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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我与王松

2021-12-23叙事散文袁光熙
我与王松王松是我的母校——下关中学的老师。他没有上过我们班的课,我却听过他的许多讲话;我曾是他的崇拜者,超级粉丝,他却曾为我的“阶下囚”;我是他的学生、下属、同事和朋友,又曾经是他的“政敌”;他给过我很多帮助,又几次在关键时找我的麻烦。剪不……

   我与王松
  
  王松是我的母校——下关中学的老师。他没有上过我们班的课,我却听过他的许多讲话;我曾是他的崇拜者,超级粉丝,他却曾为我的“阶下囚”;我是他的学生、下属、同事和朋友,又曾经是他的“政敌”;他给过我很多帮助,又几次在关键时找我的麻烦。剪不断,理还乱,是我和王松关系的真实写照。
  我第一次听说王松是1964年,我刚进高二。一天下午,我练习单双杆归来,看到礼堂中涌出大批同学,边走边兴奋地议论着。一问才知道,是王松老师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举办文学讲座,讲故事《孔雀胆》。大家众口一词地诉说故事如何好听,王老师讲得如何精彩,言语中充满了钦佩之情。我语文虽差,却喜欢听故事。听到这些,我连肠子都悔青了,自己怎么这么“贪玩”,竟错过了这样精彩的讲座。以后我就随时注意学校的海报,看有没有王松的讲座。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早早来到礼堂,可早已座无虚席,我只得与一个要好的同学挤在一起坐。不一会走道上、门口全挤满了人,所有的窗台上均是重重迭迭的脑袋。时间到,全场鸦雀无声,讲台上站出一个三十来岁黑矮胖子,戴一顶赵本山式的干部帽。人不出众,貌不惊人,活脱脱一个宋江再世,赵本山的前身,他就是王松。一张嘴,一口带白族腔的本地方言,声音洪亮,语言流畅,幽默生动,极富感染力。他那天讲的是革命故事《欧阳海之歌》。这样一个既不惊险刺激,又无曲折情节的枯燥故事在他的口中,竟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时而屏心静气,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掌声雷动。故事结束,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大家久久不肯离去。
  从此王松成了我心中的偶像。我羡慕甚至嫉妒他所任班级的同学,能时时听到他的讲课,我期盼能再次举办他的讲座。但奇怪的是从那次以后,学校就再也没有组织类似的讲座,我的期盼彻底落空。然而苍天不负有心人,让我得到了与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第二年秋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吊草村支农,王松被分配到我班,全班同学兴奋不已。劳动期间,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王松给我们讲了几个小故事。他是一个喜欢大场面、大场合的人,面对几十个人,情绪调动不起来,讲得比大礼堂中逊色多了。但我仍然被他超强的记忆力,杰出的口才,和把一个简单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的能力而震撼。我暗暗学习讲故事,经过几年努力,虽然远不如他,但足已使我当知青时享受到了电视剧《北风那个吹》中,主人公帅子给同伴们讲故事时的同样待遇。也使我在数十年的教书生涯中,可以毫不费力地维持课堂纪律和赢得学生的尊敬。
  除讲故事外,我还常在黑板报上看到王松的文章。他的文章文笔优美,叙事曲折感人,景物描写绘声绘色。听有的老师说,他是西师数学系毕业的,因为喜爱文学(曾任西师文学社副社长)而改教语文。也有人说,他是数学学不好才被迫来教语文的。到底哪种说法是真?这个谜,直到几年以后,我才得以破解。那时我从农村回到二中教书,一天几个当知青归来的教师在一起研究一道数学题,半天找不到解法。这时任二中领导的王松路过,拿过题目,三下五除二,不费吹灰之力就解答出来了。大家呆住了,谁也想不到他的数学功底如此深厚,与数学拜拜多年,还如此纯熟。连我这个自认为有数理化头脑的人也不得不暗自佩服。这时我才明白,王松的讲话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魅力,不仅在于他极佳的文学修养,超群的口才,还在于他的讲话简明精练,逻辑严密,这得益于他深厚的数学基础。
  读书期间我最后一次听到王松的讲话是路过办公楼时,无意中听到的。那里正在开全校教职工会议。听到他慷慨陈词,对学校领导和学校的各种错误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站在楼下,一字不漏地听完了他的整个发言,不但为他条理分明、入木三分的讲话所折服,更对他的勇气感到钦佩。
  然而,那次发言和讲《孔雀胆》却给他带来了厄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一个个老师被揪出来,打成牛鬼蛇神,在反右时就被划为“极右分子,当前又有现行活动的王松自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日被批斗、干劳动、作检讨。他的讲话也变得可怜兮兮,全无了往日的风采,更没有掌声和赞叹。但我对他崇拜依旧,并未因他的落难而有丝毫的改变。
  不久,命运又把我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奠定了我与他的终身情结。
