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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八十年代之三:高考的阴影

2020-10-15叙事散文春江花月夜
昨夜又梦到高考了,那场景很清晰很清晰。依然是还有许多题没有做,并且书也找不到了。下了课翻纸箱子,找到了物理书,还有一本英语。但一看书,发现物理好象都没有学过似的,心想这可怎么办呀?同学们都在悄无声息地做题,我自己却是一塌糊涂。看看数学题没做
  

  昨夜又梦到高考了,那场景很清晰很清晰。依然是还有许多题没有做,并且书也找不到了。下了课翻纸箱子,找到了物理书,还有一本英语。但一看书,发现物理好象都没有学过似的,心想这可怎么办呀?同学们都在悄无声息地做题,我自己却是一塌糊涂。看看数学题没做完,物理又不会。翻开哪本书,都有大半本没复习到。心里熬煎得要死。   高考给我留下终生的阴影。每当夜里做梦,总是梦见考试。物理题不会,数学题不会。别人都做完走了,我还在那里苦思冥想。再不就是时间快到了,还有很多题没有做。心里很着急。一急,忽然就醒来。醒来后,还心有余悸。摇摇头,确认自己是睡在自家的床上,这才长出一口气,心想,再也不用考试了,一下子轻松了。   每次的梦,地方不同,情景不同,但梦中暗示的心理总是一致的,那就是忧愁,自卑,焦虑。二十多年了,这些梦经常伴随着我。无意中闲谈,许多朋友都有过这种阴影,包括一些考上大学的女生,也做过这样的恶梦。   但我还是要感谢高考,是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这年七月,我高中毕业。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回家种地。上大学或者招工,那是少数人的事。所以心里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没有想法的人生是快乐的。
  回到生产队,我如鱼得水。白天下地挣分,晚上学打毛衣。什么鱼鳞带水浪,什么富贵不断头儿。10月份,我在苇园地拔豆子,在前河旁掰玉米,在老坟边子摘棉花,在后村崖畔上摘柿子。这一个月我一共挣了102分。一个妇女全劳力每天8分,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每天是五分。而摘棉花、掰玉米、摘柿子是论斤。干这些论斤的活,我不吃亏,因为我身手利索。我会上树。   10月下旬的一天,下工回家,父亲对我说,今天城里一个老亲戚,到后岭上给他女儿借书。他说国家恢复高考了,他想让女儿复习考试。他听说七里坡的董子安以前上过高中,后来搬到乡下了,课本可能还保存着,就赶快去借。两天后,我们村在公社高中教书的老余,也证实了恢复高考的说法。老余是“右派”,下放到我们这里教书,他和父亲关系很好。老余说,这次不论成份了,只要达到高中文化程度,都可以参加。他鼓励我也参加考试,还给我找了一份文革前高考的卷子。
 
  平地一声春雷,我的心里泛起阵阵涟渏。从小学到高中,没有人说过考大学的事。有时学习用功了,别人还讽刺说,“学那有啥用?你还想考大学吗?”现在,真的时兴考大学了。这不是做梦么?   但怎么考,考什么,都一无所知。
  父亲替我选择了理科。父亲说,学文科危险,过去反右,还有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凡是写文章的人都被打倒了。还是学理科保险。但我的理科知识等于零,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是没有课本。我在公社戴帽高中上学的课本,自然是不能用了。我们学的《物理》是《工业基础知识》,《生物》和《化学》是《农业基础知识》,数学课学的是丈量操场,丈量猪,然后算出操场面积和猪的重量。语文唯一能让我记得的,是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理想之歌”上面的几句: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我到城里找来表姐的课本,物理,还有数学。表姐是1973年的高中毕业生,赶上教育“复辟回潮”,还学到了一些东西。但表姐不愿意参加高考。她不相信“不论成份”这一说法,并且笑话我是“照眼出气”。   表姐的课本很薄,但我啃起来还是很吃力。
