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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原创] 赶马人与“国大代表”

2020-12-14叙事散文木祥

木祥滇西,这个属于丽江的章斐村是一个十分封闭的村庄。明朝以前,这个村子里,靠赶马谋生的马帮还没有行成规模,村子里,很少有人走出这个坝子。明朝洪武十五年以后,朱元璋“调卫”的军队和“屯民”迁移到了村子里,中原文化就一直左右着这个村子发展的方
木祥
  滇西,这个属于丽江的章斐村是一个十分封闭的村庄。明朝以前,这个村子里,靠赶马谋生的马帮还没有行成规模,村子里,很少有人走出这个坝子。明朝洪武十五年以后,朱元璋“调卫”的军队和“屯民”迁移到了村子里,中原文化就一直左右着这个村子发展的方向。调卫来的军士和屯民喧宾夺主,成了村里居民的主流,但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因此,多元,兼容,成了村风民俗的主要特点。既不完全是中原风格,也不同于当少数民族风格,就使村子的乡村文化有了它的独特性。   先进与落后,保守与开放,民族文化和汉文化,总是随时纠结在一起,在一个矛盾体系中融合发展,让人目不暇接。   先看那些具有中原特色的房屋。从明朝开始,章斐村很少有人家住草房,再穷的人家,都要建一所象样的瓦房。没有钱,就没日没夜的自己砍木料,自己烧瓦,自己砌墙,最终把房子盖起来。有钱人家的房子,一家比一家建得好,要“三方一照壁”,要“四合天景”,所有的房子上都雕梁画栋。而且,整个村子的房子,都有统一的规划,按规划留出街面,留出赶马大路。不到村子里来,不到坝子里来看一看,谁能相信在滇西北的大山深处,还会有这样中原气息十足的村庄呢?   村子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有些人,已经说不出自己的籍贯,村子里的人,也就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一些外籍人(指非永胜人——下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哪天哪夜,人不知鬼不觉就到村子里安下了家。我不知道,章斐人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让这些人住在村子里来。章斐的大村子旁边,就有两个完全是外籍人居住的村子,一个叫花树村,一个叫小大湾。两个小村子的人都带川腔,都是过去的游居人。   除了集体从外地迁到章斐来居住的外,还有一些独自来村子里落户的。这些人都是老倌,都是在各地赶马的老马帮。这些人年轻时在外地赶马,赶到老了,再也赶不动牲口以后,就到章斐村子里落下脚来。   这些人当中,有个老人名叫张老板。其实,张老板没有当过老板,只不过在赶马的时候,经常从丽江驮盐和布匹在村子里卖钱或换米。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赶马了,但还穿着赶马时穿的衣服,十多件对襟衣穿在身上,而且穿戴得整整齐齐。我小时候,见张老板常在一个铁匠铺里玩耍。张老板每天都似醉非醉,说话有点疯疯癫癫,但绝对没有神经不正常的毛病。每天,张老板碰到有人聚在一起,就爱给人讲故事,唱歌,说快板。有一回,张老板在铁匠铺里即兴说了一个迷语。这个迷语我现在都还记得:   “两边高墩墩,中间红星星,硬的装进去,软的拿出来。”   还有一个名叫刘书男的老倌,也是一个外地来的马帮,也是独自一个人过日子。刘书男只身一人到了章斐村子里,靠打短工渡过了一些日子,就到了解放。土地改革的时候,刘书男成了村子里唯一的雇农,但考虑到他只是一个人生活,也没有结婚的可能,农协会分给他了一间矮房子。他一辈子就只身一个人生活在那间矮房子里,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也不和外界来往。在他去世以前,村子里谁也没有到他的矮房子里去过。有人说,他偷偷地在矮房子里吸一口大烟,但亲眼看到的人却没有。他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神秘感。   刘书男赶了一辈子马,从来不会种养什么,大队就让他守山。走在守山的路上,他遇到什么人都不说一句话,又浓又长的眉毛遮着他的眼睛。看不到他的表情,谁也看不出他脸上的变化,老是一副让人捉模不透面孔。他养了一头猪,从来不喂食。他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碰到什么就吃什么,晚上,这头猪也和他住在一起。一年下来,刘书男也能杀上一头猪,过上一个好年。我到现在都还想得起来,他带着猪在村子里走着的模样。   还有几个赶马老人,都是老光棍。象“麻绳子老刘”,春夏秋冬腰上都系着许多的绳子。象张火成,常年都使一条大掰角牛,一个季节要犁好多的田地。象张长贵,走路一拐一拐的,说话也说不清楚,但还一个劲地要大队干部为他找一个媳妇… …   这样的怪鳏在村子里很多。我不知道,这些外地马帮为什么喜欢到章斐村子安家,章斐人为什么又那样宽容地接纳他们。   以上我说的是村子里的怪人,这些怪人都是过去的马帮。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但他们都在章斐村生活了三四十年,都死在了章斐村子里,埋在发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前些年,村子里一个文人写过一篇《怪鳏》,写的就是这些怪马帮,发表在《滇池》杂志上,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但村子里也不只是出怪人,还是在旧社会,村子里出过举人,出过大学生。