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的书林里散步
1996年3月，我奉调从仙桃赴外地工作，开始“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生活。10年来，我很少回家乡。思乡的时候，就靠读来自故乡的书解思乡之谗，“书”，成了我从故乡吸取“营养”的“脐带”。10年间，我收到家乡方方面面朋友寄赠的图书168册，林林总总，在我的书橱里排成了整齐的4列，犹如家乡东荆河堤上伟岸的树林。困了！倦了！我会在氤氲的灯光下，一边听《二泉映月》，一边在故乡的书林里散步，乡里乡亲、乡土乡情，一丝丝，如河岸垂柳，从心头轻轻拂过，快哉！
我不能写下读168本书的感慨，只能说说其中的6本书，说说她们曾经给我的震撼。
（1）
今年正月初四，30年前的学生来给我拜年，师生就着一壶热茶叙旧。学生送给我的礼物，居然是我儿时同学曾令洪的摄影作品集《西湖天下景》。令洪大我一岁，父亲早逝，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校军衔。他入伍后，我们只在1989年“特殊时期” 匆匆见过一面，那时他返乡探望生病的高堂老母亲。1977年11月，我父亲壮年早逝，令洪带了画笔来到我家，为我父亲作素描肖像，至今仍悬挂在老家的堂屋里。面对令洪夺人心魄的150张西湖美景，我忍不住上网用“百度”寻找我的总角之交。令洪1997年退役，留在了浙江省某机关，业余还开办了自己的影楼，先后任首席摄影，设计制作了《中国杭州》、《西湖四季》、《千岛湖》、《西湖百荷图》、《’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等大型画册。后独立拍摄、设计、制作了《杭州萧山机场》、《新世纪新杭州》、《杭州大剧院》、《上海新景观》、《上海不夜城》、《上海城隍庙》、《上海名建筑》等许多城市风光画册。令洪爱好美术、书法，会篆刻，擅长大画幅风光摄影，尤其钟情于黑白摄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哈苏奥地利超级摄影巡回展风光类2002年度金牌获得者，他的作品曾多次被上海市邮政局选作名信片。令洪与我是初中、高中同学。说是高中毕业，大多时间在搞“开门办学”，最长的一次居然在农场连续劳动了83天，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学会开拖拉机的。以这么个“底子”成“家”，可以想见，他为着他心中的“女神”，付出了多少努力。令洪在《西湖天下景》的后记里说：“从春天到夏天，再到冬天，我扛着相机孜孜不倦地走在西湖边。……在一个异常炎热的早晨，十分强烈的阳光洒在湖面上，三级左右的东南风把整个湖面变成了银色的海洋，当我打开林哈夫相机取景器用放大镜调焦时，阳光的作用让我泪眼模糊，我兴奋地重复着单调的操作程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那梦寐以求的海景，被那湖面排列有序的无数个光点，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段饱含深情的文字，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侧影”：一个不管春夏秋冬忙碌着的寻梦人。我还找到了1975年初中毕业时令洪送给我的一本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他给我的留言是“力求进步”，似乎也给出了他成功的答案。
正是这“力求进步”四字，牵引着我进行“发散”思考：是的，那个年代也许就是给了我们“力求进步”的思想，让我们那一代人活在自己的理想中、活在自己的追求里。正如学者唐小兵所说：“如果说80年代的青年人穷得只剩下思想，那么今天的我们也许穷得只剩下金钱或者对金钱的想象了”（详见《随笔》，2006年T5P13）。那时还没有“素质教育”的倡议，老师们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开门办学”的大背景下，让我们学工、学农、学军：学开车、学农机修理、学土方测量、学天气预报、学打算盘、学写大字（应对写大标语）、学编快板剧、学吹笛子、学画粗粗壮壮的版画……最重要的是学“力求进步”的思想。我们高中毕业时，三个班，共150名同学，现在颇有些名气的有：得过全国好新闻摄影奖的舒元成（我国第一位摄影专业研究生）；摄影家、书法家曾令洪；留美博士文必然；师职干部胡远新；仙桃中学校长夏志清；仙桃复读中心负责人张礼金；长笛手童明新；区检察长余先华；地级市法院院长王天鸿；地级市邮局局长马国祖；华师附小校长曾德才；企业家胡兴灿、郭继民……“开门办学”居然也办出了一批“人才”？原因何在？提出这个问题，以俟人类灵魂工程师得焉！
