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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原创] 水房里开始的播音

2021-12-23抒情散文汪彤

(一)我最早的播音是从水房里开始的,那时候水房里没有听众,只有我一个。水房在校园靠近操场的一栋单身楼上。那时学校被称为“干校”,“干校”还没有买到操场后的120亩农民的麦地,那时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应届毕业生,校园里混杂着五十多岁和十七八岁……
(一)
  我最早的播音是从水房里开始的,那时候水房里没有听众,只有我一个。
  水房在校园靠近操场的一栋单身楼上。那时学校被称为“干校”,“干校”还没有买到操场后的120亩农民的麦地,那时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应届毕业生,校园里混杂着五十多岁和十七八岁的学生。肩膀上的警衔,从白板的学员到挂满星星的“警督”。   学校里的岗陪楼,里面的设施大概和疗养院差不多。但仅有的学员楼里却挤满了男生高高底底的床位。为数不多的女生,被安排在操场边的单身楼上,站在单身楼的窗户旁,能看到麦田里正在成长的青青麦苗。   楼梯把单身楼分成左右两半。左边是教职工的宿舍,右半是女生们的宿舍。除了公用的水房,楼梯左右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边永远清静的没有响声,另一边一下课就炸开了锅,像热闹的鸭市。唯独星期六、星期天才安静下来。女生们去逛街购物、去认识陌生的城市,去资料室、情报室、图书馆看书,写家信。剩下的人很无聊,时常去水房洗衣服。这时,歌声从水房里响起,音乐节目开始了,在水房洗衣服时,我喜欢唱歌,我的歌声回荡在水房里,是给自己的播音.   我喜欢唱歌,常常在最累的时候,最寂寞的时候,歌声就不自觉的从嗓子里悄悄冒出来。象山里的隐身泉,林深语静的时候就开始流淌。偶然有一只小松鼠蹦跳过来,那泉水就羞涩的淌不出来。
我的歌声悄声响起,水房楼道里静静的。开始我只是轻轻的哼,哼着就唱起来,唱着嗓门就渐渐大起来,歌声的回音在墙壁上碰来撞去,蜂鸣的效果使我的声音圆润、悠扬。我欣赏自己的嗓子能发出如此美妙的音调,不自觉的声音开始高起来。从一首轻柔的“城南旧事”,到一首“虞美人”,再到一首高八度的“知音”。我利用水房有利的音箱结构,把声音驾驭的如火纯清。   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候,忽然一阵脚步声。水房在女生住的这边。脚步声是单身宿舍那边来的。我的声音马上从嗓子里愕然止住,那隐形泉立刻销声匿迹了。我红了脸,头低的很厉害,快要没进洗衣盆里。我不知道进来的是谁,也不知道走了的又是谁,只听到一盆水“哗啦”一声,接着水管子里的水淌进盆子里。一会儿脚步声就渐渐越来越远。这时我抬起头,继续磨磨蹭蹭的洗衣服。无趣的时候,我的声音又从洗衣盆里悄悄升起。慢慢的由小到大,直到再一次被一阵脚步声打断。这样断断续续的声音,常常填补打发星期六、星期天洗衣服的时间。没想到,这样的声音,却让我的播音生涯从这洗去污浊,打发寂寞的水房里开始了。   除了无聊的时候去水房洗衣服,其余的时间我总蹦蹦跳跳,快乐的像一只小鹿。天蓝色的条绒背带裤,配上一件白色的衬衫,小脑袋上高高竖一条晃来荡去的发辫,这是学生时代最清纯的打扮。
有一天,哼着歌从教室回宿舍楼。楼下,有一个人正扯着嗓子使劲喊,喊另一个人的名子。声音太大刺耳朵,喊叫的名字反倒听不清楚。我走上楼梯,又被那刺耳的声音振得回过身,径直向喊叫人跟前走去,我不敢细看他的模样,只盯着他手里提着的一架录音机看。怯生生的小声发问:“你找谁,我帮你叫去。”那人打量了我一下说:“同学,麻烦你把录音机给312的刘老师提上去。”   我伸手去接录音机,他却犹豫的停顿一下说:“让他在窗子上给我回个话。”我不好意思再看他,只记得他脸很黑,额头上有很深的皱纹。   当我敲门把录音机交给312室的刘老师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刘老师突然用很浓的河北腔问我:“你是水房里唱歌的那个学生?”
