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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升堂亲历记

2021-12-23抒情散文谢君2017
韩复榘升堂亲历记1、济南乡师就学
三一年那年,我在阳谷寿张乡师读书,九一八事变时,听说济南学生跑到南京示威,内心颇受影响,回家就跟母亲商量,决定外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于是,离开寿张跑到济南,考入了济南第一乡村师范。
济南乡师有一个读书会,……

韩复榘升堂亲历记
1、济南乡师就学 三一年那年,我在阳谷寿张乡师读书,九一八事变时,听说济南学生跑到南京示威,内心颇受影响,回家就跟母亲商量,决定外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于是,离开寿张跑到济南,考入了济南第一乡村师范。
济南乡师有一个读书会,还有一个抗日救国会。有一次抗日救国会在学校组织演讲比赛,我一高兴,上去发表了一个看法,记得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不想就此引起一个人的注目,这人叫姚仲明。
后来知道姚仲明是地下党的,是乡师支部的头头,因为他将我发展入了党。济南乡师很早就有党的活动,虽然经过破坏,一直没有断根。只是更加隐蔽。由于立三路线盲动的教训,乡师支部不贴标语、不散传单,不用革命术语夸夸其谈,总之不出风头,不搞浪漫行动。平时活动,以组织书刊的阅读为主,在讨论形势中,看你进不进步,弄得好,也就是各方面了解后,思想上确有革命倾向,就发展入党。我到33年初姚仲明才介绍入党。在宣誓中,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誓言是“革命到底,永不叛党。”
入党后,渐渐结识的,我记得的有徐宾、刘懿祥、尹圭璋、刘加典、景慕远,大家都以兄弟相称,好象把兄弟的样子。对了,还有一个叫赵健民的,后来这个人成了大人物,山东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很多人名字忘记了。其中,徐宾、刘懿祥和我是同乡,都是濮县人。
那一时期,我以交通员的名头,跟着姚仲明跑过山东的一些地方,去过阳谷、肥县、莱芜、博兴、益都、沂水等地,姚仲明是以巡视员的身份,视察工作,到那里的党支部找党员谈话,那时的党支部不在小学校,就在村庄里。姚仲明在了解情况之后,就给他们谈如何发发展党员,建立县委组织,除了这个指示,其他就没有指示了。 2、莱芜出了叛变分子 到三五年,我已经不读书了,很多人跑出济南,到下面小学教书去了。我留在济南做了地下党的专职交通员,在一起的还有刘家典,俩人住在北园沃家庄。这年农历十月,莱芜来了一个人,走进二门,就喊刘加典。刘加典出来一看,是刘嘉浩。
刘嘉浩星夜赶来济南,告诉我们莱芜出了叛徒,县委负责人刘伯戈叛变了,刘伯戈本来以国民党县党部文书为掩蔽,跟随他的一起叛变的,还有方春荣、周茂森和李光荣,他们都参加了捕共队,正在莱芜捕人。刘嘉浩说,刘文公他们好几个人人捕走了,不知死活。得知这一消息,我俩吓了一跳。刘家典讲,我们快些搬家,他们知道我们的住处。
我和刘加典俩人一起离开北园沃家庄,转移隐蔽。我跑到白鹤庄一家姓李的人家,以备课考学校为名义租了一间房子。刘加典另租一处,他讲他是我的上线,为了秘密工作,只能他找我,不能我找他,我就不知道他的住处。