  1966年10月,弥渡县遭水灾,全校师生赴弥渡救灾,王松再次分到我们班劳动。这时,已没有人围着他,热情地恳求他讲故事了,全是冷眼相对,一副阶级斗争的嘴脸。他被打成“四类”,属于敌我矛盾,不但不能以教师自居,还要接收监督改造,受到严格看管。看管他是个苦差事,要每时每刻跟着他。他没有了自由,自己也没有了自由。因此,那些“左派”学生谁也不愿干。于是看管王松的差事就落到了我这个既不是“左派”,又没有严重问题的人身上。
  对我来说,这实在是求之不得。作为一个超级粉丝,能与自己崇拜的偶像在一起,是天大的幸事。于是,在弥渡的十几天里,我们表面上是“狱卒”与“囚徒”的关系,实际上是“主仆”的关系,或者说是朋友关系。我与他寸步不离,表现得尽职尽责,又让他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心甘情愿地提供各种服务。囿于当时的形势,我没有敞开心扉,说出积压在心里的话。然而心有灵犀一点通,我的每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言语、动作,身处危难之中而极度敏感的王松,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照顾、关爱和温暖。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一种深沉的友情在无言中建立。临别时,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以后你不要把我当作老师。”(这也许是我敢于在本文中对他直呼其名的缘由)
  外省红卫兵的到来,使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从小麦地的深山中冲出,加入到大串联的行列中。在文革初期挨整的教师也统统被解放,有的成了造反派的骨干力量。当我从外地返回下关时,王松已成为了造反派中响当当的人物。在批斗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分析深刻的发言,使受批判的“走资派”抬不起头来。在街头辩论中,他犀利的言词、严密的逻辑,辩得对方哑口无言。不久,下关的造反派分化成八派“四二0”和炮派“大联合”两大派,“四二0”的总部就设在我居住的大理州商业局。每天都有各个战斗队的头头和形形色色的群众在这里开会聚集,于是我便时常见到王松的身影。他或发号施令,或在群众集会上讲话。这给他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干,发挥自己口才的舞台。他口若悬河、极富煽动性的演讲,使在场的群众热血沸腾,群情激愤。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他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居然成了拥有上万人的“四二0”派的一把手。
  在志得意满之时,他没有忘记患难之交的我。几次要我跟他一起干,当头头。但我志不在此,只愿意做点干部调查的实际工作。于是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我搞到了一张当时极有权威的云南省军管会证明,使我获得了到省内外调查的权利。这张证明成了我的“护身符”,使我在调查工作中,特别是在武斗严重的省外活动中多次化险为夷,也使我的干部调查取得显著成果。(参看《艰险的旅程》)
  随着文革的深入,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加入到造反派的队伍中,斗争形式也由对走资派的批斗转为两大派之间的内斗,甚至武斗。靠嘴巴吃饭的教育界人士,特别是王松渐渐吃不开了。以老季为首的组织严密、敢冲敢打的产业工人,逐渐成为“四二0”派的核心,王松退居第二把手。这使权力欲膨胀的王松很不甘心,他郁郁寡欢,暗中聚集力量,准备东山再起。这样,在“四二0”中便形成了王派、季派两派之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很久,王松始终没有成功。特别是在“11.6”事件中,作为“四二0”主要负责人的王松,在危急关头,置数万“四二0”群众的生死于不顾,只身与我的一位同学小光,偷偷渡过洱海,经宾川、永胜逃往北京,更使他威望大跌。以后他一直居于副职,由此获得了“王副”的“美称”。(参看《深山寻人》)
  1968年9月,我以干部调查员的身份,与两派的头头一起赴昆明,参加州市革委会的筹备工作。王松为自己的地位忧心忡忡,生怕官位不保,或者只得到一个象征性的虚职。可是结果却使他喜出望外,他被封为大理州革委会委员、下关市革委副主任。得到消息的当晚,极度兴奋的王松,拉着我彻夜长谈。他踌躇满志,感慨万分,真诚地告诉我,他现在有权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一定帮忙。他果真没有食言,我几次因私事找他,他都毫不推脱,当即一一办理,使我家中的困难迎刃而解。
  首先是我的母亲,50多岁了,体弱多病。1970年在林副主席的一号令下,下放到洱源农村。她独自一人,生活极其困难,连我的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也因无人照顾而过得一团糟。我和二弟远在宾川农村,鞭长莫及。71年初,许多下放的人纷纷想尽各种办法,返回城市。我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得找王松帮忙。他二话不说,立即给洱源“三结合”进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挥书一封。我凭这封信,前往洱源,不过两天功夫,便大功告成。
  其次,是我的二弟当知青时因一床被子被抓,之后返回下关,不仅生活无着,还给家中带来诸多烦恼。是王松,利用他主管知青工作的职权,让他第二次到永平当知青,之后又解决了他的工作问题。这些都使我至今心存感激。(参看《一个知青的独特经历》)