（2）
老实说，我不大看得懂钟孺乾老兄《从迹象到境界》一书里那部分“荒诞不经”的画，尤其是被外国人收藏的《舞伴•赵飞燕•貂禅》等等，我还是格外喜欢他的获奖作品《儿女祭》，是那么的荡气回肠，犹如他的家乡天星洲一样坦荡、壮阔、狂野。
令我百读不厌的，是篇首的《钟孺乾自述》，配上天门老乡彭德的点评，真是妙趣横生。1983年天星洲分洪后，我和徐佑环主任曾在那里“赈灾放粮”半年，就住在孺乾老兄的村里，孺乾的弟弟孺坤还做着村长。孺乾的妙笔之下，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躲水灾、过端午、看大把戏、“跳忠字舞”、龙晒衣、唱花鼓戏等故乡风情；也用工笔刻画了他的父亲钟守清以及邦先生、任三品先生、陆先植先生……同时也谈及了他是如何逃避“娃娃亲”的。好一幅故乡的“清明上河图”啊！往远一点说，读一读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陈场唐新的《我之故乡》、钟孺乾的《自述》，加上我们自己的记忆，故乡100年的民俗风情，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我到武汉工作后，和孺乾老兄有了交往。因着我奶奶姓钟的缘故，他又和我钟姓老表同辈，我就称他表哥了。表哥郑重其事，请了柏健等名人作陪，我们吃了一顿，认了兄弟。意犹未尽，他又引我参观他的画室，乘着酒兴，还画了两只鹰送我。酒喝得迷糊，回到家，展开画，琢磨其意，不识字的母亲说：“这还要多想，大鹰是你，小鹰是你儿子，表哥祝福你唦！”看来，孺乾老兄的笔下是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了。不久，孺乾老兄辞去湖北省美术院副院长的职务，去中南民院做了艺术系教授。
读了《钟孺乾自述》，自然想到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这两位画家的散文，比散文家的散文“更散文”，耐读，有趣，色彩分明，善于“留白”……这就是“画家”与“画匠”的区别。艺术同宗同源，对色彩、构图、意象……的领悟力，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夫垫底。即便是做数理化方面的科学家，也要有文史哲作底蕴。杨振宁、李政道的成功是如此，苏步青、杨叔子、李国平的诗文，也是明证。记得2002年11月，杨叔子先生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没有科技，一打就垮；没有人文，不打自垮；崇尚科学，弘扬人文！”的赠言，说的也是这个理。如此看来，对于为着应付高考，过早地分出文科、理科，倒是需要认真考量了！
——读《从迹象到境界》一书，更加强化了我的这一看法。
（3）
今年四月，我去了趟德国，从德国回来后，我重读了留德哲学博士彭富春的《漫游者说——我的自白》一书。富春是杨林尾人，我们曾见过一面，他高大、宽脸、轩昂，还善饮。
富春研究生毕业后留德8年（可见博士学位并不好拿），研究的是海德格尔，读研又师从的是大名鼎鼎的李泽厚，现在他也大名鼎鼎了。35岁就成了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现在还担任着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可以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彭代表的“宏论”。