在《永胜县志》里,都记载着好几个章斐村子的人物。   比较有名的是濮有文,永胜县政协委员,也是章斐村老马帮濮务臣的儿子。旧社会,章斐村濮家是一个大姓人家,村里的好房子差不多都是濮家的,好田好地也是濮家的。有田有地有钱,还懂得把儿子送出去读书,那时候滇西北村子里还不多见。濮务臣就是有见识的马帮,赶马找到了钱以后,就懂得要改变自己的后代。他一家就有三个大学生,三个儿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青海,一个在山西,都是工程师以上的职称。如果他的儿子不读书,而是留在家里,留在村子里赶马,我们就可以推想他们的命运和前途了。   在很早以前,濮有文是村子里有名的“国大代表”。当然,当时的国大代表,可能是国民党内或者是政府内的一个什么“代表”,地个什么职务(这件事史志上没有记载)。但他家的人十分看重,村子里的人也十分看重。一段时期内,国大代表是濮老的一个代名词。我到村子里去采访,有意地了解这一历史,但村子里居然没有人说清濮老是省的“国大代表”呢,还是全国的“国大代表”。史书上也没有相关的记载。现在,一些老人还记得的是,濮老在当选为国大代表的时候,在村子里大请了一次客。那一天,村子里的人,都到他家里做了一次客,而且都不送礼。濮老当上了国大代表后就有了名气,在村子里有口皆碑。   当上了国大代表以后,濮老就到外地做事,从没有回过家乡。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为纲,濮老更是不敢回来。解放前,章斐村和北京通讯十分困难,濮老的信息也就慢慢地没有了。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结了婚,成了家,有两个孩子。濮老在北京的家,我们了解得不多,他也没有提起过。但他在家里还有一个老婆,并且生有五个儿女。这个老婆是解放前在家时娶的。他在章斐村子里的这个家,我们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濮老从前的家娶的媳妇,村子里人都叫她“召娣姐”。   濮老在北京不回家来,这有历史的原因,不说大家都了解,并不会过多地去责怪濮老。但他老婆却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过日子,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一辈子默默无闻。这要经过多少艰辛?一般人都想象得出来。据我和村子里人了解,濮老的前妻从来不去找“国大代表”的麻烦,不写信,不找到北京去。我小时候,经常都能见到濮老的前妻。在我的印象里,这个老太婆,一辈子都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带着孩子和风细雨地从巷子里走过。我记得,她穿新衣服穿得不多,但随时都是整整洁洁,举手投足间,透出大家闺秀的风范来。到现在,老太婆已经去世了,我们回过头再看以前的事,就更钦佩那个带着五个孩子过日子的女人。   我查了许多档案,翻看了《永胜县志》,找到了“国大代表”的有关资料。濮老194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在南京,重庆,北京等地工作。他是一个煤炭专家,在地方和中央部门都从事矿务工作。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濮老曾在十年动乱中被遗送回到章斐村管制劳动,我曾见他一个人在田里撒粪。濮老回乡时,正碰上村子里搞“第二次土改”,意思是对地主富农家的财产进行第二次没收。濮老觉得“第二次土改”与中央的政策不相符合,就写信给周总理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我当时想,一个地主的后代写的信,周总理根本不会理睬。想不到时隔不久,周总理就把信转发下来,并亲自批示:“如信中反映情况属实,请予调查纠正。”事实上,第二次土改是当时的“土政策”,由于濮老反映及时,错误才得于纠正。   粉碎四人帮以后,濮老平反了。从此濮老也没有回北京去,住在章斐村子里。后来,当选永胜县政协委员。县政协让他写一篇讲永胜的文章,他写得很动情,他说:“十年内乱期间,我被遗送故乡八年,有机会见到新社会的各项建设,非常高兴。我虽然失去自由,处处到歧视,甚至家被抄,财物和粮食被搜光,饥寒交迫,处境十分困难,然而并不减低我对家乡的热爱。平反后,我又回到首都小住,家乡的历史、地理、人文等等仍不时浮现在脑海里。”在濮老的文章里,有一段关于永胜交通和马帮的文字,也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三川由于四面是山,交通极为不便。解放前,靠畜力运输,到省会昆明,要步行五日到下关(或祥云),才有汽车可乘,比现在赴北京还难。并且土匪猖獗,沿途设哨保护,有些地痞土豪乘机持枪在村口设哨,向过往行人征收哨费。最奇怪的是,土匪“小铁炮”,黑彝余海清也在县内各山口派人收费,这些买路钱让使行商过客苦不堪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濮老在他的文章中会说到马帮,说到家乡的道路。   我还想说的是,濮老回乡时,和他的前妻和儿女在一起生活,一点纠纷也没有发生。日子过得相当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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