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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光影里的大同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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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黍地沟
      黍地沟是刻在心头的地名,可是记忆里并没有这个村子。
在大同到黍地沟的路上,时不时的能看到一些房子,红砖瓦房,低矮,前脊长,后脊短促,有别于河北平原的泥顶平房,符合当地“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逻辑。更多的,是坐落在坡上的老房子,石头做房基,泥土坯占据上半部分。比红砖瓦房更为低矮,灰瓦上蒙着尘土,看不出本色。房子间量很小,窗户、门也按比例似的缩小。汽车穿行在稀疏的老房子中间,让我以为到了五十年代的乡下。墙上的几个红字,却穿过岁月的屏障,印在我心里——“黄糕炖肉”。堪堪的雁北特色。
      黄土,丘陵,偶尔闪现的白杨树林和村落。水势湍急的小河并没有给该地带来更多的福泽。地上的玉米苗,黍子苗,蜷缩着,豆苗强撑着三五片叶子,这里的庄稼显然是靠天吃饭,没有家乡用以浇灌的畦背。
   
      爱人单位驻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被小山包包围着,四周连棵树都没有。荒凉,是黍地沟给我的最初印象。
在火车上,我曾隔着车窗采集风景。从平原到山区,越往北走越荒凉。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树,一排一排的,树身低矮,树冠像被裁剪过,或葫芦状,或瓜型,或不规则的豆角型,与内地的树木相比,活脱脱都是“小矮人”。在苍茫的晨曦里,在铁道线两边的丘陵上,这些树冠,就像画家没点开的墨,以团块的形式晕染着,这是风的“杰作”。此时,已是六月初,过了大风肆虐的季节。
       驻地是一排简易的红砖房,平顶,面北,对面是正在施工的是黍地沟牵引变电所。唯一可入目的,是一棵一人多粗的大柳树,它是雁北的“土地神”。比之京包线大同南沿线的树木有更多的冲击力。
       吃水靠拖拉机送,冬春季风大极了,不小心,能被风搬个跟斗。顺山坡有一排简易房子,比工棚略好一点。每间小房子门旁,都伸出来一节白铁皮烟囱,烟囱下对着一个灶口,有烟熏的痕迹。房子仅高出门两排砖,门本身就不高,近一米八的爱人要低着头出入,以免碰到脑袋。
      屋子里仅有两张床,两张桌子,砖砌的煤火炉,灶口就垒在门外烟囱下面。墙还是扎眼的红砖,屋顶裸露着树枝和席子,隔壁有人打个喷嚏,我都能分辨出来自左邻还是右舍。

       全作业队只有一个大哥大,信号不好,每次打电话都要爬到山上去。到节假日,等着打电话的人排着队。狂风中,大雪中,这些想和家人说几句话的热血的汉子们。有位领导来过黍地沟,看到工地的艰苦,特意组织机关人员过来参观,看看工地的上人有多苦。爱人曾写过一封信《重返黍地沟》,刊登在单位的报纸上。工友们都依葫芦画瓢写信给家里人,家属们读了,眼泪汪汪的,我读一次,哭一次。
       去黍地沟是突然决定。当时,我刚从老家调到省会某医院一年半,没有自己的房子,租住在医院不远处,楼下是房东一家,楼上住着三家人,恰巧都是保定老乡。爱人总是放心不下我和孩子,差不多一周就通过房东家电话,问候几句。当得知我和孩子都病了,一个白天在医院输液,一个晚上在家输液,就和我商量,别上班了,去黍地沟养几天吧。随即,他赶回来,带着病后初愈的我,和刚刚痊愈的孩子,来到了黍地沟。
      六月的黍地沟,还在春季里。大柳树的叶子还没有茂盛起来,风比内地的性急,云顺着风的方向,往东南移。一片云彩过来,就下几滴雨,这雨,不解旱情,是让人打寒战的雨。我在白地绿花上衣外套上了爱人的藏蓝色毛衣,这是我手织的。
       更多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坐在树下,看蚂蚁,或者望着对面即将开通的牵引变电所。
