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父亲

　遗失的父亲

　　一

　　农历九月底将近十月，白天开始变短，夜晚开始变长，天气冷清，渐渐飘霜了。我与哥哥从广州火车站登车，连夜坐了五六个小时火车，打算回到衡阳寻找失踪的父亲。他的出走不是一回两回的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原来只在村子周围晃荡，踩踏人家的庄稼，损坏电表，水桶，养鸡的笼子，无缘无故跟人吵架，伸手打人。然而也绝少被他打的，见他就躲开，知道他神志不清，头脑有问题。这一回出走，来得特别远，也特别没有线索。母亲在电话里说，父亲不见了。问他具体去了哪里，又说去市医院看病。衡阳市离我们老家将近五六十公里，他头脑不清楚，身上没有带钱，怎么可能去看病。于是知道离家出走，彻底打丢了。

　　一连四五天没有消息，母亲才打电话过来。我们回到衡阳，二叔的儿子来火车站接我们，他在市中心做日用品批发，生意刚刚起步。出了站口，一看见我们他就说，昨天有个老乡在衡阳市第一中心医院前面一条大马路上看见了伯父。我们说，有人看见了，你怎么不直接打电话通知我们。堂弟说，他也是今天早上才听到另外一个老乡传消息过来，他没有见过他。于是有了大体的方向范围，就去寻找父亲。

　　上午去的，医院前面是有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车流量比较少。来回找了一遍没有人。走进医院问前台，问她这几天有没有见过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来过这里。都说没有。又去问护士，一间病房一间病房地问，问她们这几天有没看见一个可疑的人来过这里。她们连长相都不问，直接就说没有。可见确实没有来过医院。我和哥哥这时就觉得为难，深感迷茫了。去问马路旁边的小卖部以及饭店，昨天有没有看见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站在对面马路。都说没注意，没印象，应该没有。我和哥哥没办法，站在马路上等，来来回回地走，沿着马路前后走了几公里，始终没有父亲的影子。最后商量，下午去马鞍山精神病医院旁边看看，有没有他的踪迹。父亲原本在那个医院住过院，接受过治疗。母亲电话里也说，父亲出走的时候，感觉自己精神很不好，意思是又要发癫了，想去医院看病。母亲知道他时好时坏，没有过分关注搭理。结果他自己就出走了。

　　下午我们到了天马山精神病医院，是一段小坡往上走，两边有些矮塌陈旧的房屋，几间小卖部，路面有点潮湿，感觉阴冷。医院建在山脚下，背后树木山林，四方形房子，周围非常封闭，也很荒凉。远近看看，几乎没有人，也看不到父亲的影子。走进医院问前台，有没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这几天自己来求医。都说没有。我们找到院长，客气地接待了我们。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说父亲原在这里接受过治疗，这几天离家出走打丢了。又问院长，像父亲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治好。院长的意思，只有减少精神上的压力，时常用药物控制，就会好一点。时好时犯，也是常有的事。这我们倒很清楚。自从父亲患病三五年以来，没少折腾过家人。精神病，就是精神时常会出毛病的病，它与一般的病确实不一样。想来想去没有办法，我与哥哥重新商量，最后又打算回到衡阳市第一中心医院寻找。毕竟昨天他在那里出现过。

　　来回两趟车，回到中心医院已经下午五六点，眼见太阳落山，天已经蒙蒙黑了。我与哥哥猜测来猜测去，觉得他头脑不清楚，身上没有钱，如果没有坐车去别的地方，一天的时间总是走得不太远，应该就在附近的范围。进小卖部买了一个手电筒，打着灯光，先在医院前面大马路上重新找一遍。然后又围着医院找，从后山上去，顺着山坡往下走，经过一片农田，看见前面不少房屋棚舍。我跟哥哥走进巷道，几乎每一条小道绕遍了，还是没有父亲的踪影。

