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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趟过昨夜的激流

2021-12-23抒情散文太阳神
昨夜,把散文集全文看完,并全部排好版,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有些疲倦。是一种近乎牢笼的疲倦。年终总结,评上优秀的,只奖200元。不如给“表现积极”的小孩子一颗奶糖。感到这个“优秀”是一种羞辱——相对于对单位的财务检查而罚的巨额款而言。财务检查,……

  昨夜,把散文集全文看完,并全部排好版,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有些疲倦。是一种近乎牢笼的疲倦。年终总结,评上优秀的,只奖200元。不如给“表现积极”的小孩子一颗奶糖。感到这个“优秀”是一种羞辱——相对于对单位的财务检查而罚的巨额款而言。财务检查,查出了财务“重大问题”,一方面,基本建设严重超支,另一方面,科研经费长期挂在那里不动。这就是说,单位热衷于基建,而对科研经费、教育经费却长期“冻结”在那儿。校方为开脱自己的罪责,说财务总监“不专业”,唯一改正缺点的是,公开招聘“财务总监”。这样,部里检查的处罚就是“温柔一刀”:巨额罚款代替抓人。会上,我第一个说:抓我吧。我去替领导顶罪,只求上方不要罚款!罚款,放的是员工的血啊!愤怒!无休止的愤怒,我们对领导的官僚和无知——没有别的合适的词来表述这“温柔一刀”的惩罚对象了。

  总结没有期望的巨额奖金,却盼来了一个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期待。一方面,部里强令所有老师(重点是高职称)的老师,都得给大一新生上课。这是一个无以复加的罪恶的官僚规定。所有人都给大一新生上课,全校所有老师的总数恐怕与大一新生的总数差不多了。高职称都压到新生课堂上,那低职称的年轻教师将“无课可上”,他们科研上本来就弱,再无课上,只有一条路:跳楼!另一方面,学校的生存取决于学校的声望,学校的声望取决于科研实力,科研实力取决于学校的科研成果。因此,校方说,以前还觉得学校近几年科研成就突飞猛进,可是和其他大学一比,竟然是“巨大差距”。某单位解散,人员分流,一位日本拿了博士学位的女老师,回国后若干年一篇文章都没发,为了生计,被迫答应到专职科研岗位“专职科研”,这其实被迫程度无异于逼良“接客”唉!既要上课,又要科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顾得上教学,就难有精力顾得上科研。所以,高职称的老师,也只有一条路:跳楼!

  我没有想到跳楼。就这样昏昏睡着了。感到走进了一片荒野,黑雨在倾盆,脚下在漂动,于是,脚底下坠,半个身子就掉进了水里。汹涌的浪潮从身边涌过,我稳稳地立在激流中间,一步一步地趟过,向对岸走去。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走在永远流不尽的河流上,趟过一阵又一阵的激流,对岸却是一个永远的对岸。个人是这样,民族也是这样。郑和下西洋,漂流西洋大海,送出国宝,“宣扬国威”,这是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目标,七下西洋,只是迎送外国使节,拿现在的话来说,是“促进了贸易”,可是拿《资本主义未来》的英国学者的话来说,如果郑和的目的是占领全球,那么十五世纪的中国独霸全球只是一个早晨的事情。据龙飞考证,郑和宝船长超过了一百米,排水量超过万吨,是当时世界上第一艘万吨巨轮,而八十七年后才出现在大西洋上的哥伦布船队,仅仅由三只帆船组成,最大的圣玛利亚号只有一百吨,吨位只有郑和宝船的百分之一。郑和下西洋有二万七千余人之众,相比后来的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一百至三百人的航海规模可谓壮观之极。郑和每次远航的船队都拥有一百至二百艘大小船舶,最多的一次是第一次下西洋有船二百零八艘,其中大、中号宝船六十二艘。

  然而,郑和没有凭借当时的巨大海上能力把这个“和”的价值观和到全球。可是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商讨,要求由女王出资,资助他去“东方挖金”,然后和女王平分。但是哥伦布太贪,遇上了西班牙女王也是个大贪,两人这一讨价还价,就是整整八年。最终,哥伦布不得不听从女王的要求,封他为东方的总督,但是他得把挖到的金子运回西班牙。

  凭借三条帆船,二百船员,哥伦布却漂到了美洲。他带到美洲的是杀戮,强占北美印第安人的地盘。随后,一拨又一拨英国的邪教分子——相对于主流社会的宗教派别、流放分子、海盗……这些人逃到西班牙,然后从这儿去美洲,欧洲人就这样登陆了一个和平的土地,杀尽了东部沿海的当地土著,将他们赶到西部大山里。后来又发现了西部矿山,开始了西部大开发,继续把西部当地人赶尽杀绝——库柏的《最后的莫希干人》这部小说忠实记录了这段杀戮的历史。