       每天盼着吃饭,盼着太阳西沉。这也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去食堂帮灶,其实就是想打破与此地黄土一般的寂寞。逼仄的小屋子,没有电视,爱人的书籍,都有关围棋,《围棋天地》《三十六计与围棋》。也就翻翻而已,和我是两个世界。做饭的阿姨和我母亲年岁差不多,长得白净,高大,我暗地里觉得很像我的母亲,爱人也悄悄地对我说,真像孩子的姥姥。阿姨最拿手的是大同熬菜,我很喜欢。土豆、洋白菜,几片五花肉,最好吃的居然是土豆粉条,雪白雪白的土豆粉条熟透了,是棕色,透明,琥珀做成的一样,带着诱人的香。仿佛家的味道,也是母亲的味道。
      喜欢阿姨做得饭,也喜欢她。对于难以理解的大同话,也觉得好听了。阿姨每次说话总先一个“嗷……”,长长的,然后才接正题。
       那时候,只知道浑源县的悬空寺,和大同市的云冈石窟,却错过了黍地沟村北的方山遗址。或者说,北魏在我眼里只是一个短促的历史符号。模糊,抽象,十年间,我先后到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以及处于河北境内的响堂山石窟等,才将我模糊的历史概念,勾连成一个曲线。
小小的黍地沟,居然与北魏有割舍不了的渊源。方山遗址,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浚之妻冯氏之墓地,俗称祁皇后墓。
       黍地沟,联系到墙上的“黄糕炖肉”,顾名可思义。土地贫瘠,天旱少雨,只能种一些耐旱的黍子。我想,如果没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谁愿意待在这么荒凉的地方。
       工友们对大同的煤赞不绝口,说又好又便宜,一根火柴都能点着。做饭的阿姨,每天从煤灰里捡一些煤渣带回家用,当地老乡生活清苦,人很朴实。

       大柳树下拴着一条大狼狗,整天气势汹汹的。听工友们说,这是条怂狗,晚上有小偷来,都不敢叫唤。工地丢过柴油,那是供发电机用的。
       在庄稼地里,我还是能分辨出黍子的。叶子比谷子略显粗壮,带着一层白色的绒毛。黍子长大后,因为秸杆软,黍穗弯下来,乍看水稻一样,远没有谷秸秆硬朗。产量还不高。我老家也种一点黍子,一来为了过年蒸年糕,二来,黍穗可以做笤帚。黍穗的笤帚,过年时才开始用,是扫炕或者扫案板的好物件。虽然这样,但人们也不肯把黍子种在肥沃一点的田里,河边、坡地才是黍子安营扎寨的地盘。黍地沟,黍地沟,是黍子最适宜的地方。
       我与黍地沟的缘分仅一周。
      六月十号,这个牵引变电所开通完毕。就在这个节点,爱人最好的哥们,宏在京郑线一个配电所触电身亡,年仅30岁。接到这个消息,我和爱人都呆住了,不相信是真的。随后,不约而同地作出决定,立刻回石家庄,送他一程。当夜,赶大同返石家庄的火车,没票,赵队长特意给火车站协调,可先行上车,候卧铺,再给我们娘俩补票。趁列车未到大同站,在大准线指挥部短暂歇息了一会儿。大同早晚温差大,又为好友突然离世难过,我竟忍不住浑身发抖。时间太紧张,来不及去买御寒的衣服,还是指挥部的张师傅把一件厚厚的夹克衫送我,衣服我如今都记得,蓝色,劳动布面。列车的灯光很柔和,乘务员直接带我们去了通勤车,这半夜,我和爱人都没睡,闭上眼,就是宏的样子,还有关哭泣、无助的脸。关可怎么办?我止不住落泪。灯光是暖色调,包厢安静,温暖,心却冷疼冷疼的,像黍地沟一般苍凉。
      俩个月后,我再回石家庄。女儿坐在关腿上,搂着她说,关阿姨瘦了。关,双手捧着珠儿的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关阿姨的瘦,是有代价的。”我的心跟着一沉。关是个乐天派,家住易县清西陵旁边。祖上满族人。人个子不高,胖妞妞的。宏去世后仅两个多月,她的满月脸变成瓜子脸,人像装在口袋里,风一吹,衣服鼓起来像个皮筏子。
       此前,关整天嚷嚷着减肥。
       一列驶向人生终点的列车,幸福地行驶着,中途骤然颠覆,瞬间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一个在命运之手的操控下,提前抵达终点,一个在没有一丝准备的情况下,被抛弃,孤独地停留在看不到光明的半路……很多年,黍地沟在我脑海都是黄乎乎的,就像谁在这片本就沉寂的土地扬了一大把沙土,每次回想,眼都像被沙子硌了。
       在大同前前后后待过两个多月,但黍地沟再也没有进入我的视线。意识里,好像也刻意躲避着什么。其实黍地沟除了贫瘠荒凉,有什么原罪?


