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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一棵芦苇的思索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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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棵芦苇的思索   

                                                           王克楠
  
                                           偶然地出生和偶然地写字
  
  我常常看着东湖的芦苇发呆,芦苇们在岸边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形成了芦苇荡,我知道,我就是芦苇荡里的一棵芦苇。
  芦苇是刚直的,我生下的时候却是柔软的,妈妈说,克楠生下来两个月就发烧。生下来的第二年,就是全国性的反右运动,环境比我烧得更厉害。妈妈对当时的运动很害怕,给我起了一个很大的名字:克难。
  人在三十岁的时候,或者还会感到自己是一个青年,而一个人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就不得不反思,看看自己活得有没有价值?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那是英雄的所为;生是一只蚂蚁,死亦一只蚂蚁,那是百姓的一生。自己因为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了许多得天独厚的资源,比如文革,比如改革开放。因为客居姥姥家做“人质”,就必然独立地面对许多的困难;因为父亲是右派兼地主出身,必然能体会到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的危险性。
  我觉得自己出生在一口井里的芦苇,高不出井台,只好在井底呆呆地看着蓝天。可以说,我的前半生是在磨难中度过的。磨难是一个怪物,年轻的时候,是诅咒磨难的,2000年以后,却满心欢迎磨难,因为磨难也是一种特殊的财富。我担心自己会被主流社会俘虏去了,因此,我庆幸55岁的时候,终于获得了自由,完成了一个个体生命的自由转身。
  这些日子又想到了文革,那时我10岁。学校里开展运动了,停课了,我和我的小伙伴就跑到湖边玩芦苇,我们在芦苇荡找鸟蛋,把绿的芦苇编成帽子戴在头顶。邯郸以北有一个有名的广府古城,古城边长满了芦苇,诗人李白在唐朝到芦苇荡里荡舟,写了五首诗歌。我当时不懂得古诗词,只是觉得芦苇荡的深处一定有一个叫李白的诗人在睡大觉。我不会写诗词,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写大批判稿开始的,老师让我批判数学老师——董老师。偏偏董老师挺和气,教学挺好的,可是从师范毕业的几个年轻老师明显是造反派,号召我们写批判稿,号召我们打倒老师,说“这是考验革命不革命的关键时刻”,至于批判稿,结尾是有格式的,“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开批判会的时候,真有造反派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把被斗的老师一脚踢翻,把脚踩在了人家的胸脯上,以此象征永世不得翻身。
  董老师是安徽人,他的家乡离样板戏里的沙家浜不远,家乡也有芦苇荡,上课时曾经夸过家乡的芦苇都会算数学题。我上初中的时候,文化课就是《毛主席语录》,姥姥用红布给我缝了一个袋子,装着这本百科全书,我就把整本语录差不多背会了。少年时代的记忆总是惊人的,弄得后来想忘记都很难,直到现在,我可以一个标点符号都不错地背诵“老三篇”,流畅的程度连我自己都吃惊。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还有孔子语录,也真的不知道还有现代意义的散文。我的初中生涯的悲哀之处,连杨朔的《荔枝蜜》也没有读过,直到现在,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一代人,那真是干巴巴的一代,干巴巴的生活。
  一个人的个性是重要的,可是那个时候,你不要问我什么是个性,我在日记本上写: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给我一个碉堡,我要炸掉它,我要当董存瑞一样的烈士……董老师自杀了,我很后悔没有问过他的家乡芦苇荡里,是否掩护过新四军的伤病员?
  
