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父亲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3:00 编辑 <br /><br />　　　　　　　　　　　　　　父 亲
　　　　　　　　　　　　　　文/顾金良
　　父亲得了皮肤病要去医院，迟疑着对我说，你能抽空陪我去吗？我想这样你们还放心些。一瞬间，我突然发现父亲真的老了。我细细地打量着父亲，父亲的头发已花白了大半，后背已是明显的驼了。而那曾是一面多么坚实的后背啊！
　　一条崎岖的黄土路，坑洼得似乎没有尽头。一架吱吱呀呀的独轮车，在两道深深的车辙沟中间寂寞地走着。那是一个夏日的正午，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毒日头吐着火蛇，嘲弄般地看着打焉的庄稼。我和一块青石坐在车的一侧，一口袋红红的高粮卧在另一侧，后面架车的，是脖颈上勒了襻套的父亲。父亲被汗水湿透的布衫搭在车把上，呼哧哧喘着气，将淌进嘴角的汗喷向一边，焦灼地目视着前方。父亲的目光突然间就亮了起来，将车小心地靠在路边的树荫下，回转身蹲下，认真地在地上捡拾着什么。我看到父亲古铜色的脊背上，黄豆大的汗珠一颗颗钻出来，顺了肌肉间的凹沟流着，不时地落到地上，噗的一声便不见了。这时候，我便看到了散落在地上的那几十颗黄灿灿的玉米粒。父亲仔仔细细地把它们捏到手里，小心地吹去尘土，脸上露出舒展的笑容。这是在我六岁那年，父亲推车到三十里外的集市，卖了衣柜抵口粮回来时的情景。那时的我，还不懂得感慨生活的艰难，可父亲那古铜色的肌肉间流淌着汗水的脊背，就这样印在了我的心中。而且这雕塑般一幕，被岁月的刻刀不停地锲刻着，及至现在我也当了父亲，每每想起，便有着钻心的痛了。
　　爷爷去世的那年，父亲才二十露头，正在泰安读水利中专。那是上个世纪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那个地处“恩北大洼”的村子，一天往外抬过十几口棺材。老实忠厚的爷爷当时是生产队长，不仅不比别人多吃一粒粮食，还不时受着村里一个觊觎这一职位的人的气，就这样连饿加气撒手人寰，终年五十岁。没了爷爷家里就没了顶梁柱，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小脚的奶奶的生存成了问题。父亲是个独子，也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孝子，便向学校写了退学申请，未及批准便回了老家。学校派人随后跟来，几次三番地做通了村里的工作，答应为了国家的科技人才不流失，帮助解决奶奶的吃饭问题。父亲就又回了学校，毕业后自愿申请去了当时还是边远落后地区的胶东半岛，热血青年的父亲，要为边远地区的水利建设施展抱负了。可艰难的生活早为父亲铺下了另一条道路——父亲被下放了。
　　下放回家后的父亲,因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便当了村中学的民办教师。.父亲教语文政治,教数理化史地生,学校里开设的科目几乎教了一个遍.。可父亲毕竟只是一个读书人,在书本里讲台上他可以探微知著,传经解惑,却常常对连文盲都精通的处世哲学弄不明白.文革开始了,全村干部群众几乎一夜间都成了最最革命者,可革命的立场并不相同,便分为两大阵营。父亲是文化人，便成了两大阵营的革命领导都极力争取的对象。可父亲弄不明白，两个阵营哪个更革命，更不明白为何那么多的父子夫妻一夜间竟成了政治敌人，迷茫的父亲便始终站在革命的阵营之外。不选择革命就是反革命，在这一点上，对立的两个革命阵营的革命领导竟达成了共识。对一个人的定论是应该有证据的，可上查至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货真价实的贫民；再查母亲的娘家，不料母亲三岁时死去的父亲，竟是被还乡团暗杀了的烈士。可证据总还应是有的，一位革命群众就在父亲回家的路上拣到了一封信。 革命群众说，那封信是从父亲身上掉出来的，是一封攻击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革命领导说，凭这封信，足可以撤换了父亲的民办教师，因母亲的父亲是烈士，就不予追究了。父亲所幸没有被撤换下来，可革命领导的那位准备顶替父亲的亲戚，也从此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只是，父亲始终没有见到那封被称为大毒草的信，至今都是个心病。
　　文革结束后，父亲不仅依然当着民办教师，而且成了四个孩子的父亲。那时， 奶奶已70多岁，母亲常年有病，父亲每月工资16元，交生产队8元买工分，是不能让一家老少7口吃饱肚子的。我们家去队上分菜分油杀猪分肉，总是由姐姐和我代劳，分到的东西又总不比挨队长的白眼多。分粮的时候，父亲就不得不去了，可回来后总独自呆呆地坐着，半天都不言语。屋里的家什在一天天变少，大多被父亲推到集上换成了一家人的口粮。父亲学会了吸烟，空荡荡的屋子里，整日弥漫着父亲呛人的旱烟味。父亲抽着旱烟的时候，眉间拧成疙瘩，脸上黑沉沉地吓人。可父亲并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他甚至根本不会发脾气，只有一次是个例外。那次 ,我和几个小伙伴去队上的菜园附近割猪草,看菜园的华伯偷偷塞到我筐里我几根菜瓜,让我偷偷背回了家。不料，这几根菜瓜让我平生受到了父亲最严厉的一次惩罚。父亲以为瓜是我扒来的 , 将我捆在院里的枣树上，一遍遍审问着。父亲根本不相信我的解释，连奶奶为我求情都不听。他气得浑身哆嗦着，似是呵斥我，又象是自言自语：饿死都不能干这种丢人的事！直到奶奶偷偷喊来了华伯，我才被从树上解了下来。父亲的这句话，至今犹自响在我的耳边。
　　父亲戒烟是在转公办教师之后。那年，国家招考遣散科技人员，当了二十多年民办教师的父亲一试中榜，成了公办教师。之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家农转非，我们姐弟几个相继参加工作，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父亲的烟也在不知不觉中戒了。父亲退休时已六十多岁，可他并不承认自己老了，忙碌操劳了一辈子的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院里开了一个小菜园，种黄瓜豆角西红柿，也种了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养了一只小花狗，喂了一只小白猫。夏日，父亲坐在自己的花香里，沏一杯热茶，看峰飞蝶舞猫狗相戏，展一脸安详的笑容。有几次，狗将猫撵上了房不敢下来，父亲竟搬了梯子上房营救，让我们很是担心，责备他时，他只是笑笑：我老得还不至于让你们担这样的心吧。照样我行我素。
　　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自己老的呢？曾是我心中的一座山的父亲，难道真这么快就老了吗？
　　有次我回家，正碰上父亲整理自己的藏书，我吃惊地发现，在那一捆捆整齐的书籍里，竟有一捆他上水利中专时的课本和笔记！父亲一本本抚摸着它们，小心地将折起的书页压平，神情象翻看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弟弟见了说，如果父亲当年不从胶东回来，怕已是发达地区的水利专家呢。父亲说，人一辈子有如果吗？这样不也挺好吗？我想是啊，如果父亲当年不回来，还有现在的家，现在的我们吗？ 如果当年父亲被撤换了民办教师，那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现在呢？人的生命，本就是一个太大的偶然，人生又怎能假设呢？更何况是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人生所能拥有的，也只能是真实的生活啊！父亲，你是不是想到这些的时候，才开始承认自己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