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散文网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散文阅读 > 抒情散文

抒情散文

[原创] 父亲与老屋

2020-12-14抒情散文陶然1963

父亲与老屋民国二十三年,我爷爷三十二岁,他死了。那时我父亲七岁,我大爷九岁。爷爷的文化很好,写得一手好字,颜体。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爷爷不长命,三十二岁他就死了,留下我奶奶带着两个孩子,孤儿寡母的过日子。所幸家里还算殷实,有几十亩
父亲与老屋    民国二十三年,我爷爷三十二岁,他死了。那时我父亲七岁,我大爷九岁。爷爷的文化很好,写得一手好字,颜体。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爷爷不长命,三十二岁他就死了,留下我奶奶带着两个孩子,孤儿寡母的过日子。所幸家里还算殷实,有几十亩薄田,几头牲口,还雇了两个短工。可是,我奶奶却不会过日子。   我奶奶是杨春镇上苏家的女儿,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身,打生下来就不知道苦是啥滋味。我爷爷去世不到两年,我奶奶学会了抽大烟,而且越抽瘾越大。不久又学会了玩纸牌,赌牌九,整夜的赌。父亲告诉我,最多的一次,我奶奶一晚上就输了四千大洋。于是,地卖了,牲口也卖了,生活的光景一落千丈。那时我父亲还在私塾读书,我大爷停了学,帮着料理家里家外的事。有一天,村里来了队伍,不知道什么队伍,反正扛着枪,还管饭吃。父亲瞒着我奶奶,扔下书包跟着队伍走了。这一去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解放了,父亲回来了,他准备接我奶奶进城享福,可是奶奶早死了,只剩下我大爷一个人,守着家里的老屋。那时我父亲还是光棍一条,见我奶奶已经不在,索性不进城了,父亲就参加了土改工作组,分田、分地,划阶级成分。像我们这个家庭,无论按什么道理,都应该是地主成分。当时工作组组长是一个姓沈的人,耳朵不好,人家背地里叫他沈聋子,和我爷爷曾经有过交往,很佩服我爷爷的才学。这样,在划成分的时候,沈聋子就多了一点私心,将我家划成了贫农。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将原来的老屋公出来。我大爷不同意,任凭你怎么做工作,讲动员,就是不公老屋,说急了,还打了我父亲一个耳鸹子。父亲就不敢说了,将情况如实向沈聋子汇报。沈聋子一听火了,连声嚷嚷了一会,我大爷就成了地主,我父亲就成了贫农。为这事,我父亲和我大爷兄弟俩彻底仇恨了,很多年互不来往。多年以后,我父亲都觉得在心底亏欠着我大爷什么,心很虚。   再说老屋的事。我大爷就一直住在老屋。他是解放前的头两年结的婚,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给他订的娃娃亲。四清运动到了,有人打起了我家老屋的主意。还是沈聋子,他又成了四清工作组的组长。沈聋子一声令下,我大爷一家被很客气地请出了老屋。我大爷想不开,那天晚上在老屋外,徘徊了一晚上,哭泣了一晚上。   老屋被公了以后,先做了乡公所的办公室,过了不久,乡公所搬了,老屋就成了村里的第一所学校。   第一次见到老屋时我五岁。那一年,我们一家从城里回到了乡下,暂时住在一间简陋的土房子里。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父亲拉着我很闲散地溜达,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忽然传进我的耳朵。我停下了脚步,父亲也停下了。再后来,父亲干脆寻个地方蹲下,眼睛迷茫地望着远方。那读书声就一浪一浪地波过来,在我听来,那是一种极其悦耳的声响。我俯在父亲的背上,小手摸着父亲下巴上的胡子,我发现父亲的胡子又粗又硬,将我的手刺激的有些疼痛。忽然,一滴温热的东西滴落到我的手背上,我好奇地伸长了脖子,我看见父亲的眼睛盈满了泪水。