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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原创] 辩护

2020-11-21抒情散文阿贝尔

辩护??黑暗过去了,还现着尾巴,在棕榈树丛摇摆。我一个人的黑暗。一个礼拜,或者更长时间,它都抱着我,原油一般浓稠,它的指甲尖锐,陷进了我的肉,陷进了我日渐枯萎的灵魂,抱着我沉。下面,最下面,是我想象过一万遍的油田。此时此刻,我终于又可以出
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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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过去了,还现着尾巴,在棕榈树丛摇摆。我一个人的黑暗。一个礼拜,或者更长时间,它都抱着我,原油一般浓稠,它的指甲尖锐,陷进了我的肉,陷进了我日渐枯萎的灵魂,抱着我沉。下面,最下面,是我想象过一万遍的油田。此时此刻,我终于又可以出一口气,转动一下头颅,看一看窗外的花椒树和天光,虽然花椒树早枯了,天光里也尽是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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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音乐充当了我的太阳——她的来得极远极不容易的音乐。那些难度很高的音符在起伏,在跳跃,在诉说,让我感受到爱抚,一双女人手的爱抚。手指上的血色,还有蓝色的血管,传递着太阳的温度和人心的善。那些编织成一支乐曲的音符不只是美学的组合,仅仅属于听觉,它是阳光普照的博爱,也是一个具体的人身心颤抖的过程,开篇里鸟的哀鸣是对某一时间置身黑暗的我们的写照,从它出发的音符已经寻找到了门,开启门,让太阳照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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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朋友为情自杀了,她告诉我,并把这首名叫《辩护》的乐曲寄给我。她似乎(一定)有了某种预见。她为我讲述卡缪,讲述卡缪对于自杀的意见。我知道无论是谁,把自杀上升到理性的层面看都是很明白的。卡缪也不例外。活着是否有价值?忍受人生的种种折磨是否有必要?卡缪的回答是:生命的存在自然荒谬无理,人却不能以自杀的方式告别苦难。 从卡缪的回答里,这个寄给我音乐的陌生人获得了清醒,且发现了“如果此生如病,那么我们重要的不是治疗痊愈,而是与自己的疾病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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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独有偶,昨天在网上看见,韩国女歌手UNEE21日中午12时50分在家中上吊身亡。不知她的朋友又是在何时。刚才查找UNEE,看见这样的标题:韩女星遭网络恶稿自杀。以为UNEE的自杀是恶搞,更本没有的事。便也希望她朋友的自杀也是恶搞,不是事实。细看才发现,UNEE自杀是真的,恶搞只是自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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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时常“想”死的人。“想”死,不是想死。很小的时候,我就时常看见死,江边的跳河鬼,门枋、树枝上的吊死鬼,拖拉机轮胎下的短命鬼……死不只是硬邦邦的尸体,也是棺材、花圈、纸钱、披麻戴孝和嚎啕大哭,也是坟墓和坟墓上的香火、刀头和烟酒,甚至包括了坟墓四周的野草和灌木。还有广播里的哀乐。它是远方的死,抽象和伟大的死,但同样吓人。夏天的午后,太阳很好的时候,我从睡梦中醒来,躺在床上,忽然想到了死,我个人的死。我掰着指拇计算着我的年岁,可能的死亡的年岁,60,70。也可能20、30。看得见窗外的阳光明媚得很,樱桃树的枝叶像贴了金子,屋子里也亮晃晃的。竹梢在晃动,头顶的亮瓦忽暗忽明。听得见风吹过屋梁的声音。每每那个时刻,我便失去时间的感觉,被恐惧震慑,刹拉间我感觉时间萎缩了。甚至空缺了,几十年变成了一天,虽然躺在床上的我还是一个少年,身心领受到的却已是暮年的恐慌。后来读书,读到雪莱、拜伦、梵高、卡夫卡,知道了这些我爱的人死,格外留心他们死的年岁,希望自己活过他们的年岁。37岁是很多艺术家的门槛,后来的顾城也没能跨过。当我平安地度过37之后,又把注意力停在了41,卡夫卡死时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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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属于早熟。他总爱在喊起立的时候伸懒腰,把胳膊伸出去,把手伸出去,碰同桌的乳房。同桌发育得还不是很好,但胸脯有了明显的轮廓。碰到了,他装着无意,并不立即收手。整个初中二年级,他都坐我前排,我看见过不下10回。他的同桌是个苗条瘦弱的女生,很可能也敏感,每次都羞红了脸,很腼腆地望他一眼,显得既无辜又惭愧,倒好象自己犯了罪。我私下问过他,他只是笑,有那么一点点害羞。我能猜到他背地里还做了什么,因为青春期不可阻挡地来了,我自己也正做着。我们的身体飞快地发育,裤裆里出现了很多性征。他带我去他家吃梨。郊外的果园。一梯梯的黄土地,地里全是梨树。他家前院里也是梨,梨树棵棵都很高大,要爬上去得费了很大的力。他扔给我一个笔记本看,自己上树摘梨去了。我接了他扔下的梨,边吃边看笔记本。梨是好梨,熟得刚好,甜,水分充足。