我的脸突然红到耳根,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妨碍别人的事,我抬头看刘老师,他个子很高,白色衬衫映衬着一张红润的脸,当地人特有的小眼睛在微笑着看我。我想自己中午在水房唱歌可能没影响别人的午休,连忙笑笑点点头。   过了些日子,学校成立广播站,刘老师到宿舍找我。他是我们系团委书记。他不光和我谈去广播站当播音员的事,还推荐我代表系里去竞争学院国庆节文艺汇演的主持人。这一切对于我,从矿区山沟里来的孩子是多么突然。   走进院团委的办公室,我的脚步迟疑的不敢向前迈。我对自己当主持人没有信心。   当看到满屋子都是女生楼那些高挑个子漂亮的女生时,我却放松了不再紧张。我觉的她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比我大方,比我声音好听,比我好看,我不再有竞争节目主持人的心思反倒轻松起来。可让我惊讶的是,那个迎上来和我打招呼的人,竟然是黑着脸,额头上有很多皱纹,是我曾今帮他传递过录音机的人,他是院团委书记。   女生们一个接一个站在办公桌前屋子的中间。有一束阳光正好从窗户里打进来,像舞台上的艺术射灯,照在女孩们微笑的脸膛。那光像是要把灰姑娘变成穿了水晶鞋参加舞会的公主。那舞台上有一位叫南飞燕的从东北来的政工系的女生,她比其他女生年龄稍大,她自我介绍时,声音从嗓子里滑出来,甜丝丝的。她水灵灵的大眼睛,彷佛长了手臂,揪住每个人的心。女生们都屏住呼吸听她自信的讲话,她的眼睛好像同时和十几个人交流,让每个人的心里都觉的温暖。南飞燕能用眼波收住别人心灵的那种成熟美,博得了大家的掌声。虽然每个女生都展示自己,参加了竞争,但这晚会的主持人已非南飞燕莫属。   我也在众目睽睽下说了几句介绍自己的话。那是我第一次专门有修饰的把声音传播给关注我的人。我羞涩、胆怯,心脏跳动的声音耳朵能听见。我少了一份自信,我的声音虽然洪亮,但颤巴巴的在发抖。   进了广播站,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已能够主持一个固定的栏目,而我曾今传递过的录音机,也天天摆在那里,两只大喇叭里流淌出来的音乐为我的声音伴奏。   每天,午餐和晚餐的时候,我都会端着饭盆在学校院子里等着听自己的声音,那些提前录制好的,回荡在校园上空的声音,我总能找到自己那个带了一些西北口音的播音。   也许是经常大声唱歌的缘故,我能把自己的声音沉到肚子里最深的地方,再发出去.后来知道这叫气沉丹田。因此,总能嗓门很大的把声音扩得很远。由于这个原因,大学里三年的学生运动会是我和另一个男播音员主持播音的。那时候,运动场上哪个系,哪个班级,哪个人取得好成绩,最早的捷报是从我们的声音里流淌,传遍整个校园。那些沸腾,激昂的声音混杂在人们兴奋的欢呼中。那样的运动会是我经历过的最繁忙的现场播音。我的那些各个系的西北老乡,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悄悄在我身旁守候。我手里的一篇稿子播完,停顿缓息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班级的稿子赛到我手里,自报家门说:“老乡,帮帮忙。”   这时,我身边的搭档,一个来自北京,带着浓重京腔的男播音员把头扭过去当作没听见,他扭头的瞬间给我一个让老乡走后门的机会.这个机会要等他的老乡来了再交还给他.可就是这个给我机会的搭档,他用好听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影响了我,我已经能够很流利准确的发出北京人好听的儿音。这让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天生的摹仿能力。但没有了摹仿滋生的环境,我便又会回到原来的我。   可是无论我如何摹仿,我终究是用自己的声音去播每一篇稿子。我的声音是吃了西北的小麦、土豆滋生出来的,是喝了西北大河里的水滋生出来的,每当我发“运”“军”这些关于“un”的音都很吃力,我永远也改变不了用“ong”代替“un”。我发音的不准确,使我喜欢给老乡播稿子,因为他们听不出我发音的毛病,在他们的耳朵里我的声音是美好、悦耳的。 (二)
