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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一张欠条

2021-12-23抒情散文袁光熙
一张欠条许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那双眼睛,忘不了那双眼睛里射出的阴毒的目光。1970年9月,宾川春风公社拖拉机站经济案件的清查工作接近尾声,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三名拖拉机站成员贪污公款的事实已基本查清,专案工作进入清退阶段。三人为了争取宽……

   一张欠条
  
  许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那双眼睛,忘不了那双眼睛里射出的阴毒的目光。
  1970年9月,宾川春风公社拖拉机站经济案件的清查工作接近尾声,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三名拖拉机站成员贪污公款的事实已基本查清,专案工作进入清退阶段。
  三人为了争取宽大处理,纷纷卖掉家中的鸡、猪等财物,再找亲朋好友东拉西借,以退回贪污款。但急切之间,要筹足多年贪污的钱,谈何容易,站长老向甚至连最心爱的自行车也卖了,仍相差近四百元。四百来元,对当今的人,谁放在眼里,但对当时辛苦一年,只能分到几十元钱的当地农民来说,则是近十年的劳动收入。
  最后的期限到了,老向不慌不忙,拿出一张欠条。上面写着:“今欠春风公社拖拉机站现金352.18元(三百伍拾贰元壹角捌分)。”落款为1968年6月12日,欠款人的姓名后盖有老刘的私章。以此相抵他所不足的款项。
  谁知老刘一看,大叫冤枉,说这张欠条根本不是他写的,他也从未欠拖拉机站钱。
  欠条是老向写的。他说,老刘没有文化,所以历来条子由他代写,经老刘盖章认可,同时拿出几张类似的条子来加以证明。对其他的条子,对欠条上的章,老刘无法否认,但争辩说,那张欠条上的章不是自己盖的,是老向偷了他的章,私自盖上去的。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持不下,工作队也是一头雾水,难于分辨。
  拖拉机站一共四人,站长老向,兼管财务,出纳、会计一手抓。利用工作之便,他采用隐瞒、修改、伪造单据贪污了不少公款,仅被查实的就有两千多元。因此工作队多数人倾向于问题在老向身上。
  驾驶员老刘,是驾驶员,不仅拖拉机开得好,还有一手修理绝活,能把拖拉机全部拆散,再原封不动地安装复原。他胆小老实,工作队进驻之后,就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还检举揭发了不少其他人的问题。虽然他交代的问题不多,揭发的问题大多是子虚乌有,但也有几条线索是真的。因此,被工作队认为是团结对象而加以重用,对欠条的争端,大多偏向老刘。
  另一驾驶员大王,经查实有些贪污行为,而学徒小张刚进站不久,连拖拉机都开不稳,没有贪污的资格和本钱。在清查中反而悠哉乐哉。两人对戴刘二人的争执,乐得清闲,坐山观虎斗。
  随着争论的深入,形势对老向越来越不利。他无法说清楚,急得满头大汗。越急,越是语无伦次,模样可笑而又可怜。眼看事情就要定论,我突然看到平时忠厚老实的老刘眼里闪现出一道得意而狡黠的目光。
  我挺身而出,力排众议,谈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虽然老向嫌疑很大,但老刘不能说明他的私章是怎样盖到欠条上的。说老向偷了他的章,却提不出任何证据。如果老向确实偷了他的章,要造假的条子就不止一个。因此这事还需要深入调查落实。
  然而,时间却不允许我们拖延下去了。拖拉机站的工作队以县宣传队为主,公社专案组配合。这时,其他公社出现重大案情,县“一打三反”办公室决定,抽县宣传队到其他公社,拖拉机站也要尽快恢复工作,参加秋耕。给我三天时间,完成收尾工作,然后到县报到,另有安排。我连夜加班,整理完了全部材料,唯一剩下的就是这张欠条的问题了。
  就在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美差降临到我的身上。我的家乡下关市召开团代会,决定邀请一名知青代表列席会议,县上把这个名额给了知青最多的春风公社。由于我曾出席过州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因此公社决定由我赴下关开会。这对我实在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机会,不仅可以风风光光地出席会议,吃上几顿美味的会议伙食,还可以见到久别的亲人,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可偏偏在这关键的时候,如果我走了,事情很可能不了了之,或出现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斟酌再三,我把这个美差让给了其他同伴,专心于这张欠条的调查。