  靠屠杀建立起来的强权,就成为北美的一种文化因子,也成为它“发达”的内在引擎。正是这种嗜血本性,使得那些和平的民族根本无力对抗,从而更加造就了欧洲人的“自我优越感”,这便是白种“优越论”的基因。这种“发达”是一种巨大的悖论:不断地突出欧洲人的兽性,不断地使整个人类野兽化,却把这个过程取了一个最可笑的名字:文明。用一整套话语体系来建构这种没有国界、没有族别的强权,将它称之为“文明”。这种嗜血因子作为引擎而变得“强大”起来的欧美,带来了近三百年来的世界不幸,而不是世界的“发展”。

  欧洲人凭借这种嗜血本性,以小国而独霸世界,在十九世纪,将世界的四分之一版图收归大英帝国,以数十倍小于中国的国家,打败了数十倍于它的超级大国,从而打开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将它的嗜血本性深深地刺进东方人的灵肉。

  当这种嗜血本性被盗版到日本的时候,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接受这种“文明”的强奸,输入了其基因,于是很快膨胀起来。以致于到了二十世纪,它能够全方位地再一次进入中国地盘,杀戮表现着它的“快感”。嗜血本性就这样主宰了世界!

  当整个世界被独一的嗜血本性主宰的时候,其他的一切原土著文明就被消除,不仅在肉体上被消除,更是在话语体系上被消除。整个世界建构了只由欧美这种嗜血本性为基因的“文明”范式。

  嗜血本性不是欧美独有。满清入关的时候,“扬洲十日”,“嘉定三屠”,到日本南京大屠杀,300000无辜百姓在受到百般轮奸之后,当成比赛的靶子,任由日本兵练习杀戮。

  中华民族在这样的三百年的浴血洗礼之中,如何能够走出这昨夜的激流?如何能走出这嗜血本性主宰的世界牢笼?图强,是民族本能的一种反抗。图强,首先想到了改革!

  可是六君子的血,警醒了国人,改革只是一种浪漫的幻想。当革命党被到处赶杀的时候,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杀而死,杀而生。辛亥革命就在这种嗜血本性的孕育下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合作不久,却迎来了大规模的杀戮,一个遍布全国的有五万党员的党,被杀得只留下几个小小的农村山寨。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被杀戮清洗得干干净净。为图生存,他们不得不躲进井岗山。

  面临亲人被杀,面临战友被屠,面临一种政治分歧引来了全党的被屠的命运,面临着跪着也是死,站着也是死的命运,一个声音被迫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从六君子喋血之后、这是从共产党人喋血之后,所有的改革尝试都被赶尽杀绝之后,是被压迫阶级唯一的选择,所有质疑这个选择的话语体系,都是西方杀戮强盗逻辑:只准我杀你,你没有杀我的权力。只准我拿枪炮对准你,而你没有反抗的资格。所以,你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选择是不对的。

  三百年来的世界的激流,三百年来的嗜血因子的诱发,造就了中国近代史的命运。成为这个河流的基因。长期面临着胜者生、败则死的二元选择,没有哪个领导人能逃出这个世界给他们的意识形态造就的格式。对外,胜者生、败者死,对内,也是胜者生,败者死。任何别的选择,如其说是聪明,倒不如说是更愚蠢。

  毛泽东是条渡河的龙,当初在安顺场,石达开全军死在河中的命运不再上演,四渡赤水河,毛泽东用瞬息万变的战术,指挥红军逃出了钢铁罗网。历经了雪山草地的痛苦,本想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可以合同强,不想面临着权力的争斗,毛泽东要不是机灵一点,早被张国涛抓住了。外部面临着死亡威胁,内部也面临着死亡威胁。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不可能形成别的思维范式,斗则胜,不斗则亡。

  以嗜血本性这个因子构建的世界,成为日本杀戮的最基本范式。南京城破,战事结束之后, 300000万无辜平民遭受大屠杀的血腥,浸染了蒋介石的基因,抗战浴血的奋战,为民族,也是为个人。抗战胜利后,面临着另一政党的“威胁”,双方没有别的选择。蒋介石清楚,当初屠杀共产党的血海深仇,不可能使他和共产党讲“和”。共产党也更清楚,与蒋介石讲和,那么他们的唯一命运也就很清楚了,1927年的全党被杀的历史,太惨痛了!国共你死我活的较量不可避免。

  趟过血腥的红河,每一个共产党人浸染的只是这种二元思维范式。这便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唯一选择。一个新生的政权建立不久,西方世界的“联和国军”就登陆边邻。毛泽东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拒敌于国门之外,除了这个选择,任何其他的想法都是某些“历史学家们”的白痴幼稚病。要想图强,唯一选择就是集中全国之力,凝成一个拳头,这样才不致于被外敌打败。从战时的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思想,到建国的集中全国财力办最重要的事情的思维,这之间没有任何空间可供过渡。

  毛泽东这条渡河的龙,在七十岁的时候还畅游长江两小时。他领导主政三十年,工农业生产值年增长率为8.1,并且因为高度集中,为后毛泽东时代三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8.8积累了丰厚的国家资本。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拒“联合国军”于门外,打败印度侵略于西南,打败苏联进攻于北方,又与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较量十年。

