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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最初的生活

2020-12-14叙事散文杨献平

最初的生活
■杨献平
一窗外的阳光颜色蛋黄,无人的正午,鸟雀不飞。枯坐了一会儿,拨通老家的电话,很久没人接听。原先温暖,还有些潮湿的心黯淡下来,思绪缭绕了很久,仍旧漫无头绪。不由得一声叹息。偶尔路过的儿子(差一个月3岁)听到了,学着我的样
最初的生活 ■杨献平 一   窗外的阳光颜色蛋黄,无人的正午,鸟雀不飞。枯坐了一会儿,拨通老家的电话,很久没人接听。原先温暖,还有些潮湿的心黯淡下来,思绪缭绕了很久,仍旧漫无头绪。不由得一声叹息。偶尔路过的儿子(差一个月3岁)听到了,学着我的样子,装模作样,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或许他不知道(无法知道)——我的叹息像母亲一样经常。或者说,我就是在母亲接连不断的叹息声中出生的——尽管这并不能说明母亲就忽略了分娩的疼痛——我甚至觉得:很多时候,叹息比疼痛更为深重和持久。稍懂世事时,母亲不止一次说起:很多年前,在这个村庄东边五里之外,是另一个村庄。她已经长大成人,她想到的未来是:一个疼爱自己的男人,不算富裕但可以舒心生活的家,生养一个或者几个孩子……像自己父母那样,在乡村,日复一日地传统的和命定的乡村生活。   而事实的情况是:姥爷收了祖父的一袋谷子,就把母亲许配给了未曾见过一面的父亲——反抗是徒劳的,父权的强大足可以让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都正视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两村之间没有公路,来往的道路是年年被大水冲刷的巨大的河沟,众多的乱石堆涌,众多的树木和藤条在两边的悬崖上斜着成长。   
  结婚那天,正值隆冬,母亲骑着一头小毛驴,在河滩上缓慢行走,驴子不停的响嚏卷动花朵和红绸。迎亲的人群披红挂绿,小唢呐在鞭炮声中断断续续吹着。悬崖上的枯草和树木在风中呜呜作响,灰色的鸟雀忽高忽低低飞行。红绸的盖头飘飘扬扬,在她的头顶,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不满一百口人的村庄照样充盈着喜气,孩子们围着小毛驴嘻嘻哈哈地笑着,还在襁褓的婴儿不明所以地止住了哭声。就连村里不多的鸡们也都围拢上来。 二
  有必要说一下那个年代的乡村婚俗,第一个要素是严格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到现在,母亲的这种观念仍旧根深蒂固)。姥爷和姥姥一生养育了5个孩子,前两个是儿子,后三个都是女儿。大舅和二舅结婚时,姥爷和姥姥怕浪费,便在同一天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这样,一座酒席和一次结婚,成全两个儿子,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鲜方式,而主要是为了省钱和省粮。姥爷和姥姥也知道:按照乡俗或者迷信的说法,这是不允许的,但“省”使他们决定这样做,而付诸了实际行动。   第二天一早,两个新娶的儿媳妇双双死去——叫姥姥姥爷措手不及。时至今日,没有人告诉我当时的真实情形,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换句话说,要是母亲姊妹三个先两位舅舅出生和出嫁,这憾事似乎就不会发生。姥爷可以用三个女儿出嫁获得的财产,为两位舅舅分别举办婚礼——这是一个交换,以女儿的出嫁换得儿子娶妻所需的钱财,这是乡村婚俗中的一个浅显规则。   夫妻之间的另一半的死亡,在本质上无法改变另一方的生活。不久,大舅和二舅先后又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基于前次的教训,姥爷姥姥不得不趋同乡村的婚娶规则,兄弟两个,错开一年,又分别结婚成家。关于这件蹊跷事情,每次听母亲讲起的时候,总是把耳朵竖得高高,在她平静得言辞中,我竟然感觉到脊背发凉,并飞快窜上头顶,毛发似乎也竖了起来。