那个时期,现在叫白色恐怖时期。我记得三三年前后,山东党组织在博兴、益都、沂水等地区搞了暴动,这些暴动全部失败,因而我们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和杀害,有些人就叛变了。叛变的人在国民党那边成了特务。他们有个特务组织,叫“捕共队”,大队长就是原来山东党的组织部长宋鸣时。宋鸣时和他的“捕共队”专门和我们作对,带领队员四处横行,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搞得我们山东党和北方局以及中央完全断绝了联系,没有了上面的指示,也没有了上面的经费,搞得在济南生活很困难。 3、老乡被捕了 大约三六年农历三月份,有个叫冯寄雨的人,来到济南,讲是北方局派来山东恢复山东党的,冯寄雨找到了姚仲明,姚仲明那时在济南乡师附小,也就是郊区的全福庄小学当教员。冯寄雨找到姚仲明,在他那里暂时住了一阵,后来又离开了。冯寄雨原来是河北省委冀鲁豫的代表,大约是特委书记,听说是赵健民到处乱跑,寻找上级党组织,他鲁西鲁北都跑了,甚至上海、北京也跑了,乱跑了一通,最后在河北接上了线,请来山东。冯寄雨到了山东,后来大大有名,搞了徂徕山起义,抗战时期人称山东王,山东老百姓都挂他的像,喊黎主席万岁,那时他已经换了一个名,叫黎玉。
不久,听说他们在济南四里山下开了个会,正式成立山东省工委,主要成员三个,一个冯寄雨,坐了头把交椅。一个赵健民,管组织。一个尹圭璋,管宣传。也就是一个省工委书记,一个组织部长,一个宣传部长。
这些情况都是徐宾和刘懿祥讲的,他们俩个当时是搞省工委秘书工作的,负责山东党的印刷机关,印刷机关就在他们的住处,济南的擀面巷,俩人一起工作,也住在一起。当时搞印刷工作,规定只许晚上搞,白天睡觉。三六年农历八月,有一个会议文件需要突击印刷,这天晚上,俩人搞了一夜没有完成任务,到第二天早晨,恰好下雨,刘懿祥对徐宾讲,天下雨了,警察不会来查户口。于是白天继续刻印,正刻写钢版呢,警察来了,我那俩个老乡一起被捕了。
我记得这天是初八,按约定,我于中午十二时去取文件,走进二门。房东问我找谁。我答找徐宾。她问你们什么关系。我答同学。她就讲:
“你碰到警察没有?他们一早捕走了。警察守在这里,到吃中饭时间,我给他们警察说,老总你们吃饭去吧,有人来我马上告诉你们。现在他们吃中饭去了。你快走,他们吃了饭就来。”
我一听转身就跑,她却跟在我后面。我急了,讲:
“不要跟,不要跟。”
那个房东就喊:
“你给他们家去封信,这样二个小青年捕走了,不知死活。”
我跑到在济南青年会馆找到刘家典,报告印刷机关遭到破坏。大家吓了一跳。赵健民也在那里,讲:
“大家快去搬家。”
搬家后,又到青年会馆碰头,我们三人各留了联系地址要跑。赵健民讲:
“冯寄雨傍晚要到徐宾和刘懿祥那里去,我们分头去截他,截完再跑路。”
赵健民到小西门里大明湖边去拦人,我到官驿街盯着,刘家典最危险,到擀面巷口截冯寄雨。我们三人分头去了。我等到夜里十多点钟,没见人来。我就跑回老家去了。 4、捕共队找来了 回家躲了一周,当月十五号,这年的中秋节,我被抓了。
十二号那天,济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内容是:寿张民主饭店XX,祥病,无大碍,特电告。
后来知道,这个电报是赵健民打的,他打来这个电报是好意,意思是刘懿祥和徐宾没有出卖组织,同时叫我跑去转告在鲁西的各地组织,叫同志们提高警惕,以防破坏。不想,就要那天,他打完电报就被“捕共队”捉拿了。
后来在狱中,他讲了经过。在济南沂源门,也叫小西门,就在大明湖附近,这天,赵走在小清河路上,碰到莱芜人方春荣,方春荣认识赵健民,喊道:
“赵健民,找你好多天了。”
“你认错人了。”
赵想脱身,方春荣马上掏出一张假票子呼人:
“抓骗子!捉住贩卖假票子的人。”
走路的人围了上来,赵健民就走不脱了。而后,赵被送到附近的警察所,又转国民党省政府捕共队。赵健民有一个文件和记事本来不及丢掉,落到对方手里。文件叫中央十二月决议,内容是延安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问题。记事本上留有电报的草稿。“捕共队”按电报线索开汽车到了阳谷寿张。
捕共队办公在济南珍珠泉东一巷,边上是军阀韩复榘军法处的押犯所。进了捕共队就是审讯了,严刑拷打,竹鞭抽打,又上了扛子,捕共队七八个人站到扛子上,扛子压在我的腿上。让交代与上级的组织关系。我回答:
“这些早不知道了,共产党在哪里都不知道了,与我的关系早断了。”
审讯我的人就有方春荣,方春荣喊:
“你当我们不了解你,你瞒得了谁?你的鼻子想喝洋油?想喝辣椒水?”