  王松任市革委副主任后,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的一项重要政绩就是筹办下关二中。当时正处文革中期,国民经济虽稍有好转,仍百业凋零,教育经费极度紧张。王松四处奔走,八方求救,使出浑身解数,充分发挥了自己杰出的口才和文革中建立的关系网,东讨西借,连哄带骗,硬是凭着一张嘴,在一个荒山坡上把二中建起来了。当时与二中同时新建的还有邮电局和下关饭店,那两个单位都是有“油水”的部门,干起事来要方便得多。因此,当三个单位建成的时候,下关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邮电局的腿,王松的嘴,下关饭店的猪下水。”可见王松的嘴,在建校过程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我曾与王松一起奔走过几次,不仅再次见识了他的口才,更为他冲天的干劲,充沛的精力,过人的体力所折服。他特别会忙里偷闲,当是乘车、等人时,拉下帽子,不论躺着、坐着,立刻就可以呼呼大睡。要干事时,一跃而起,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他粗壮的身体胖而不笨,像个上满发条的螺陀,整日滴溜溜转个不停。
  二中初建,教师奇缺。经王松提议,市革委研究决定,从知青中抽调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下关中学学生担任教师。他自然首先就想到了我,于是我不费吹灰之力,不占招工指标,未经生产队推荐,也不必经过大队、公社的审批,便返回家乡,投入到我终身从事的教育事业。
  王松派专人专车,把我们从宾川直接拉到二中,为风尘仆仆的我们,举行了简朴热情的欢迎仪式。一见面他就问我:“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他以为我将说出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话来,我却实打实地回答:“想洗个澡。”他皱起眉头,摇了摇头,不满意地说:“境界不高。”一年以后,我才感受到,由于“境界”的不同,使我们的关系掀起了波涛。
  到二中不久,市教办组织部分学校领导到省外参观学习。王松把这个极其难得的“美差”让给了我,并交给我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学校购买一台印刷机。饱受步行串联和千里扒车之苦的我,终于享受到了不必艰苦跋涉,也不必担惊受怕,乘车免费旅游的快乐。我遍游了广州、南昌、九江、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登庐山,逛西湖、览珠江、黄浦江,游玄武湖、中山陵。在取得省外教育教学经验的同时,度过了我有生以来最舒服欢乐的一段时光。(我在《中财论坛》上的头像就是此行中在广州拍照的)而我也不负所托,绞尽脑汁,牺牲了许多休息游玩的时间,最后巧妙地利用南京市领导接见我们的机会,请同行的军代表出面提出要求,终于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买回了一台崭新的平台四开机,使校办印刷厂得以如期开工。
  建校接近尾声,开始筹组学校领导班子。王松任二中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南涧中学的文校长调来任副组长,一位北大学生任政工组组长,临时团支部书记。在王松的推荐下,我成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政工组副组长,临时团支部副书记。团市委成立,我又被推荐并当选为文革中首届团市委委员。这样我成了知青中最早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员之一。我与王松的关系也由此达到了顶峰。
  安排课程时,王松让我放弃我擅长的理科,改教高中政治。他认为政治老师在学校中有特权,而且便于我开展政工工作和学生工作。于是我就以高中的学历成了一名高中政治教师。事后证明,我教政治是正确的选择。政治是一门以讲为主的课程,除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外,表达能力十分重要。与王松的长期接触,耳濡目染,我的口才有所提高。再加上给知青讲过故事,我讲起课来得心应手。一次水电学校到我校听课,我空手上台,侃侃而谈,轻松愉快地上了一节课。他们对我评价甚高。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下点功夫,可能有所成就。可惜我胸无大志,遇事随性而变,以后又去攻读数学,几年后再去捣鼓计算机,搞得不伦不类,一事无成。
  学校开学了,我以满腔热情,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与王松的矛盾和分歧就由此而产生,最后几乎分道扬镳。
  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境界”的不同。州市的某些领导和季派,深知王松的能力和才干,怕他爬到自己头上去,对王松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手段。首先是不让他入党,其次压缩他作为市革委副主任的管辖范围,最后是将二中交给他管,企图将他困在二中,在山坡上当个“草头王”。王松当然不满足于一个小小的二中,他的“境界”要“高远”得多。因此,开学后他把主要精力用到在外四处活动上。而我只专心于学校工作,对争权夺利的帮派活动毫无兴趣。敏感而多疑的王松对我产生了怀疑,以为我有意疏远,与他离心离德。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王松认为时机已到,大肆活动,组织各种战斗队,扩充势力,大有重新夺权之势。而我对此十分冷淡,只是消极应付。他认为我在关键时刻拆台,甚为不满。作为政治人物,特别是造反派头头,拉班结伙,扩充实力是必不可少的。王松重用我,帮助我不仅因为我们之间的特殊情谊,更想使我成为他的死党、心腹,成为他争权夺利的帮手和工具。而我看重的则是他的才华和我们真诚的友谊,更看重我现在从事的教育工作。坦率地说:他的“境界”是利益,我的“境界”是友情