直到前些年,我还奇怪地想:两位猝亡的妗子(舅妈),她们会不会责怪两位舅舅呢?还有:一个人肉体的离开,另一个人的再度拥有,会不会伤害到她们?   第二个因素应是钱财和门第了。其实这是一码事,钱财的地位凌驾于人之上。打问一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母首先打听的是这家人富不富裕,未来女婿有没有赚钱的能力和手艺。长相是次要的,只要不是聋子哑巴和有残疾的,基本上没有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即使有唯美的丈母娘,也只是把女婿的长相挂在嘴唇上说几天,唧唧喳喳,但随着女婿上门次数增多和彩礼的逐一到位而销声匿迹。
几乎没有人逾越父母之命这道门槛,高墙之下,即便有不轨之举,也不会有反抗之实。两位舅舅再一次的婚姻应当说是幸福的,唯一不好的地方,是大舅娶回来一个寡妇,还带着两个孩子。这点,令大舅和姥爷姥姥不快,但事实已成,再不会有补救的机会。等两位老人撒手人间,所有的痛楚都会落在大舅一个人心上。婚后,大舅和大妗子没有再生育——这成为了大舅一辈子当中最大的心病。36岁那年,大舅抱回一个女儿,这一举动的实质,大妗子和村人心知肚明,只是说和不说的问题。 三
  现在,父亲出场——和母亲结婚那天,父亲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谜,作为他们的后代我永远都无法触摸)。我想象的情况是:依照父亲的性格,他也只能站在自家的台阶上,高兴地笑。这笑可能是他20几年生活中最真实和最快乐的。需要交代的背景是:祖父祖母膝下单只父亲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我后来得知:奶奶先前怀孕几次,都流产了,只保住了父亲,以及父亲之后的姑妈。   以此观照乡村习俗,对于儿子找媳妇,是个有利条件:一个儿子,不存在家产将来被瓜分的危险。女儿终究是外姓人,再怎么也不会回身与兄长弟弟争夺家产——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没有人觉得不合理。   父亲结婚了,爷爷奶奶松了一口气,一颗石头摞了下来。剩下的事情是父亲和母亲的,和父母的关系不能说可有可无,但确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我后来知道的情况大致如下:父亲和母亲婚后几个月,新婚的喜庆随着分家荡然无存。家里除了一面土炕,爷爷奶奶分给的一只缺口的大水缸、一只铁锅和几只碗筷之外,再无长物。母亲叹息了,似乎从那一时刻起,她真的感觉到了生存的压力和生活的重量。   父亲一声不吭,跟着村里的人,集体运作,今天到这片田地收麦子,明天到那块地里种玉米,秋天大家一起上山,给队里的牲口割草,准备冬粮。村里的地少,冬天就集合起来,东一片西一片地“斩地”(重新修地),母亲当然不能例外,只是挣公分少一些(但事实的情况是,同样的妇女也有像男人一样挣满公分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村里的墙壁写满了语录,就连村后几里之外的羊圈也是。老一些的人现在还说,那时候,人们几乎靠着“语录”生活,一天不读都吃不下饭——我一直不相信这种夸张的说辞,但他们言辞凿凿,不容置疑,有几个老人,还被我的“狐疑”弄得面色紫涨,胡子乱翘。   具体到我们家,三年有了我,这在乡村,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有的结婚当年就生了孩子,最晚也不过两年。这其中一定有着什么缘由,我断断续续地听母亲说过(父亲是从来不说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父母是贫苦的。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太祖母一直卧病在床,爷爷又患白内障,双眼失明,奶奶的粮食总短缺,每年春天,都要向队里借一些,才能度过春荒。借容易,还难,“还”的粮食都是从父母的口粮中扣除。爷爷奶奶一直住在姑妈村里,除了参加集体劳动和生产队开会,整年见不上一次面,只是没粮时候从生产队借粮,而且不用父母出面,就可以办到(儿女孝敬父母这个传统强大到了人人自觉遵从的地步。对此,父亲从不多说一句话,母亲生气的时候也只能说:谁叫人家是爹娘呢!)   这句话反映了母亲的一个品质——再普通不过的,也是最天性和人伦的素质。由此,我一直对母亲敬佩有加。 四