  所谓复习,其实是从头学起。匀速直线运动,加速度,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质量和重量,牛顿定律,万有引力,电与磁。我在小本本上恭恭正正抄写着,一个个公式,一条条定理。数学里的因式分解,等差数列,等比数列,三角函数,对数,sin,cos,tg ,ctg ,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离高考还剩10多天了,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灵宝复习。三舅在灵宝一高教数学,三舅是一个优秀的数学老师。87公里路,上坡下坡。那时汽车很少,一天只放一趟班车,车票很难买。父亲就决定骑自行车带我去,遇到下坡父亲带我走,遇到上坡我下来帮忙推车。早上天蒙蒙亮上路,下午4点才到。   在三舅那里待了10多天,他们上课,我去旁听,但我听不懂。下课问老师题,也没法问。若是某些方面不会,或某个题不会,可以问。全部都不会怎么问?这次好象只弄懂了安培是电流,欧姆是电阻。   12月的某一天,我坐在县一高的某个教室的考场上,浑然不知地做题。前面第一排坐着我们学校的物理教师孙保庆,孙保庆30岁了,文革前的高中生。他似乎做得很轻松,不长时间就搞定了。前后左右离他近的几个人都蠢蠢欲动,有几个还真抄上了。但我离得远,根本没有可能。浑然中,时间就到了。题做的一塌糊涂。   语文题有“给下面一句话注音: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下来后查了字典,心里很懊恼,声调错了几个。作文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之前也看了一些报纸,报纸上说全国各地怎样把本地最好的物产运到北京,献给毛主席纪念堂,还有女工怎样织最好的毛主席绣像。但写作文时怎么就没有用上呢?   这一年物理老师孙保庆考上了师范大学,全县一共有5个人考上本科,他是其中一位。那位抄上的同学也考上了一所大专。剩下的全是陪衬。我们大队只有父亲在教育局当副局长的何粉考上了医专。她后来成为本县有名的妇科医生。何粉知道消息早,复习的也早。这一年我们班有10多人参加高考,但没有考上一个。全县里考上大学(中专以上)的人,用一张红纸贴在县委门口。百分之四,是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这个教育落后的小县,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   第一次没有考上,完全在意料之中。进进场,试一试,感受一下。随后开始正儿八经复习。新年过后,我又回到原学校上课。县里最好的高中是县一高,但我没有在县一高上过学,也没有熟人介绍,只能回母校复习。我们学校的老师,原来都是教初中的,后来升格到公社高中了。比如老余原来在本村教初中语文,杨小梅原来是教我初中英语的。他们现在都是我的高中老师。但母校办起了复习班,还算不错。   我要回学校复习。但生产队不同意。母亲给队长说好话,答应她一晌不拉地参加生产队劳动,换取我去参加复习。队长才勉强同意了,但时间上还有限制。村里一齐毕业的春红、腊梅都参加了复习班。她们不用给队长求情,大概因为她们是贫下中农成份。   学校没有住处,有的同学在学校附近的村里找房子。我们几个没有住校,早上从家里步行到学校,晚上回去。自带干粮,玉米面馍馍。中午在学校伙上接点开水,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吃饭。15里路,天天在路上耗去不少时间。   临近高考了,余老师给我们几个找了一间寑室。寑室里跳蚤很多,好象都是几年没吸过人血了,穷凶极恶地。进寑室前,我们都把裤腿挽得老高,但跳蚤“嘭嘭嘭”几下就跳到大腿根了。   半年后,我又坐到了一高的考场上。语文、政治感觉考的还可以,数学也还做了不少题,但物理一上来就把我唬住了。后来据老余说,我考了240分,距中专分数线差5分。   回到村里,大队支书的女儿把我笑话死了。在地里摘棉花,她嘴一闭,眼一挤,高声说道:“哼,我敢说咱村就没有人能考上大学,老坟上就没有那苗蒿!”她说的“咱村”,就我一个人参加高考呀,经过第一次高考的冲刷,村里的几个高中生都偃旗息鼓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考。她说的“咱村”不是说我是说谁?我忍受着村人的讽刺,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心里很不服气。   正当我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妹妹却以全大队唯一的身份考上了县一高。