　　晚上八九点，气温降低，感觉有点冷了。我和哥哥找到旁边的小镇，看见一个小派出所。走进里面问他们，能不能帮我们寻找父亲。一个值班的警员说，那要看什么情况，能不能立案。我们说父亲走丢已经四五天了，昨天有人看见他在衡阳市第一中心医院大马路上，今天找来找去，始终没有找到。警察立马说，这肯定不能。这还不能作为报失人员的资格立案，你们不能来麻烦我们。又问他能不能贴一张寻人启事出去。他说可以，但是要自己去做。我和哥哥依然没有办法，打算第二天去广告店打印，张贴寻人启事。然而又贴到哪里去呢。这么大一个城市，即便贴了寻人启事，其实是找不到的。虽然满大街，时常能够看到一些墙壁、电线杆或者厕所张贴寻人启事的广告。找猫找狗的事也不少。事实上没有人关心的，不会有人提供真正的线索。除非贴出去说有钱，兴许还有些希望。我们没有多少时间，父亲一直患病吃药熬来熬去，家里根本没有钱，广东还有工作，不能为了父亲说走就走，结果工作也没有，家里就更加贫困了。

　　凌晨一两点，回到堂弟商铺，睡在二楼的隔板上，我与哥哥又商量，觉得父亲如果头脑稍微扭转清醒了，应该会自己回家去。身上没有钱，如果头脑清醒，自然就会回家去——外面的世界毕竟活不下去。对一个病人来说，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乐观的想法。第二天我跟哥哥去衡阳市第一中心医院旁边又找了一回，还是没有。下午坐车回去了。母亲就是哭，爱说自己命苦。她一辈子喜欢抱怨，对父亲很少真正关心。

　　二

　　父亲患病，是在我读高中二年级那年的秋天。原本家里的情形也还好，虽然穷了很多年，眼见形势有所转变，将来感觉会越来越好。哥哥不到二十岁，工厂新做了一个小管理，我在学校读书成绩也还不错，很有希望考上大学。前一年的冬天，哥哥从外面回家过年，我与哥哥走在院子水塘边马路上。两个人都长大成人了，个子看起来高大。院子有些老人看见我们就夸，说这两兄弟长得全然不像他们的父母。意思是一个不像爹，一个不像妈，看样子将来是有出息的人。出息对于农村人来说，几乎是一辈子的愿望。我们听了也高兴。

　　第二年春天，父亲不打算在家务农了。他有一个老同学，读书时感情也还好。有一天父亲去村外六七里远的小卖部买盐，遇见了他的老同学。问父亲想不想出去打工，父亲肯定愿意。他的同学在东莞一建筑工地上，承包了一条船，专门在河上捞河沙。意思是活不太累，工资可以，伙食也好。母亲听了很高兴，因为那时我读书，家里非常拮据缺钱。两年高中，几乎都靠哥哥广州打工，寄一些钱回来支撑。

　　父亲去了东莞，应是过了一段比较宽裕的生活。时常打电话回来，问我学习成绩怎么样，要好好读书，他自己的工作很稳定，有时连续很多天没有事干，上面照样发工资。这样好的事情，我们一家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父亲人老实，心地耿直近乎于愚笨，心思转得常常比别人慢。没有走出农村，在哪个狭小的天地，常常受人挤兑欺负。母亲性格天生好强。一个女人再强，家里的男人不强，对到外面去，时常对不过。所以母亲喜欢生闷气，家里面骂丈夫，打小孩，她的性格也是这样慢慢养成的。父亲走到外面，与村子里一伙人在工地上打工，常常别人挣钱多，他就挣钱少。这也成为了母亲骂父亲的由头。

　　这次有这么好的事情，家里人怎么不高兴。一年下来，年底回家，父亲挣的钱，可能比院子同辈的人都要多，工作还轻松。

　　时值九月，我在学校还没有放月假，眼看要放假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母亲说你父亲疯了。我说怎么可能。母亲说，哥哥已经去东莞接他，打算把他接回来。我立马意识到，父亲真的疯了。那时还不知道疯是怎么一回事，是怎样一种情形与状况。过了两天放月假，立马往家里赶。

