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其人

徐老其人

　　年青时，曾在集团报社工作。报社算我共8个人，主编、责任编辑，外加6个兵，责任编辑姓徐，已年近60，大家都称其为徐老。

　　报社是正处级单位，总编的级别是正处，徐老的级别是正科，算是二把手。徐老穿着正统，平时穿着黑呢的中山装，戴着一顶解放帽，天气稍冷时还会在脖子上加一条围巾。用我的观点看，徐老年青时长得一定挺帅，个子虽不高，但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身材笔直，精神矍铄。只是年纪大了，头发白了不少，连眉毛也有些见白了，再就是来沈阳几十年了，他的山东乡音还是没改。

　　报社就一间大办公室，中间用几个柜子隔了一下，总编和徐老在里面，我们在外面。徐老平时里十分严肃，不苟言笑，从不和我们开玩笑，无事几乎不到外屋来，只要上班，除了上卫生间外，他在转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柜子隔成了屋，但不隔音，我们在外说什么，里面全能听得清，徐老太正统了，听不得我们说三说四，看我们工作时间聊天，就会不高兴，如果我们的谈话中再带点别的，更是气得不行，实在憋不住了，他就会说说我们。说是说，可编辑们谁不怕他，尤其我的前任编辑，人挺社会的，本也不打算在这长干，我来接了他的三版之后，他就不包版了，整天闲着无事可做，只要徐老说一句，他就有八句等着，有次他还故意气徐老，说：徐老，你都这大年纪了，管好自己就得了，可别掺合我们年青人的事。

　　90年代初，是思想撞击最激烈的时候，报社是集团里相对思想活跃的地方，信息来源也多，但只要是听到什么新消息、新思想、新举措，徐老都会唉声叹气，对他而言，是改革就都不对，是新鲜事物都看不惯。官倒也好、腐败也好、承包制也罢，他一提起来是深恶痛绝，对改革开放后的灯红酒绿更是恨之入骨，我那前任，平时喜欢和女人交往，经常去跳舞，他在徐老的眼里就算是地道的坏人，私下里，徐老就不止一次的和我说过，千万不要向他学。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徐老，我总会把徐老与契柯夫笔下的《装在套子里的人》相比较，心里面我就叫他“别里科夫”。听同屋的人讲，徐老年青时也风光过，原是给集团副总经理当秘书，可我不真的搞不明白，为什么都快退休了，他还在正科级原地踏步。

　　在报社，唯一的额外收入就是稿费，编辑们在本版发稿会给一点点钱，稿费按字数计酬，不过这钱要被报社扣掉50%。当时是铅印小报，容量不大，像我负责的三版，主要是经营管理和政工，每期版面去掉两幅照片的位置，最多只能装不到5000字。可我不能整版稿件全由自己写，一是全写太累，再就是要考虑到通迅员的感受，算下来一个月能挣到一二十块钱就挺不错了。

　　总编是看不上这点小钱的，总编有总编的办法，他和集团争取了政策，如果在集团外发稿，集团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在国家级媒体发稿奖励3倍稿酬，省级媒体发稿奖励2倍稿酬，市级媒体发稿奖励1倍稿酬。说是国家级媒体，但集团新闻能上人民日报等大报的机会很少，几十年就那么几次。所谓国家级刊物主要是部办报纸，其它如《中国工业报》、《中国经营报》等行业报也会上一些。别小看这点钱，在部办报纸上发一篇稿的稿费至少是30元，回来一乘3就变成90元，一篇稿子的稿酬拿到手就是120元，说白了，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

　　对外发稿这张饼看着好吃，可是我吃不到，因为有总编，有负责外宣的编辑，还有一版的编辑，这项福利就被他们三个包了。每月发稿费的时候，我们余下的几个心情都不太好，人不怕别的，就怕比。我们心情不好，徐老的心情也好不到那去，我们一个月至少还能收个一二十元，徐老可是一分也挣不到，我一直好奇，对稿费问题，徐老是怎么想的。

　　一天，一个所谓的记者来报社推销了，他们的刊物是香港的，一版通栏彩色内页软文的报价是5万元，这在当时不算是小钱。总编听完介绍后，眼珠一转，问了个问题，发稿后有稿费吗？记者回答说：有，当然有了，稿费不仅有，还按照香港的标准来付，可以付港币，如果不想要港币，可帮助兑换成人民币汇过来。总编的心动了，等记者走了之后，就打电话给宣传部的王部长，请王部长过来商量要事。

　　王部长年龄也不小了，人很精神，头发总是一丝不乱，有干派。其实我们都明白，报社正式名称是新闻处，行政编制，不归宣传部管，总编心思缜密，怕这件事上面不批，就拉上了王部长。正当总编巧舌与簧的和王部长说着这个香港刊物有多么好，多么有影响力，如果上一篇介绍董事长的文章效果多大的时候，徐老在边上脱口而出：“那是个骗子”。同屋的我们都差点笑出声来，可以想象总编的脸当时是多么的难看，下不来台。王部长走了之后，总编当着我们大家的面质问徐老：老徐，您说人家是骗子，骗你了吗，骗你一分钱了吗？老徐不再回话，只是自己在嘟嚷着，说的什么，我是一句没有听清。