梅花香自苦寒来。《漫游者说》告诉了我们一个东荆河畔的苦孩子是如何成长为博导的？他的坚韧不拔、他的百折不挠、以至他的忍辱负重，都让我这个同龄人击节扼腕，让我知晓了高等学府、学术殿堂里的“角逐”，让我想起杨林尾外滩上割不尽、烧不死、春风吹又生的芦苇，以及呼啸浩荡、一望无际的柴山林子，在柴山林子里，富春如他在“我的自白”里一样呼喊着：“是梵高疯了，还是这世界疯了？”在德国的8年，富春把仙桃人的性格张扬到了极致，活脱脱是根风浪中迎风摇曳的芦苇。他曾经为过语言关而苦恼，也曾经为疾病的折磨而痛苦，还常常为生计而发愁（他曾在一家服装仓库当了一年的搬运工）……他终于挺了过来，博士论文在欧洲科学出版社用德语正式出版，德国的比梅尔教授称之为是他“读到的如此令人神往的著作”。富春在“我的自白”道出了他研究海德格尔的原因：“也许我和海德格尔都是从田野走出来的，对大地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特别是在现代技术社会这一无家可归的时代里，都要寻找一安身立命之所。” 富春的《漫游者说》是可以作为青年一代当励志书来读的。
富春出版的著作有《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生命之诗——人类学美学》，译著有《哲学人类学》、《诗•语言•思》……他用他的智慧与汗水，实践着他的诺言：“我的漫游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无人走过的路。”
——富春正值盛年，会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4）
读刘诗伟的《终端宪章——是我挑战了中国的终端战争》一书，就比读彭富春的《漫游者说》轻松多了，也有别于读他的长篇小说《我不忏悔》、诗集《小心走过冬天的边境》。这本书质朴、灵动，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也不乏他特有的机智与幽默。
在我们常人的心目中，商人就是“奸商”，就是想一切办法把别人荷包里的钱搜到自己的荷包里来的人。刘诗伟弃文经商，先做丝宝集团的副老总，再做问鼎公司的老总，能不“奸”？能说出什么“道”？
刘诗伟的《终端宪章》至少摧毁了我对“商人”固有的看法。
值得眼睛一亮的是，诗伟在书里写道：“我发现了‘德商’。过去有人研究智商、情商之类，我以为‘德商’是由智商而情商之后更高的一种‘商’，或者叫更高的境界。”
用诗伟的“德商”理论来解释现在许多的社会现象，就容易多了：吴天祥为什么能常年累月做好事？有德！积德！一些企业家为什么能凭勤劳发财、发财了又热心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有德！积德！有些人为什么“五毒俱全”？缺德！！
（5）
在名刊《书摘》上读到仙桃日报记者黄团元的《民族瑰宝马寅初》节选，便知道他又一次转行了：由弄“言论”转而弄“传记”了，弄得“响动”还蛮大！团元的“言论”弄得“有板有眼”！他的《说黑道白》一书，洋洋洒洒30万字，“一针见血，一言肺腑，绝少拖泥带水，也不无病呻吟”（卢吉安语）。应该说，团元的言论早有定评，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了望周刊等“重量级”刊物多次选用他的作品，10多篇言论入选教材和文集即是明证。
我要谈及的是写作之外“转行”的事。干记者之前，黄团元是担任过副镇长的，这在乡亲眼中，应该算是“大官”了。当初他主动要求从乡镇领导干部的位置上下来去报社当普通记者，也没相应地安排“科级”职务，顶着“犯了错误”的压力，去做了个“东跑西颠”的记者，有人劝他去找市委“扯一下”，他没有，一头扎进业务里，连续几年评上“优秀”，嘉奖工资一级，收获专著几本。
这就具有示范意义了！正值壮年的这一代公务员，是有文化的新一代。拱“车”不通，跳“马”，或者飞“相”，应该是明智的选择；水路太挤，走陆路，也许更快。不能做乡镇领导了，去当老师、做记者、搞农技员、甚至领办民营企业……只要能为社会做贡献，实现人生价值，何必去“拱个么事”、“扯个么事”！美国第27任总统威廉•霍德华•塔夫脱，从总统的岗位上退休后，又担任了最高法院院长，他上任时发表就职演说：“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总统。我只是尽力做我认为最明智的事情，不管它对我自己的前途有什么影响！”就是这位记性不好的总统，居然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唯一”：唯一一个既当总统又当最高法院院长的人。