  为了理清思路,我走进位于拖拉机站旁,美丽迷人的双龙潭,坐在清澈见底的水池旁,静静地思索。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呢?猛然,欠条上352.18元的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伪造欠条,按常理谁会精确到几角几分。再联想到老向在会上欲言又止的神情,好象有什么难言之隐。决定再找老向深入谈谈,找出事情的真相。
  老向显得无辜而又无奈,经过再三做思想工作,解除顾虑,他才向我说明,1968年5月,老刘的拖拉机到宾川大营机耕和大理华营拉货,回来结账时,他妻子生病,挪用了一些钱,结账时,一分钱也交不出,在应交回的机耕款、运货款中,扣除出差补助费、油费等,还欠了三百多元钱,就打下了这个欠条。可老向的帐目一片混乱,一些单据遗失、涂改,用现有的单据根本无法准确拼成352.18元的欠款。而拼不出来,老向不但无法证明欠款为真,反而被追究更多的问题,这就是老向在会上有苦说不出的原因。
  我立刻出发,到老刘家了解他妻子当年生病的情况,证实她确实病重住院,花了四百多元,说明老向没有说谎。我查看了那段时间尚存的老刘出差的相关单据,查明了他外出的时间地点,购买柴油的费用。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只剩下两天时间。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前往大营,从生产队的付款存根中,查明了老刘收到机耕款的准确款项。材料取得了,但生产队没有公章,我只好到公社盖章。谁知管章的人不在,我时间紧迫,只得先到华营,准备返回时再来盖章。
  在华营,我获得了意外的收获。除了查明在当地付出运输款的准确款项外,还听说老刘在附近几个生产队也拉过煤。我不顾疲劳,连续跑了那几个生产队,从各队的会计那里,查出了老刘私自拉货的确凿证据。据我的记忆,这些钱都没有入账,那就是说老刘还有新的贪污罪行。
  事情办完,找大队盖了公章,时间已是夜间十点。华营没有住处,没有饭馆,路上也没有车辆,我无处可去。好在华营离下关只有十二公里,我一咬牙,不顾天黑路远,不顾饥肠辘辘,迈开双腿,奔向下关。深夜十二多钟点,在全家人的惊喜中,带着极度的疲倦和饥饿,我回到了家中。本来我完全可以以团代会列席代表的身份,风风光光,舒舒服服地回家,结果却搞得如此狼狈。
  第二天,在家人依依不舍的告别声中,我乘车返回宾川。临近大营,我请求驾驶员,到公社附近停一下车,我到公社盖个章,驾驶员不太情愿地答应了。车刚停稳,我立刻跳下车,向大营公社奔去。谢天谢地,盖章的人在。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我,拿出材料,请他盖章。本以为这是几秒钟就可以搞定的事,谁知盖章的同志拿着材料,翻来覆去,左看右看,就是不盖。远处,催我上车的喇叭声一声紧似一声,显然再不去车就要开走了。我急得搓手跺脚,告诉他车在等我,不能久留,他满腹疑惑地看着我,还是无动于衷。我几乎急疯了,恨不得一把抓过章来,自己盖上。幸而一位领导走过来,看我急成那个样子,不像是装的,而且材料上确已有生产队长、会计的章,才让他马上把章盖上。我一把抓过材料,来不及道谢,一溜烟飞奔上车。刚一上车,又急又累的我,一头栽倒在座椅上,汽车的轰鸣,满车的埋怨,我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踉踉跄跄,昏头昏脑地回到公社,立即向公社专案组组长老杨汇报情况。才说了几句,就感到全身无力,头像裂开一样,疼得要命。老杨看到情况不对,伸手一摸,我额头滚烫。一量体温,39度5,原来是又急又累,患重感冒,发高烧了。在老杨的照料下,我吃了点药,昏昏沉沉地躺到第二天早上才清醒过来。由于案情有重大突破,加之我身体患病,县上决定,我推迟报到,我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拖着虚弱的身体,我与老杨一起分析材料,研究案件的突破方法。经过一番努力,从大营、华营几张付款存根中,把总款数相加,再扣除购油费,出差补助费,刚好是352.18元。证明老向所述情况属实。但这些只是间接证据,如果老刘抵死不认,事情还是难以定论。怎样让老刘如实交代呢?我想贪污显然比赖账更为严重,根据老刘还不知道我们已掌握他新的贪污证据的情况,利用他怕我们到华营调查,避重就轻的心理,和他妻子住院费的来源无法说清的事实,我们精心设计了询问方案,迫使他承认欠条为真。
