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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8叙事散文云南张礼
书生 散文 张礼 书生,古时泛指读书人,现在则称作文人,或者是知识分子。现在若说,你这人真是书生,相当于说你这人是“书呆子”。“书呆子”,一般是指只注重书本知识,不注重实践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百无一用是书生”,说……

书生 散文 张礼 书生,古时泛指读书人,现在则称作文人,或者是知识分子。现在若说,你这人真是书生,相当于说你这人是“书呆子”。“书呆子”,一般是指只注重书本知识,不注重实践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大概就是“书呆子”。唐代李白杜甫,宋代苏轼,是文化人中是响当当的典范,历史上有大才者,往往都是书生,也就是现在的知识分子。
古代的书生或者文人,有的多次被流放,有的革职,或者最终落得投河了断的结局。他们许多都怀才不遇郁郁寡欢,他们总会在忧郁中度过一生,成为当世的沧海遗珠。先秦时的屈原,个性刚直不阿,楚襄王听信谗言将他革职,他为表自己的报国之志,宁可跳江自尽。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受尽酷刑。司马迁曾被“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他们同是彪榜千秋响当当的人物。

一个独立特行的精英人物,往往被视为异端。意大利天文学家达斯科里,认为地球呈球状,另一个半球上同样有人类居住,被活活烧死,罪名就是违背圣经的教义。布鲁诺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就被送上了火刑柱。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否定了天主教会的权威,被罗马天主教廷认为是邪教。先秦时的屈原属当世的文化形象典范,“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形象可谓历史绝品。屈原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与君主诸侯争霸或残喘苟安的现实不相吻合,屈原提出的在君主看来不着边际的宏伟蓝图,得来的是两次被流放到汉北和沅湘流域,他的尧舜政治与战争残酷的现实相去甚远,再加上奸佞宠宦的旁敲侧击,屈原真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披发行吟于泽畔,最后跳汨罗江自尽。从古至今,历史上有大能者,其才名未必能得到施展,得到重用的人,常常不是最有才最有能的人。原因可能是精英人物,不大在意掌舵人的想法与意图,以为自己有才能一定会受到重用。而那些得到重用的,首先考虑的是掌舵人想干什么,想让我怎么干,这些人八面玲珑,善于领会掌舵人的想法和意图。

古代的书生贫穷落魄的多,那些靠文章荣幸中状元当宰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历代杰出的文学家与诗人,没有一个是中过状元的,李白,杜甫,苏东坡,欧阳修等等,好象没有哪个伟大的文学家中过状元。“百无一用是书生”,出自清代黄景仁的诗《杂感》,此诗句伤害了读书人的阅情感,传递了一种灰色情绪。而今,我们处在尊重科学,推行民主的环境中,封建体制下主人与下属的附庸关系必然会被打破,有识之士不至于像奴才一般唯唯诺诺曲意逢迎。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思想和民主理念深得人心之时,有识之士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这个时代涌现的豪杰与风流人物,不可能由一个目不识丁的人来担当。


从中国的文学史来看文人,历朝历代的文人没有几个是人生得意的,没有几个人能逃脱文人的宿命,他们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来寻找理想的桃花源,中国文人的情怀决定了中国文人的命运,正是由于文人的不得意,才使他们有意识的体察民情,有意识的思考人生,有意识的提出改良社会,他们的性情,他们的才华与理想,他们的无奈与伤悲,汇成了璀璨夺目的中国文化。

有一种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斗士”,这类文化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背景,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他们随意使用断语及夸张语言,他们批判一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他们全然不顾“破”“立”结合的原则,把“破”的哲学发挥到了极致。有一种知识分子,他们是读书人中的大多数,这些人能够潜心学问传承文明,同时又兼具社会良知。这些人在各个领域默默奉献,正是他们的努力,才有了文化的流传,文明火种的传递。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当然这种人不多,他们喜欢弄虚作假欺名盗世,这些人巧言伪饰,人性丑陋,他们把“宁让我负天下人”的自私哲学演绎到了炉火纯青,打着弘扬国粹的大名欺世盗名。有的知识分子情感细腻表达隐晦,有的学富五车却自高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有的知识分子情感脆弱“自卑情结”严重,常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有的甚至为一个“面子”问题,卫道士一般动不动就“自绝于人民”,这是不是一种书生意气。