  隐藏在我们这个家背后的是村庄,具体的村庄,小得不能再小,在太行山南麓的皱褶山地里,从飞机上看,几乎与草木和岩石没有任何区别。可每一个村庄都有着深刻的传统,它的起源或许永久都是一个秘密,但它的存在却是一个无可毁灭的事实。   按照流传的说法:这个村庄诞生于3个人。最初的3个人,来自山西的某个地方。讲古的老人开始第一句话就是:很多年前,河北和山西交界的山顶上长着一棵老槐树,一半伸到山西,一半遮蔽河北——咱们这些人都是大槐树下的子孙。“子孙”这句文雅的话从胡子和口水遮掩的嘴巴里吐出来,多少有点不伦不类。事实上,10岁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槐树到底长的什么样子。   他们说,最初,有弟兄3个,逃荒到这里,停下来,用自制的羊镐、锄头和铁锨,刨开长满紫荆、杂草的山坡,开垦出第一片田地,有了一点收成,他们就留下来了,搬来满山的石头,盖起遮风挡雨的房子。   对此,一直令我困惑不解的问题有两个:三个人的妻子从何而来?在所有关于他们的传说当中,只有3个赤条条的男人,并没有使用“携妻带子”这个词语。第二个:三个人,怎么能够开拓出一个村庄呢?单是那些一间房子那么大的磐石,就足够三个男人消耗1个冬天了。   长大后,上学下地,几乎每天都路过和看到老坟,几棵松柏下面,倒三角形的坟茔,起初的那座最为庞大,石头的拱门敞开着,有几次冲里面看,只是一堆尘土,几根白色的骨头异常安静。不知道哪年的落叶堆在坟口,除了时间和风,我确信没有什么来清理、翻动它们。

  再向前,我不知道墓主的名字,但知道是谁家的先祖。每年清明和农历十月一日,嫁出来的女人都回来了,先到坟地,自家的父亲和母亲坟前摆上祭品,放声大哭一场。再去自己的哥哥或者弟弟家。这里面的区别是,家境好和生活舒心的不会嚎啕大哭,大都是装装样子(这一点很悲哀,大多数祭奠是靠不住的);有家境不好的,或者正在烦恼和苦难中的,则是声如高歌,气运流畅,哭得眼泪鼻涕满脸都是,连干硬的地面都一片湮湿。   而对于我太祖父的坟茔,我至今不知道哪座是,也几乎没有询问过——时间简直就是一把刀子,刮净了血肉,连骨头都不放过。 五
  好人——这个称谓可以与父亲之间划一个绝对等号,虽然这个称谓和赞誉不是母亲和我奉送的,也不仅仅是本村人,还有四外乡村的。提起父亲的名字,人都会说,那是个老实人,好人。我不知道父亲听到这句话是否受用,但根本的问题是,母亲是绝对不承认的。   13岁,父亲就是一个壮年劳力了,这在乡村,尤其是60年代的乡村。这可能是最大的一笔财富,也是博得乡里喜欢的最大资本。13岁,父亲就学会了驾马车运粪、拉着玉米上山西,在左权一带换土豆。13岁,他也学会了超负荷的劳作,一块上百斤的石头,不用任何外力,就可以放在肩上,并扛出老远的路程。   种地——这个基本的本领让父亲获得了最好的名声,一个注定要一辈子俯首土地的人,种养庄稼这门手艺肯定会使他受益终生。这种手艺的掌握,一个是他热爱,另一个是他必须热爱。   任何一个名声都是有代价的,好名声更是如此。任何一座村庄都是不安分的,人的不安分,利益的不均衡和人性中的好斗,欺弱怕强。或者说母亲的好胜与对生活的更高(其实,也就是想要自己过得不比同村的任何人差)要求,而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发生摩擦。利益,自己的、公有的和他人的,只要有能力,在原始积累阶段,没有人会轻易放手,成人之美。   父亲怕事,一旦有事,还没有如火如荼,就远远走开,去奶奶家或者去远一点的地方干活,把母亲(后来还有我和弟弟)留下来。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跟在母亲身后,像个老鼠一样,用牙齿咬着她的后衣襟。只有惊恐,甚至不知道谴责一声父亲——当硝烟散尽,父亲回来了,阴沉着脸,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走进家门。
母亲以咬牙切齿的方式,回敬父亲的“好人”之谓。   我不知道他是在有意维护“好人”的名誉,还是天性中的懦弱。父亲确实不是一个有血性的男人,尽管这个说法会让父亲颜面扫地,但他绝对不会生我的气——他连别人的气都不生,怎么会和自己儿子生气呢? 六