  大学快毕业的假期,同学们已很少回家。那时提倡勤工俭学,去社会的大环境锻炼。尽管带指标上学的我们并没有任何就业的压力。   我也没回家,去油田上大伯的家。去他家体验“流油”的生活。   我们这个姓氏家族的女孩很少,大姐和我是这一代惟一的两个女孩子。大姐更喜欢我这个妹妹。大姐漂亮、爱美。她总喜欢穿一件蓝色的连衣裙,长长的披肩发环绕着她迷人的微笑。我天天跟她去见世面。在东营,那个遍地都是磕头机,磕出石油发展经济的城市里,大姐有一家歌舞厅。   大姐喜欢带我去美容院护理皮肤,逛百货公司购物,品尝美味佳肴。夜幕挂满星星的夜晚,她便带我去自家的歌厅数钱。数钱的时候,大姐就不再漂亮,有时候她眼角笑出皱纹,有时候她额头拧出皱纹。从来没有一晚上见过那么多钱,我喜欢数钱的感觉,尽管那些钱与我无关。   有时去的早,没钱可数,我去前厅坐在舞池边上听歌。我旁边不远处坐了一群脸上涂抹的五颜六色的女人。夜幕降临的时候,她们会一摇一摆的走进歌厅,她们的脚底下仿佛生有弹簧,每走一步,身子都会晃来摆去。她们裙子的领口很低,裙摆很短,坐下时,两条修长的腿互相交叉搭在一起,一只腿的脚尖向上翘着,跟随了音乐有节奏的在空气里画着圈。   她们若无其事的仰着头,鲜红的唇向空中喷出烟圈,瞬时那烟雾像轻柔的纱裹在他们的身上,使她们不停晃动的身体在歌厅昏暗的灯光里更显得神秘。   她们盯着每一个从他们身边经过的男人。他们眼里有一种奇怪的光,仿佛有穿透力、感应力。从他们身边走过的男人总会侧着头,扭着脖子用眼光在他们身上揣摩。一会儿就有服务生上来招呼,于是她们中的一个摆动着柳条一样的细腰,晃动身体每个部位的关节,走去应酬刚才瞅过她的客人。   在歌厅里歌手的生意最红火,他们每晚都赶好几个场子。没人唱歌生意清淡的时候,我和大姐也点几首歌,唱了消遣。那里的音箱很好,比水房里的强了百倍,我喜欢拿话筒唱歌的感觉,大姐也夸我声音亮。   不久,歌厅经常来唱歌的歌手突然病了,大姐没及时与其他歌手提前约定,有几个晚上没有歌手,歌厅的生意显得冷清。于是大姐鼓励我去台上唱。   在学校广播里听过很多流行歌曲,但真正要把它们完整的唱出来,却不容易。刚开始我像个木头桩子,木纳的站在舞台中间,一边认真的听音箱里的节奏,一边盯着看背投画面上的字幕。过一两天好一些,我也能模仿歌手在台上自然随意的放开了唱。   我常选择那些在水房里唱过的熟悉的歌曲,它们让我找到一些唱歌的自信。每当我唱歌的时候,台下有很多人在跳舞,他们耳朵里听我的歌唱,脚下踩着鼓点,嘴里却窃窃私语。我不敢多看他们,总不时盯着看屏幕里的画面和字幕,尽管那些画面里也是扭动着身体跳舞的人。   有时我陶醉在能找到嗓音发出最悦耳声音的感觉里。我把这样的歌唱当作又一次的现场播音。虽然我是很不娴熟的歌手,但那样的环境,在那些客人眼里,我的歌声优劣他们并不在乎。他们享受的是氛围,享受的是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和规律。他们经常点歌,点他们喜欢的歌送给身边的人。   点歌对于我来说,就像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有些歌我听过却没完整的唱过。我被点唱的第一首歌是《丹顶鹤的故事》。我把握不住这首歌的音调,唱到最高处要用假声的时候,我的嗓子耗尽了全部的力量,我唱不上去了。   我想,我现场播出的音乐节目要砸锅了。突然,又想起广播里的一个音乐电台,每放一段音乐,都会说话和听众交流。于是,我省略了那个嗓子拔不上去的“啊……”,用平静的声音对大家说:“把这首歌送给点歌的朋友,祝你们开心。”   我的投机并没有影响我的歌唱,相反歌厅里稀稀拉拉响起了掌声。我继续轻松的投机,而那些点歌的客人,却要给我并不优美的歌声支付每首50元的报酬。   