有些知识分子,往往脾气极大,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会发文呼天喊地或者痛哭流涕。有些知识分子,就隐居或出仕的问题,总会埋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表面上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具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备曾三顾茅庐的诸葛亮。表面上看诸葛亮高卧隆中隐居家中,实则在等待一个出山的极佳机会。诸葛亮其实最关心的是天下大事,不然他怎么会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诸葛亮的信息源看来非常多,才会写下有名的《隆中对》,此文的雄才大略,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经世之心昭然在目。至于诸葛亮三顾茅庐后才出山,这又涉及到典型知识分子的面子问题。


说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就算他们只身在海外,依然要千里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他们有着深厚的爱国情结,爱国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这可以说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


古代知识分子称为“士”,他们追求个人道德品格的完善,注重自身人格的修养,追求积极的人生目标与人格理想,知识分子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我们传统的文化人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这是知识分子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能被周围的人或更多人认可为文人,是许多文化人的一种荣耀,也是社会对他们的一种褒奖,同时又赋予文化人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也提搞了人们对文化人的要求。社会需要更多有责任心的文化人,也需要更多的人对文化、文明的敬畏,让我们的行为举止符合社会道德底线的要求,让更多的文化人,能自觉地担当起引领社会风气社会道德的模范。


从古至今,大众对于文化可以说是顶礼膜拜的,对于文化人更是尊敬有加,人们崇尚文化、崇尚文明几乎可以用深入骨髓一词来形容,文化人在众多民众的心目中有着无以替代的地位。传统的文人,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古印度共有四大种姓,为首的是婆罗门。婆罗门大多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讲梵文的必然是最高种姓婆罗门,低级种姓的只能讲俗语。魏晋时代的文人有三大崇尚,即真性情、高智商、美仪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注重内在修养和个人的人格魅力,他们向往自由、渴望真情、蔑视世俗、热爱自然,魏晋时代的文人对后世文人产生了诸多深远的影响。


社会寄予文化人很高的希望和期冀,文化人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社会效应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具有很强的感召性和杀伤力。文化人的正面效应可以产生或激发更多更大的正能量,对社会文明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文化人的不当行为和语言,也具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很可能因之而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对于文化人而言,能被他人称之为文化人,那是社会对他们的一种褒奖,更是一种鞭策。作为文化人,在这美好的期望下,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进取,提高自身文化与文明素养与做人的品格品质,去感召更多的人,引领社会走向日趋成熟的文明与和谐。


文人表达的意思一般不在文字的表面,而深藏在文字的血脉里,文贵曲不贵直,文中有画,而画中有文,越是文学大家,行文越是如此,文化的博大精深体现在含蓄二字上,文章的妙处也在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随着外来文化的溶入,文化人越来越多,文人的情怀也在不断的变化中,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越来越少。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如莲出淤泥而不染,始终坚守着内心的纯洁与干净,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这份干净,算不上是文人的清高,不过是传统文人最基本的操守。


在我小的时候,在我居住的街道,有一个姓范的老人,他是一个老知识分子。范老喜欢帮街坊邻居的忙,他最喜欢帮不识字的邻居写信。在他家里,总会看到一些老人在家门口拿着信纸等他,街坊邻居对范老都很恭敬。范老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帮人写信时总要小小地打扮一番,写信前一定要洗了手,头发亮亮的,然后从衣兜里小心地拿出一支很旧的派克笔,向来者点点头后才问人家要写什么。


范老写完信,一个必须的过程就是把信的内容念给人家听,然后说你看我这样写对不对。范老帮人写信,最后总要提到:“家里人都平安,过得不错,你一个人在外要多注意身体,多保重。”范老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文化人,如今我还老想起他留有花白长胡须眼睛炯炯有神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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