颜色也刚好,青里带黄。记得我坐在一轮废弃的磨盘上,梨水从嘴里滴下来,打湿了笔记本。那是《少女之心》的手抄本。我记不得那个下午我吃了多少梨,但滴的水却真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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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兵走的时候我们没能见面。他在火车站上火车的前几分钟遇见了她,他的那个腼腆的同桌,他要她转告我他当兵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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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的抑郁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来自那些午睡之后的冥想;它们到来的时候,总是携带着长长的黑暗,像后来那些走近我又离开我的她拖着的长裙,连几个纽扣的光亮也没有。一个礼拜,或者更长时间,它们把你闷在石油里,让你漂浮,让你沉,让你闻它们的气味。你看上去是自由的,实际上已经被粘连、被束缚,它们不给你任何安全感,不给你平静和希望;你除了感觉到破落,便是感觉到好不容易积蓄的一点点温暖的流失——你低估了石油的吸附力,它们像一万只蜘蛛或苍蝇的嘴。反正我是体验够了。早晨洗漱的时候,窗外就是红彤彤的太阳,你也看不见红,看不见花椒树上跳来跳去的小鸟的欢乐,黑暗是从你自己的视觉神经出来的,附带的是干冽的沮丧。很多白昼,我都淹没在自己的夜晚里,没有冲动,没有重心,没有方向,站立或坐都是一种倾倒的姿势。要是还有等待也好。没有等待,但又必须等待,因为等待是唯一的自救。每当那时,孤独和厌倦便爬满你的皮肤,最缺乏的是爱,对人对己的爱。你沉默,但决不安静;无语,但不镇定。恐惧从微弱到强烈在撕裂你,你却感觉不到疼痛。多么想爱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爱,也只有爱能拯救,可是爱哗啦一下空缺了,就像突然云开雾散的碧空。那些曾经挽救过你的目光呢?那些曾经挽救过你的脸庞、秀发、手指和拥抱呢?那些曾经挽救过你的丰满白皙的胸脯和潮湿神秘的温柔之乡呢?还有甜言蜜语?没有了爱,它们通通失去了功效。我也曾被幻想救过,在没有真实的温柔之乡和刚刚失缺温柔之乡的时候,幻想还是那么有效,魅力甚至超出了真实。幻想有如神功,足以化腐朽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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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是在阅读时着迷于书中人的生平,即便是从世纪初活到世纪末甚至下一世纪的高寿者,比如沈从文、冰心和巴金,在我的感觉中也是朝生暮死。时间像野草,生命也像野草,刚才还是婴孩,转眼就是如花似玉的少女或英俊潇洒的少年,再转眼又是忧心忡忡满目沧桑的中年;野草一下子就干枯了,荒芜的时间只是墙脚的一捧灰烬,只是干涸的河床,它的裸露失去了时间的纬度,只能让我们的目光慌乱。生活的细节非但不能挽留他们有过的时间的真实长度,反倒把本来宽余的时间衬托得只剩几条简明的线段。我必定是要拿自己拥有过的时间去比照的。1969,我4岁。1976,我11岁。11岁已经有了青苔和水葵的记忆,它茂盛的细节让我在30年后回想起依旧颤栗不止。1989,我22岁,在一个小镇的葡萄架下承受精神崩溃。2002年,我的父亲病故,我看见了最具体的死。2030呢?2055呢?我已经习惯了向后去看人生。谁知后面已是衰草连天。我却着迷于那些衰草。我向后看见了无限广大和幽深的衰草,比柏拉图和庄子还要久远的衰草,那些遮蔽在早已褪色的草丛里的脚印缩短了远古与我想象之眼间的距离。都像是发生在昨天,岩壁上的图腾,黄土里的青铜,火烧灰里的燕麦……还有那些没留下任何痕迹但我们完全想象得到的美妙的性事。甚至都像是发生在一刹拉之前,就像你刚刚洒在地板上的水,还留着大片的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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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教书的小镇上找到我,躺在枇杷树下的乒乓台上边看星星边说,他正在被人追杀,他开的卡车碾死了人家两个人。8年了,他当了汽车兵、他复员了,他结婚有了两个女儿,我一无所知。他一声接一声叹息。他没钱赔偿死者家属,运输公司开除了他,老婆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讼……已是冬天,枇杷树不剩一片叶子,从光秃秃的枝条望过去是寒冷的星宿,密密麻麻的星宿。他说他也不清楚当时到底是怎样的情景,天下着雨,路湿漉漉的,方向盘、刹车连同他的脑壳一起失了灵,在成都天回镇,满载木材的卡车过了石桥便直戳戳地冲向了街边的货摊。他说到命,且说这命是我早给他安排好的。我纳闷得很,一骨碌坐起来质问他。他问我是否还记得念初二的时候我编过的一个小说,小说里说他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当了兵,当了汽车兵,回来开汽车,在林家坝碾死了人。我在记忆里使劲搜索,可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初二的时候,我写过小说?写他?写他的命运?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叠稿纸要我看看,看看是不是我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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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幺师的馆子请他喝了一顿,两个人都喝得一塌糊涂。