就这样,我尝试了用歌声锻炼自己的嗓音。我的歌越唱越好,以至于大姐想把我留在她身边。没几日新鲜感过去,我就腻烦了给歌厅播我的音乐节目,我热情的性格里好像还藏着什么,我的心里还想着有另一种生活的方式。   一个星期后,我去孤岛的大哥家看大海。临走,大姐给了我一笔不小数目的钱,这是每一次的点歌费。从没上过班的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的钱,这是我第一次把从水房里开始的播音和钱挂了钩。 (三)   毕业后等待分配。自从尝试了那次特殊的播音,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那时父母已经把家搬到了一个我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回新家,却找不到自家的门。我把记忆里真正的家永远留在了那个大河边的矿区。从此像没了家,虽然也随了父母的家,我却总像一朵漂浮的云。   等待分配的日子,我尝试去找另一份工作。爸妈说:“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的。有现成的还要瞎折腾。”后来的经历证明,我的确是在瞎折腾。   妈妈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她的班主任裘诗唐老师写戏剧,喜欢黄河石。毕业后我常常读师伯的书,跟了师伯去黄河边拾石头。我喜欢他家满屋子的书和石头,书里有生活,石头上也有。   我没有忘记尝试自己的播音。每天,师伯的爱人康俊阿姨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我就拿了师伯新发表的文章读给她听。我的声音在康姨哗啦啦洗菜的水流中停留过,在康姨切菜的刀板上停留过,在康姨滋滋拉拉作响的油锅边停留过。   康姨一边做饭一边耐心的听我读文章的声音。她盘起的发辫上有一绺头发,总不时从头上垂下,挡在眼睛上。这时,她轻轻皱一下眉,让我拿小卡子,把那一绺头发别过去。我的声音就在她那绺头发掉下来的时候停住了。   晚上康姨带我去电影院,康姨给电影写评论,她带我去尝试着听电影里音乐的声音和人物对白的声音。   康姨知道我喜欢播音的心愿,给联系了有线电视台的试镜。我心里又高兴、又紧张,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在广播站里的播音和电视台里的播音有什么不同。   我找了一篇师伯关于“祁连山”的散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每次读的时候,我的魂儿仿佛出了窍,我好像跟了声音里的文字,去了那个曾今我熟悉的地方。尽管每次读这篇文章的情绪,都会影响了我的声音,可我还是带了那篇文去试镜。   那是一间用玻璃隔了墙的大房间。外屋有很多亮了小灯炮的操作台,有几个人在电脑屏幕上操作着什么,有人进来他们也不抬头。屋子里间,正对玻璃的一整面墙上画了颜色鲜艳的图案。那墙上的画是景或物的大概轮廓,细看时,那些图案由好多小方块拼起来,突出一块,又陷进去一块,三维画一样让人感到迷惑。我正发呆,一个叫主编的人,黑红的脸膛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对我说:
