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坪（选一）
2021-12-23经典散文
[db:简介]
芭蕉坪——取这个地名的人一定对芭蕉充满了喜爱。在这个名不符实的地方，数来数去也不过二三处芭蕉，但是为了纪念取名人，人们至今还唤这个村落为“芭蕉坪”。
我九岁跟着父母搬到芭蕉坪居住。九岁之前，我住在毛坡。毛坡，听名字感觉是个荒凉的不毛之地，它也确实处于一座大山的半坡上，我最早的童年是在那里度过。
毛坡并不荒凉，那里有泉水，有茶林，有松树和野杜鹃，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各类鸟雀，有鸡粟子和野地瓜，还有雨季天找不完的菌子。我喜欢毛坡。
芭蕉坪，从字面上想来极其诗意，仿佛它就是一个隐在人间的仙境，里面住着许多神仙。实际上，它和毛坡一样普通，与毛坡的唯一区别是，它不处于高山或半坡，而是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前后的山像扇子一样张开向上，直入云霄。
二十年前的芭蕉坪满处都是油桐树，油桐花开的季节，村中老少都喜爱到桐林边坐着闲聊。那时村里还不通公路，也没有电灯，天擦黑时，每家门口都有一个大的火塘，火塘里燃着柴火，柴灰里藏着几只土豆，火光映着桐花，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感觉。如果桐花已经谢去，而月光正好，那么，火光又映着月光，在夜晚的风声里夹杂着人们细细的说话声和山间的夜鸟声。
我初来芭蕉坪，还只是一个九岁的少年，每天的时光都耗在村前的小河里。我的父亲，当时三十三岁，比我如今的年纪大两岁。他是个浪漫的人。在芭蕉坪，他可能是第一个会跳交谊舞的人。他的浪漫思想在当时的农村半点也不受欢迎。比如我的母亲，时常感叹自己嫁了一个怪物。
我父亲在我母亲的眼里是个游手好闲的臭男人，她说，她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才凑合过日子。按照她的本意，她是可以远走他乡，再也不看见我父亲那张“狗脸”。她用各种各样的绰号去形容他，彝语的绰号和汉语的绰号都有。
我父亲是个满身绰号的人。但他不一定是游手好闲的人，至少在他四十岁以后不是了。
在我看来，我母亲实在是个不懂温柔的女人，她唠叨，做事风风火火，性格急躁。我父亲也给她安了一个绰号，不常喊，但是一喊，她必答应。她虽然绰号少，但一个也够用了。那绰号怪毒辣的。
搬到芭蕉坪之后，父亲和母亲很少再吵架，大概是住在这里的夫妻都不怎么吵打，受了别人的感染。在毛坡，我的父母是彼此的仇敌，他们性格尖锐，吵得动手动刀，恨不得将对方大卸八块。我时常做噩梦，在夜晚的竹楼上醒来，没有月光，没有雨，没有风声，只是无尽的黑，我感觉自己是个孤儿。
虽然我的父母吵架很少迁怒孩子，但是在九岁之前的幼稚的眼里看来，自己就像一只孤鸟，不知怎么就出现在人世了。
我是因为父母搬到芭蕉坪很少吵打才喜欢这个地方的。我觉得这里的风水适合夫妻居住。它落在峡谷里，像一个安稳的窝。在我的记忆里，最美的芭蕉坪应该是三月时节——我十岁那年的三月。
十岁那年的三月，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只在河边搭了一座草棚，一家人像鸟一样栖在里面。我的弟弟近六岁，妹妹一岁多，说话还不清楚，走路常摔跟斗，性格霸道，用她仅会的几个单词打小报告。我时常打她。
十岁那年的三月是我的，也是我父亲的。除了父亲和我，别人都不在乎那个三月。三月对别人来说很平淡。