   5岁多一点,世事开始在我内心显出痕迹。这一年,弟弟出生。有一个傍晚,母亲从很远的地方回来,扛着一个东西,组装起来后,才知道是一台缝纫机。田地包产到户,再不用每天听着钟声劳作和休息了。不多的人们四散开来,在自己的田地里,忙自己的事情,就是蒿草长得比麦子还高,粮食烂在地里,也没有人制止和惩罚。    而空前的自由度并没有使母亲放松,或者说,这种自由更加重了父母的负担。在集体时代,多少有些听天由命,大家一般如是的意味。劳力的多寡不仅决定生活的质量,而且还决定着尊严。前者平均主义味道十足,后者则充满了不信任、暴力和危险性。事实也是如此:爷爷奶奶只有父亲一个儿子,带给母亲的好处仅仅是可以单独享受他们逝去之后的财产(这种财产的最终是模糊和可疑的),而直接担当的是家庭的单薄,在一个以成员多少度量尊严和生存保障的环境中,这是最为直接的冒险和现实面对。   以现在的角度,总结我的乡村幼年生活经验,一个突出的体会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强大的群体面前获取真正的胜利。   我的乡村似乎就是这样开始的——成长的最初,最先接触的是母亲的叹息和村庄的利益纷争,是强弱的明显对立。而深嵌于内心的,最为清晰的似乎就是恐惧和暴力了。   天黑了,我一个人不敢在家,沿着水井的路去找母亲。迎面都是匆匆回家的人,挑着铁桶、扛着攫头和提着一些。我逆流而行,像是一个孤单的鱼。一个一个的人过去了,母亲还没有出现,我使劲喊。走到水井边,有一个邻居,我应叫他叔叔,他两只手夹住我的脑袋,凌空提了起来,我哭。母亲赶到,责问他,他说和我开玩笑。那一夜,我多次从梦中惊醒,哭声在漆黑的夜晚显得突兀而又恐怖。   有一次和同村的一个年龄相同的人打架,本来势均力敌,他哥哥的出现改变了战况。大我7岁的那个人使劲拍打我的头——直到16岁,我的头一直隐隐作疼。母亲记得比我还清楚,时常告诉我说,是9岁那年谁谁谁打的,你还记得不?   我说不记得了。只是疼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疼。   小学三年级,我对老师有了别样的看法。在学校,我同样是一个孤单的孩子,一个同学欺负,另一个也会紧随而上,连锁效应让我在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我一直忍受,直到母亲获知,到学校去对老师说,您就管管那些孩子吧,不要总欺负俺孩子——这句话带有严重的祈求性质,直到现在我仍能听出来,并猛然为之疼一下。
而教师的回答让母亲大失所望。一气之下,带着我,从学校一边的山坡上回到家里,仍还气息咻咻。但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是:母亲要我读书的愿望比我个人更为强烈。回家没几天,母亲又抹下脸面,把我送到老师面前。 七   初中,记忆开始大幅度明朗。   与之相对的是:幼年的懵懂是对记忆是视而不见。真正的记忆与切身的行为和意识感知融合相生。   走进中学大门的那一时刻,我没有向自己的村庄看。
母亲说:初中和小学不一样——我也相信。唯一的区别是:我没有向后看是仍旧对那个民办老师仍旧怀恨。母亲用直觉说话,但肯定没有包含“我儿子终于离开了那个老师手下”的潜意识。   中学离家5里,舅舅和小姨妈都在这里。但可惜的是:舅舅和小姨妈都不怎么喜欢我。先是二舅为我提供了住学的房子,后来是大舅,再后来是小姨妈,再再后来是姥姑(爷爷的妹妹)。离开二舅家的原因是我有一天尿床了,13岁的眼睛看着一片尿黄的褥子,一个人面红耳赤。不知道怎样才能晾干。   大舅有几个孙子,都是大妗子带来的。和他们一起住,虽然辈分大,但他们根本就不把我当成叔叔看。冬天晚上故意掀我的被子,冻得全身发紫,但又不能发作。后来和同村的晓民一起住到姥姑家,那个房子阴暗,潮湿,没有火炉,但两个人挤在一起,又加上没有亲戚的顾忌,很是放得开,什么话都敢开口就说。   说得最多的是隐秘和朦胧的生理,还有对女生的某种意识窥测。当然,同学和老师是最直接的。一个管着我们的荣誉、命运前途,一个朝夕相伴,温暖和睦或者磕磕绊绊,都是群体生活中必须和必然产物。印象深的老师有一个张老师、两个刘老师,还有一个只在这里待了半年的女曹老师。不是说他们对我如何的好(肯定也有),而是记住他们在教学和生活中某些叫人兴趣昂然,难以忘怀的事情。