“去试试吧。”   “播什么?”我试探的问   “随便。”他也无所谓的说。   他的一声随便,让我更加局促,但却也被传染了那种无所谓的情绪。本来我还想问如何播,听了随便,我就不再问了。   当我在屋子里惟一的桌椅旁时,突然眼前亮起一片强烈的光。那刺眼的光顿时让我感到不舒服,我本来发红的脸蛋越被烤的火热。我的手心、脚心都在冒汗。我不知道镜头在哪里,也没有看镜头,用颤颤微微的声音匆匆念了那篇《祁连山的冬天》。我耳边的剪发遮住了我的脸,为我挡住那些强烈的光。这是我记忆里最糟糕的一次播音。   后来康姨安慰说:他们嫌你专业不对口。这彻底的打碎了我想用声音挣钱吃饭的梦想。   后来,我匆匆上了班。我想:我从水房里开始的播音生涯从此划上了句号。 (四)   或许,是那个正规的播音室,产生的粗糙的声音效果,摧夸了我长期以来培养的自信心。以后,我便没有兴趣再想去做一名播音员。可耳朵里却时常传来自己播音的声音。那是父母闲暇时,把学校里我播音的录音带放来听。   刚上班,二十一世纪末的这些年,人们的娱乐生活逐渐从家庭中,每天守着电视银屏的节目中走了出去,慢慢的走向多元化的娱乐活动中走去。开始,有很多单位利用自己有限的活动空间,组织自娱自乐的舞会、卡拉OK演唱会。   单位顶层六楼是一间很大的多功能厅。上班的时间,这里安排过很多会议。这里可以容纳全单位的职工开大会。休息日,主席台上的领导席撤了,开会的桌子椅子摆放到四周,留出宽敞的大厅。主席台上的幕布拉开,有了“职工文艺”几个字样悬挂在另一层幕布上。随着大厅中央球形五彩的霓虹灯的转动,随着音像里《好日子》欢快旋律的流淌,与办公楼只隔一条马路,家属院里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舒缓的步子开始往办公楼上移动。职工、家属,孩子、老人们,能跳舞和不能跳舞的,看到六楼窗户里五彩的灯光,听到从楼顶上淌下来的音乐,那样有声有色的诱惑,让人们不得不把步子从院子里移上楼去。   这之前,工会主席的脚步也移到了我家,她问我业余休息时间能不能在六楼的舞会上主持节目。我还没回答,妈妈先替我答应下来。   于是,每个星期六在院子里那些大脚、小脚还没移到多功能厅之前,我先在楼上开始练嗓子。歌声从敞开的窗户里飞到楼底下,楼底下的人们跟着伴随声音的鼓点涌向楼上来。   这样的歌舞晚会,我先唱歌,调动大家跳舞的情绪,等同事们脚底下跳的顺畅些,嗓子开始痒痒的时候,我便把想要唱歌的人名和歌名报给大家听,鼓动起大家的掌声、欢呼声和喝彩声。
平时虽在一个单位上班,但那么大的单位,那么多的部门,很多同事之间彼此并不熟悉。是那一支支的舞曲,让男人们和女人们牵起手。是那一阵阵歌声,让人们对自己的同事有了工作之外又多一些的认识和了解。   在这个特殊的舞厅,最高兴的是老人们,他们不很跳舞,他们的中子步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时兴,可他们的耳朵对鼓点依然很敏感,他们脸上带着欢快的笑容,坐成一圈当了最热心的看客。他们间或伸出手指点,议论谁跳的动作娴熟,谁的点子踩对了。   在这个多功能厅,最开心的要属孩子们,他们不会跳也不会看,他们也坐不住,他们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扭着身体,在跳舞的人缝里钻来钻去,满场子撒欢。直到被自家的大人拉下去狠狠收拾一通。过一会儿,他们被咚嚓嚓的乐曲又撩拨的满场子开始乱跑,尽管每次从场子上下来都会挨一通骂,但他们愿意在这样热闹的场合溜达一圈又一圈。   在这个特殊的舞厅里,最欢乐的却是那些在霓虹灯下迈动舞步的男人和旋转裙子的女人们,还有在台上自由展示自己歌喉的业余歌手们。他们利用了最好的空间、时间和场合,施展了自己最有魅力的一面。   在一个星期里,家属院的老人、孩子和办公楼、厂区的职工,最盼望的便是休息日的一场舞会。这是人们最喜欢的,最愉快的消遣娱乐活动。   偶然还不到休息日,多功能厅的音乐响起了、灯光亮起来。人们知道那一定是为上级单位检查工作而办起来的舞会。那时候招待经费少,单位领导过日子细,他们觉得自己六楼上多功能厅的舞会也很有特色。于是吃过饭,便把多功能厅的舞会办起来,招呼客人们娱乐。这时多功能厅的靠背椅和桌子摆成了一个圈,桌子上摆了很多水果、瓜子、饮料和香烟,工会的同志早早给跳舞、唱歌最好的同事打了招呼。我依旧做了串好一场歌舞节目的主持人。只是这种特殊的舞会,我的言语会正规一些。我报幕邀请客人们唱歌,让每个参加舞会的人,会唱的和不会唱的,都在这样的舞会上过足歌星的瘾。而被凳子、桌子圈起来在舞池里跳舞的人们,也尽情迈开步子,舞动裙子过足了跳舞的瘾。   