们施加着压力。（尽管工地没完工，公司还是把他租了出去，这样多少也能套点现。）
        遗憾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知什么原因，公司的一名员工和农民工们打了起来。那时，我正在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安抚租赁户，来不及赶至现场。不过，那乱作一团的场面，远远望去就令我心惊胆战，毛骨悚然。假如我此时正在其中，凭我这副瘦弱的身板，愤怒的农民工们踹起一脚便能将我踢出四五米甚至更远来。只见黑压压的一群人，如潮水般涌动，打声、骂声、叫声、哭喊声，砖头与木棍砸打声，交织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阵势十分吓人。
        同事好不容易从愤怒的人群中跑了出去。后来，我去看望了我的同事。他的眼角被打破了，头上被砸出几个血窟窿。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可事情并未结束。愤怒的农民工们，将维护秩序的民警也给打了。
        事后，我发了一条微信，大致的意思是，在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民警。就在那天，我亲眼所见民工殴打警察，警察只是不断地后退并未还手。这的确是事实。我在微信里说，我们支持合理合法的维权，但决不允许不分青红皂白的违法行为发生。后来，我又有点后悔，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伤害了农民工兄弟？
        幸好的是，大伙儿最终冷静了下来，打斗暂时平息，事态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农民工依旧围堵着园区的大门，依旧在那横幅下聚集着。幸亏那两天天气晴好，若是碰上下雨，这寒风凌冽的严冬里，这帮农民工兄弟们该怎样坚守阵地呢？
        大概在两个月前，我便和老板说过，要提前做好农民工要钱并可能闹事的准备，要向各级政府部门汇报相关情况，要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年轻的老板一直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他以为，大不了再像去年那样，拿点钱打发一下。
        平时不烧香，该临时抱佛脚了。老板让我赶紧写了一份又一份的报告，给政府、公安、劳动局等部门。在写报告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老板垂帘听政的老爷子说，这帮农民工不是真正的农民工，是包工头和建筑公司花钱雇来的地痞流氓。之所以要让我这样写，无非是想要借此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甚至出动武力镇压。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这样写。我的梁志和内心告诉我，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和他们很多人都交流过，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唯有农民工们才有的绝望和无助。
        一纸报告不可能解决问题，农民工的钱依旧被欠着。包工头仍然不见踪影，建筑公司远在另外一个城市，他们爱管不管，爱问不问，反正农民工没堵他们进出的大门。他们依旧在空调室里抽烟，喝茶，他们依旧过着他们潇洒自在的日子和生活。
        这些农民工们，在工地上，连续呆了好几天。后来，他们派代表去了政府。不过，依旧没能拿到他们想要的工资。
        那天晚上，老板要我一起再去一次工地。时间已经夜里八点多。小区里，万家灯火；大街上，灯红酒绿；年的气息，越来越浓。簌簌的夜风中，隐隐传来“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的嘶吼；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酒香和纸烟的味道。
        我们的车子很快便到了工地附近。坐在温暖的车厢里，我远远地看到，凛冽的寒风中，几个衣着褴褛的农民工，瑟瑟地围着一堆篝火，他们嘴里，似乎在不停地说着什么，也许是在骂天骂地骂娘，骂这该死的包工头，骂我们的老板。我的耳边一阵轰鸣。漆黑的夜空里，那熊熊燃烧的火焰格外刺眼，远远望去，像是一把把寒光泠泠的利剑，径直朝我刺来。透过那一闪一闪的火光，我看见了一张张沧桑疲倦、绝望无助的眼神。他们那么像我的父老乡亲。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眼泪差点儿流了出来。我默默地在心底里祈祷着，但愿这黑夜的火光，能给他们一点点温暖。
                                    
                                     2015年1月20日初稿   
                                     2016年12月11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