  迈向强国的道路,是毛泽东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两弹一星到文革十年开花结果,不仅如此,一批现在可以称之为原创的科研成果,代表中国水平的水稻科研、青蒿素发现,等等,都始自毛泽东时代。

  胜者生,败者死的二元思维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维范式,而且是共产党人的集体无意识。在蒋介石用血浸染的河流中趟过来的共产党人,很难有其他范式。什么样的环境,创造什么样的人。毛泽东主政三十年的中国,是在外部一直战争威胁下的三十年。正是因为战争证明了中国的胜,才有后三十年的和平。

  这种二元思维范式,既造成了共产党的性格,也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的人性,这便是文革所以带来灾难的根源。长期主政国民党白区中共工作的刘少奇,自然是军事上“寸功未立”,这在创立了根据地并让红军有立足之地的高岗眼里,刘的上升之快,非议是理所当然的。毛之挺刘,打破了一种党内的平衡。当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力挺刘少奇,可是,毛泽东都承认,没有陕北根据地,就没有中共的立足之地。高岗解放后任东北三省主席,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一伙硬是把他逼得自杀,末了,给他定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之后,刘少奇就取而代之,成为国家副主席,而邓也由地方大员,进入中央核心圈子。

  如果说,毛泽东的文革是错误的,那么,他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防止高岗被迫自杀这样的悲剧发生,这一失误还直接导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政权,现在不在人民的手里,而是被一伙小集团掌握了。因此,要教育全党,教育全国人民,但是,这种斗争,又不是军事斗争,而是文化革命。

  但是,毛泽东没有估计到,环境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使得现实朝着他的预设的相反方向发展。文革就像一只放出笼的老虎,不仅伤了对手,也伤了自己人。毛泽东不得不把它只老虎再关进笼子。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刘少奇不断寻求上升的机会,高岗反对刘少奇上升、当刘少奇最后成了国家主席之后,就在大跃进、浮夸风、人民公社的冒进上与毛泽东的稳步推进思想产生严重分歧,在毛泽东泼了冷水之后,他们又走向反面,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切,不能说刘邓等人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家都急于图强,都急于摆脱被人威胁的命运,让国家和民族真正走出昨日的激流。面临着这样的分歧,我们也许可以推测,毛泽东一定会在内心里痛失高岗,毛多次公开说:高岗不死,委员职位还是要给他留的。

  高岗的死,揭开了高级领导相继被迫而死的序幕。外部的威胁环境,投射到每个人的个性之中。其后的刘少奇含冤而死,是高岗被迫自杀的继续,只不过他没有自杀而已。这样的悲剧,是国家的,是领导人的,是高岗的,也是刘少奇的,也是毛泽东的。

  没有其他的选择,胜则生,败则死。三百年来,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无论是党,还是民族,逃不出这个二元范式。

  文革的逻辑,并没有随着“宣布结束”而真正结束。文革结束后,对越自卫战争,对内“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成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旋律,那么,这场严打,实质上是一场经济领域的争夺战,通过严打,确保了部分人瓜分国有资产的“合法权力”,从而完成了国家财富的新一轮洗牌。十年学潮,知识分子成为改革初期的急先锋,到了八九风波,彻底终结了知识分子宏大叙事的幻想,把他们从高高的精英阁楼上重重的摔了下来。

  于是,一场全民的经济混战不可避免。贪官之贪,是这种二元思维范式的集中表现。中国的现存城乡差别、正式工临时工的差别、官民的差别、收入的差别……这一切差别的哲理范式,都源于这个二元思维。

  这个思维范式成为历史学科的基因,历史学家们分成两派,一派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性,另一派则试图寻找相反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批判思维”,从而使文革的“两派”武斗思维转化成为学术立场。

  如今我们又现临着“五毛”、“美狗”这样两大网络水军的混战。文革没有死,改革是文革的继续,而不是文革的终结。文革导致了政治上的二元对立,改革同样导致了经济上的二元对立:贫富的矛盾已尖锐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多少官冒死而贪,多少人冒死而抢,多少人冒死而走私,以致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已根本不重要。活着,才是唯一正确的王道!而活着,就意味着趟过血流的河。

……
  我在梦中终于爬到了岸上。抖落身上的河水,站在石头上,看着一泄千里的河流,在想,我们的明天,用什么来搭建这样一个跨越二元范式的桥梁呢?或许,只有当中华民族真正成为老大的时候,例如大唐的时代,才能形成包容天下的世界大同?可是,历史是不可假设,也不可逆转。虽然我们可能经常要渡河,但是,你不可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我们再也不可能走回去,主张文革,是行不通的,主张原有的改革,也是行不能的,于是有人主张“两革”的融合。这同样是行不通的。融合依然是那种二元思维范式。

  走出昨夜的激流,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不然,我们就会被淹没。无论梦中,还是醒着。
  ——谨以此文与散文朋友共勉,祝大家元旦快乐,天天快乐! [ 本帖最后由 太阳神 于 2012-1-2 20:09 编辑 ] 太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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