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煤矿下井的那些年
王成祥
我1981年从工程兵部队复员正赶上我国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的第一年，煤矿也实行用工制度改革，以农民协议工的性质，招收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去井下挖煤，协议工性质是不改变农民身份，待遇和固定工有本质的区别。煤矿是高危行业，享受不了和正式工同等待遇，分田到户的农村青壮年也不愿意去钻黑窟窿。我20出头，意气风发的还想干一番事业，毫无顾忌地报了名，成了蒲白矿务局白堤煤矿（后和马村矿合并，现已破产）采煤二队的一名协议工，开始了我井下长达十年的煤海生涯。
一
第一天下井队长田定运在班前会上作动员，他高挑的个子，稍显有些驼背，紧绷着脸严肃地说：“你们是协议工，我们那时是轮换工，实际都一球样，咱们都是农村来的，因为穷才下井挖煤，不然谁愿意钻这黑窟窿，大家都不容易，来了都是一家人，没有协议工和正式工之分，这行命都归阎王爷了，干活相互照顾点，不然石头不长眼，也不认人，命大了多挣几年钱，日子过得差不多了就赶紧收摊子，倒霉了断胳膊缺腿是轻的，死了也没有人说你是英雄，还得背上违章的罪名给阎王爷报到……”
既来之则安之。命交给谁也得干，没有退路可走，说是这样，可胆怯的心嘣嘣的跳个不停。新工人下井必须师傅带徒弟，这是煤炭生产一条铁的纪律。分配带我的师傅叫李智富，1980年矿上招收的最后一批正式工，高个子，话不多，眉清目秀，说一口陕北话，给人一种坦诚的安全感。师傅说：“井下没有队长说的那么可怕，多长点眼就行了，我已经来3年多了，一天工伤都没有休过，咱们都一样，我们老家比你们这还穷，稍微能活下去，我都不来下这苦，以后相互照顾着，没事”。师傅的话让我悬着的心有了一丝安慰。
我跟着师傅下井上第一个班就是在工作面打眼放炮、清煤、打柱子。40米长的工作面分四个作业段，班长在班前会说，我两是溜子尾12节槽子，师傅还和班长争执了几句，大概意思机尾顶板不好，我又是新工人第一次上班，工作量有些大，需要调整一下。最终班长没有同意，李师傅的话在班长面前没有搁住，脸上流露出不愿意的表情，但言语上没有任何反驳。我虽然在学习期间下井参观过，但井下分工很细，有掘进、采煤、通风、运输多个工种，虽到过采煤工作面，那只是走了一遍，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所以工作面是啥样，压根没有概念。对于班长的分工、师傅的争辩，脑子其实是一片空白。在班前会上看到大家都是懒洋洋没睡醒的样子，就连值班队长点名也懒得搭声，我是接受过军营训练的人，看到眼前这种境况，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不敢想象以后会发生什么。谁知班前会刚一结束，大家就像换了个人一样，走起路来窜得比兔子还快，换衣服、领矿灯、下井交工牌，瞬间就消失在我视野之中，不顾一切地往黑暗的尽头赶。500多米深的井筒、摇摆的罐笼，还有像下暴雨一样的流水，打在罐笼上噼里啪啦地直响，通往工作面的主巷道悬着刺牙咧嘴的石头，脚下高低不平的电车枕工，进进出出拉煤的电车叮里咣啷地从身边擦肩而过，直流电线摩擦出的弧光，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这些似乎和他们毫无关系，身上背着各种工具，走起路来叮当响，也不影响他们行进的速度，和军队拉练时的紧张程度没有多少区别。白堤煤矿是公私合营从民族资本家手里接过来通过改造的国有煤矿，具有上百年的开采历史，地下条件异常复杂，下井参观时看到那艰苦危险程度，也曾经产生过退缩的念头，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虽有顾虑，但上第一班看到黑哥们如此的精神状态，打退堂鼓的念头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有一个心思——追赶，没有时间思考其他多余的事情。我有当兵的老底子，上坡下坡，走轨道、过风门，穿溜子巷，基本没有掉队，而协议工中真有半路打道回府不干的。
为什么能练就你追我赶，不畏惧的硬功夫呢？这与煤矿井下的工作性质有关系，记件工作制，调动起了煤矿工人最大的积极性，难怪伟人毛泽东曾经说过，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