有时舞会额外增加几个群众节目。有秦腔、有孩子们的新疆舞,有古筝、二胡表演。客人们不光自我娱乐,还欣赏着一场赏心悦目的节目表演。临了他们总会举起拇指夸我们单位的娱乐活动有特点。而我也过足了在台子上说话的瘾,水房里开始的播音在我的生活中继续了下来。 (五)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这样描写对一些草的喜爱,他说“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做一个梦,也是满足。”于是当沙滩长出青草来,他便躺在草地里睡。而我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当自己沉醉在事情的氛围里,即便几秒钟,也是享受。   最初,是躲在自家的厨房里,偷听那个喜欢的声音,虽然声音是隔着一条马路、翻过一些楼房传来,隐隐约约不很真切,但那个声音是自己做了喜欢的事,自己发出的声音。认真去听,仿佛是在欢快的喜悦里给自己熟悉的声音找岔。我相信只有找到岔,才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因此,那样一次一次悄悄的倾听,一次一次的给自己的声音挑毛病,心里便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曾今那一年的倾听,是我一生中无数个几秒钟的享受。那一年,刚上班,在少管所政治处学习一个月,临时打打杂。
我的家与单位办公楼隔一条马路,于是上班总能第一个到单位。可办公室的门没开。当我羞怯的早早站在楼道等开门时,总在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表现”吧。   每天都做着“表现”第一个来上班。有一次在楼道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他是我在大学认识的岗培的老领导。我热情的给他打招呼,他“嗯嗯”的看着我点头,仔细打量我,仿佛记起什么。现在想来,他或许记起了岗培的那半年,天天中午吃饭时吵过他的那些声音。那时我们广播站的几只大喇叭正对着岗培楼那些落地的大窗户。   没几天,我被分配到教育科,一起分来的几个大学生下了基层。我想,我的运气可能源于广播站的那几只大喇叭,也源于我在楼道的“表现”吧。   我所在的教育科除了每天的基本工作,与其他科室不同的是每天10点钟便有好听的音乐响起。这些音乐通过电波传递给车间里正在劳动岗位上的少年犯。他们大多在穿沙枣门帘或者织地毯。劳动可以磨下人的性子,劳动占有的时间可以避免很多要发生的危险,人们通过劳动可以对生活有更多的感悟和体会,更重要的是劳动此刻是改造的一种手段。可是无论任何劳动,干久了总会让人疲劳、让人烦躁。10点钟有音乐的半小时,是用来让少年犯休息身体和调整情绪的。   最初教育科有很多磁带,放在卡座里,通过喇叭,就会有很多好听的音乐传递出去。我到教育科时,正赶上少管所创办现代化文明监狱,于是不光要给少年犯听音乐,还要对他们进行感召和教化,这需要有一个人的声音,每天去灌输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生活常识,对少年犯做宣传是我上班最初接触的工作。   没多久单位便派我出差购买播音设备,在省城跑了很多器材店,还是没有找到那种便宜且功能与正规电台一样好的设备,于是我化大价钱买一台质量功能完备的双卡录音机。后来的一年里,我便每天对着这台录音机把自己的声音录进去,再在早上10点和午饭、晚饭时播出去。   广播室我给它起名“育新广播站”。由于在学校播音的经历,播音时我制作了很多栏目,如狱内新闻、法律常识、生活百科、大墙内外、狱园杂谈。   当10点钟,我的声音从广播里响起,我便溜出办公室去监区转转。大墙以外的人们,对于被关在墙里的人和事物都会感觉新奇和神秘。其实墙里和墙外一样重复着生活的内容。