后来又来了宋鸣时,宋鸣时讲:
“不要执迷不悟了,要讲参加共产党,我们的资格比你老多了。你要为自己的结局想想,为前途想想。你是个小青年,不要让我们为你可惜。你把知道的讲出来,前途还是很有可为的。”
我讲:“确实都不知道了,都是过去的事了。”
审讯了六次,宋鸣时恼了,喊道你想做共产党的烈士,我们可以成全。然后一拍桌子,喝道:“拉出去,枪毙!”立即有特务过来拉着走。这时,一个老特务讲:
“宋队长,别生气,叫他考虑考虑,给他一个考虑的机会。”
老特务又对我讲:
“给你个机会好好考虑。错过了,就真要当烈士啦。”
我回到押犯所,进门就有犯人问审讯情况。我说了一遍。有经验的讲:
“他们就是这一套,威吓利诱。不过他们没有杀头权,山东要杀头得经过老韩,你准备过老韩那一关。”
这天晚上开始,我被关到院子北面一个小黑屋里,上了脚镣。 5、韩复榘过堂 韩复榘盘踞山东,是一个军阀,他当时对于省内禁烟、土匪和共产党处理甚严。他有一大爱好,就是过堂,在他省主席的法堂上做青天大老爷。传说只要惹得韩复榘眼睛一瞪愣,立即就拉出去毙了。
那时在押犯所,在过堂前,大家天天议论韩复榘过堂的事。
有的讲:
“老韩把手一摆,“毙”,你就完了,汽车拉上送纬八路了(刑场)。”
有的讲:
“咱们撞上好运了。老韩这家伙,他高兴了你就走运,他发了脾气,你就倒霉。听说老韩家最近娶了儿媳妇。”
“他娶儿媳妇,对咱们有好处。这回有了喜事,咱们会得个轻判。”
“别作梦了,该倒霉还是倒霉。”
这天下午,军法处来检查案子,通知了韩主席过堂。
第二天一早,大家就被拉去了。一共五六十人,去省政府过堂。进大门后,叫我们在前院两边立好,看到院子有二十多个武装人员,天井里停着两辆汽车。有经验的讲,这是押解要枪毙的犯人的。不久,执法队押着我们穿过一个大饭堂,进到一处南北走廊的西南角下,叫我们向北而坐,排成一条线等着。走廊两边是油漆朱红的明柱,走廊北面是楼房,房门口挂着“主席办公室”的牌子。门前已经放好一张大桌子,桌子两旁也立着近二三十个端枪披武装带的人员。韩复榘没有出来时,那些人聊着。少顷,韩出来了,这时那些人立即肃然挺身,鸦雀无声。韩复榘坐到桌子中间,于是审讯开始了。
第一个喊上去的是贪污案,莱芜人员。军法官刚要念案情。韩复榘不等他开口,就把手一挥,讲:“押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敢问,反正是他韩复榘认为还不到解决的时候,那个人就只好下来了。
再叫上去八个夏津县的民团团丁,军法官道:“据告发,这八个人通匪,经查属实。”韩复榘眼一瞪,立即手向外一摆,说:“毙”,八个民丁大喊诬告冤枉,人却已经被拖走了。
接着喊的是寿张贪污一案,被告是一个乡长,五六十岁,原告是几个财主。军法官道:“被告乡长贪污,经调查属实。贪污项目是请客打拼锅儿(就是“打平伙儿”,吃了饭,叫人分摊)。韩复榘问:
“你当乡长,公事请客,不过烙饼炒鸡子,你怎么打拼锅多花钱呢?”