                                                  父亲:远离文字的悲哀
  
  我的作文天分从高中的时候,让一个叫刘增山的老师发现了(另一个班的语文老师),他鼓励我专心写诗歌,不要再学理科了。我的作文几乎篇篇是范文,拿到讲台上讲评。我的诗歌最好的一句应该是“大坝随着号子长”,是形容修建水利工程的。还有一句是“芦苇荡里托月亮”,第一句被工宣队师傅肯定了,第二句被师傅批判了,说是资产阶级情调。
  我不知道资产阶级是否喜欢芦苇,后来看了样板戏《沙家浜》后,有写了几句顺口溜“芦苇依水水自清,邯郸挨着沙家浜,人人都说家乡好,芦苇荡里托月亮”,我拿着这首诗歌诗稿找工宣队师傅,他没说什么,只是使劲地往我的屁股上踢一脚,说,你这个家伙真是一条路走到黑。在高中,我并没有听那个老师的话,没有专攻文科,而是对数学的解方程有着浓厚兴趣,这件事造成了自己对自己的误判,以为自己是文理两科通吃,结果,几次高考的不顺利。初中、高中的时候学工学农学军,几乎是没有文化课的,学生们生活得很悠哉,有两个同学早熟,早早搞对象,我为了表现自己积极,告诉了老师,老师在课堂严厉批评这两个同学——流氓,这和流氓十万八千里呢。
  我记着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年发生了“黄帅事件”,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当时,作为高中生的我也蠢蠢欲动,准备给报社投稿,给认真教课的语文老师找毛病,但是高中老师对我太好了,实在找不出毛病,也没有写成给老师的稿子,幸亏没有投稿,如果成功的话,将会留下一辈子的自责。
  父亲对我的影响,一直是含糊的,一方面他嫉恶如仇,一方面又鼓励我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所以,我一直不敢为父亲定位为成熟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总是想,
  政治上“进步”和政治上投机基本是一致的,还好,我在“政治”上不顺利,如果顺利的话,很可能是一个小爬虫,如果得势的话,可能是一个恶棍,因为一个人的善恶除了个人的素质外,还有利益的引诱,许多事情不是由本人决定的,是你生存的那个空间规定你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说到刚直,我不得不说说父亲房间里那幅画,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画的,画面有七八根芦苇,三只鸟,有飞的,有落到芦苇脚下的。父亲真爱这幅画,可惜,老舍先生沉到北京太平湖的时候,胆小的父亲把这幅画烧了。
  1978年参加高考,高考的不顺利使得我必须通过业余写作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以工代干),可是我的右派父亲告诫我,变成铅字的文字,刀斧也砍不掉,意思是说,文字就是一个人的“罪证”,这就使得继续写文字的人,要抱定坐牢的准备,这使人感到很悲壮,因为喜欢写作,就要有坐牢的准备,给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因此害怕了,退却了,以至于到了30岁后,才战战兢兢地重新拿起笔,写文字。父亲给我写信说,难儿,你要写字,就成了河边的芦苇,就要做好被烈火焚烧的准备。
  我给父亲回信说,烧吧,让烈火来得更猛烈些吧!
  
