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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原创] 我的1979

2021-12-23叙事散文春江花月夜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0:35 编辑

        我的19791979年1月29日早晨,我从收音机上听到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我先是很意外,接着是惊……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0:35 编辑 <br /><br />        我的1979
   1979年1月29日早晨,我从收音机上听到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我先是很意外,接着是惊喜,然后象疯傻了一般跑到自家崖头上,站在早晨的寒风里,放声唱起了歌颂华主席的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森林住满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
  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是很自然的。自打记事起,我就因为地主成份而遭受心灵的严重伤害。现在那灌输了三十年的、笼罩在空气中,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阶级岐视,那象坚冰一样牢不可破的“种族”差别,一瞬间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能不高兴吗?在此之前的1977年12月恢复高考时,就说不论成份,谁都可以报考。但事实上在录取时,还是论的。现在中央明确说不要成份了,地富子女都成了社员成份了,我的心情实难形容。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要欢呼,我要热烈的欢呼!欢呼中央通知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要歌唱,我要放开喉咙放声歌唱!歌唱华主席的英明伟大,歌唱邓副主席的英明果断!我发自内心地拥护新的统帅部,是华主席、邓副主席砸碎我精神上的枷锁;是新的统帅部解开我喉头上的锁链!我要欢呼,我要热烈地欢呼!我要歌唱,我要放声地歌唱!欢呼!歌唱!歌唱!欢呼!”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也找不下多少形容词,就这么反来复去的几句。象郭沫若在《凤凰涅槃》里庆祝新生一样,“欢呼!歌唱!歌唱!欢呼!”,但我当时确实没有读过郭沫若的诗,并且在此以前我也从来没有写过日记,这是我找到的自己最早的文字记录。一切都流逝了,唯有这一页发黄的日记还夹在书页里。
  从记事起我就为成份不好而烦恼,而忧虑。上学后,每到一个学期开始了,要报名时,都是我最熬煎的时候。因为学校里要填表,要问成份。事先我已在心里想了无数遍这个问题,到学后心里就开始打小鼓,思谋着怎样回答老师的问话。开始报名了,班主任老师一个个问,年令,性别,都好说,就是一问到:“什么成份?”我就嗫嚅着半天开不了口。我有时装傻,回答说:“我不知道,回去问了父母再说。”等到下课了,我跑到老师房中悄悄说一声:“老师,我家是地主。”说完就深深地低下头。这样以免让同学们都知道了。有时老师问,实在推拖不过,就小声咕哝一句“地主”,嘴里象吞着一枚核桃,平时的伶牙利齿全不见了。如果班主任老师是本地人,或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就不问我,不言声给写上算了。若是新来的或者是一个心地险恶的人,他就会说:“大声点,什么成份?”我的心就一揪一揪,难受极了,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后来我分辨好老师坏老师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问不问成份。好老师知道我的成份不好,从来不问;坏老师偏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什么成份。我在心里就会恨死了他(她)。
  记得有一个叫孟粉云的女老师,天生一副阶级斗争脸,她是学校里的造反派,整天斗别人,惹事生非。上课时,孟老师的裤子好象老要往下掉的样子,而她两手都沾有粉笔末,不能用手提裤子,只好停一会儿用两个胳膊肘把裤子往上提一下。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性动作。五年级时,孟粉云担任我的班主任。她不知是为了表现自己,还是对我确实不感冒,就经常难为我。我若学习成绩好,她就敲打说:“有的人成绩虽然好,但有骄傲自满情绪。”每次开学,都要扬高腔问我:“什么成份?”有一次,交学费。记得学费是一块五。但母亲搜遍全身,也只给我找了一块钱。母亲就说,你今天先把这一块钱交了,随后再交那五毛。交钱时,我对孟老师说:“我这学费不够,我妈妈说,先交了,随后借下五毛钱再交。”孟老师不同意,还说:“贫下中农都交够了,你个地主子弟有什么理由拖拉?”我气得不得了,低着头走出教室。那时家里穷,说没有五毛就真是没有,从此我恨死了这个孟粉云。