比如两个刘老师,一个和那个女曹老师恋爱,两个人关在房间亲吻拥抱,被我们撞见,引得一大堆学生时常趴在门缝偷看。另外一个刘老师因为媳妇黑,便在课堂上创造出“黑最美,肤色黑皮肤细腻”的伪经典话语。     同学当中,先后暗恋过两个女同学,一个是小学同学,初一辍学。临走的那天,下课的空挡,在门口遇见,她那双眼睛简直清澈到了湖底。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嫁给了我大舅的二孙子(至今想起来隐隐作疼)。另一个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市二中,矮胖,眼睛也大也美,但多了一些狡黠。    男同学还是不喜欢的多,就连品学兼优的班长,我都没有好印象。这其实是嫉妒在起作用。先后和几个男同学大打出手,呼啸往来,当时信誓旦旦,非要灭掉对方不可,但时间一长,尤其毕业之后,当年恩怨如风消散,虽没有握手明确言和,但从各自的脸色上表现了出来。   到高中,这段时间比较难熬——离家远了,城市始终是陌生的, 也是新奇的。有一次几个男女同学去看电影,我暗恋的那个人也在,当时假充大方,买了票后,还买了一大包瓜子,最后把仅有的50元钱交给暗恋对象保管。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大方,愿意把自己交给她的男孩子。事后,反馈到我母亲那里的说法是:那(我)是个傻子,把钱都给别人,肯定成不了大器。 八   第一个:毛泽东同志逝世。那时,我3岁多一点。清晨,大人们忽然放下手中活计,疯了一样冲出家门,在麦场上集合,一个个神色慌张,面孔惊讶。大张着嘴巴老半天不合拢。早晨的阳光在东边的山岭上,像是一面结满红漆的铜钟,纹丝不动。接着是哭泣,长时间低头,后来的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很多人臂戴黑纱,说话的神情悲痛而惶恐。   第二个:老队长死了,当晚,擦黑,忽见坟地处一绺红火,在材树林间游动。一人惊呼,全村人放下或者端着碗筷,迅速奔来观看。有民兵连长拿出枪支,开了一枪。红火速奔如闪电,消失在老坟间。   第三个:母亲给我做了一件花方格衣服,我不穿,说是女孩子穿的,男孩子穿了就当不了大官了。母亲劝说:小孩子没事,长大了再穿女孩子衣服才不会有出息的。我穿上,自我感觉很美,趁这机会。母亲让我到房侧替她抱了一回柴。   第四个:看见奶奶。那时候,她和爷爷在姑妈那个村子住,整天抱着小我几个月的表弟,下地回家,我喊过她几次,都不理我。有一个傍晚,奶奶到我们家,站在门口跟母亲说了一些话,然后转身离开。第二天早晨姑妈来,手里拿了一个拨浪鼓,叮叮咚咚地敲,笑着送给了我。   第五个:有一个剪苹果树的男人,坐在我家外面喝水,看我,对母亲说,等我长大了,给他作女婿。后来我见到他女儿,竟然比我大了近7岁。但很喜欢,一直等着。我读初一的那年,她出嫁了,连句话都没有说过。再见到那个男人,不愿意给他说话,见面绕着他走。   第六个:去大奶奶家,那时她差不多60岁了。中午,村庄都在炎热中,连鸡犬都趴在阴凉下面有气无力。我进门,看见大奶奶仰躺在炕上。后大爷爷(再婚)趴在一边亲她。   第七个:总是站在学校西边的核桃树下,目送暗恋的女同学回家。最喜欢她穿红色的衬衣,蓝色的裤子,走在马路和河滩上,就像一直笨拙而美丽的蝴蝶,慢慢地飞,慢慢不见。   第八个:和奶奶去山西老舅家。一个冬天,新婚的婶子(姥姨夫的儿媳妇)很漂亮,我病了,她一直趴在床前,看我,好看的眼睛,粉白的脸。有时候等我醒来,蓦然看到她的脸,就是一阵心跳。回来后,奶奶对我说,你婶子说你很漂亮(那时候我真漂亮),就是鼻子上有几颗雀斑。   第九个:村里忽然分田地,接着又把果树、牲畜分到了各家各户。   第十个:弟弟追赶蜜蜂,被蛰。哭,母亲跑过来训我。也就在那一年,母亲和父亲盖了新房子,秋天搬过去,距离村庄远了,中间隔着一道河沟,一道山岭,还有一片槐树和杨树混杂的树林。几年后,又盖了10间房子。并告诉我和弟弟:5间是哥哥的,5间是弟弟的。一样的建筑(材料),一样的大小,谁也没意见,谁也不用争。
首发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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