                                               流放:并非在西伯利亚
  
  俄罗斯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历过流放。我自己认为在一塑料当临时工的一年半,就是个人生命路程里的流放,虽然并没有谁发流放证,这一次是自己被自己吓垮了。人生不管顺利也好,逆境也好,必须面对,才有成长的勇气,而我则做了逃兵。我没有正面面对“上山下乡”运动,当了逃兵。高二的下半年,对胖胖的街道主任谎说自己回内蒙了,结果逃到郊区的一个小工厂——第一塑料当临时工,等待着姨爹给办“留城证”。
  在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中,由于自己年龄小,我不是被改造者,而是被折磨者。我断断续续地知道了父母被改造的一些情景。父亲是归绥一中毕业的,母亲是北京女子职业高中毕业的,俩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但都是被改造对象。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右派,以为走路往右边走,便是右派。我们的交通规则,都是在右边走的,那人们不都是右派了吗?为什么只有知识分子和右派缘分最近呢?运动本来是一件好事情,运动员是充满生机的,但是我看到的运动和运动员,没有一件事体是好的。季羡林先生说:“文革给中华民族抹了黑”,说得好,文革这场运动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能从民族的肌体里找到原因。
  那个时期,我会到沁边走,河里的芦苇是沉默的。后来在那个郊外的小工厂,我知道了什么叫监禁,什么叫失去了自由,什么苦闷。小工厂在邯郸的西部,邯郸城就在东部,我只能看着她哭,不敢回到暖暖的老街,回去了,就会被动员下乡。偶尔也会回河坡老街取粮票和食品,都是午夜时分上路,路过一个乱葬岗子,听着坟墓间沙沙沙的神秘响动,我使劲地大喊,鬼啊,我不怕你,你出来吧。可是一次也没有遇到,倒是天空的星星和月亮照着一个少年孤独的身影。过了乱葬岗子,就是一条小河,小河边有芦苇,见了芦苇就感到亲切,坐下来,呆呆地看天空的月亮。天空真的有一道云河,也不知道是不是姥姥说的那道能把牛郎织女分开的天河。更不知道天河两岸是不是长着芦苇,不知芦苇荡里有没有鸟蛋和泥鳅。
  在郊外的小工厂,充分体会到了什么是害怕。人吓死人很难,人自己吓死自己很容易。当然人吓死自己也是有条件的,关于成份高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乡下的种种遭遇,使得远在内蒙的父母不得不求助于我的姨夫给办这个“留城证”。一个人的一段经历可以成为一种财富,认识一个特殊的人也是一种财富,我在一塑料时期认识的陈有加,即是。陈有加——这个三十岁的老青年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他喜欢读书、思索,而对小工厂底层环境严重不适应,他说这里就是活生生的高尔基写的《在人生》的图景。我们成了好朋友。1973年,我那时被环境压迫到了极点,但是对天文地理乃至哲学保持浓厚的兴趣,就在工余时间和陈有加彻夜探讨,探讨最多的有:物理学上的音色和分子质量关系问题,物理的物质可以无限分割下去吗?从哲学上说,偶然和必然之间是什么关系?个人对历史的巨大作用是怎样呈现的?
  小工厂的地理位置很特殊,紧挨着一座监狱。监狱里的犯人穿着白花花的上衣,上面写着大大的囚字。这所监狱也是劳改农场,农场里有庄稼,也有许多坟墓模样的砖窑。犯人最繁重的劳动就是取土烧砖,红色的砖,很有强度,敲一敲,梆梆梆地响,这是当时邯郸城最好的砖。由于这个砖厂不停地就地取土,监狱场地就下凹。监狱和外界隔着一条六七米深的壕沟,壕沟外有岗楼,岗楼上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壕沟陡立陡立的,不要说是人,连猫也爬不上。但是壕沟挡不住蝴蝶飞上飞下,它是自由天使。我常常在工余时间站在壕沟感兴趣的不是红色的砖,而是农场里的那些囚犯浇菜园子。农场里洼地水泽里的芦苇是白的,囚犯的上衣也是白的,蝴蝶是白的,有时候真的想让那些囚犯像蝴蝶一般飞出来,说说他入狱的原因(当时深信这些人里有冤枉的),说说他还有什么生活的向往。
  无论做什么事,躲避就是让自己变形,我在郊区的小工厂做工,人不再是学校里的那个生机勃勃的青年,但是在一切的业余时间拼命地像芦苇一般学习知识,凡是可以找到的图书都看,看过哲学,看过历史,看过《前夜》《猎人笔记》《怎么办》《牛虻》《激流三部曲》,这些书籍给年轻而痛苦的灵魂以强烈的震撼,影响了自己的终生。为了躲开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我自己把自己流放了,在这个小工厂放荡形骸,失望、痛苦、没落——我不再是上高二时那个单纯的男孩子了。在这个小工厂的小青年有类似我这样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六七个,我们合得来,一起喝酒、抽烟、追逐女人。
  十七八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没有书可读,小青年们大部分彼此开始谈恋爱,我也谈了一个。小工厂里有很多朴实的工农子弟,我谈的这个女孩子很朴实,我们在月下散步,她帮助我打饭,帮助我洗衣服。我得了病毒性痢疾的时候,她去医院给我端水端饭。我们很合得来,就是不谈文学,她上完初一就不上了,只想多挣钱,补贴父母。
  过了将近两年,我的“留城证”办下来了,我的临时工生活结束了,回到了城市,不再找患难时节认识的那个女孩了,找到了新的对象,不知这算不算“始乱终弃”?