浪漫的三十四岁的父亲搬来新地方一年，他对芭蕉坪充满喜爱。他在冬天砍下几根竹子，破开泡在水里，过一些时候捞起来，编成了一张竹坝（撮箕模样）。等到三月，那时河水醒过来了，水里的鱼也醒过来了，它们游在水里，却十分精明，想吃鱼的人要费很大功夫才能捉住一两条。我父亲就是在那个时节把竹坝支在河里的。竹坝像一只手，白天黑夜都用一个姿势接在那里，等鱼滑进它的掌心。
我的任务是每天去看竹坝，初时可以捡到几条小鱼，当然有时看晃了眼，错把水蛇当了鱼，吓得魂飞魄散。逐渐的，鱼的影子也见不着了。鱼学会了拐弯。
“不务正业”的父亲和我，在那个三月天天等鱼进坝。可是竹坝只伸出一只懒汉的手对着河水的上游，连只虾也接不着了。我母亲很气愤，她天天念叨要把竹坝扯去烧掉。
父亲在那个三月的忍耐力相当强，在母亲的怒骂里居然没有反驳。他说他要致富，他要靠鱼给他带来财富。“多接一些鱼苗，再挖一块鱼塘，养一塘子鱼，娃儿的学费就不用你操心啦。以后我们住进大房子。再买一架拖拉机。”他自信地跟母亲解释。
大概独木桥上方的风水好，父亲移了竹坝支在那里后，确实接到许多鱼苗。但是放牛的张老头子笑得腰也直不起来，他说父亲这样接鱼苗，怕要一百年才能凑够一塘。他说：“你花几个洋钱，去外面进些苗子来喂不更快吗？”
父亲没有撤去竹坝。竹坝是我一个人的了。他很快在河边挖了一块鱼塘，买了一些鱼苗放在里面。在鱼塘的左边，撒了一片草籽，那青草长得和蒜苗一样好看。
第二个三月来的时候，我已经十一岁，鱼塘里的鱼长得很快，父亲看着他的鱼在那里赞美：“还是芭蕉坪好，能喂鱼。”
为了养鱼，我每天要帮忙砍草，我的食指因为一边背书一边砍草，一心二用砍掉了很长的一块皮，由此留下一条丑陋的疤。在我长大以后，漂泊在某个城市，常有眼尖的人因为这道疤而断定我是农村来的孩子。这道疤成为我身份的一个标记。我起初不爱它，尤其在我遇到我的爱情时，曾窘迫地藏过这道疤，但是多年过去，我越来越爱它，当我摸着指上的伤痕，仿佛又看见那些活着的鱼，它们在父亲的眼里游出一丝又一丝的希望；在芭蕉坪巴掌大的鱼塘里，它们曾经给了我父亲无限的憧憬——他以为，我们的前途会如鱼得水。
同样的三月，一个是希望，一个是绝望。我的父亲在第二个三月里遭遇了他人生的低谷。他的鱼遭了一场山洪，死的死，冲走的冲走了。鱼塘像噩梦一样，塘子里满是泥浆和草渣。我的竹坝——支在河里的那只手——不见了；它像受了惊怕一样缩回到无影的背后。
我深记得那个晚上，狂风暴雨，山谷里响着石头滚动的声音。村里没有一盏灯火，父亲和母亲在山洪来时喊着我们的名字。
“到山包上去，到山包上去。到高一点的地方去——”那个晚上反复响着这样的喊声。
母亲抱着妹妹，牵着我和弟弟，打了一把伞瑟瑟发抖地坐在山包上。她一句话也没有，呼吸很重，好像是一种沉闷的哭音。
我看见电筒的光闪在暴雨里。我听见这样一个声音响在暴雨里：“完了！——完了！——”
我的父亲始终不肯走到高处来，他仿佛是一尾鱼，在暴雨里闪着鳞光，翻腾着。我母亲在山包上喊她，没有喊他的绰号，而是喊他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母亲用哭腔喊父亲的名字。我的头发是湿的，没有哭，没有害怕，喉咙里发不出声音，没有穿鞋子的双脚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感到一阵冷痛。雷声从我们的头上滚过去，父亲关了电筒，我远远地看见一个黑点在闪电下摸索着关闭鱼塘的闸门。
暴雨过去后，鱼塘清理后，所剩无几的鱼艰难地活了一小部分。
我们后来没再养鱼。我在十五岁的初一上半期辍学了，并在那一年的下半年出外打工。我也成了一尾鱼——山洪爆发后失踪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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