这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父母没有埋怨我一句,父亲鼓励我说,“从头开始,你年令还小着哩。不要听她们胡说。她恁能,咋连考场都不敢进呢?咱们还敢进考场,还敢复习,她们条件恁好,咋不考试呢?”   随后,我到县一高复习。县一高复习的人太多,学校就在操场上上大课,乱哄哄的,黑板上写的字看不见,老师讲的也听不清。更重要的,我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有点理缺。在这里上过学的人都很优越,他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气气势势地去找“张老师”“李老师”,问难题,受点拨,得到一些内幕或消息。而我则不行,我和他们不熟悉。
 
  我的理科基础不行,上课老师都是讲重点,别人一听就会了,而我则刚刚入门。正想继续钻研,却下课了。另一节课,又换成其它内容了。我总是赶不上。老师讲完后,大量时间是做习题。别人做题,象羊吃草一样,头低下,“次次――次次――次次”,速度很快。我却很慢,总是被拦路虎挡住,问同桌,问老师,这一个题解决了,下一个又不会了。我的心很痛苦。   在复习的日子里,我最大的快乐是语文。我背诵了大量的古文,《劝学篇》《师说》《游褒禅山记》《送东阳马生序》《六国论》等,以前课本上没有,现在学到了,感觉很新鲜很有趣,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现代散文名篇。   女生寑室是大铺,一溜睡20多个人。晚上乱哄哄的,夜里十二点还睡不了觉。你要关灯,她要撒尿,谁也不听谁的。我躲在被窝里,读刚刚买到的复习资料里的好文章。《小米的回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挥手之间》、《白杨礼赞》《歌声》。这一年报刊杂志忽然发表了许多美好的散文,我如痴如醉地读着,新鲜,清爽,如痴如醉。有几个白天,我也不进教室,躲在寑室里读语文。但老师说,语文是橡皮课,学得再好也拿不了多少分,考试还得靠数理化。我也明白这道理,但没办法,我就一边心里不安着一边逃避着。   火麦连天的日子里,哥哥到学校里为我和妹妹送馍送面。望着哥哥憔悴的脸,我心里一阵难过。我问,家里怎么样?哥哥含含糊糊地说,家里都好,你别萦心,好好复习。谁知这时候,母亲正躺医院的病床上。她得了肾盂肾炎,很严重。80万单位的青霉素一连注射了40多天,臀部、手臂、脚上到处都是针眼。臀部上隆起几块又青又硬的疙瘩,看起来很怕人。这就留下了一个病根。以后,每到夏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母亲的病再犯了。呋喃呾啶、复方新诺明,成了我们家桌上常备不懈的药。   为了让我复习考大学,母亲带病参加劳动。别人干几天,还可以休息一下,而母亲却不能。割麦,摊场,打粪,锄地,她要一个人顶两个人。由于连续的劳累,母亲终于病倒了。   我在心里自责道,都是因为我,都是我,把母亲劳累成这样了。我不想复习了,我要回家劳动,替母亲分担家务。但父亲和哥哥都劝我,家里有他们撑着,让我集中精力复习。哥哥说,咱妈是为了你考学才这样的,你要是半途而废,妈受的打击才大呢。哥哥还说,每次去学校给我和妹妹送面,他心里都很自豪。他想,自己虽然没有机会上学,但他有两个妹妹都在县里这所最高学府学习呢,他相信我们都能考上大学。哥哥的话,让我欣慰,同时也让我的心理负担更重。我要是再考不上怎么办?村里人该怎样笑话挖苦我?我怎么对得起父母?我整天就想着这些问题,自渐形秽。   每天晚上,班上一名成绩好的的乡下同学,都要在伙上买一个麦面馍馍,奖励自己。看着他拿着那个虚虚的、长乎乎的四两一个的麦面馍,心里很馋。但我不能去买一个吃,因为我的成绩不好,我没脸吃麦面馍。我总觉得我不配吃那种好馍。
  这一年,县委门口光荣榜上依然没有我的名字。红纸黑字,我一个人悄悄跑到那里,从头看到尾。我扭回头就走,也不好意思到学校去问问,看我究竟考了多少分,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我没有勇气去问。   村里和我一届毕业的女友,参加了一次后都放弃了。她们忙着参加生产队劳动,忙着找婆家,生活得很快乐。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落落寡合。   几年复习,我感觉高考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恶作剧。尽管我年年在进步,但高考题的难度也在年年增加。今年考缩写,你复习“缩写”,明年又考“扩写”了。你再练扩写,后年人家又考“改写”了。