　　下午回到家里，厨房很冷清，灶台边没有生火做饭，母亲脸色非常憔悴，眼角边有泪光，应是哭过了。然而还是没有见到父亲，哥哥坐在火车上，将他往家里带。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哥哥突然打电话来，说父亲在衡阳火车站乱走乱跳，还打人，不愿意回家。这样如何是好。哥哥在电话里说着说就哭了。挂了电话，我和母亲心焦得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早上八九点，哥哥又打电话来，说父亲在县城汽车站下了车，坐在地上乱喊乱叫，头脑完全不清醒，没有办法叫他走。哥哥说完，挂电话的时候，摁地一声叹气，痛苦伤心得很。家里厨房没柴，中午没法煮饭，我去外面捡了柴禾。回来的时候，走进家里，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哥哥躺在隔壁床上，都侧着身子，露着背。几天几夜没睡，都折腾够了，也累了。

　　母亲在厨房里煮饭，叫哥哥吃，哥哥不吃。我吃了饭，还没有预见到后来发生的可怕情形。下午一两点，父亲醒来了。你看不到他是有病还是没病，头脑清醒还是不清醒。母亲盛了一碗饭给他吃，送到床前。他看见母亲伸过来的手，突然大喊大叫，抓起碗砰地一声摔碎。又从床上滚下来，见着母亲就打。一边打还一边说，母亲在饭里下了药，要毒死他。我和哥哥跑到房间去扯，见人就打。我害怕，不敢靠得太近，哥哥近身去扯，拳头挥得如雨。哥哥大喊，瞪着眼睛对他凶，然而也没有用。母亲躲开，跑到隔壁房间，父亲追着去打。又神志不清，乱跳乱走。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来来回回瞎绕。走出房间，站在阶沿上，双腿伸开弯曲，一只手往前伸，一只手屈回来，像练功夫一样。隔壁几户人家听见响动，都跑过来站得远远地看热闹。父亲就站在空地上表演。一下双手摸着头，手在头上不停地转圈圈。一下蹲在地上。一下又鼓起喉咙对着天空喊，鼓起的颈部充满青筋血液，像火鸡的脖子，气出不来。见了东西就砸。嘴里叽叽咕咕，胡言乱语，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人不敢靠近他。

　　半个多小时以后，力气几乎闹尽了。光着脚板往外走，我和哥哥追出去，叫他回来。哪里叫得应，人疯了，头脑一点都不清醒，靠得太近就打人。围着院子水塘边走了一圈，不知道他到底要去哪里。走了大约一两里路，到了马路一个小坡上，两边是秋后收割的稻田，人停住了。哥哥叫他回去，一双红胀鼓鼓的眼睛瞪着人，神志不清，伸手又要打人。我走过去，眼睛也瞪着他，叫他回去。他伸出手要打我，伸到半空手筋发抖，捏紧拳头，没有打下来，慢慢收回去了。我的父亲一生比较疼爱我，农村有个习俗说法，叫父母疼“满仔”。意思是父母有点溺爱最小的儿子。父亲见哥哥，神志不清的时候就打，见到我从来不打。有时头脑不清，精神病发作，乱作乱为。我瞪着眼睛叫他不要乱来，他常常不会伸手——所以我有时能够治服我的父亲。

　　晚上更加不行。头脑清醒的人，晚上都要好好睡觉。患了精神病的人，压根就没有白天晚上之分。父亲到了晚上，压根不睡觉，演的还是白天那个套路。房屋灯光下乱走乱跳，走出房间，站在外面黑揪揪的夜里，喉咙乱喊。隔壁几个邻居半夜睡不着，房屋亮着灯，却也不敢出来。堂伯父从小跟父亲一起长大，知道他疯了，没有出来看他。母亲躲在厨房里哭，不敢哭得太大声，怕父亲发现，追着打。可见他们生来，其实是死对头。不合适，早年不应该结婚。时值秋天，晚上又冷，父亲穿着很单薄的衣衫，屋里屋外闹了一夜。也就是经常这样神志不清地闹，身体不知冷热，父亲后来又添了一层病，染上了哮喘。冬天还好点，夏天几乎不能过。