第一班在李师傅的说教下，我们相互配合干得很默契，师傅是个慢性子，而我性子急，我们优势互补，活干在了前边，第二天开班前会，队长还专门对师傅进行表扬，说师傅带徒弟有方，手底出活。
攉煤、移溜、打柱子，我跟着师傅干了4年，成了生产班的大班长，师傅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日出日落，兢兢业业，无怨无悔。
虽然在矿上都叫我们协议工二等公民，低人一等，但是在井下从来没有二等公民的感觉，挖煤大部分是从农村出来的，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肯吃苦，干活非常卖力，在井下没有谁歧视我们是协议工，大家同工同酬，干起活来不分你我，生活上亲如兄弟，人们心目中井下挖煤脏、累、苦，是非常危险的重体力劳动，但农民娃身在其中没有丝毫感觉，被优厚的待遇、冲天的干劲、火热的生产场景冲淡了。
每天六点起床吃早饭，七点钟开班前会，接受安全教育和生产任务，七点四十分换衣服、领矿灯自救器；八点钟准时下井。工作面劳动八小时加来回路上两小时，正常升井就到下午六点钟，七点洗澡换衣服，八点钟吃晚饭，下井工人就是下井劳动、吃饭、睡觉三件事，赶上白班，两头不见太阳，遇到工作面冒顶或事故，延长工时就没有个准确时间。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上早班，算好时间6点钟下班回家过年，谁知工作面“冒顶”，成堆的主梁柱子和交接顶梁压在里面，如果不及时包出来，下一班就难以正常生产，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看到这种局面，大家把过年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鼓足浑身的力气，一直干到凌晨3点，把柱梁全部回收出来，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升井，再骑自行车赶20公里的山路，到家天已麻麻亮，周围已响起了新年的炮声。
煤矿井下是一台运转的机器——24小时三班倒，最难熬的是上夜班，凌晨十二点就得起床，那种疲惫困倦难以形容。而我那时年轻，反而喜欢上夜班，白天可以骑自行车到处逛，农忙季节白天可以回家干一整天的农活，上班种田两不误，着实让村里人羡慕。
八十年代初期，煤矿生产条件非常落后，放炮、拉煤、回柱放顶全靠手工劳动，在上井下恶劣环境，进行超强体力劳动，工人几乎都是光着膀子干，身上穿的工作服没有干的时候，而且全是汗臭味，而这些我都不在乎，在农村干活也卖力流汗，那价值不大，下井卖力出汗是为国家作贡献，还发优厚的工资，干的好了大会小会表扬，汗流得值，也是一种无尚的光荣。
挖煤是高危行业，井下危险的程度人们难以想象，只有亲历过的人，才深有感触。因为它直接和死亡挂钩。我们国家两项死亡有指标，一是战争，二是煤矿。所以，下井挖煤死亡是正常的事情，我们矿每年都要死好几个人，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身在其中，也许已经常态化了，大家把死看得很淡，出个事故觉得很平常，该干啥还干啥，大到生产，小到个人情绪，没有丝毫影响，觉得死亡和自己毫无关系，这就是煤矿工人，他们从下井的第一天起，就有了献身的思想准备，吃阴间饭，干人间活，把命交给天，所以，他们才是那样的平淡，没有丝毫畏惧。
我们矿是一个从资本家那里接过来具有上百年的开采历史，井下生产条件异常复杂，和现在的榆林煤矿开着汽车下井，操作键盘出煤，那简直是天壤之名，他们想象不来在那样恶劣环境下，煤是咋样采出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有完全不一样的奉献和牺牲。在煤矿下井的那10多年，生产难度再大再苦我也没有怕，也没有抱怨，乃至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也没有退缩，以无限的青春活力干好煤炭事业，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过有一点生活小节确实让我犯愁过，那就是洗澡换衣服，那时的煤矿后期保障设施简陋，不像现在煤矿有洗工作衣的烘干房，洗澡安装有淋浴，上下班换衣服房间有暖气。那时我们矿只有一个大澡堂，有时水几天也不换，脏得能掉线，黑的能当写字的墨汁用也不算夸张，工人每天必须从里面过一遍，那种感受可想而知。