最近，黄团元新著《胡适的谦和雅量》出版了，这是他继《民族瑰宝马寅初》之后的又一力作，读之让人重新认识了胡适：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文谦和与西方的民主思想结合、并努力践行的人，他的谦谦君子之风，他的书生意气，他的雅量宽容都令人感佩。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都与他“过过招”：章太炎、章士钊骂过他，他照样尊为师友；鲁迅、陈独秀与他失和，他依然倾心援助；郁达夫、郭沫若鄙薄他，他与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傅斯年、罗家伦、吴晗、顾颉刚、季羡林、周汝昌、沈从文、张爱玲等等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经得到过胡适的滴水之恩和兄长般的关爱。胡适与李大钊虽然“道不同”却并未“不相与谋”，在李大钊就义后他最先发动其生前好友为其安葬捐款。他自掏腰包以“公家”的名义给留学在外的林语堂交学费，与林约定必须“学成归国”。他一生追求自由，却说出了这样沉毅有力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读黄团元的新著，也读黄团元这个由乡干部成长起来的名记者，同样快哉！黄团元本身就是一篇应该获奖的、知行统一的好言论。
（6）
我在《荆楚网》上开了个“博客”， “博客”让我认识了网上“大虾”陈雄（“大虾”，网络用语，意为大侠）。陈雄是仙桃何方人士，不知！
陈雄在网络上“牛气冲天”，擅长故事新编、随笔等文体的写作，文风犀利睿智、幽默活泼，亦庄亦谐，善于“用现代人的思想烛照古人”。我用“电邮”向陈雄索取他的网络文字的结晶——《麻辣典故》。不两天，他就挂号寄给了我；不两天，我就读完了这本令人喷饭、令人捧腹大笑的《麻辣典故》。也知道了陈雄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中学老师。
陈雄麻辣的是典故，针砭的是时弊，使用的是“郁闷”、“闪”、“恐怖组织”、“冷战”、“公款消费”、“二奶”、“打工仔”、“奥运会”、“暂住证”等现代流行语……麻得有趣，辣得有味，不经意间投个“小匕首”，让人一跳，又躲闪不及。朱辉先生说该书“最大的优点至少是它无害”，我却不以为然！
陈雄的“杂文”，是有别于鄢烈山、黄团元、吴晓帆的“另类风格”的杂文。这种“另类”主要表现在他的视角、语言以至文章的编排格式上。如果说三位长者的杂文穿的是“中山装”的话，陈雄的杂文穿的则是“花颜色的T恤衫”。更重要的是，他以年轻人的眼光，拷问了我们这一代人从来都不曾想过要拷问的许多东西，我们的思想一定程度禁锢在固有的定势里。比如，大伙都知道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个事业心很强的男人。陈雄的文章里说：“只因为那女娇（大禹妻）是一只母老虎，大禹怕她。有一次女娇一口气扇了大禹五百多个耳光……还是不回家自投罗网的好，所以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实这种拷问在《楚辞•天问》里就发出了：“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饲？”郭沫若先生将此译作：“相怜相爱而成配偶，是为生儿育女以延续后嗣，为什么彼此的嗜好不同，而只图一时的安逸？”这译文很能表达原意，《天问》对大禹择偶不当，是有微辞的。《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时，也说到了这件事，提出了同样的拷问（详见《神话选译百题》，袁珂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P188-191）。类似的拷问，在书中比比皆是。陈雄说的是典故，辣的却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这本书的机巧之处。
读陈雄的“杂文”，至少可以缩小“代沟”，让我们知道年青一代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所思所想的表达方式。其实，陈雄们的行文风格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有功夫，让陈雄“麻辣”一番，跟吃“麻辣”火锅一样，有味有趣！当心流汗太多！
（200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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