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的中国年
2020-09-24叙事散文肖娴
红红的中国年肖娴记忆里的年是一幅俗艳的风俗画，底色是红的。在乡村，一过腊月初八，小脚的奶奶手扶门框开始嘀咕：“年了，跌进年里了!”村庄的小儿欢天喜地唱着农谚:“阿婆阿公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奶奶一嘀咕、小儿一闹嚷，父亲脸上便起了愁雾。夜
红红的中国年
肖娴 记忆里的年是一幅俗艳的风俗画，底色是红的。 在乡村，一过腊月初八，小脚的奶奶手扶门框开始嘀咕：“年了，跌进年里了!”村庄的小儿欢天喜地唱着农谚:“阿婆阿公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奶奶一嘀咕、小儿一闹嚷，父亲脸上便起了愁雾。夜晚一觉醒来，还听见父母在盘算着“年事”。母亲说：“起一窖白菜卖了吧。”父亲卷着烟卷“嗯呀”一声。那个年代，工资普遍低，父亲每月的薪水仅够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一到年节便更加捉襟见肘。第二天，天一亮母亲便起了床，去地窖里挖白菜，大朵大朵的胖白菜，装满一架子车。出村有一段上坡路，父亲肩上套着绳袢，使劲往上拉，母亲抓着车帮用力往前推。幼小的心灵里，觉得年，像一个车轮，必须有一个人在前面把握着前进的方向，后面的那个人要给前面的那个人不断地“给力”，车子才能驶出生活的困境，年，才能过得丰盛，像车轮一样圆满。 有一年白菜价钱好，父母下午回来，车子里也是满满当当，一刀父亲写对联的红纸、一块红艳艳的，给我们做新鞋的灯芯绒布、一叠新碗新碟、新筷子新锅铲，还有给我们额外买的“糯蜜糖”。那一年白菜的价钱不好，回来的车子里，除了父亲写对联的红纸和给我们做新鞋的红灯芯绒布外，就只有奶奶念叨了几天的缀了“猫眼”的黑金丝绒棉帽子。那一天父亲的话也是特别的少，吃了下午饭，父亲闷头裁写对联的红纸，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去黄裁缝家讨做新鞋的鞋样。我们看着红红的灯芯绒布，在黄裁缝的手里蝴蝶样翻飞，一边听母亲和黄裁缝唠叨“年事”。黄裁缝说，明早要和翠花妈去城里粜黄豆，卖了黄豆才有钱卖年货。母亲心里一思忖，第二天也装了满满两袋子黄豆，和黄裁缝、翠花妈，拉着一车豆子进了城。那一年黄豆价钱果真高过小麦，下午母亲回来，不但买了丰盛的年货，还给父亲买了一件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有棕色毛绒领的大棉袄。记忆里，那件大棉袄，是父亲最贵重、最时尚的衣服、只有过新年走亲戚的时候父亲才肯把它穿在身上。 那时，在我们家乡，除了办年货，还有传统的乡俗。二十三敬灶爷、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杀年猪，二十八蒸年馍、年三十贴对子、年初一去磕头（拜年）。做完豆腐杀好年猪，母亲便一头扎进厨房里，父亲在堂屋的红木桌上铺开红纸，摆开给十里八乡写对子的架势。在我们家，写对子是一件最隆重最热闹的事。父亲的架势一拉开，四里八乡的年便被父亲的笔墨印染得红了。那几天我们也成了旧时的“书僮”，帮父亲裁纸、晾对子。一直忙到三十中午，父亲打发走最后一个来家里写对子的乡邻，才舒展一下酸痛的腰身，开始给我们家写对联，那时全村家家户户的门上，都已贴好了父亲写的对联，弥漫在年的喜气里。只有我们家的门楣还是一片空白。 贴对子时，父亲站在高凳子上，要让我们看两边的对联贴得齐不齐，我们大声地说齐了，他还是不放心，叫来在厨房里忙得油乎乎的母亲再目测。在父亲的意念里对子贴的不齐整，新年的日子也仿佛不会和美。给人丁出入的门贴上对子，挂上红灯笼，父亲还要给鸡笼、牛圈门上去贴对子。我们则被奶奶叫了去给房前屋后，结果或不结果的树喂年夜饭，奶奶边给树喂年饭边叨咕“一年到头了，有人的一口就有树的一口。”我们跟在奶奶身后，给树上贴象征果木丰登的红纸条。父亲也给鸡笼、牛圈贴好了对联。除夕的最后一件事就剩下“敬祖先”了。敬祖先时，先要给家族亡故的先祖，用红纸包好纸钱，在红纸上写上他们的名字，顺着堂屋的墙一字排开，父亲点上三柱香，我们随父亲跪在地上，看着红纸包上“祖先”那些陌生的名字，心里想的却是新年的花衣服，新鞋子、压岁钱。敬完祖先，母亲已把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摆好了，红红的炭火里煨着“二老壳”酒，在如煮的鞭炮声里，我们的年、村庄的年，在父亲红红的对联红红的寄语中、在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映照中，便红红火火地开始了。 一幅俗艳的画，年年看。经年之后站在画前，那色彩淡了，年味也淡了，但家乡的年却永远是对联上的横批“四季平安、五谷丰登”。而底色永远是红的，留在心中的那一抹红，永远也不会淡去。