  在学校里,我什么活动都不能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没有我,戴红领巾,入团,没有我,评什么先进也没有我。学校里说起来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事实上老师在执行时都是论成份的。如果什么活动不让我参加,我从来不问原因。因为我知道什么原因。不能参各种活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好”。
  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作业本上总是批着“好!”、“很好!”,每次考试总是语文98,数学100,或者数学98,语文95,总之是没有下90份。这让我多少感到一丝安慰。让那些贫下中农孩子都去见鬼吧,谁让他们那么笨?但学习好有什么用呢?不能考大学,不能招工,不能当兵,所有的前路都被堵死了。我拚命学习,似乎只是为了争气,为了睹气。
  五年级时,一个姓姚的班主任对我很偏爱。学期评“五好”学生,他坚持让我当“五好”生,班上同学们投票也有我,但学校里不同意。准确地说,是那个造反派孟粉云不同意。姚老师不听她的,坚持让我当。但到了召开大会发奖那一天,孟粉云还提出异议。最后大会临时协商,让我领了奖品,一个笔记本。但我觉得这个五好生当得窝囊,当得憋气。从此孟粉云就和姚老师结下了孽。运动开始了,孟粉云和一伙造反派把姚老师揪出来批斗,脖子挂着小黑板,说他是“三青团”,是反革命。其中还有一个罪名是,包庇地主子弟。
  多年后,有一天我在街上吃饭,碰上早已退休的孟粉云。她对我说:“你们一班同学里,出来工作的没几个啊,唉,你到底是学习好啊!”我忍住恶心对她说:“全凭孟老师栽培啊。”我背后的潜台词是“谢谢你对我的伤害”。不是看她皱得的象一条老狗,我真想一脚把她踢到垃圾堆里去。
  在学校里是这样,在村里,和一伙女伴在一起玩耍也是讲成份的。小孩子家三天好了,两天恼了,没个正性,经常吵架,骂架,甚至打架。这些我都不怕,打就打,骂就骂,谁怕谁?女孩子吵架,就是胡搅蛮缠,一个气势汹汹地问“你咋?你咋?”另一个小公鸡似地回“咋,咋,炸蚂蚱,蚂蚱炸炸包疙瘩!”但女伴中有一个叫春梅的,特别可恶。每次吵架,她吵不过的时候,就开始“揭短”:“咋?咋?你地主娃子老厉害?”一句话,我就泛不上气来了。象一只充足了气的气球,被针扎了一下,立刻瘪了一样。
  十四岁那年,我暗恋上了一位体育老师。他那时20岁,性格活泼,身材高大,课堂上,蓝球场上,都有他矫健的身影。我爱他爱得如痴如醉,眼光常不由自主地随着他转动。为了引起他的注意,上操时我故意踩前面同学的脚后跟,让队伍大乱。然后他把我喊出队列,大声斥责道:“你一个女同学,怎么还这么捣乱?唵?”听着他的训斥,我暗自高兴。但他当时是大队培养的好苗子,正在入党,还要当兵,要当大队干部。我一边拚命暗恋着他,一边绝望地想,他是贫下中农,怎么会喜欢我这个地主女子呢?年令可以不是问题,但成份却是隔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啊。我经常就为这件事绝望,无法可想。后来这个体育老师果然当兵去了,我没有指望了,很痛苦了一阵子。
  后来又喜欢上了一位物理老师。听人说,他家是地主成份,我心里就暗暗窃喜。心想,他是地主,该不会嫌弃我是地主吧?我可以喜欢他,爱他了。因为他也是地主,就有了一种知音的感觉。经常去问他题,借故和他接近。这种暗恋很快就因为他的调走而结束。
  那时我一个人就经常这样胡思乱想。也许是受多了白眼和岐视,我对外界的一切反应都格外敏感,心里就越发自尊和强硬。树起一堵高高的厚墙,任谁也走不进。既然外面的世界不能容纳我,我就关闭自己的内心,脚尖向内,自省自励。
 
  我想不清自己为什么生来就是地主,生来就低人一等。平白受那么多的冤枉,多遭遇那么多的挫折,我想不明白。只在小小的心里,层层叠叠,积累了又积累。
  父亲是一个清醒的被压迫者。他懂得阶级、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从小他就给我们讲,划成份是为了便于统治。这样就可以对那些贫下中农说:“看,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还瞅势着你们的好生活,你们可要注意。”再一个还可以杀鸡给猴看。父亲说,仇恨是煽动起来的,仇恨是人为制造的。他早年看过一本书,名字好象叫《源泉》,说的是一个人参加革命队伍后,心不专,老惦记着家里的盆盆罐罐,总想往回跑。后来人家派人把他家房子烧了,把他家人杀死了,抄了他的后路。然后安排他回家看,他回去一看,什么都没有了,遂大哭一场,返回部队。从此后抱着强烈的阶级仇,奋勇杀敌,一心一意跟党走。
  父亲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个他在逃亡途中听到的故事。在灵宝做木工活时,住在一户农家,夜里没事,主人就给他讲自己的遭遇。这是个大能人,名叫张团结。“拉锯”时,当还乡团头头的侄子回来要报仇,要杀人,交给他一份拟好的名单,让他帮忙。张团结说服不了侄子,夜里就和老伴两人四处八下奔走,给即将被杀的人家送信,让他们赶快躲开。一直跑了大半夜,把信都送到了。天快明了,侄子要下手时,却找不见一个对象了,气得火冒三丈,也没有办法。后来工作队回来了,按说张团结救了十几个农会干部和极积分子的性命,应该表彰。但他们回来后,收拾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因为他,这十几个人没有死成,他的侄子也没有血债,这个村子没有闹下仇恨。