  我们单独找来老刘。老杨严肃地说:“据我们调查,你在68年5月以前就贪污了不少钱,你要老实交代。”老刘一听急了,说:“我贪污的事都是在69年以后,我都交代了。68年谁都知道我穷得叮铛响,哪里贪污了什么钱?”老杨紧跟着问:“那你老婆住院的4百多元钱是哪里来的?”老刘楞了一下说:“借来的。”“好。那你把向谁借的,借多少,全部说出来,我们马上去查。”这下老刘傻眼了,他知道一查就露馅了。
  老杨拿出一迭单据,说:“你那次到大营、华营收的机耕费、运输费都在这,收的全部费用,扣除你的出差补助费、购油款,刚好相差352.18元,你怎么解释?”老刘再次沉默了,他想,如果不承认欠条的事,住院费无从说清,还要背上贪污的嫌疑,但要承认好不容易几乎赖成的账,又心有不甘,就辩解说:“那些单据,有的可能被老向改过,你们不要上当。”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站起来,装着要走的样子说:“如果你认为这些单据上的钱数有假,是改过的,我马上到大营、华营去查。”听到华营两个字,老刘慌了,他生怕到华营一查,拔起萝卜带出泥,把他贪污运输款的事也抖出来。赶快说:“我坦白,那张欠条是真的,我老婆住院,我把收来的钱拉用了交住院费,结账的时候,钱不够,就打了那张欠条。”听到这话,我仿佛饮入了一杯甜美的甘露,感到一阵轻松,体温迅速下降,几日的辛劳一扫而空。
  当老刘在交代材料上盖章并按下手印后,他长舒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到此终结了。谁知老杨接着说:“你还有问题没有交代。”老刘肯定地说:“没有了,确实没有了。”老杨说:“你在大营、华营收的钱,除了刚才那几笔,还有没有别的?”老刘回答:“没有了,就这几笔。”我拿出盖有华营大队公章的调查材料,说:“你在华营附近几个生产队拉煤的钱没有上交。”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击中了老刘的要害。他脸色突变,牙帮紧咬,低下头一声不吭。
  老刘这才发现自己中计了,原来对方早就掌握了自己贪污的证据,自己还自作聪明地搞什么丢卒保车,承认了几乎被赖掉的欠条。这一切都是这个小知青“搞的鬼”!他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眼中发射出一道令我永生难忘的阴毒的冷光。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放弃了绝妙的美差,历尽辛劳,生了一场病,还原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却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在讨论拖拉机站贪污人员的处理意见的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老向开除,大王和小张留用。但在老刘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有的认为老刘问题严重,品质恶劣,应该开除。有的则认为,他有维修技术,可以留下监督使用。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说,老刘问题确实严重,在欠条一案上,品质恶劣,但事出有因,且非一贯。他工作表现一向尚可,之所以出现问题,与拖拉机站管理混乱有关。他家中有体弱多病的妻子,本人长期脱离农活,如果开除回家,不要说还贪污款,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他又有较好的修理技术,留在站上,可以发挥技术专长,利于他的改造。否则拖拉机无人维修,无法使用,造成的损失更大,明确支持了前一种意见。由于老刘问题的调查大多由我进行,我的话自然很有分量,而且我说得合情合理,因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老刘的工作保住了。
  离开宾川前夕,我返回插队的余家庄,路上与老刘狭路相逢,再一次见识到了那阴毒的目光。工作的纪律不允许我讲出会议讨论的实情,我心胸坦荡,微微一笑,转身离去。
  我想,如果老刘知道我曾在会上为减轻他罪责而努力,为保留他的工作据理力争,他阴毒的目光也许会化为感激的泪水。
  不过,也许……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2-6-5 11: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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