只是监墙内的人们活动范围有了限制,自然人的身份也受到了限制。   走进监区大门,过了安检门,走在宽敞安静的人行道上,冬青一排排修剪得很整齐。我的声音此刻就回荡在大墙里这片空间。拂过冬青摇摆的针叶、穿过几道厚重的铁门,我声音最终的流向是车间里做着活的这些人们。当我向他们望去,观察他们时,发现他们脸上仿佛并没有多少表情,他们更关注于手底下的活计。而我想,那些声音或许已经从耳朵里流淌进他们的心里,我相信我播出的《一封家信》中的内容,一定让他们有对家人的想念,他们手底下不停的忙碌,可他们心里也一定在期盼着新生后的团聚。   当中午下班时,办公室的人们都走了,可播音室的卡座还在运转,声音从磁头滑过,从各种粗细的电线里游走,最后从对着监区和家属区的喇叭里播放。这时,我就在自家的厨房里做饭,轻轻打开窗户让声音进来的多一些,我从那些声音里辨认熟悉的自己和不熟悉的自己。这些辨认让我关注播音的内容,让我去挑剔播音的毛病。虽然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播音训练,但就是这些不正规让我敢去发挥自己的业余水平去听和播。在少管所播音的那一年让我爱上了我的职业,让我从我的职业里看到了奉献和索取虽然是对立的一面,但在这样一座高墙里,我们就是要把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生活的方法,交给那些在生活中不断索取的人们。从水房里开始的播音,让我的声音常常回荡在大墙里,在这些失去自由的人们心里停留。 (六)
  我的播音开始于水房,那是对声音的一种特别的喜欢。当对某种事物喜欢到情不自禁自我流露时,这种喜欢便由外界对个体的干扰和影响,转变为个体自然的抒发。   第一次在直播间的印象很淡薄,甚至后来常常不愿想起在强烈聚焦灯光下留下的尴尬和难堪。那次在省有线电视台的试镜,对于我的播音,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为此,我不再向往有一天会再次走进直播间,甚至当我完全不再接触播音工作后的许多年,某次音乐电台的朋友让去做互动节目,我都考虑很久回绝了。我的语言表达速度跟不上思维的反应,这让很多话堵在嘴里,无法顺畅的表述,这让我不敢冒然的关于自己的职业去做一次直播间的播音。   可对于播音,我一直很关注,我知道自己所在城市电台里的每一套节目,也很熟悉那些各种声音效果的主持人。晚间,休息的时候,常常听广播里的节目。感到有了人参与的声音,更能够体现现代和时代的特征。因此对于很多声音流行的趋势,在我听来,也能判断出它的价值和趋向。   一次在街上与朋友相遇,认识了一位小妹。由于住在同一方向的两个巷道,上班的路上经常能互相交错的见面,不久我们便熟识的开始聊生活、聊经历。有一次聊自己的博客、播客、聊学校里的播音经历,突然,电话那头的她沉默片刻,急忙问我,是否听过《听觉日记》。恰好这个栏目我经常听,特别是片花,每晚都从声音的特殊效果中感受无限放松的快乐。正当我愉快的诉说关于对《听觉日记》的感受时,小妹突然用一种很遥远又很熟悉的声音对我说,“姐姐我是‘一朵’”。听了这个似从直播间里传来的声音,我又兴奋又惊讶,没想到那个电台里每天的声音此刻正在对我做专门的播放,而我却没有听出来。一朵妹妹知道我对播音的情有独钟,立刻约我做嘉宾主持和她星期六一起做关于奥斯卡影片的音乐节目。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又是兴奋、又是害怕。我想到从前的失败,但又想到自己曾经长久以来的渴望,一种希望通过电波真正实现一次自己的播音,这样的梦想马上要变为现实时,我又伤感又激动。可我还是决绝了星期六的播音,我决定先尝试去听,去直播间听一次一朵做节目的情景,深刻的感受一次。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怯场的心理,只要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的声音在电波里表现的坦然、而顺畅。   