      党留庄农场记事

      我写完黍地沟的时候,爱人发来一张照片。赵队长身着短袖衫,双手背在身后,站在一排灰砖房的门前。灰砖卧板,屋瓦是有些褪色的土红色,屋脊上安着一个锅形家用电视天线。院子一侧用铁丝圈起来,看不出种了什么,也许是养鸡用的。屋前零散的东西,有大塑料水桶,小塑料桶等杂物。鲜红的春联,蓝色的窗帘,打开的窗户,证明这里还住着人。
       爱人说,党留庄。
     我说,不是吧?没有那棵大柳树。
      是现在的党留庄。
    
        二十年的光阴,在赵队长身上仿佛没留下多少痕迹。我恍惚觉得还是1997年。
       当年,我再次返回大同时,爱人作业队的驻地已转移至距离大同二十华里的党留庄农场,住宿环境好于黍地沟。赵队长住北屋,伙房在北屋最西头,大师傅是一对二十出头的小夫妻,我的老乡。我们住西屋,靠北头是当地人,或许男的是农场职工,个子不高,瘦瘦的,女人也不高,胖妞妞的。我到过她家,给孩子买火腿肠。其实她家不是小卖部,是因为电气化人住在这里,临时卖小孩爱吃的火腿肠和大人的香烟。贴着白瓷砖的灶台,被女主人擦得一尘不染,一个灶台大小两个灶,大灶做饭,小灶上是一口小缸,温水用的。迎门是一个两节红躺柜。
        往南,紧邻她家,也是里外两间,外间屋靠北墙是半通炕,西南两面有好几个烧煤的炕洞,也有大灶小灶排列在门左侧,通到里屋的大炕上。里屋是一通大炕,与河北一样,占半间屋子,屋里没其他摆设,北边靠西墙是两张拼在一起的单人床。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临时住所。
       大同处雁北,确有凉爽的优势,刚出机井的水,凉得手疼,伏天午睡也要盖被子。防暑降温发的漂亮毛巾被,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一家人相守,吃饭有食堂,每天就是陪着孩子们玩那点事儿,其他不用操心,我的体重在短时间内骤然增了十斤,原来飘逸的碎花连衣裙,倒显得合体了。
       屋前,是同事们种的大葱,葱地一角有棵杏树。隔壁是凤海一家三口。小曹禺那时候还不足三岁。他家屋前用砖垒着一个兔子窝,打草喂兔子,是孩子们开心的事儿。四只兔子有名字:王浩、赵程、朱珠、曹禺,每次喊兔子的名字,大人孩子都哈哈大笑。人们故意逗曹禺,要炖兔子肉吃,憨厚的曹禺信以为真,每次都摇晃着小手,喊:“不能吃兔子!不能吃兔子!”