这叫“一步跟不上,步步赶不上”。 怎么办?坚持还是放弃?   生产队在九龙坡上修大寨田,我推着小车运土,拿着铁铲装土。论干活,我不比任何人差。但这样的劳动有什么意义?休息时女伴们嘻嘻哈哈地说笑,我却躲在一边背英语单词。我不知道背这单词有什么用,我就是还想学习。   我们村有一个抗美援朝复员老军人中献贡子,在地里干活时,总爱给人讲在朝鲜的故事。他给“彭德怀”不叫“彭德怀”,而是称“彭德”。每次到最后,他总是说,彭德告诉我们,继续前进!这几乎成了一个笑话。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给我拿回来一套上海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他对我说,再来一次,用献贡子的话说,继续前进!我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就又咬牙回到学校。   这期间我曾想改考文科。比我高一届的两个女生,最早选择英语,她们都考上走了。我选择理科,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我找来了全套的文科课本,一看头又有点大。古代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短时间里,也是闹着玩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将错就错,继续考理科。   我的前排坐着城里学生李军,他的理科成绩班里第一。老师教的内容似乎不够他学,课后物理老师还给他开小灶。他拿着厚厚的习题集,做了一本又一本。小个子陶陶是县一高有名的物理老师陶敏的儿子,他和李军坐一桌。下了课,其他人还在埋头做作业,但陶陶和李军两个人说调皮话。他们俩你到我头上摸一下,我在你屁股上贴个纸条。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很轻松很轻松。我一边听着他俩的调皮话,一边心里很羡慕。我的同桌薛小琴文科不好,她捉笔的手是斜着的,字写得象蝌蚪。但她数学好,她整天低着头,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他们都让我羡慕的要死。   我是个用功的好学生。教室熄灯铃响了,我和几个同学还在点着蜡学习。下课铃响了,我还坐在教室不出去。临高考的前几分钟,我还抱着书本在看。关键是,我的用功效率并不高。对于物理和数学,我总感觉到“似曾相识,条理不清”。越学越糊涂。这让我终生羡慕理科成绩好的人。   李军这一年考上西安交通大学,成为轰动一时的佳话。陶陶也在第二年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我的同桌薛小琴考上一所省气象学校。班里还有几个和我同等水平的女生,通过各种渠道或上了本县的师训班,或上了函授最后接父母的班等。可谓“榜上无名,脚下有路”。

  临近高考,我的思想压力陡增。为了我和妹妹上学,家里人省吃俭用,把仅有的一点麦面全送到学校。哥哥一星期来给我和妹妹送一次馍,让我们增加营养。但他每来一次学校,我的心就难过一次。我最初曾暗暗发誓,我若是考上学了,一定要把父母接出农村,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若是考上学了,一定要帮助哥哥。但现在我考不上学,这理想怎么实现呢?我就这样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妹妹是应届生,我是复习班。我自己成绩不好,就希望妹妹能行。如果妹妹考上了学,我的压力也会小一些。但临近高考了,妹妹却得了腥红热。   一开始,妹妹说她发烧,头痛,她要回家。我很生气,我觉得自己不争气,妹妹也不争气,我认为她娇生惯养,受不了症。不想学习了,才寻个理由回家。我领住她熊了一顿,妹妹哭着走了。我也气得跑到姑姑家,向姑姑诉说,也气得哭了一场。   谁知后来父亲说,妹妹得的是猩红热,急性中毒型,幸亏治疗及时,否则疹子出不来,要憋死人的。   我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小腹发热,双腿发软,象遭了雷击一般。   据说,上帝在你面前关闭了所有的门,一定会给你留下一扇窗的。然而,上帝给我留下的那扇窗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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