　　第二天早上五六点，应是人乏了，躺倒床上睡了一会。我起床看父亲，不知他是好是坏，头脑是否扭转清醒。七八点钟人醒了，见了我也认得，还说口渴要水喝。我倒了一碗水给他喝。母亲做出一点早饭，盛一碗递到床前给他吃——他也吃，人也好好的。只是不知道母亲当中说了什么，一下刺激了他，摔了碗筷，人又疯了。见了母亲还是要打。说母亲在碗里画了一道符，下了药，将他困起来。他说自己看见纸灰雄黄，外面走进一个人，他跟他说话，是他死去的爷爷。嘴角嘀嘀咕咕，疯疯癫癫没完没了。这下都急了。哥哥还不到二十岁的年龄，我那时才十七岁，见过的事也少，心里非常担惊害怕。家里没有钱，没有亲戚帮忙出主意。时时就是晴天霹雳。

　　父亲原有三兄弟，二婶与我母亲一贯感情十分不好，弄得兄弟间多年情分生疏，非常冷漠冷淡。三叔在县城做豆芽生意，小本经营，家里也不十分宽裕。三婶与我母亲虽然没有闹过矛盾，但是各顾各家，兄弟感情也不很好。农村环境人都非常现实。常常父子兄弟之间，都不怎么融洽。奶奶从院子水塘边走上来，看见自己的儿子疯疯癫癫的样子，走过去轻声叫他。她说“桥乃几，桥乃几”，哪里叫得应。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最后奶奶打了电话给三叔，叫他赶快回来，送父亲去医院。

　　好在父亲也不乱走，只是在房屋前面一片空地上蹲着。有时就坐在一条板凳上，胸中有一股气不停地往上涌。我站在旁边看，感觉父亲心中有一个魔鬼不停地往上窜，他自己也尽力往下压。在他的潜意识当中，我感觉他是想清醒的。但是神经错乱一来，天灵盖上的魔鬼侵害打乱了他，使得他没有办法静下来。结果人跳来跳去，绕来绕去，嘴上很多七七八八的言语碎片不停地流出来。有真实的记忆，也有他自己幻想的成分，有时真实与幻想完全混淆，感觉纯粹不清了。如果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一个刚刚走向疯癫的人，或者听他们说话，其实蛮有趣的。哥哥跑到隔壁村去叫车。一两个小时过去，三叔回来了。这时有一个问题。一个头脑不清醒，完全疯癫的人，你怎么能够将他引上车。又打人，又没有理智，又胡言乱语——结果只能硬来。

　　三叔叫来堂伯父，院子里另有几个人，凑成一堆，几个大男人冲上去将父亲用力按在水塘边，双手捆起来，杀猪一样往车上抬。我去了学校，不知道父亲去了医院后怎么样。

　　一个星期母亲打电话来学校，说父亲在医院里头脑清醒了，要送几件衣服过去。当时也是走得急，没有考虑到这些。哥哥与三叔将父亲送往医院，从衡阳市坐火车，顺道下了广州。那几天我感觉非常不安稳，每晚都想着回家带几件衣服送到市里面看父亲。又打电话，叫母亲送过去。母亲不愿意。我叫母亲从她娘家找个亲戚，赶快将衣服送过去。毕竟已是深秋，学校寝室阳台边，每天早上都结着一点薄霜，早晚温差很大，感觉很冷了。母亲还是不愿意，没有这样做。结果靠的是隔壁村一个在外面跑长途车的司机，偶然回到老家办事，顺带稍了几件衣服送过去。我的可怜的父亲，我一生对他的所作所为，就从这一件小事，使我深感愧疚。