　　香港刊物的文章发表了，样刊寄了回来，总编高兴的发给我们每人一本，说是做个纪念，他从这里得了多少稿费，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终于有机会轮到徐老写稿了。有一次总编出差，集团有个重要会议，是徐老代总编去开的，总编就对徐老说，徐老，你开的会，你就写一篇报道，放在一版吧。徐老开始动笔了，我真没有想到，就这么开会的一点事，徐老洋洋洒洒写了四千多字，这么多字在一版上根本放不下，还得往二版转，这篇长长的稿子让一版的编辑哭笑不得，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

　　徐老不包版，我们各版的稿件一周汇总一次，交给他审核，忙过这两天后，大部分时间徐老都没事做，我十分好奇，徐老天天是如何度过的。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我得出了结论，徐老没事干时就是看报纸。进一步，我又发现个秘密，徐老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徐老不是没有机会写稿吗，他也找到了他的挣钱门路，给报纸“挑错”。他专门在《沈阳日报》、《辽宁日报》等党报上找错别字，挑出一个错字，报社会给三或五元的奖励，一般还会给回封信函，表示感谢。我在想，和总编比起来，徐老这钱挣得可太不容易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从报纸上找出一两个错别字得多难啊。徐老另外还有一个挣钱之道，画年节的报头。平时，只要一有空他就画年节的报头，等到了新年或国庆前，徐老就忙着把自己平时画的报头寄到各地去投稿，一个年节总能中上几个，只是这种稿费，不在集团奖励范畴内。

　　报社是个穷地方，基本没有机会聚餐，也没有人请我们吃饭，外面媒体来集团采访，如需接待，一般是到集团办公室去申请客饭，陪客呢，当然只能是总编和管外宣的编辑，轮不到我们。

　　在报社一年多，我只吃过两次饭，一次是给徐老过生日。我们这有个习惯，60大寿59岁过，徐老今年59，总编说大家得给徐老过个生日，当然钱就从平时扣我们的稿费中出。其时已是12月，天寒地冻，大家商量一下，还是吃火锅热乎。找的店很小，看起来也不太干净，火锅是传统的铜火锅，里面放点海鲜当锅底，总编讲了几句祝福的话后，会餐就开始了。一版编辑说，徐老，今天是您过生日，您得第一个动筷，徐老听到以后很是高兴，慢慢的拿起了筷子，看着火锅，他思索片刻，迅速而准确的将火锅底中唯一的螃蟹夹了出来，放在自己的小碗里。一版编辑一看乐了，说：徐老这是锅底，您还真不能先吃，螃蟹肯定归您了，只是得等到我们吃完火锅的时候再给您，边说，一版编辑边把那只螃蟹又夹回了火锅。

　　第二次吃饭，是请锦州日报社的刘副总编，刘副总编是沈阳日报社的中层，去锦州日报社挂职，他来集团是为了给报社购买大客车的。总编决定请刘副总编一次，吃饭的地点选在办公楼对面的食堂，食堂做的菜虽不好吃，但是干净、量大且价格便宜。在席间，大家都有说有笑，只有徐老不太抬头，只顾往自己嘴里夹菜吃。大家说着说着，忽然想起徐老还未发言，就请徐老也说上几句，有一道菜是“雪棉豆沙”，徐老当时已连着吃了好几个，一听让他说话，他就边吃边说：你看，人家这个小馒头，做的真是太好吃了。

　　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忽然看到徐老在偷偷的抹眼泪，便找个机会私下问徐老，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了。原来，徐老的妻子一直卧病在床，他听说这个星期天，有个气功大师来我们地区，在文化宫给大家讲课发功，他想把老伴带去，让大师给老伴发发功，可是他家离文化宫有点远，因此发愁，不知怎样才能将老伴送过去。我一听，哎，徐老您这难过什么啊，我去给您借个车，不就结了。我心里有底，当时虽然车少，可我原单位有好几台小车，借个车不难，听我这么一说，徐老破涕为笑，不哭了。不过我心里在想，就算是借不到车，打个车才多钱啊！

　　在报社时，我才二十多岁，看着徐老，我经常想，我到60岁时会不会变成徐老现在的样子呢，会不会连火锅都不会吃，连最普通的雪棉豆沙也不认识呢，想来想去，我最终决定还是离开机关，再次回到了我原来的公司。

　　回到公司后，我立即向总经理建议，也办一张报纸。因为受史玉柱《巨人报》的影响，我一直有自己办报的想法。企业的报纸相互交流，我在报社时总能看到《巨人报》，如果没有《巨人报》，我肯定不知道史玉柱和巨人集团，我因此得出个结论，企业报用于营销一定是个好办法，当总经理看到我给他的《巨人报》后，一拍桌子，定了，公司也办报，但办就办大报，不办小报。

　　大报容量大，我一个人办报困难，出报纸还得依靠我在报社时的那几个弟兄，刊号是借用的集团报内部刊号，一个月出一期，每期给报社每个弟兄100元，首期报纸印数定为2000份。此时徐老已退休了，我又建议总经理把徐老聘过来，主管发行。

　　我本来的初衷是，全国有30个省、200多个城市和3000多个县，每个县、市都有交通运管部门，都有客运公司，如果能定期给他们邮寄报纸，长期坚持下来，潜移默化，一定能起到理想的宣传效果。

　　从心底上来说，我是想把发行作为一个长线的重要工作，所以才特意聘的徐老，可没有想到，徐老并不按我的思路出牌，报纸出来后，他没有花时间去筛选有关联的政府职能部门或相关企业，而只是按照销售部门提供的几百个联系方式，动员全家上阵，一起写信皮，用了三天时间，把一个月的工作干完了。

　　我的办报大计和宣传方向，就这样让徐老给走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