       “小卖部”那家门前种了几行莴笋,当时是比较稀罕的东西,那男人不知道怎么打理,同样是外行的电气化人说,劈掉叶子长得好。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把叶子掰下来,或者蘸酱吃,或者喂兔子,可怜的莴笋长得又细又高,不像莴笋了。西红柿三五个挤在一起,很漂亮,黄色,表皮像涂了蜡,与河北平原的不同。我们散心一样,去村里赶集,需穿过由高大的夯土墙,低矮的土坯房构成的街巷,这些建筑,颇像另一个世纪的产物,极具沧桑感,塞北的荒凉气质。集上并没有想象的人多,不记得有没有卖衣服鞋帽布匹的了。我买了几个黄西红柿,一尝,不仅不沙,还酸得要命。这辈子,再也不想吃黄西红柿。赶集的当地人女人,看电影一样盯着我们,我们彼此都打量着对方,她们的穿着显然比男人们光鲜,让我惊奇的是,这些女性,不管大人孩子,人人手腕上均戴着银手镯,银耳环,大人无名指上有银戒指。看着比我们阔,可这家园看上去并不富裕。一方水土一方人吧,大同养女人。
      因为暑假,家属来得多,食堂经常包包子。农场院子里,有茁壮的紫葱头、开着白花的土豆、吐红絮的棒子,还有成片的盛开的金针。有一种萝卜叶子样的,在地表结着椭圆形根的苤蓝,去皮,切丝,酱油醋香油一拌就是上好的咸菜,第一次吃就难忘。
      农场里长着茂盛的苦菜,当地人并不稀罕,我们采来,在食堂焯水,用蒜末香油醋凉拌,开胃清火。孩子们蹬着小眼睛,看着我们翻飞不停地筷子,理解不了为啥大人们喜欢吃苦苦的东西。
      我最喜欢场长家的黄糕,地道大同的特产。刚出油锅的黄糕,带着一层冒泡的酥皮,沾着白糖,咬一口酥香,糯香,甜,回味是黍子的清苦。一辈子难忘的好味道。至于山西醋,我不敢恭维,酸的倒牙。
       孩子们正长身体,赵队长想办法买来土鸡。随作业队工作的民工们给杀了,晚上满院子都是鸡肉的香味,满院子也是孩子们的笑声。那些民工,得到了杀鸡余下的血、内脏、鸡胗和鸡肠子,鸡肠子在北方是没人吃的,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收拾,清洗,兴高采烈地样子。一阵阵热嘟嘟的腥气飘过来,我一阵阵犯呕,心里难过,觉得他们更不容易。
       可是,这个世界,谁容易呢?
   
       大同、阳原、化稍营,是我陌生又熟悉的地名。这些电气化人,在这个时段,负责着跨越山西和河北的大秦线二期工程。那时候条件艰苦,施工人员需要乘坐敞篷卡车出工。我在大同是夏季,阴天的时候,队员们戴着安全帽,还要披着棉大衣,腰里系着钳套,迎风站在车箱里,向着工地跋涉,车后卷起滚滚黄土,这个景像至今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家属来探亲,是整个工作队的节日。大人们出工回来,喝酒、打双升、抽烟,逗孩子,甚至摔跤玩。
他们有时候一出去几天,大风刮得门咕嗒咕嗒直响,吓得睡不着觉。这是玉梅的记忆。我和玉梅经常带着孩子们走出农场,给兔子打草。其实农场院里的草更茂盛,我们爬那些小山包,完全为了看景和玩耍。小山包低矮,并以波浪的形式复制着,庄稼依附在或高或低的地上,远处山包上竖立着巨大的电线塔,是陌生的景观。小山包上,长着一丛丛柳树类的植物,只要下雨,在布满羊粪蛋和干枯草茎的地上,会冒出很多黑褐色的地皮菜。这是让平原人惊喜的东西,我们找不到采地皮菜的诀窍,往往是择洗比捡拾的功夫还长,地皮菜炒鸡蛋,黑黄相间,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孩子们吃得开心,也许生为电气化子弟,懂得劳动的快乐。
        有几年,石家庄街头到处是大同西瓜,个大沙甜。住在大同,又是应季,当然要吃大同西瓜了。这里面还有故事。王越是王立强的孩子,刚一岁多,小家伙还不太会说话,不管你说啥,他小嘴巴一张都是拒绝:“俺不!俺不!”那个午饭后,赵队长招呼我们一起吃西瓜。小王越一听,眼睛都亮了。小腿倒腾的挺快,跑到赵队长屋,赵队长笑眯眯地说:“王越,你把这个西瓜弄到门外,咱就开始吃,好不好?”王越小脑袋点的像鸡啄米一样。王越妈妈和我们几个家属站在大柳树下,看着。大同西瓜长得虎势,长圆形,足足有二十斤。王越有办法,小脑袋一低,撅着小屁股,推西瓜,屎壳郎滚粪蛋一样。一圈一圈,黑绿交织的西瓜花纹,慢慢地在我眼里模糊了,大家都笑出了眼泪。孩子干啥都可爱。我不知道,这个场景别人还记得吗?