　　过了一个月回家，父亲早从天马山精神病医院出院了。没有多少钱，横竖只住了不到一个礼拜，整个人还恍恍惚惚的，就在家里面养病。时好时坏，备受折磨。他自己也不愿在医院里多呆，据说每天关起来，按时吃药，像一个牢狱的囚徒。有时头脑混乱病发作了，捆起来抬进病房，塞进医用机器，用电击头——是个人都受不了。父亲也受不了。那一年的冬天，每次回到家，都会有父亲一点新鲜的事发生。常常半夜离家乱走，破坏人家的电表，砸了人家的东西。村子有时在几里外的小学操场上开会，他跑过去大吵大闹，扬言要打这个，要打那个。还说要去村委会打村子的村委书记。有一次晚上，我在家里面没睡，看见他穿着单薄的衣裳，露着臂膀，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像在外面打了一场仗回来。时值冬天，晚上非常冷了，他反而不知冷不知热，自行其是。我叫他多穿一点衣服，人是不醒的，始终没有用。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使我深感我的父亲已经走失了。

　　三

　　父亲生于六十年代，对于他童年的往事，我知道的是非常少的。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在农村那个狭小的天地，怎么长大成人。不独是父亲，包括与父亲同辈长大的许多人，很少听见他们说起童年的往事。或许太单一了，没有走到外面的世界发生联系，也太封闭了，他们的童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可言。无非是饥饿，贫穷，没有饭吃，像爷爷他们一样，希望努力种田，填饱肚子。然而一家三分地，时好时坏，每一年的收成靠不住。老一辈家里的子女挺多，比如父亲兄弟姐妹就有五个。母亲兄弟姐妹有六个。四五个兄弟姐妹，是他们那代人最常见的情形。

　　在我自己童年的时候，倒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患病发高烧，头脑感觉非常昏沉，脸颊眼窝非常热，几乎睁不开眼了。父亲背着我去医院。走的是一条山路，时值夏天清晨，草尖还有潮湿的露珠。父亲背着我用力喘气，我的年龄也有六岁七了，他很急，老是唤醒我。背着一个人路走远了，感觉很沉重。父亲的背冒着汗很热，只是听见他一阵一阵地喘气。人往下滑了，他又将我用力地往他的肩膀上耸。我睁开热乎乎的眼睛，看见的是一条弯曲的田埂，左手侧面是一片矮小的绿葱葱的山。后来不知道怎么去的医院，如今大都忘却了。只是对父亲吃力喘气的声音以及一片早稻青山，印象非常深刻。

　　父亲没有多少童年记忆，说到他成长的往事，最是读书的记忆最深刻，也经常跟我提起。他是上过高中的，在当时的农村环境下类比起来，应是读了一点书的人。只是太苦，家里带一点米，要走一二十公里去到茅市镇读书。不知道他们学校教育教的是些什么东西。父亲是很没有学问的人。母亲有时见父亲不强势，心机不深沉，做人做事没有方法，与人对不过，就常常揶揄讽刺父亲，说他一个高中生比小学生还不如。意思是父亲懦弱，没有头脑，心性耿直近于痴呆，比那些没有读多少书的人还不如。

　　九十年代国家经济发展，可以出去打工挣钱了。父亲最先去的是广西桂林，那时我还小，不懂父亲外面打工的生活。只是有一次，父亲从外面寄回来一封信，母亲坐在床头边读。听着听着，应是生活不太好，非常艰苦。父亲的意思是外面的钱很不好挣，要我和哥哥努力读书，他自己烟戒了，酒也不喝了，为了省一点钱。现在回想起来，对母亲当时读信的内容，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听起来就有一种情绪很伤感的氛围，如今依然忘不了。