他高大英俊,又特别细腻。等菜的时候,我借着煤油灯的光亮看了那叠稿纸,是我的笔迹,是我的杰作,情节的确是那样。那是好几张从数学作业本里撕下的稿纸,已经发黄。喝到七分醉的时候,他说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快就应验了。他有一个孔明没一个孔明的叫我。天很黑,窗外像是刮起了风,煤油灯被吹灭了几次。他说他不是来问罪的,也不是来讨口的,他是走投无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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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我在小镇的午夜泪流满面地告别。他不听我的话,犟着走了。风从扁担街的东口灌进来呜呜哭泣。他的哭泣无声,只是流泪。远处江边亮着橘黄的灯光,那里是淘金的场子。他说过他指望在那里发一笔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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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过一桩桩突如其来的死,我变得更为脆弱敏感,也更为警惕。因为死亡,我质疑过人的生命,否定过人的价值。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我一次次做着自己为自己设计的选择题:石头、河流、猪狗、兔子、鸟儿和树木……你选择变什么?我早先的答案是鸟儿——因为自由。而后选择了石头——因为无知无觉,因为不死。然而我又问自己,着急什么?变石头死后也不迟。仅仅要干净,我选择植物,比如山荞、燕麦和桦树。要长久,我选择松柏、海龟或槐。但凡生命总有死。选来选去,还是发现变人是最有意思的,因为意识,因为审美,因为爱欲。如果真觉得变人不划算,要变别的什么,死后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二哥年轻的时候“神奇”得很,谁与他交往甚密谁便夭折。林兵,二哥初中时候的密友,一个奶油小生,可爱得像个靓妹。他每次走进我们家大门,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柔情与光芒。因为他俩,我们家与林家都有了至亲般的往来。有一天,二哥告诉我林兵死了。他帮一个熟人的东方红拖拉机装水泥,装好后自己去开,开进了涪江。死之前他时常开了汽车往我们家跑。徐刚,二哥高中时候的密友,好得天天在一个饭盒里拔饭。毕业前几天跟二哥到我们家吃鱼,结果被鱼吃了——在涪江里游泳被水冲跑了,连尸体也没找到。毕业后的很多年,二哥跟生产队的拖拉机手胡玉国形影不离,因为偷鸡还一起蹲过拘留所。谁都没想到,开了小半辈子拖拉机的胡玉国死在了拖拉机的轮胎下面——他的拖拉机坏了,搭别人的拖拉机上街买配件,打盹栽了下去,后轮恰好碾在脑壳上。身边很多的死挤在一块,也像石油,让你窒息,让你很难找到自由呼吸的空间。它们扰乱了你的审美,打乱了你的理性,掠夺了你原先的安全感。我知道,人是明白死而到死也找不到对付死亡办法的生物。庄子?老子?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除了庄子自己,谁真懂庄子?除了老子本人,谁真认识老子?所有宗教都是拿来试图对付死亡的。是试图。死是生的B面,有生便有死——关键的是一个人是无法消除他的生的——自杀决不是消除生的手段。看多了身边的死,我不再认为死都是别人的。死也是自己的,虽当下不是,当下却是对死的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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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拥挤的水果市场被人拉住,一看是他。他指指地上的桃,说他在卖桃。又指指蹲在桃边的女人,说是他的女人。很面熟的。“不是我们同学吧?”“不是不是,比我们高一个年级,初八零级的。”女人没说,他在说。女人看着我,笑得很大方。女人矮,脸蛋也不漂亮,已经出了老相。是个桃子烂市的五月,夜晚刚下过雨,水泥地有些泥泞。太阳很干净。在干净的太阳里卖桃看上去是一件很美的事。两山桃就堆在地上,下面垫着塑料布。一山是筛选出的好桃,又大又妖;一山是选剩的劣桃。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逃过那一劫的,但他肯定的是逃过了;看他壮实的身体,看他红润的脸色,就知道他早已过上了安康的日子。对于我,他过去的那一劫是一个迷,一个有着无数细麻绳一样的细节缠绕的迷。也许细麻绳上还沾着血,还裹了什么致命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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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拉到一边,想问问他,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那毕竟是他的伤疤,摸到肯定还会疼。我们寒暄了几句,皮鞋上溅了很多泥。他女人给我装了一大袋桃,要我拿回家吃。我不肯收,要他们卖。他说,桃烂市了,卖不到啥钱。我提着桃挤出人群,他又跟了出来。他告诉我桃是他女人种的,他是帮她卖,他在人民银行开运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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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每年都要遇见他几回,不是在街上,就是在城外通往他家的路上。