       大同的甜瓜,也当仁不让,那个甜,后来没遇到过。淡绿深绿花纹排列,一拃长,长圆,橙色瓤,可惜没吃几次就没有了。在农场没少吃煮棒子,大同叫玉茭,春季播种,个子较内地的大,口感好,成熟的时间也早,是好吃头。
       快三岁的曹禺,足足高出王越一头多。小家伙大眼睛,红脸蛋,平时爱穿咖色条绒背带裤。叔叔伯伯喝啤酒,也给他喝一点,然后故意逗他,他捧着盛着啤酒的带嘴水杯围着葱地转圈,摇摇晃晃的,说,“我没喝醉!我没喝醉!”
       短暂的相聚,然后是漫长的分离。
       一晃孩子们都大了,这些事儿他们大概都不记得了。
      他们的郝叔叔早离开了电气化,在外打拼。整天和郝叔叔斗嘴的阿板叔叔,也离职多年。听说,大病了一场。先是父母短时间双双去世,然后是离婚,他接受不了这一系列变故,精神失常了一阵子。那时,每月开支后,阿板肯定要回家看媳妇,只要回家他立刻像变了一个人,脸白净了,头发光滑,衣服也整洁。同事们起哄说,阿板怕媳妇,回家交钱去了。郝叔叔和阿板叔叔的“相声”,这辈子大概是听不到了。


      大同花絮

       我曾先后三次踏进大同地界。
       第一次黍地沟,第二次党留庄,第三次是路过,刻意的停留。
       女儿高考结束,我和她先行去了呼和浩特。刚出学校门的女儿,像一只没见过世面的小鸟,除了好奇,还有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在大昭寺,在进入佛门的一刹那,女儿就抓紧了我的胳膊,在幽深的佛殿,在袅袅的烟烛制造的烟雾里,在金碧辉煌和华丽藻井的笼盖下,在虔诚教徒的叩头和诵经声中。孩子突然说,妈妈,我想出去,我头痛。
      我们迅速结束了这个藏传佛教圣地的游览。并在与爱人汇合后,开车到清水河县。驻地在清水河的一个村庄,往北隔着峡谷,是一脉山,当时的南总指着那个方向,淡淡地说,听说山上有明长城,我们太忙,没去看过。我对着即将沉入暮色的山头,沉思了一会儿。
       电气化人为了国家铁路建设走南闯北,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甚多,但他们的重心,在工作上。
       我们住的简易楼在公路东边,院子里的棒子已有半人高。清晨,这里满是凉意,我带着女儿,穿过长满北瓜、茄子之类的菜地,走上东边的小山坡。这山很奇怪,没有一棵高大的树,有一种灌木有规则的布列着,枝干丛生,下垂,叶像柳叶,无光泽且布满白毛,无花也无果,我猜可能是沙棘,四周的山头也很荒凉,我更相信这是防风固沙的沙棘。
       我没有看到村子,觉得纳闷,南嫂说住处在村子里。沿着狭窄的公路,零散的有几所房子,马路对过,间隔不断的有高出来的烟囱状的东西,我奇怪,穿过公路,果然是烟囱,等我醒悟过来,居然已站在别人家的屋顶上。院子里,鸡们正在啄食。时隔多年,已记不清楚村子的名字,也不知道是不是山陕地区黄土地上特有的特殊建筑地坑院,只记住了路上的两个地名:上喇嘛盖、下喇嘛盖。也记住了来清水河宽广的空无一车的大马路,因为找不到人问路,耽误了不少时间。