冬天还好些，遇到夏季，那刺鼻的腥臭味，足以认人窒息，洗和不洗差不多，出来大家的眼圈耳朵全是黑，十多年来天天如此，到现在谁说洗澡，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再一个就是换衣服，夏天无所谓，尤其到了冬季，更衣房安装有暖气片，基本是摆设，有窗户没有窗帘，玻璃也被打碎地七零八落，横冲直撞的西北风打在正换衣服的身上，像刀割一样难受，再将湿漉漉的衣服穿在身上，那种钻心的刺痛让人不愿再回想。再加上二等公民的身份，在井下一样干活，受同样的罪，还不能和正式工享受同等待遇，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比如，工伤住院，正式工免费，我们协议工就得先缴纳住院费，然后再协调所在乡镇报销，因为劳务输出是矿方和乡镇签订的集体合同，明确有一条就是发生工伤事故由公社负责，矿方从每人的工资中提取17%交公社支付工伤医疗费。说是这样，而发生了工伤，矿上不管，找公社基本上都是一推六二五，不认账，在这期间公社变镇后更没有人管了。工伤得不到有效治疗，挫伤了大部分协议工的心，许多人不辞而别，一时间造成井下用工尤为紧缺。尽管存在诸多类似的弊端，但我还是非常珍惜这一份工作，不论协议还是正式，能为自己摆脱贫困，成为国家煤矿井下挖煤的一员感到骄傲和自豪。
二
在人们的心目中对煤矿有一种偏见，认为挖煤是粗活，也是粗人干的，只要能下苦就行，不需要文化，实际并不是这样。解放前暂且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煤炭生产，不断提高煤矿工人政治生活待遇，搞好安全生产。矿领导几乎都是从专业学校毕业，生产工艺设计规划非常精细，尤其对安全生产抓得很紧，新工人入矿先进行脱产培训，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协议工和正式工一视同仁。
师戴徒就是一条最有效的措施，采煤工作面两人一组师傅为“段长”（有煤矿叫茬长），班长将工作量分为若干段，两人一段，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打眼、装药放炮、攉煤、架棚、移溜子、回收高空浮煤等工序。刚开始，我只能抱柱子、攉煤、帮师傅拉料，一个月后开始学打炮眼、装炸药、移溜、打柱子和拉大掀，三个月后就成了“段长”。
在一次局组织的技师考评测试中，师徒俩干了十二米的活，产煤50吨，创造了单段全矿生产最高纪录，我也被评为全矿先进个人，矿务局优秀团干部。
在我当段长期间，曾经发生了两起重大安全事故，人命关天，让的灵魂受到很大刺激。
贾师傅是1968年从从陕北革命老区志丹县招收的正式工，不认识字，井下看工具只能画圈，可贾师傅秉承了陕北人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干活却非常卖力，说话家乡语气重，一般人太听不懂，所以他就尽量少说话，我们虽在一个时间段上班，但分工不同，他是在所谓的一线的二线打缺口的，为生产做准备，我是出煤段长，我们到工作面里面正在放炮，大家都聚在缺口等待炮放过了再各次行动，此时的我们班马班长正在来劲，滔滔不绝地讲他的黄段子，谁知随着放炮声俄震动，从缺口密柱夹缝中掉下来一块磨盘大的石头，直接砸在贾师傅脊梁骨上，只听哇的一声，我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还是马班长有经验，顺手有放顶的千杆把手头慢慢的翘起来，再叫我刨垫在贾师傅背下面的煤，其他人缓缓的将人拉了出来，马班长放下千杆摸贾师傅说，人还活着，三步并着两步跑到溜子头给调度室电话汇报，紧急派医疗救护队下井救人，并同时安排我和另外的两名工人用溜槽，将人从工作面往外抬工，为抢救争取时间，而此时溜子巷全堆满了煤，人都要爬着往进走，何况抬工伤，我说开溜子往外拉。班长很批我说：“溜子拉人是严重违章，而你自做决定拉的还是工伤，让矿上知道了开除公职还要当反面教材。”我说：“这是万不得已，我本身就是农民工，不让干了就立即拍屁股走人”。
正是因为我“违章果断”，为抢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贾师傅终于活过来了，但神经线断了，下肢瘫痪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了。三个月后我再次去矿务局医院看望时，贾师傅已经坐在轮椅上，身边掉个尿袋子，和那些同样在井下受伤坐轮椅的工友在医院门口晒太阳，我一时还没有想好安慰的话。贾师傅老远就看到我了，向我招手。我快步向前握住他的手，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他先开口了，用浓厚的陕北口音说：“这下完了，和你嫂子干不成那事了……”。一句话惹得旁边坐轮椅的工友笑出了声。我笑着眼眶一下湿润了，若不是亲身经历，我都不敢相信朴实的煤矿工人再也站了也不起来了，后半生在轮椅上度过，竟有这样坦然的心态，也许贾师傅从下井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生命已经置之度外了。