　　父亲去到桂林干的活，俗称“砍青山”，其实就是替人家上山伐木砍树。是父亲的一个表哥带过去的。第一年年底回家，没挣多少钱，母亲是埋怨的。第二年六七月，父亲突然回来了。我在院子里玩，奶奶说父亲回来了。原来父亲在桂林砍树，白天在山林里遇见一只大老虎。他吓坏了。相隔几米远，一只老虎眼睛瞪着他，相持一会，然后走掉了。父亲受了很大的刺激，大病了一场。据村子里的老人解释说，那是“过山虎”，不吃人。母亲把父亲后来患上精神病，归于父亲早年遇见老虎被吓，精神受了很大的刺激，也是没有道理的。

　　父亲不大愿意出去打工，喜欢捂在家里种田。然而收成不好，家里越来越拮据。这样过了两年，眼见村子里出去打工的人，挣钱越来越多。母亲为了家里的穷苦发愁，常常抱怨，骂父亲，时常吵架。我跟哥哥越长越大，学费一年比一年贵。没有办法，父亲跟着村子里的人去广州搞建筑。脑筋不够灵活，做不好，手工也差，常常很受人家的气。意思是不挣钱又累的活，就分派给父亲，轻松挣钱的活就没有机会。年底回家，包工头拖欠工资，家里拮据贫困得不行。

　　九七年湖南旱灾，几乎颗粒无收。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回到家里见父亲常常挑着水桶在井里打水，浇灌田地，希望能够挽回一点损失。事实上没有用，村里几十户人家为了一点水，经常吵架。十多米深的井里，早就见底了，村子内外连喝的水也没有。母亲就是愁，脾气暴躁，经常跟父亲吵架，打小孩，吵得父亲精神上受不了，我也感觉受不了。

　　九八年洪水，村子内外一片汪洋。种了一个多月的早稻被水淹住，只露一点禾苗尖尖左摇右摇。父亲老想出去打工，没有路子。整个上半年，颗粒无收。到了下半年，硬是母亲逼着父亲跑到外面去。没有联系什么熟人，父亲带着两件衣裳，外面借了一点点钱，直接去了广州。后来还是找到一点事做，也不知道他在工地上干什么，年底回家还是没挣什么钱。

　　我上小学五六级的时候，家里经济越来越困难。眼见两兄弟就要失学，母亲跑到大舅妈家去借。人小气，说话也难听。母亲外面借一点钱，受了娘家人的气，回来就发脾气。天天吵架，当时我跟哥哥都不想读书了。实在没有办法，大姑父以及姑妈经他们村子一个包工头带路，下到海南“砍青山”——父亲原是做过这事。这回父亲与母亲不打算种田，两个人一起出去打工。哥哥上初一学校寄宿，很少回家。我就呆在外婆家白吃白喝。老人家非常慈祥，一生最是疼爱我。白天除了胡乱上课，放学什么事不要干。伙伴生疏，不比自己村里有一群人从小一起长大，天天玩耍在一起。觉得很孤独，无聊，没事就拿着一本字帖对着窗台，学写毛笔字。没有人教，横竖都是瞎写乱描。感觉写得不好的地方，内心羞于见人，就用手去揩，弄得手臂脸上到处是黑糊糊的墨迹，常遭人笑。

　　过了七八个月，家中的房屋原本建在山脚边，一年四季受阴潮湿，没有人住，窗台、柜子、床以及墙壁到处发霉，灶台上生了一层白霉苔。母亲突然回来了。原来水土不服，海南属于热带气候，上山砍树热气溽蒸，人就患了疟疾，俗称“打摆子”。湖南八月的大热天，晚上母亲躺在床上盖一床很厚的棉被。人在被子里嘀嘀咕咕地乱摇乱抖。我坐在床前看母亲，问她要不要水喝。母亲一边牙齿抖动着跟我说话，一边唉声叹气。这种病有时严重，很容易折人。母亲当时情绪很悲观，感觉自己心中硬挺不过，说了一些东西很不好。好在母亲回来得早，前后挨了一个多月，吃了一些药，也就慢慢好了。