那一天,父亲一整天没有说话,吃饭的时候破例要了一点酒。这是不多见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喝酒,除非家里来了客人。父亲不胜酒力,没几杯话就多了起来。他很郑重地告诉我们,那个有读书声的地方是我们家的老屋,凡是他的儿女,就算一辈子不识字,也不许到那个地方上学读书。父亲在我们家的权威是毋庸质疑的,他的话即使错了,那也得他自己愿意改正,愿意虚心,否则,任何人是不可更改的。因为这句话,我的大哥、大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错过了上学的年龄,终生文盲。我不知道老屋究竟有什么魔咒,使得父亲这样坚强的人每每要躲避它,不看它,不想它,遇事绕开它。因为父亲的态度,我对老屋也敬而远之,只在远远的地方打量过它,从没有真正的走近过。   我能上学的时候,小学校从老屋搬了出去,老屋依旧没有闲着,成了大队的队部。   七四年的冬天,被痨病折磨了近十年的大爷死了。我父亲去吊丧,被挡在了门外。父亲怒不可遏,挥起拳头痛打了我的堂哥。堂哥没敢还手。再怎么我父亲也是他的长辈,打长辈天理难容,是犯上,更是不孝。父亲进去了,他自己扯了一块白布缠在头上,跪在大爷的棺材前,痛哭失声,久久不愿起身。也就在大爷的灵前,父亲许下了诺言,一定要将老屋弄回来,告慰大爷的在天之灵。   之后的事情就是父亲上访的经过,他写了很多关于老屋的材料,一级一级往上递,又一级一级往回传,最后回到了大队。大队干部集体愤怒了。他们愤怒的不是父亲要回老屋的愿望,而是痛恨父亲未经他们同意就擅自上访,丢了他们的脸面。其实,关于老屋的情况,村里人是清楚的,干部们也是清楚的。可是,仍然有干部找父亲谈了话,态度很严厉,近似于警告。父亲是个倔强的人,从来不信邪,一辈子在脾气上吃了亏。这次仍不例外,他打起背包,做好了长期上访的准备。父亲找到了已退休在家的沈聋子,请他关于我家老屋的情况写一个旁证材料,沈聋子婉言拒绝了。父亲不死心,再找他,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沈聋子无奈,只得勉强写了。父亲如获至宝,拿着这个材料到公社、到县里,一级一级递。材料被圈圈点点了一番,很多不认识的人签了很多不认识的字,医生处方似的再次回到了大队。大队书记拿着材料亲自来到我家。他不是来做工作的,他把材料像废纸一样扔在我父亲的脸上,硬棒棒地丢下一句话,我不高兴,谁也别想高兴!那一刻,父亲涨紫了脸,他拿起菜刀的手被母亲按住了。   七八年,父亲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上访的事暂时搁在了一边。村里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大队一班干部全数下台,我的一个近门的哥哥当了支部书记。因着这层关系,父亲再次想起了老屋。有些事,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只是决定权不在老百姓手里。事情很快有了着落,大队答应将老屋归还。父亲高兴的什么似的,特意摆了一桌酒席,答谢大队干部们。父亲心里有愧,拿着老屋的钥匙找我堂哥,他觉得老屋应该归大爷这一房人拥有。堂哥没接钥匙,他有他的理由。他知道这些年我父亲为了老屋的事吃了多少苦,再说我大爷已经不在了,我父亲就是当然的老人,老屋应该归我们这边。堂哥的这个态度是我父亲没有想到的,他楞在那儿,他觉得自己这些年的辛苦和委屈,白费了。为此,父亲捏着钥匙站在老屋前喟叹了许久。   老屋回来了,老屋空了。一直空着,谁也没有搬进去住,就那么空着。父亲时常去,但是,只他一个人去,从不带我们。他依据自己的记忆,尽力恢复老屋原来的模样,包括一些花,一些草,还有井台上的清石板。我在乡下一直呆到十七岁,然后进城上学,从来没有进过老屋。我仍然怀着敬畏的心情远远地打量它。我觉得老屋是父亲的一个秘密,他不允许,我们是不可以揭开的。   一九八六年,春,父亲正式退休了,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开始到处走动。他到了我的家。那时,我的住房条件十分尴尬,仅有一间老式平房,二十平方米,吃饭睡觉在一起,杂乱不堪。