还有一位何师傅，是1973年从咸阳某县招工来的，放井时一锤敲下去，老顶来压大面积垮落，瞬间何师傅被埋在石头堆里，没了任何动静，只能从石头缝里往里看，有一丝微弱的梁光，人就在那里。矿领导医疗救护队紧急赶到现场，可咋样把人救出来成为大问题，上面的石头还在不停往下落，人命关天，时间就是生命。我年轻，必须冲在前，硬是利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从石头缝里挖开了一个小洞把救人，霎间顶板再一次大面积塌陷，吹灰了大半个工作面，何师傅由于伤势太重，内出血，最终没有抢救过来，撒手人寰。班长说：“要是再慢10分钟，你也和老何一样，去阎王爷那报到这了”。
朝夕相处的两位工友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轰然倒下，确实让我胆战心惊了好一阵子，而老工人和平时一样还是说的说，笑的笑，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在他们的感染下，我也走出了事故的阴影，尤其是贾师傅坐在轮椅上有说有笑，让我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豁达之意。
领导井下骂人是最平常的事情，班长哪天不骂人，大家还感觉不舒服，经常出现因工作上的纠纷，俩人打得头破血流，而出了井口还是好兄弟。
这就是煤矿工人，他们重视感情，活好每一天，把生死看得很淡。而连续发生两起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引起了上级重视，矿领导大会小会上点名批评。矿领导跟班到现场，下决心改善生产环境，优化生产工艺，采煤队打眼装药放炮、回柱放顶从以段为生产单位中分离出来，以班为基础将打眼放炮单列出来，成立回柱放顶班，段专门出煤。调整后效果比较明显，加快了生产进度，伤亡事故大幅度下降。
三
1986年是我下井的第三个年头，业绩突出从段长直接提升为班长，越过了副班长这一级，管全班50多人，我把全部心思用在了生产上，带领全班月月出满勤，班班干满点，严格按章作用，可生产任务还是赶不到前头，大家跟着我苦不少下，月底开工资和其他班差好多，所以怨气很大，还有每次开班前会，领导不是鼓劲就是转弯抹角的批评，一时间我苦恼烦躁过，都不想干了，自己我们当班长的能力。这是老班长才告诉了“秘诀”，在井下不违章，就别想出煤，我听了他的歪理，冒险的干吧，产量确实提高，可工伤事故不断，因违章作业，我也好几次和死亡擦肩而过。
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上夜班，工作面的煤拉不出去，溜子开不到一圈就停下来了，而工人急于干完活升井，煤都攉在溜子上，压得溜子启动缓慢，超负荷运转，44千瓦电机翁翁直叫，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班长就得一马当先，违章干，借溜子缓慢开动的余力，我站在上面将溜槽的煤一锨一锨地往外刮，随着超负荷减压，溜子一下超速运转起来，我的一条腿被夹在溜槽的夹板上，而开溜子的副班长睡着了，再晃灯溜子也停不下来，眼看人随溜子转到了机头，若从电机上滚过去，那我就真的要和这个世界告别了。就在危机时刻，一名攉煤工路过听到我的呼喊，其时按动了停止开关，我才捡回了一条命，而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感觉是无所谓的事情，和大家一起把当班的任务完成，和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第二天照常上班，只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才感觉那是侥幸躲过一劫。
