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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鲁迅与绍兴的交恶

2021-12-23叙事散文薛林荣
鲁迅与绍兴的交恶(约3700字)薛林荣故乡是一个人的精神密码,童年的记忆影响甚至决定着一名作家一生的创作基调。鲁迅先生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和所有爱护故乡的中国人一样,……
  鲁迅与绍兴的交恶   (约3700字)   薛林荣   故乡是一个人的精神密码,童年的记忆影响甚至决定着一名作家一生的创作基调。鲁迅先生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和所有爱护故乡的中国人一样,先生也深爱自己的故乡浙江绍兴,但是,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的那份爱始终有所保留,这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楼定宝塔山”那种热情呼告式的爱截然有别。他既回忆着绍兴,又避讳着绍兴;既梦魂牵绕着故乡,又时刻警惕着故乡,甚至诅咒说:“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书信•110102 致许寿裳》)这使得鲁迅与绍兴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   周作人在其回忆录中说,鲁迅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周作人认为,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不够古雅。绍兴古名于越,秦汉时称会稽,绍兴之名则迟至南宋才有。第二是不够光彩。绍兴作过偷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的临时首都。1131年,昏庸无能的宋高宗赵构改年号为“绍兴”,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用这个吉祥的字面寄托“绍祚中兴”之意,绍兴于是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昏庸软弱的代名词,里外透着一股自欺欺人的意味。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   除了这三点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绍兴师爷”的恶名。清朝有句俗语,叫“无绍不成衙,无徽不成当”,意思是没有绍兴师爷就不成衙门,没有徽州朝奉就不成当铺,庶几是实。作为刀笔吏的绍兴师爷擅长操持笔墨,挖空心思创造各种公文术语,且城府极深,能翻云覆雨,几个字可扭转乾坤,操持中国地方衙门司法刑狱系统达几百年之久。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文人对绍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比如梁实秋在跟鲁迅斗嘴时便说鲁迅“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接着便以他的籍贯来攻击,说因为他是绍兴人,便“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梁实秋《关于鲁迅》),而这点,正是鲁迅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心理上抗拒绍兴二字便理所当然。   探究鲁迅避讳绍兴的原因,除了上述物理意义上的诸多说法外,更重要的还与鲁迅独特的精神历程有关,与他的心灵遭际相适。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作家与其故乡的关系,而是对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原生性命题的观照。   笔者认为,鲁迅最初并不讳言绍兴。绍兴历史上曾出过勾践、西施、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等杰出人物,鲁迅曾经辑录有关这些先贤的故事,名为《会稽郡故事杂集》,以为“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他很喜欢明末文学家王思任的一句话,就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明人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见《琅文集》第195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对于这个以民风强悍著称的故乡,青年时代的鲁迅也大有溢美之辞: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鲁迅曾用过一个叫“戛剑生”的笔名,显然是对绍兴血气精神和强悍民风的一种崇尚及一种呼应。当然,鲁迅的赞美也是清醒的赞美,他同时批评绍兴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想,乐安谧而远武术”(《〈越铎〉出世辞》),这种批判展示了鲁迅的眼界。   鲁迅对故乡从最初的赞美,到理性的批判,再发展到与之交恶,这一细微却也合乎情理的变化,是通过他与故乡的三次重要的离别实现的。概言之,他每一次远离故乡,都伴着一种无声的撕裂心灵的创痛,故乡于他,终于是越来越远了。   第一次离乡是鲁迅父亲病逝、家道衰败后。他饱尝了从小康坠入困顿后人们的欺侮和世俗的冷眼,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经谈到过这段经历。“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年鲁迅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阴暗面。于是选择了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路——学洋务。“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但他还是决然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虽然客观上看,鲁迅此次出走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正因为有了到南京学开矿,进而有了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以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中国才有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但是他的出走,终究是因为生计的困窘和故乡的冷眼所致,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用周作人的话讲,就是“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鲁迅的所谓“反抗绝望”的战斗哲学,以及《野草》中多次表达的那种深刻的焦虑、不安、阴冷、怪诞、恐怖、残酷、虚无、悲观的气氛,都与他对故乡的童年记忆息息相关。   第二次离乡是他作为“海归”派人才从日本回到绍兴,担任师范学校校长后。这一时期,鲁迅在故乡要面对的不是人们的冷眼,却是代表着封建余孽的旧式包办婚姻。对于原配朱安,鲁迅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和朱安在形式上的结合与其说是婚姻,不如说是先生对于母亲的孝道。这段时间,鲁迅有意躲避着朱安,他囚发蓝衫,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在给许寿棠的信中,鲁迅说:“仆(即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对于现实处境的无奈和沉重的喟叹,于此可见。鲁迅在整理完《古小说钩沉》后,辛亥革命爆发了,他便应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第二次离开故乡到教育部工作。此次离乡,无异是鲁迅的又一次“反抗绝望”。离开了故乡,其实是离开了他的旧式婚姻,离开了一种樊篱式的文化语境。他不愿提及故乡,因为那儿有他的难言的要时时逃避才能安静下来的隐痛,这种痛,是困扰着五四知识分子婚姻问题的冰山一角。   第三次离乡是变卖绍兴老屋后。1919年初,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可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鲁迅彻底放弃了“越人安越”的想法,而放弃的原因,就是信中所说的“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其时,鲁迅故居周家新台门经全族商议出售给东邻朱某,鲁迅最后一次回家就是处理此事。1919年12月初,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卖掉了老屋,带着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及其眷属永远离开了绍兴,在难言的痛楚中,“老屋离我俞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这是与故乡的永诀,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恶,为何至于如此,连他自己都“殊不自知其何故也”。   卖掉老屋,接走老母,定居北京,鲁迅与故乡的情感脐带被割断了,从此以后,鲁迅就再没有回过绍兴,他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的精神的根基忽焉其上,忽焉其下,无从着落,此情此境,怎不令人长歌当哭!唐代诗人贾岛写过一首《渡桑乾》的诗,表现的就是这种永失家园的漂泊感:“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全唐诗》下册,第1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下,鲁迅的创作,处处显出了一种失落感和无家可归感,在五四前后的作品中,他笔下的故乡形象,充满了冷寂与荒凉。如《孔乙己》、《明天》中的S城和鲁镇是沉寂和冷酷的,《故乡》中的小城是荒凉萧索的,《论照相之类》中的小城是蒙昧、盲目排外、仇视一切新事物的,《随感录•五十六》中的小城是落后的,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渐渐淡忘了那个现实中让他不快的故乡,他2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温馨的回忆。他在《忽然想到》中透露了自己情感变化的原因:“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成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 1926年2月21日至11月18日,鲁迅创作了10篇回忆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的散文,它们大多是以故乡为背景的忆旧之作,后集成《朝花夕拾》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回忆性散文的扛鼎之作,百草园、三味书屋、鲁镇等鲁迅笔下的绍兴地名,便有了现代文学发韧之初的某种符号意义。   在和故乡交恶后,鲁迅要极力构筑一个属于他的精神故乡。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的思乡,是一个无家可归者的精神寻根,而他的失乡,则暗合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宿命。文人这个飘泊族群在失乡、失根、失去身份归属后,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只有通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飘飘何所是,天地一沙鸥”的精神传统进行自我拯救,这是他们文化人格与精神生命的基因与初乳。一生反抗绝望的鲁迅,正是这样对待失乡之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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