      从清水河过和林格尔到大同,弯来拐去的公路,路边不时有散落的窑洞,有的晾晒着衣物,有的似有人烟,但看不到人,有的三五间土坯房子颓废的立在路与山的夹缝。路不宽,车很少,沟壑一个接一个。山沟里,有三三两两的茁壮的大柳树。能看到河的痕迹,但没有期望的潺潺流水。也许这也是这一路荒凉的原因。我思忖着佛家所说的,没有什么是长住的,所有的一切,终将毁灭。
      进入大同界,见杀虎口,倏然明白,刚才走的,是走西口的路。新修的关隘,崭新的“杀虎口”三个字,沿着山的长城垛口,散立的电线杆。这杀虎口,已非往日的出塞路。店铺里的音乐格外悦耳,却透着几份喜兴似的“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泪花流……”。电气化人的每一次出行,不是离家舍业的?这一年一年,有几天团聚的日子?
       这大概就是日子,也是电气化人和家属的命。
      右玉县,左云县,名字真美。植被不错,只是沿路的树叶上,覆着一层黄土,让这树看起来很没精神。后来,我才知道,在晋北,左云右玉的绿化是典范。

      在大同,一下子觉得回到了人间。
      午饭后,由苏工带我们去云冈石窟,这个我十年前就想去的地方,在党留庄我就一直念着。那个午后,日头照在石窟上,我对石窟的印象,唯有那尊大佛,以及排队等候照“阿弥“托”佛”像的游人们,关于缺失的佛头,不外乎历朝历代的战争或者盗窃,我当时还听导游讲日本人来石窟挖走佛像琉璃眼珠的故事。云冈石窟很沧桑,电话特意曾强老师,他说,石窟建在砂岩上,硬度差,加上风沙和污染,所以很多佛像才面目模糊……苏工一路跟随着,话不多,其实我们住楼上楼下,但并不熟悉,电气化人一年在家也呆不了几日。这也是我与苏工说话最多的一次。一路苏工都是笑眯眯的,特意给我女儿买了大同特产,接着,带我们游览了九龙壁。龙象征皇权、天子,北京是帝王之家,故而北海、故宫有两座九龙壁,大同的九龙壁为明初代王朱桂王府端礼门前的照壁,是国内最早的九龙壁。听苏工讲,原来的九龙壁前有个水池,风推波动,九龙的倒影在水中,似在碧波中嬉戏。可惜,因修路挪了位置,尽管复原的完美如初,但池中再无龙影翻动。我翻看相册,居然找不到云冈石窟和九龙壁的照片。苏工一家搬到北京,自此再没见过,而且今生是不可能见面了,苏工已去世几年了。好人。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住在了红旗大酒店。晚饭吃得很惬意,有我喜欢的炸糕,大同的小米粥真好喝,乱乎,米香味浓。住宿条件较内蒙好了多倍。饭间,张总安排第二天由李姐带我们去华严寺转转,午饭后,乘大巴去太原。我爱人自然还是去忙工作。
       没想到,华严寺正在修缮,用绿色网罩着。我站在门外,好惋惜。世上很多事难如意。那就跟着李姐逛逛商场,李姐执意给我女儿买衣服,那个带流苏的灰色披肩裙子,孩子穿了好几年。我也买了一件上衣,翻领,对襟,黑红抽象的图案,黑为主基调,不知道为啥会选择那种款式和颜色,样式和花色都有点过于老气,那时候的审美局限。衣服回来穿过一阵,就收起来,放到柜子里至今,也没舍得给了乡下的亲戚。这大概是对大同的一种亲近和纪念吧。