我非常珍惜班长这个兵头将尾的官，每次开完班前会，我都是一路小跑比工人提前10多分钟到工作面，根据生产现场实际对班前会分工临时调整；快下班时，我再将工作面检查一遍，不给下一班留隐患，然后电话给队值班室汇报当天的生产进度。我也从来没有为这种危险、单调与辛苦产生过烦恼；不管领导咋样安排，条件多么艰苦，都是满口积极接受，即时在最艰难时期的生产任务上不去，自己曾经产生不干了退缩心情，也没有向领导透露，工作上任劳任怨，当条件不具备，就更加主动，创造条件，有时人手不够，一人就当作两人用，千方百计地去完成矿上下达的生产任务，可以说我这个班长当得很称职，问心无愧。
带着众弟兄下井挖煤，是我生命历程中最为重要的记忆。在我当班长后五年中，带领全班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连续6个月工资收入是全矿第一，三年超过全矿四个采煤队职工的平均收入，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往我们班里调，说跟着我干活一个字“爽”，收入高。我也一时成为白堤煤矿采煤二队最引人注目的班长。
我下井10年，侥幸的是没有发生过大小工伤，而有时为了工作不得不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现在回想起来自愧非常后怕。一次是从陕南招来新协议工，分给我们班几人，有一个到井下不干活就睡觉，开始几个班我说了几遍还是屡教不改，实在没有办法我在骂的同时动了手，这在井下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谁知这小子记仇，下班后不知从哪找来一把菜刀，趁天黑冲到宿舍，抡起菜刀向我砍来，那时年轻躲避及时，只是手腕划破了一道血口子，当时我并没有上心，也没有报案，想单独做小伙的思想工作，陕西贫困山区，能招工来矿上多么不容易啊！谁知这小子当天就逃之夭夭，再没见了踪影。
还有一位和我一前一后来矿的协议工，说话非常和气，总是班长、班长叫个不停，就是有赌博的坏毛病，打一天牌上班到井下就睡觉，而且地方很隐蔽，一般人难以发现。再骂都是哈哈一笑，就是不干活，谁拿他也没办法，大家意见很大，尤其是新招收的职工子弟，本来就难管理，借此也放出风凉话说，我以后下井也睡觉不干活，看他能咋样？必须非用绝招制睡觉的坏毛病，做出个娃样子，起到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不然就乱套了，工作无法进行下去。这是月底的紧倒后上第一个夜班，我知道打了一整天的麻将，肯定要找隐蔽地方睡觉，下井我紧跟在后，发现他一到井下就关掉矿灯，倒在机尾回风巷睡觉。我盯准目标心里想，治你这小子坏毛病的时候到了。本来先从机头开始放炮，我专门让从机尾开炮，放炮工不知道我的用意，当然也不能让他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一旦出现意外，我一人担当，不能连累放炮工。只有自己心知肚明，当炮声一响时，小子哭喊着从里面爬了出来，满脸是血，虽然没有伤着要害，而脸上永远留下了伤疤。，我只能当面道歉撒谎说不知道里面有人。他到明白说：“我知道你是故意的，但是还要感谢你，不是班长你那一炮，我打牌的坏毛病就改不了，井下睡觉早晚要出大事故。”这番话让我亏欠的心情才稍有些平静，我们还成了终生的好朋友。
这就是煤矿、煤矿井下工人。尽管协议这种用工制度存在弊端，但是包产到户的大批农村青年没事干，到煤矿工作，缓解了井下生产一线缺员危机，协议工用工制度很快到了全省煤炭系统的肯定。省煤炭厅把协议工用工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副省长针对此事专门到白堤煤矿（马村）调研后指出：煤炭生产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协议工政策的实施，为一线生产增添了新生力量，为了让这股新生的煤矿工人，留得住、安下心、有奔头，每年选拔15%的协议工转全民合同工。
政策实施调动了全省煤炭系统协议工的积极性，我们采二队三个协议工班长均符合转正条件，我是其中之一。
四