那个乡长说:
“回主席话,我上任办公,打拼锅请客是跟他们讲过的,他们都同意的。有时他们也参加吃了。”
几个财主原告一听,分辨道:“乡长贪污多占。”
韩复榘道:
“你们不要打官司了,我给你们五块银洋,到街上去吃顿饭讲和。我看这个乡长年纪不轻,面相和善,不会贪污。回去吧。”
乡长随说:
“谢谢主席,我有钱,还能让主席拿钱,我有钱,有钱。”
韩复榘道:
“不要讲了,马上下去。去拿十块钱,你们去个小饭馆就行了,可不要去东鲁饭店大馆子,大馆子要多花钱的。”
这样原被告就都下来了,嘴上喊着:“谢谢主席,谢谢主席。”
随后上来的,就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拐子军人,军法官念道:“贩卖毒品白面七元,经侦察队查实,他原先在西北军作过事。”韩复榘用眼睛立楞了他好几秒钟,似乎对这个军人有所考虑,但最后还是手一摆:“毙。”三四个武装人员上前架了那人就走,此时拐子军人破口大骂:“韩复榘我操你八辈,我操你祖宗。老子跟冯玉祥多年,少了一条腿,你连这一点事也不顾我一顾!”武装人员有的拿军棍打头,有的掩那个人的嘴,拉出去了。韩复榘面色青黄,气色难看。
走廊里大家就又议论开了:“唉呀,主席发火了。”因而等着的人都恐惧起来。就是这时,忽然听到叫我了。我上去站在桌子面前,军法官念道:
“这个是师范学生,是共产党分子。。。”
韩复榘听着案情,当念到是共产党时,眼睛立愣起来,问:
“你是个学生,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参加什么共产党!”
天虽不太热,这个时候身上也出了汗,但我头脑还是清醒的,我回答:
“我是个穷学生,共产党为穷人,讲抗日,主张是好的,所以参加它。”
韩复榘道:
“什么穷人、抗日,讲得倒好听!闹的是暴动,危害民国!”
这时,军法官插嘴道:
“捕共队宋队长呈请主席枪毙他。这人应该枪毙,在鲁西活动。”
“你又到鲁西去干什么?那边有山,好闹暴动是不是?”
“那边是我老家。”
“你很狡猾,顽固。”
即刻有武装人员上来,扭住我的手臂,单等韩复榘喊一声“毙”了。不想韩复榘道:
“算啦算啦,都是些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听不得几句刺激话,一听就胡闹!去反省反省,声明脱离关系不干了。”
韩复榘的意思是关监狱,我一听转身就走,下来时又听韩复榘嚷了一声:
“叫他写自首宣言,不写就毙!” 6、取保释放 我转到了济南看守所,也叫山东高等法院看守所,在西门外,时间在农历九月份。这里在押犯人有十七八人,礼字号关了一批,义字号大楼关了一批。一个房间二个人,押一个政治犯了,一个普通犯。
那时韩复榘搞模范监狱,看守所就比押犯所宽松许多,上厕所时,大家可以通通气并商量几句。姚仲明、徐宾、刘懿祥和赵健民也在这里,大家同案,交流了审讯情况。这里的看守人员多是雇佣的,有一半可以做做工作。山东党有人来送东西,带点咸菜,送几本书籍进来,简单告诉一点外面的形势,有红军东征之类。
这年底,听到了西安事变,徐宾在厕所里激动地对我们讲:
“我们马上可以释放了,外面抓了蒋介石。”
大家一听,欣喜万分。可惜的是张学良好事没有做到底,又把蒋介石放回到了南京。大家就又出不去了。徐宾大骂蒋介石,也大骂张学良。
不久,日本鬼子的炮声来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鬼子很快占领平津,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河北听到了炮声,山东也听到了炮声,敌机跑来济南上空盘旋。虽在狱中,洛口桥头打大炮的声音却天天可闻。一拉警报,看守们就全部钻入防空洞。大家关在房内,心火如焚。不久,外面又传来抗战的形势,知道了平型关红军的大捷,当时不知道已经叫八路军了。这天,姚仲明在看守所姓王的所长房间见了外面的人,回来开玩笑道:
“日本鬼子解放我们来了。”
原来,外面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省委在想法弄我们出去。于是,大家开始争取斗争,姚仲明执笔起草,写了一份状子,状子我记得大意是:我们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本来就是无罪的。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要求上前线杀敌,要求立即释放。状子写好,大家都跑到厕所签了字,通过看守送交给山东高等法院。但是,国民党不答应,引用刑法XX条,驳回了要求。我们当即宣布绝食,绝食了三天,天天在牢房里喊:
“我们要抗日,不要做亡国奴。”
“我们要到前线牺牲,不能再作囚犯。”
这时大约在三七年农历九月份,我们都作好了逃狱准备,查看地形,研究一旦日本鬼子打来,如何暴动越狱。
大约过了两周左右,济南情势日趋紧张,在看守所里,听说日本鬼子已经进犯到了鲁北地区,占了德州,与济南仅隔黄河相望。由于危在旦夕,城内一片混乱,看守所的人员也有准备逃跑的迹象,又听说韩复榘要跑。大家立即又提出释放。不几天,好消息来了,看守所的王所长(大约叫王仲若)叫我们集队,一集队他就宣布了:
“日本人打过来了,形势很紧张,现在可以放了你们。所有犯人统统释放,没有定案的释放,已经定案的取保释放,你们必须找一个铺保,取保出狱,出去后别当共产党了。”
第二天,在一个看守的跟随下,我出去找铺保,在大街上看到秩序已非平常。平津流亡学生,成群结队宣传抗日,并进行募捐,我走到第一师范门口附近,遇到一个拉黄包车的,一打量是刘加典,不期而遇,喜出望外。我告诉看守,我看到了一个老熟人,可以委托他给我找个铺保。看守讲:
“你快跟他说吧。都这个时候了,能很快找到铺保就行。”
我将打铺保一事告知刘加典。刘加典一听,非常高兴,讲:
“你们在看守所有几个人?组织上正营救你们,向韩复榘提出了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目前形势很紧张,你回去对监狱的人讲,书面的东西,如果要公开发表反共宣言是不可以的,政治损失太大不能干,拥护韩主席抗战是可以的。你们出来后,就到这里第一师范平津流亡学生总部,来找景慕远接头。”
这样,在坐牢一年之后,我放了出来。我是第一批放出来的,出来后听说要经过组织审查,我就没有跑到济南第一师范去了。那些跑去接头的,脱下长衫打游击去了。后来的事,我的老乡牺牲了,姚、刘、赵、景当年打游击慢慢出了名,解放后有的做大使,有的做部长。但山东抗日根据地出来的大干部,后来又都倒在新四军陈、饶手里。解放后出名的就一个,赵健民,但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老乡康生罢了官。那时他已经是候补中央委员、云南第三把手。六三年农历四月,刘出访归国,过云南,赵独往谒见,讲:“党内不民主,九大迟迟不开。”这是他的问题要害。他的问题不是书面上定性的叛徒和操纵山东支边青年血洗下关。
我回了老家,不坐牢了,也算拔云见日。当年济南乘坐火车时,火车站上连卖票子的人也没有了,看到很多人在那里爬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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