                                        运动来了,谁也别想保全尊严
  
  我很感谢我从小生长的河坡老街,虽然姥姥作为“地主”(后来更正)曾经被传唤过,也扫过一阵子大街,但是,邻里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热情,该来往的还来往。与上层的冷酷相对比,底层是温暖的。小学的时候,我有个好伙伴张印昆,他是绝对不容许我在学校受欺负的。18岁在轴承厂工作以后,又有一个叫杨月娥的女师傅,事事保护我,使得我免以受直接伤害。
  一个人活着的理由是有尊严,而另一些人则要取消他们的尊严,或者剥夺他们活着的理由。文革的时候,一批知识分子纷纷自杀,没有自杀的也洗心革面,成了仅仅活着的傀儡,作为他们的子女,天生被上戴了“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我想,幸亏自己的没有被教育“好”,否则就写不出散文了。每当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想到初中时的董老师自杀。董老师是一个好老师,地主出身,我们当时的头脑里都有一个抽象的坏人——万恶的地主阶级,因为董老师是地主家庭出身,就是活生生的坏人。殴打老师,打的并不是董老师,而是被代换为万恶地主阶级(相信其他同学也是这样的)。后来和许多同学反思这件事情,都是这样的心理,大家都很内疚。
  中国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劣根性的总爆发,它的积累期不仅仅是一二十年,而是几千年了,看中国文化劣根性,都可以从文革找到鲜明的例证。我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一个极为容易“献身”的人,文革中目睹了武斗的双方视死如归的壮烈场景,曾经以为双方都是英雄;看到造反派攻占一座大楼的时候,高喊着口号往上冲,真的好英勇,好崇拜啊。于是,我就想当兵,去为保卫国土而战,可惜,自己政审不过关。在珍宝岛事件以后,看了“新沙皇”占领中国国土的资料片,自己的仇恨又一次被点燃了,又一次想当兵,想用枪保卫和收复中国国土。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10岁,上三年级,当时,高年级同学开始揪斗老师,戴着高帽子,施行“群众专政”,老师的斯文扫地。学生斗老师,也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我的班主任是一个造反派,很年轻,有二十几岁的样子,号召我们批斗老师,鼓动我们每个人走到被斗争的老师跟前,都要扇一个耳光。她说:“谁不扇,谁就是不革命。”为了当一个革命者,当时的同学都打老师的耳光了。女同学心软,扇的要轻一些,我也扇老师的耳光了,清晰地听到被殴打的老师轻轻地喊:“毛主席万岁。”后来大了,我想,当时斗争者和被斗争者都是忠于毛主席的,但为什么一下子被煽动起那么大的仇恨呢?
  人到中年,反思自己,自己是一个冲动多余思索的人。这个特点父亲是没有的,我也是没有的。母亲是一个有思索的人,她是在大事面前清晰的人,但我继承母亲这个气质不够。母亲常常告诫我,遇事要三思,不要冲动。1957年以后,许多的知识分子处于苦中作乐状态,比如汪曾祺、张中行等,传说中的相声演员侯宝林,造反派喊“打倒侯宝林”,他立即躺倒在地下,造反派也哭笑不得,取得了一种噱头的效果。我的母亲在银行挨了批斗后,走出单位大门口就唱样板戏,别人以为这个女人疯了,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力量,也是一种自我慰藉。
  中国文明史上的闹剧,谁看到了,我想河边的芦苇肯定是看到了。芦苇在抗战时期孙犁的笔下是勇敢的战士。在国人互相残杀、争斗的年代,芦苇无言的哲学家。
  
                                       不再抱怨,严格地进行自我解剖
  
  有的人活着是创造生活的,有的人是抱怨的。我曾经埋怨过父母,对他们应有的对子女的支持缺失感到愤懑,其实,父母生活的也很艰难,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运动员,是直接承受思想改造和身体改造者,而自己不过是间接地受到了伤害……直到这几年,父母进入了老境,自己人到中年后期,才悟过来不该埋怨父母的,他们处在生死边缘,无暇顾及自己的子女,是应该得到理解的。
  生活里的我,好些年是浮躁的,远离芦苇。已经不会思索了。我个人的劣根性,在于对古今成功的政客有一定的兴趣,甚至把他们作为榜样。我曾经对于流血有一定热情,这样的热情近似于日本的武士道。喜欢做虚狂的革命者,而对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缺乏理性的思索.......这几年虽然静下来了,但是曾经对积极炒作自我保持浓厚的兴趣,想办法接近一些名人,邀请名人为自己写序言,写评论,对于真诚批评自己的人,反感,不再交往。如果文字发表不了,也是像猴子吃蒜一般难受。
  芦苇没有竹子的峻拔,没有百花的姣美,默默地自己生活在水泽。我的散文过于关注东方的空灵和唯美,而对西方的真实和朴实却关注不够。文学应该远离资料,但是自己的许多作品是模仿一些“大师”的资料性,没有思想,没有审美,也没有独创。创作出的许多作品虽然上了刊物,上了选刊,甚至获了奖,其中赝品并不少,这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要写好作品,必须超越自己,超越自己很难,读书思索是一个渠道,更重要的是反省,乃至忏悔。每个人的前面都有古人,后面有来者,每个人都不可能把事情做到极致,只可以把事情做得尽可能好。我写的这个文字是用于自我解剖的,读者也可以通过我将近六十年的经历,看到社会发展的进程。
  写到了深夜,我还在写着,我不怕痛,也不怕露丑,因为沁河就在我的身边,河边的芦苇也没有歇息,它们默默地鼓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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