        华严寺以拥有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著称于世,始建于辽代。它的布局比较特殊,坐西朝东,我曾固执地认为是坐北朝南,当我得知草原民族崇拜东升的太阳,CIA恍然大悟。寺内的华严宝塔,当时还未修复。后来读王祥夫先生的随笔,得知先生与华严寺的老和尚是好友,雨天他住在老和尚的禅房,在滴答声里,探头看窗外屋檐下的雨,雨水落到青花缸里,并溢出缸外,鱼在缸里,喋喋呷呷。有风的日子,檐际的铃铎,在风里摇响,好像一粒一粒石子落入深潭。先生的语言总是活泼泼的。先生说华严寺外有一烧饼铺,所产烧饼酥香味美,具体描叙我已忘却,惟记得先生买了烧饼要站在烧饼炉边一口气吃下。他说,这才是好烧饼的吃法。
梁思成先生曾考察过华严寺。关于大同,他专门有论著,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他说:“大同古雁门地,北魏时号平城,自道武帝宅都于此,迄孝文帝南迁洛阳,凡九十余载,为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心之一……梵刹名蓝,遗留至今,有华严善化二寺,驰名遐迩。”善化寺,那是我还没有一点概念。想来更适合修禅,王祥夫先生说,他更喜欢善化寺。
        二十年前,还没有参观博物馆的念头,也许那时候博物馆还没有对外开放,及至十年前的大同行,居然不知道当时它就在华严寺里。现在想来,更觉遗憾。
       我记忆里的大同,是两个极端。上世纪末,它的沿街,是一溜卖土豆粉的。新鲜的土豆,粉白色,看上去软软的,却有韧性,盛在水桶里,与河北的红薯粉条不一样,口感更好一些。
       我们偶尔会坐着大卡车跟着厨师去采购,记忆里多是菜市场的情况。惟记得粉条一事儿,还有一个门市“玉梅鸡店”。现在和玉梅谈起大同,话题还有玉梅鸡店。玉梅每次都笑。
      这次午餐,是巴西风格的自助。我还是第一次去这么豪华的自助餐厅,服务人员都是高鼻子深眼窝的外国人。大螃蟹摞了满满一大盆,对虾、贝类,还有鲍鱼,各种菜蔬,南滋北味。生鲜的三文鱼和鲍鱼,我开始是拒绝的,架不住李姐和司机劝说,我几乎没太咀嚼,就混着芥末咽了下去。所以,直到如今,我仍说不清三文鱼和生鲍鱼的味道。巴西烧烤,不仅有羊肉、猪内脏等肉类,香蕉、苹果、梨也都串在铁钎子上。服务生戴着手套,握着足有二尺多长的铁签子在餐桌边转悠。谁想吃烤猪舌头和肝脏之类的,他们立马给削几片。我是第一次使唤洋人,倒没有把他们低看,却想起了八国联军进北京。餐厅中央,绿色帷幔隔了小一个舞台,有巴西人正在唱歌,艺术风范不亚于名家。紫色舞台,穿着曳地长裙的歌者,柔和的灯光,雪白的桌布,闪亮的刀叉,围着餐桌转悠的服务生,朦胧中的北魏王朝,明长城,商道,走西口,让我觉得恍惚。
        实在吃不下了。以为晚饭不用吃了,熟料,我这胃还是国产的,烧烤类不适合我。中午的饱胀感,在越过雁门关时,逐渐消失,到太原,候车的空档,我跑到肯德基买了两个汉堡,与女儿一人一个,并对视而笑。
        真想再看看大同。(896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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