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过天一阁

　　我终于与它擦肩而过。
　　从溪口回来，因为赶时间，下了中巴我们就搭了辆的士，直奔花园宾馆。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经意间向右车窗外一瞥，便有了与它的不期而遇，一个指路牌上，赫然写着“天一阁”三个大字，于是心中一惊：若不是这偶尔的一眼，我很可能就与它轻轻错过，纵然是鼎鼎大名，有时也会这般地水波不兴、波澜不起。 　　我指给同行的好友徐学军看，说：“天一阁”，他显然也已发现，只轻轻点头，脸上现神往之色，随之黯然，默不作声，我知道他此刻的心情，自己又何尝不是？作为一个读过几天书的人，大老远地来一趟宁波，谁不想去瞻仰一下这座心中的圣殿？何况，它已近在咫尺，可偏偏时间不允许，注定这次要与它擦肩而过，这就如同经过一座宝山，明知可以满载而归，却偏偏不得其门而入，怎能不生出一丝一毫隐隐的遗憾？ 　　大约是我的话语，抑或是后视镜中我们的表情，引起了司机的注意，他右手一指：“附近就是天一阁，两位看样子也是读书人，何不过去看看？”虽是浓重的浙东口音，这几句话我们却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和学军谁也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挥一挥手，让他继续前行。 　　司机大约觉得有些意外，片刻的沉默后丢下一句“不去天一阁，就等于没到宁波城”，就再不作声。我可以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招揽生意的手段，但是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他作为一个热爱自己家乡的人因为家乡的骄傲没有引起外人足够的重视而流露出的小小懊恼与些微不快。
　　是的，天一阁是有资格成为宁波人的骄傲的，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它是有资格成为江南人甚至全中国人的骄傲的，这样说，应该不为过。我一直觉得：天一阁之于宁波，就好比西子湖之于杭州，莫高窟之于敦煌，是一个地方的品牌，一个象征。事实上，在许多读书人的眼里，它的地位丝毫也不逊色于基督徒们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 　　第一次知道天一阁是因了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后来，又从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中对其有了更深的了解。应该说，这是两篇对天一阁有着重要影响的文章。虽说后来天一阁的名声鹊起，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乾隆时期那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四库全书》的编篡，以及这位皇帝的一道圣旨——新建的用来珍藏这部《四库全书》的南北七阁都要仿照《天一阁》的建筑样式，但是依然不可否认，是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第一次揭开了这座当时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的中国最大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的神秘面纱，让世人第一次得窥天一阁的真实面目。上个世纪90年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经问世，就在全国上下引起了震动，莫高窟、都江堰、天一阁、柳侯祠，荒漠中的尼庵和乡村里的信客，历史、人文和地理仿佛一股平缓而宽厚的温泉缓缓流出，顷刻间温暖和滋润了时人枯竭干涸的心灵。可以这样说，天一阁名声的再度风生水起，是跟余氏的这部著作在全国范围内的风行密不可分的，他在《风雨天一阁》中对中国古老文明的追问与反思，使得这座明代建筑再度成为世人眼中的热点。一时间，人们趋之若骛，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都以能来宁波并去过天一阁为荣。 　　我们姑且不论在这些趋之若骛的人群中有多少是真正带着崇拜甚至朝圣的心情来的，哪怕是附庸风雅，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天一阁，只是人家去了我也去，抱的完全是一种从众心理，我都觉得应该尊重，毕竟，对一处文明古迹的瞻仰不是坏事，天一阁中那种无处不在、已经深入骨髓的文化氛围多多少少会给现代人日渐枯竭的精神世界以滋润、以陶冶，或许，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会让你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被摔打的千疮百孔、烦躁不安的身心得到片刻的宁静。 　　是的，即使仅仅只是这样的片刻宁静，我就觉得已经足够。现实世界的物欲横流，紫陌红尘的软玉温香、灯红酒绿，早已把本已狭小的现代人日渐浮躁的心灵塞得满满当当，从政的为谋官运亨通绞尽脑汁，经商的让想日进斗金夜不能寐，为文的因要扬名立万殚精竭虑，即便是贩夫走卒、升斗小民也要为一日三餐而四处奔走，滚滚红尘中早就难以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还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去“读书破万卷”呢？因此，如果能在天一阁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接受一点点的熏陶，获取片刻的宁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 　　对于天一阁来说，我们都是到此一游的匆匆过客，天一阁无言，我们亦无语。即便像我等这样对它怀有近乎宗教般虔敬心情的人，还不是一样因为庸庸碌碌的日常工作而放弃了对它的朝拜？退一步想，就是朝拜了又怎么样？像我这样的平常之辈，除了隔着玻璃窗远远地眺望一下那些早已泛黄的书册怀想一下那些久远的历史还敢有何奢求？即使有黄宗羲那样的机会，让我独自登楼，我能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拒滚滚红尘中的万般诱惑于千里之外而独守孤灯潜心阅遍全部藏书？这样问着自己的时候，又觉得释然，既然自己做不到这点，又何必勉为其难？虽然没能到此一游，也算精神上走了一遭，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这也就足够了。 　　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天一阁存在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中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私家藏书楼这样简单，它早已升华为一种中国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一种一个家族一代接一代接力一样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地保护文化遗产的精神。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缅怀这种象征与精神的缔造者范钦，若没有他几十年的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就不会有这座绵延至今并将一直绵延下去的藏书楼的诞生。这位明嘉靖年间27岁就考取进士的兵部右侍郎是有眼光的，别人把名字刻在石碑上想不朽却早已被人遗忘，他只想过平淡的日子，却让自己的名字与这座藏书楼一起永远载入中华民族文明的史册。 　　我们更有理由感谢他的大儿子范大冲，这个范钦事业的继承者，若没有他的弃白银万两于不顾而毅然接手父亲的事业并制订了那些几乎不近人情的处罚规则，天一阁或许在几代以后就会和其他当时风靡一时的藏书楼一样，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这一点上，黄宗羲有很深的体会，他在《天一阁藏书记》的开头写道：“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范钦在分配家产时的不近情理和范大冲在制订规则时的不近情理，其实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合乎情理，若没有这些在当时看来的不近情理，就不会有今天这样规模的天一阁。 　　我们还应该感谢他的曾孙范友仲，若没有他的破戒引黄宗羲登阁，就不会有天一阁由完全封闭进入相对开放的可能，也就是在这以后，先后有十多位外姓学者登上了这座范家私人藏书楼。如果说范钦的功劳是建造了天一阁，范大冲的功劳是使天一阁的完整传承有了保证，那么，范友仲的功劳就在于，他使天一阁由单纯的“藏”提升到了“用”的高度，可以说，是在他的手里，使得天一阁的藏书真正有了发挥作用的可能，他是天一阁历史的发扬光大者。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她就是那个因为酷爱诗书而嫁入范家的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奇女子啊，虽然她最终因为严厉的族规而未能读到一本天一阁的藏书，以至最后郁郁而终，但她依然如一颗闪亮的晨星高悬于世界的东方，她的精神永远照耀着后人，给人以希望。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像钱绣芸这样的酷爱读书的人，天一阁才有了它存在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