我在没有影响上班的情况下，办理了粮户转移关系，终于脱掉二等公民的外衣，成为一名正式的煤矿合同制工人，可以和正式工平起平坐，走路仰着头，见人面带微笑，用眼神传递一种信息，我已经不是协议工了。工作上取消了临时观念，以主人翁的姿态更加积极，浑身上下像打了鸡血一样有使不完的劲，那时没有物质奖励，送贺信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我们班出煤多，贡献大，使全队的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矿党委副书记带队，敲锣打鼓将贺信送到了班前会，我也因此在矿上小有名气，除大会小会表扬外，队长还私下找我谈话说：“现在咱队还缺个副队长，你是最好人选，我已向矿上推荐，估计没有啥问题”。有了队长的肯定和承诺，我工作更加努力，为了实现当副队长的愿望，工作面搬家任务很艰巨，我连续三天两夜没升井，饿了啃馒头，喝凉水，困了打个盹再干，带领弟兄们硬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赶时赶点完成任务，矿上的大喇叭连续播送了好几天，成功的荣誉感让我精神抖擞了好一阵子。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采取一切措施鼓励煤矿多出煤，极大地调动了煤矿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白堤煤矿原煤产量刷新历史记录的捷报频发。但运输系统滞后，机车拉不出去，严重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为了完成当班生产任务，36度60米长的绞车跑坡，我一个班不知道跑多少来回拦拉煤的机车。
煤运不到地面，生产任务就完不成，工人就拿不到工资，矿务局点名批评，而领导不从根本上解决运输系统老化的问题，经常拿挖煤的说事，认为出不来煤，产量上不去，是采煤班的事。大家辛辛苦苦上一个班，白辛苦还要受批评。
煤出不来，工人发牢骚不理解，作为班长能想得通，本来是运输系统出问题，煤拉不出去，班长急得恨不得多长几条腿，就是跑死累死，只要把煤能运出去，也无怨无悔，而近10公里的运输线不归班长管，而且系统老出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就这样影响产量，煤出不来，领导不问青红皂白，拿生产班说事。搞的班长们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一气之下，我写了一篇《领导啊，你怎么光知道训人！》的新闻稿，寄给了北京的《中国煤炭报》，万没有想到一周后在头版头条发表，还加了《领导要去一线办实事》编者按。这下真是火了，有些领导以诡异的眼神看我，身边的人说，你闯大祸了，别说副队长的梦想，开除确定无疑，因为你在全国煤炭系统揭了矿上的阴暗面。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我反问自己，。再说已经发生了，必须镇静下来，就当啥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上下班，不过思想上已经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
谁知一切都超出乎意料的方面发展，矿务局局长亲自到矿上找我，认为我有思想，有水平，是个干煤矿的好材料，要求矿上将我作为提干对象重点培养，并在全矿务局范围开展关于《领导啊，您怎么光知道训人！》的大讨论活动，促进干部作风的根本转变。我当时犹如做梦一样，打心眼里对领导非凡的管理智慧折服，当然最显著的效果就是从那以后煤矿井下运输系统得到了彻底的改善。自己也悟出了人生的一些道理：努力的事不一定能成功，要想成功必须努力。特别是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责任心能使人坚持，并能迸发出更大的勇气，从被动走向主动。
班长在矿上干出的是小名堂，一篇文章让我在矿务局写出了大名气，《中国煤炭报》领导找到矿务局让我当驻省站记者，矿各部门争先要我这个所谓的“笔杆子”。
一年以后，我服从调动到矿安监处当秘书，安监处也下井，但属于二线，每月只有几次下去例行检查，就这样，我彻底告别了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10年井下挖煤经历，开始吃“煤”文字这碗饭。转眼40年过去了，我出版了5部文学作品，写了500多篇新闻稿件，多数都与煤矿息息相关，细细想来，正是那十年的煤矿挖煤经历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让我这个农村娃有了冲劲，有了为煤矿、为矿工发声的勇气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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