土改时工作很难做,搞不起来。所以工作队恨他,把他划成坏份子。原来如此!在漫长的被污辱与被损害过程中,父亲独立思考,想清了许多问题。他从不被眼前的宣传所鼓惑,他有自己的思想,质疑一切,分析一切,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而母亲却是一个谨慎小心、胆小怕事的人,“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住头”。她总是劝我们说:“吃亏人常在哩”,“咱成份不好,不敢和人家争高低”,“唉,咱是外来户,跟人家不一样”,“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高”等,总之是小心怕事。因此我从小就受着两种思想的影响,一种是父亲的叛逆者的思想,一种是母亲的逆来顺受。表面上我看起来很懦弱,温顺,窝囊,自卑,但骨子里我却多疑,对什么都抱怀疑态度,我质疑一切,怀疑一切。你若说什么好,好得不得了,我就要想,真象你说得那么好吗?当时学校教育成份不好的学生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只要和地主父母划清界线,就可以站到贫下中农一边。”我在心里就想:“说那是个屁,我爸我妈待我多好,供我吃供我穿,养活我成人,我怎么能和他们划清界线?”
  那时不讲计划生育,一家都是许多孩子,多则七、八个,九、十个,少的也有五六个。而我们家,只有兄妹三人,且间隔都在五岁以上。后来我问父母:“我们姊妹咋阵少呢?你们那时就懂计划生育?”父亲苦笑一下,说:“讲什么计划生育,那时确实不想要孩子,一想到孩子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一辈子受人欺侮,没有出路,心里就难过。当时真是看不到希望啊,谁知道这种阶级压迫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小时候,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主流社会的感情,从来没有享受过主人翁精神,没有享受过成功的喜悦。比如说,“我们班”,“我们学校”,“我们单位”,我就没有觉得这是“我们的”,而认为一切都是别人的,我只是寄居在其中的一个过客。我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边缘人,睁大两眼,在注视着这个社会,打量着这个社会。在大家众口一词地在赞扬某件事时,我立刻就看到它的反面,它的内囊和丑陋之处。现在不是提倡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吗?而一个地主孩子从小到大受的挫折太多了,多到自信和骄傲统统丧失殆尽。
  懦弱,逆来顺受,反叛,质疑,成年后,我性格中的分裂就时时在妨碍着我的生活,还有心情,交际,一切。有好友有时说我:“你看问题太暗淡了,一针见血,让人受不了。”我笑说:“那你给我阳光吧,给点阳光就灿烂了。”
  1979,是一个时代的里程碑,一个标志牌,也注定是一代人生命的转折点。有一篇题目《苍天在上》的文章说得好:“生活在亲情分裂、社会岐视和打压、人身倍受侮辱的环境中的一群人,如右派、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他们从1950年代起就被社会所排斥,到1960年代,更是雪上加霜,成了人们唾弃的狗崽子。这一社会阶层在“劣等种族”式的恐惧不安中屈辱地过完了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这段时间长达20至30年,也许是人生三分之一的黄金时代,甚至全部。至少有3000万人长期作为“社会渣滓”受到严格的限制,加上文革形成的更多的受压抑的更多的干部及百姓和他们的子女,这一阶层的人数总量达到5000万人。5000万人的数字太巨大了,说它是一种社会分裂,是不过分的。”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得到平反;1978年12 月,针对朱德、陈毅、叶剑英、聂荣臻、陈云、徐向前等人的所谓1967年“二月逆流”公开平反;1978年12月24日陶铸得到平反,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震憾人心。1979年6月,贺龙平反;8月张闻天平反;1980年2 月,刘少奇平反;9月胡风平反,五年后他在精神错乱后患癌症去世。
  后来的历史证明,1979年的社会大解放,也解放了生产力。在经济改革中,最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人才,最早的一批成功者,是这一大批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与他们在逆境中磨练自己意志冲破思想牢笼的努力有关,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1980年代经济繁荣的坚实力量。全中国人获得了在同一个蓝天下同一个起跑线上起步的机会,这无疑是民族的幸事。
  正如一位诗人所言: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它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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