父亲仍然很高兴。那天,我们爷儿俩第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父亲的话就多了起来。他谈到了老屋,说到了我爷爷,还有关于我爷爷的一些事。父亲说,我爷爷在老屋有个书房,名字叫集雅斋,里面很多书,字画,可惜都没有了。我爷爷的留下的字现在还能找到一些,在老家的黄庙、寺西、张童、郑楼这些村子里,还有很多石碑是我爷爷写的。破四旧的时候,这些石碑被毁坏了,有的被当成井台的石条用了。其实父亲的字也是很好的。父亲说着这些的时候,言语中流露出无限的惋惜和伤感。再后来,父亲就更迷糊了,醉了,伏在桌上就睡了。第二天,父亲坚持要走,临走的时候,他掏出一把钥匙,很郑重的交给我说,这是老屋的钥匙,交给你了,你看好他,我已经老了!哎,哎,老屋,你与我的距离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更多的还是时间上的。   这一年的春节,我回了老家。趁一个清闲的下午,我独自一人站在了老屋前。我开始用一个诗人的眼光仔细打量老屋。   老屋的格局依然如此:进门的地方是门楼,不算高大,可是,它富贵的地方应是那顶上琉璃瓦的龙脊 。岁月剥落了它的光彩,它金碧辉煌的日子早已过去,依稀还能看见的只有它的沧桑 ,它的沉重,和它好汉不提当年勇的叹息。   门是好门,父亲告诉我,门是黄杨木的,厚重密实,历经多少风雨也不会变形、走扇,或发出令人不安的吱呀声。   进得大门是一处天井,有几盆瘦弱的花草,可惜已经枯萎、凋谢。过了天井是第一进房子,和第二进一样,一溜四间,青砖青瓦,外带回廊。正屋在后面,厅堂上照例挂着一幅积满灰尘的巨大中堂,“天地君亲师”几个大字,两边的对子是:“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父亲告诉我,这副对联是我爷爷的手迹,也是他老人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之一。中堂的右下角是两只破旧的相片框儿,里面其实不是照片,是我爷爷、奶奶的画像。我端详着他们,犹如欣赏一件文物,他们的音容笑貌对我来说是陌生的,遥远的,飘渺的,仿佛隔着一个世纪。一股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它潮湿、阴暗、霉涩,其中夹杂着一些木质家具腐败的味道。我的眼睛因为这气味的熏染开始泪流不止。但我没有停下追寻的目光。几只老鼠,唧唧叫着从山墙的气窗上溜了出去。西北的墙角处,墙体已经扭曲变形,一副难以承受时间负载的样子。我被迫回到天井中,重重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我坐在井边的石条上,看着西沉的阳光斜斜地穿过围墙照进来,努力想象着父亲童年时在老屋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想当年的老屋一定很热闹吧,有书,有画,有爷爷摇头晃脑的吟诵;有花,有草,有丫鬟,短工忙碌的身影;有牲口的喘息,也有牛车的木轮撼天动地的咕噜声。关键是有人气。可是这里现在没有人气了,这里的子女远走高飞了,他们眷恋的目光越过老屋的龙脊,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了。而老屋,会和父亲一样慢慢老去。   我走出老屋,轻轻掩上门。门果然没有发出声响,它冷静的表现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也许一切都要归于安静,都要归于沉寂,就像我们留在雪地上的脚印,风一吹,烟消云散,什么也没有了。   我走出几步,并非留恋的再次回首,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老屋原来是父亲内心的一种隐痛,一处伤疤,一段不愿轻易触及的忧伤情节。   一九九七年,父亲走完了他七十一年的人生里程,终于归于安静。他就死在老屋里。他死的时候,身边什么人都没有。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