[ 本帖最后由 肖娴 于 2011-2-11 16:56 编辑 ]
肖娴 记忆里的年是一幅俗艳的风俗画，底色是红的。 在乡村，一过腊月初八，小脚的奶奶手扶门框开始嘀咕：“年了，跌进年里了!”村庄的小儿欢天喜地唱着农谚:“阿婆阿公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奶奶一嘀咕、小儿一闹嚷，父亲脸上便起了愁雾。夜晚一觉醒来，还听见父母在盘算着“年事”。母亲说：“起一窖白菜卖了吧。”父亲卷着烟卷“嗯呀”一声。那个年代，工资普遍低，父亲每月的薪水仅够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一到年节便更加捉襟见肘。第二天，天一亮母亲便起了床，去地窖里挖白菜，大朵大朵的胖白菜，装满一架子车。出村有一段上坡路，父亲肩上套着绳袢，使劲往上拉，母亲抓着车帮用力往前推。幼小的心灵里，觉得年，像一个车轮，必须有一个人在前面把握着前进的方向，后面的那个人要给前面的那个人不断地“给力”，车子才能驶出生活的困境，年，才能过得丰盛，像车轮一样圆满。 有一年白菜价钱好，父母下午回来，车子里也是满满当当，一刀父亲写对联的红纸、一块红艳艳的，给我们做新鞋的灯芯绒布、一叠新碗新碟、新筷子新锅铲，还有给我们额外买的“糯蜜糖”。那一年白菜的价钱不好，回来的车子里，除了父亲写对联的红纸和给我们做新鞋的红灯芯绒布外，就只有奶奶念叨了几天的缀了“猫眼”的黑金丝绒棉帽子。那一天父亲的话也是特别的少，吃了下午饭，父亲闷头裁写对联的红纸，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去黄裁缝家讨做新鞋的鞋样。我们看着红红的灯芯绒布，在黄裁缝的手里蝴蝶样翻飞，一边听母亲和黄裁缝唠叨“年事”。黄裁缝说，明早要和翠花妈去城里粜黄豆，卖了黄豆才有钱卖年货。母亲心里一思忖，第二天也装了满满两袋子黄豆，和黄裁缝、翠花妈，拉着一车豆子进了城。那一年黄豆价钱果真高过小麦，下午母亲回来，不但买了丰盛的年货，还给父亲买了一件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有棕色毛绒领的大棉袄。记忆里，那件大棉袄，是父亲最贵重、最时尚的衣服、只有过新年走亲戚的时候父亲才肯把它穿在身上。 那时，在我们家乡，除了办年货，还有传统的乡俗。二十三敬灶爷、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杀年猪，二十八蒸年馍、年三十贴对子、年初一去磕头（拜年）。做完豆腐杀好年猪，母亲便一头扎进厨房里，父亲在堂屋的红木桌上铺开红纸，摆开给十里八乡写对子的架势。在我们家，写对子是一件最隆重最热闹的事。父亲的架势一拉开，四里八乡的年便被父亲的笔墨印染得红了。那几天我们也成了旧时的“书僮”，帮父亲裁纸、晾对子。一直忙到三十中午，父亲打发走最后一个来家里写对子的乡邻，才舒展一下酸痛的腰身，开始给我们家写对联，那时全村家家户户的门上，都已贴好了父亲写的对联，弥漫在年的喜气里。只有我们家的门楣还是一片空白。 贴对子时，父亲站在高凳子上，要让我们看两边的对联贴得齐不齐，我们大声地说齐了，他还是不放心，叫来在厨房里忙得油乎乎的母亲再目测。在父亲的意念里对子贴的不齐整，新年的日子也仿佛不会和美。给人丁出入的门贴上对子，挂上红灯笼，父亲还要给鸡笼、牛圈门上去贴对子。我们则被奶奶叫了去给房前屋后，结果或不结果的树喂年夜饭，奶奶边给树喂年饭边叨咕“一年到头了，有人的一口就有树的一口。”我们跟在奶奶身后，给树上贴象征果木丰登的红纸条。父亲也给鸡笼、牛圈贴好了对联。除夕的最后一件事就剩下“敬祖先”了。敬祖先时，先要给家族亡故的先祖，用红纸包好纸钱，在红纸上写上他们的名字，顺着堂屋的墙一字排开，父亲点上三柱香，我们随父亲跪在地上，看着红纸包上“祖先”那些陌生的名字，心里想的却是新年的花衣服，新鞋子、压岁钱。敬完祖先，母亲已把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摆好了，红红的炭火里煨着“二老壳”酒，在如煮的鞭炮声里，我们的年、村庄的年，在父亲红红的对联红红的寄语中、在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映照中，便红红火火地开始了。 一幅俗艳的画，年年看。经年之后站在画前，那色彩淡了，年味也淡了，但家乡的年却永远是对联上的横批“四季平安、五谷丰登”。而底色永远是红的，留在心中的那一抹红，永远也不会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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