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笔记 四、五、六、七

　　　　四、用比较的方法判断感情色彩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面有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很多人说这样读书不好。读书就是要读透，怎么能马马虎虎呢？其实，我觉得这是断章取义，因为后面还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们能说陶渊明读书马马虎虎吗？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如果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呢？一比较我们就明白了，“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是坏事。有时候，我们不理解是因为我们读得书不够多。读多了，自然就慢慢地明白了。反之，“不读书好求甚解”就要不得了。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还喜欢钻牛角尖，那不可笑吗？有的东西书上说得清清楚楚，你自己没读到那里不知道而已。 　　还比如，有时候，我们听人说“你太客气了”这样的话，会觉得这是批评自己。其实，这也不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反过来，有人说“你太不客气了”呢？那你会是什么感受呢？ 　　有比较才有发现，通过比较才知道一个词、一句话是褒义还是贬义。 　　五、文言文简略真的是因为刻字太麻烦吗？ 　　“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鲁迅先生和曹聚仁先生认为，文言文本身就是和实际的语言脱节的。因为古代的文字最初是刻在龟甲、兽骨或者竹木简上的，每刻一个字都很吃力。古人不得不让字少一点，于是文言文就简略了。 　　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也不是无懈可击。文言文总体上比白话文简单，但也不排除例外。我们都知道，文言文中有很多虚词，尤其是语气词，很多是没有实意的。如果刻字时要简省，为什么不把这些没有实意的词去掉呢？有的句子因为这些虚词，比翻译后的白话文反而还长一些。例如，“陈胜者，阳城人也”是７个字，而白话文“陈胜是阳城人”只有６个字。还比如，“多乎哉？不多也”是６个字，而白话文“多吗？不多”只有４个字。很显然用刻字太难来解释文言文太简略有时候是说不通的。 　　我个人认为，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古代的语言和今天确实存在差异，文言文最初和实际语言应该是接近的。但是，古白话产生之后，文言文继续存在于书面语中，这个时候才造成书面语的文言文和实际的语言差别越来越大。 　　六、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真的可以泾渭分明吗？ 　　我们学过古代汉语这门课就知道，词类活用中有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书中肯定会强调意动用法和使动用法有区别，但二者真有绝对的界限吗？“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按意动用法（把……当作，也有的老师说这是处动，这里从简），理解成“这是要把我们当作臣妾，当作刘豫对待”讲得通；按照使动用法，理解成“这是要使我们变成臣妾，使我们变成刘豫那样的人”也讲得通。可笑的是，郭锡良版《古代汉语》解释这句话时，句意按照意动用法，后面却说这是使动用法。可见，连专家自己有时都分不清楚。 　　使动用法也好，意动用法也好，甚至还有的老师分得更细，还说有处动用法、为动用法等等，都是比照现代汉语命的名。古人用文言文写文章时，并没有想过这些话翻译成白话文后是什么样的。语言是活的，只要能讲得通就可以，定死了就有问题了。 　　七、书法一定要回锋吗？ 　　本人对书法的研究并不够深，我本人写字功夫也不到家。然而，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觉得确实有话要说。文字学也是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的书写和书法是分不开的。 　　我们练毛笔字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很多写字课本和水写布中的笔画图形里面有箭头，告诉你一个笔画的运笔路线。我们看这些箭头会发现，很多笔画的起笔和收笔往往都会回锋（也就是逆锋）。例如，横本身是从左到右，但箭头的起笔却是先从右向左拐一下；写到最右边还不算完，还要再向左拐一下好收笔。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机械地按照走势图去写每一个笔画，而没有考虑这么写对不对。 　　其实也有很多书法老师在批判这种方法。原因很简单，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些误解。我们总觉得能把字写大的人功夫就深，笔大、字大，这个人就了不起。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都知道，古人最初席地而坐，没有今天这样高大的桌子，写字不可能拿大笔站着悬腕、悬肘写。因此，古人最初只能用小笔、小纸写小字。我们看到的《兰亭序》《多宝塔碑》等等作品，每个字都很小，长和宽一般只有两三厘米。这么小的字，还像上面讲的笔画图一样笔笔回锋，那可能吗？写字和我们说话一样，都是语言表达的方式，最初只是为了实用，方便才好。如果每写一个笔画都去回锋，那这还是写字吗？像这样写，写完一篇，人不早就累趴下了吗？即使我们今天写大一点的字，也没有必要笔笔回锋。为什么？字的锋芒、棱角适当突出才美观这不假，但突出锋芒、棱角靠的是顺势而为，要利用毛笔本身的弹性，靠以线带面、适度按压完成的。如果只用尖端，只靠点和线，刻意通过回锋去画它的锋芒和棱角就没有意义了。书法中即使有回锋，也是为了照顾笔画、结构间的呼应而为之，而不是为了回锋而回锋。我们是写字，不是画字，不能把书法当绘画，否则书法就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