  由于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见不到王松的面,作为临时领导组副组长的文校长被迫承担起主持工作的重任,作为领导组成员之一的我,也只能服从文校长的领导并支持她的工作,这又引起了王松的怀疑和不满。他担心“后院”起火,大权旁落。在几次会上,我从工作出发,支持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文校长的意见,反对了因长期不在校而主观臆想的王松的意见,更使他大为光火,认定我已经背叛了他,决定给我点颜色看看。我却浑然不觉,以为这不过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根本算不得什么。而王松的“境界”却高得多,他认为这是路线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因此,1972年6月,在知青进行转正定级的关键时刻,王松给我扣上了“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帽子,对我进行了公开的打压。想给我一个教训,好把我拉回去。结果适得其反,他这样做,不仅没有把我拉近,反而把我推得更远。
  次年,二中成立团委会,在人事安排上,他又对我进行了露骨的排斥打击。以后在下乡劳动等事情中,他又无端地对我进行批评指责,我与他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双方的关系到达了“冰点”。
  王松的种种做法,引起了许多教职工的不满,他精心选入的老师,逐渐分成了两派,王派和文派。由于我与王松的矛盾,不管我愿不愿意,都被划入文派中,于是我便成了王松的“政敌”。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王松精心组织策划的帮派活动越来越不得势,他在“后院”二中的地位也风雨飘摇。他家也由原来的高朋满座,变成“门前冷落车马稀”。他感到众叛亲离,难以在下关立足,经过痛苦的思索,放弃了苦心得来,视为生命的下关市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到省文化厅当了一名普通干部。当他离开下关的时候,这位当年一呼百应,万人之上,名声显赫的造反派头目,这位才华横溢,我曾倾心崇拜的老师,竟只有寥寥数人相送。从此,我再没有见过他。
  这次离开使他避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泥潭,但没有逃过了粉碎“四人帮”后对帮派人物的清算,1977年他被押回下关批斗。
  不屈不挠的王松并没有就此沉沦,回到省文化厅,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口才,他又由一个普通干部,登上了省文化厅某部门的领导岗位。他在报刊上发表诗词、散文,撰写表现哀牢山彝族革命斗争史的电影剧本《火把》,并计划写一部“从将军到妓女”反映社会各方各面,各种形形色色人物的长篇小说。他踌躇满志,在省文化厅,在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里,又找到了发挥自己才华的舞台。一颗别具一格的耀眼明星即将在中国的文坛上升起。
  谁知,此时病魔却无声无息地袭击了他,1980年,一颗毒瘤在他脑部悄然生长,然后突然发作,王松溘然长逝,年仅44岁。听到王松病逝的消息,我惊呆了。我万万想不到,这样一个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人,正值盛年,竟然英年早逝了!
  我百感交集,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回顾了王松的一生和我们交往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我发现,虽然我不赞同甚至反对他的某些思想和为人,但我仍然从心底里欣赏甚至崇拜他的口才、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我曾为他给我找的某些麻烦而气愤,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给我的帮助和关爱,远远超过了对我的伤害。我珍惜我们在患难之中的深厚而真诚的友情。对在二中的恩怨纠葛,我既惋惜又庆幸,惋惜我们多年的友情走到了尽头,庆幸我没有因哥们义气所盲从而滑入错误的泥潭。
  王松走了。从某种角度上说,他是时代的产物,他的一生打上了太深的时代烙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本可以成为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优秀教师,甚至走进《百家讲坛》,在全国人民面前一展自己的风采;如果走进政界,他的能力和干劲足以让许多昏官庸官望尘莫及;如果进入外交界,他将是一名令对手望而生畏的谈判能手……
  然而所有的“如果”都被冷冰冰的现实抛到了九宵云外。虽然他迭宕起伏的一生已被历史所定格,但他的才华和经历将被许多人所牢记。想到这些,我不禁默默念道:“王松,我的老师,我的偶像,我的朋友,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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