很快,星期六到了,《听觉日记》每晚22:30分准时播出。一个深沉的冬夜,走在去直播间的路上,脚步很快,心跳也很快。电台楼层的玻璃门上一面写着“机房重地、闲人免进”,一面写着“播音时间、请勿打扰”我和一朵踮着脚走在木地板的走廊上,可我脚下还是发出和心跳一样的通通声。推开直播间厚重且包裹了海面的门,这里没有耀眼的灯光,唯有一架小台灯,放在操作平台上像守候等待了许久。这里和许多电台的直播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块玻璃墙把直播间和监听室分隔开来。两个不同的工作室公开的互相展示的一目了然,但却丝毫听不到互相的声响。   两三个可以伸缩的金属麦克,随意的伸向操作平台主持人的嘴边,它们像是这里等待的侍从,也仿佛伸着耳朵的听众,等候一个个不同的声音,从它这里传播关于生活中的苦与乐。   这些金属麦克从它成为麦克的那一天,便当了一个自始至终的铁杆听众,然而所有的声音还是离不开这个特殊的、有优越分辨能力和滤透能力的麦克,只有在这个特殊的麦克里,传播声音才能更完美、很动听。   一朵拉过来一个麦克开始工作,她似乎与平常的自己有些不同,她的声音在自然和不自然中转换,有时我听到的是天天跟我在一起的小妹,有时我觉得那又是另一个不熟识的别人。   第二个星期六,当我也真正的对着金属麦克诉说自己的声音时,才知道,在这里,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持人把生活中的自己和虚拟世界的自己自由的调整、变换,调整变换成最佳的状态,那样一种想象中最好的自己,在电波里传播着现实中的自己和虚拟中的自己。   这样的变换就是为了让声音更适合那个忠实的麦克,更适合听众的需求。第二个星期六和一朵主持了关于电影《音乐之声》主题曲的节目,我终于完成了一次让自己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出去的现实。当一朵让我介绍自己时,我突然语失,我想落泪,我想这是多么漫长的等待,漫长的十多年,我在水房里的播音梦终于成为了现实.而很多人,从做梦开始,到永远的未来,梦还只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当人们在理想和现实中奔波,最终是为了让自己的爱好和喜欢,甚至理想生活变成真正的现实。   想到这里我不加思索,却又思索片刻,张开嘴对着这一晚上属于我的忠实的麦克,发出自己从水房里经过时间隧道一直穿透到直播间里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丹雨,很高兴能在直播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度过一个温馨美好的夜晚……
自此,每个星期六去直播间播音是我和一朵最快乐的事情,我们带着零嘴,带着各式饮料,只差用香槟庆贺,当我们做完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我们总会到另一间录音棚里把直拨的节目从头到尾听一遍,这样我们用一个旁观者的耳朵知道,什么地方我们的声音有裂痕,什么地方我的思想出现空白,什么样的音质是我俩的最佳组合.每晚从直播间出来都已是子夜,路上已经没有行人,只有我和一朵在星星、月亮下,在北方长空的深夜里用我们的笑声给夜带来无尽的回音.   从水房里开始的播音,终于从直播间在星期六的晚上通过电波向生活奔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如何在有生之年真正实现一次梦想里的生活,这是追求中的人们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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