　　年底父亲回家，据说附近几个村子也有人患这种病，死了好几个。下半年几乎没开什么工，还是没挣什么钱。

　　家里越来越拮据困难，我上初中的时候，几乎就是母亲在外面借钱读书。父亲不想出去打工，就想在家里面搞一点副业。把房子后面一条水沟两头堵死，中间围起来，养了一群青蛙。白天晚上呱呱地叫，父亲忙进忙出，母亲觉得父亲不务正业，天天吵架，听得人心里烦。冬天又养蛇。将我睡的房间后面一间小屋隔开，弄几个大木柜，里面垫一些烂棉被，蛇就睡在棉被里。晚上老是叫醒我替他打灯光——父亲担心蛇患病，看它是死是活。母亲受不了，老是说要将这些东西丢出去。然而女人家看见这些东西天生就怕，即便天天吵架，也不敢走进那个小屋。第二年开春，蛇死的死，瘦的瘦，放在阳光下晒，拿棍子挑起来不动，都僵硬了。找了远近的蛇贩子来看蛇，都摇头不要。说蛇患病了，人吃了不好。结果垫的一点本钱都搭进去了。

　　家里越来越穷困，母亲操持家事，心里上的负担很重。常常与父亲吵架，还说要离婚。我的父亲一生什么事都做不成。主要是人笨，没什么真正的知识头脑，母亲好强，常常逼迫着他没办法，有时就胡来。归根结底，我也像我的父亲。但是我还比较地聪明，不那么胡来。父亲人不聪明，常常受到母亲言语的刺激，人不扎实，喜欢胡来，使得家里往贫困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他自己的精神上也常常承受很多的压力。母亲始终不那么待见父亲。

　　四

　　农历十月初，我跟哥哥整天在家里等父亲的消息。几个亲戚也来家里走走，没有人说去要去寻找父亲。谈起来就是惋惜，同情，可怜，似乎都没有办法。农村那样狭隘的天地世界，活着的人都是那么世俗现实，见人家穷就看不起。家里出了事，亲戚也就远远躲开，过后也就躲着来。三叔从县城回来，我跟哥哥商量，意思是要三叔跟我们一起去寻找父亲。然而都是冷淡的。仿佛父亲患了精神病三五年，人时好时坏，整个人没有用了。我和哥哥又回到衡阳去寻找。时值深秋，湖南收割后的稻田到处覆盖白白的霜，路边的茅草以及枫树一片枯萎。我跟哥哥走在医院前面的大马路上，人海茫茫，没有一点头绪。走到路边蹲下，站起来往前走，又蹲下，又站起来往前走。来来回回，熬到半夜，深感渺茫。

　　第二天下午，我跟哥哥买了火车票，登上火车，天色越来越黑，感觉要掉。车上非常拥挤，我站在火车窗前，看着外面一点游离的光，迅速地划过去。当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我想我的父亲遗失在人间，他的躯体甚至尸身，漂浮在某段江湖深水的野草、桥梁、浮萍、楼台或者石洞中。我感觉父亲始终是在的，只是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解脱了他自己一生的贫困、烦恼以及疾病无情的困扰折磨，反而终得自由。

　　过了半个多月，父亲头脑扭转清醒了。深秋已经交冬，天色非常寒冷，父亲穿着脏兮兮的旧衣服，光着脚板，从衡阳市走了二十多里路，走到三塘镇，遇见附近村子一个开客车的司机认识他，送给他一双鞋，搭了车回家。父亲时好时坏，依然在病中。偶尔电话里跟我聊天，前面的话是清楚的，后面又发了他的病，说多了说远了就胡言乱语。父亲很关心我，却又老爱批评我性子太孤傲，现在还没有出息。糊涂的父亲，恰是这一点，最了解自己的儿子。

　　天远地阔，人间那么一点事情。我倒受尽人间不少冷暖，能有多少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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