他骑自行车,或者步行。看见我,他总要从自行车上下来,走过来说几句话。但都是无关痛痒的话。要是顺路,他就一直推着自行车,直到分路。我的感觉是变了,他变了,他把他的心遮掩了起来,只拿客套来接触我,而且他的心是颇有深度的。我怀念初中时候的他,怀念那个趁喊起立伸懒腰去摸同桌女生乳房的他,我甚至怀念那个躺在乒乓台上一声接一声叹气的他。我也想过,什么时候约他,痛痛快快地喝一台,说说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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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两回,他也嘎然把汽车停在我身边,从玻璃窗伸出脑壳来喊我,对我笑,叫我上车。我上了车,他又不说话,只钻心地开车。每次都是把我送到家门口,他就调头走了,最多从玻璃窗伸出脑壳来笑一笑。那样的笑,还是无法叫我想起那个伸懒腰的他。他从来没进我家里坐坐。我忘了我是否邀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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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辩护》。它们从一只垂死之鸟的喙发出,滑过钢琴起伏的琴键,流淌成一股清泉。鸟是青鸟,本能地颤抖,羽毛湿淋淋的,沾着从伤口渗出的血。接下来是一连串美妙的音符,为青鸟安魂。夜深了,月光渗过窗帘像沸腾后冷却下来的水。不知道那个寄给我《辩护》的她是否已经从死亡的悲伤与冥想中出来,静静地坐在海边享受月光。她友人的自杀或许是有着麻线一样的细节的,那些缠裹很疼,深深地险在肉里。我希望那些缠裹是她友人的,且只是她友人的,对于活着的我们永远都是一个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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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窗帘,让更多的月光进来。《辩护》停顿了。我突然觉得我需要这样的停顿。午后,枣从我的书架上取下了纸盒,拿出两张纪念币问我它们是做什么的。我没有慌乱,我向她隐瞒了一个悲痛,一个一直揣在我身体里已经发白的悲痛。“纪念币,就是有纪念意义的钱币。”我这样回答枣,“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枣把纪念币放回纸盒,悄声出去了,我想她对纪念币的理解不在纪念共和国,倒很可能在纪念币已经开始的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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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正在灯具店买吊灯,看见人民银行门前排起了长列。问灯具店老板,说是在买纪念币。“每人只能买一张,我却买到了两张,我是丑人。”老板说着,把纪念币拿给我看。桃红的颜色,纸张和图案也都有别于普通纸钞。“最管钱的是上面多出的这行字和这块锡箔。”老板很细心把字和锡箔指给我看。我跑去排队,快轮到我时却听前面的人说没有纪念币了。大厅里人越来越多,外面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从来没有收藏的爱好,我是心血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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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我失魂落魄的时候,他来了。他一路按着喇叭,把车停在大厅外,提着一捆纪念币走了进来。他看见我,依旧是那种笑,木木的。知道我也来买纪念币,他叫我在外面等着。那是个阴天,午后的乌云压得极低,像是要下雨。我站在大厅外面一边等一边望天。又见到他,我希望乌云间能裂开一道口子,猛然倾泻出油菜花一样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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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早,我又收到她寄来的信——严格说来是一篇文章。信里说到一位美国作家拿旧袜子套住脑壳写小说,说到她在车里看见的群鸟破天,也说到里尔克的“美只是恐怖的开始”。她的理解是,袜子套头是要蒙住脑袋里分析的那一部分,好让感觉的部分快意飞驰;群鸟破天则是一支乐曲的组合与消解;至于里尔克的诗句,却是对生命无限悲剧意义的昭示。读她的信,我倒是没想那么多,我再次播放起《辩护》,我只是指望从哀鸣的鸟喙逃脱,从千丝万缕的恐惧与悲伤逃脱,获得一个人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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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我的父亲久病之后故去了,我去花圈店取预定的花圈,在一旁的花圈上看见了他的名字。是他的名字,一笔不差。花圈立在门外,挽联飘飞起来又垂下。我的血液一下子都聚到了头部。父亲的死是早已注定的,我差不多没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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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明伦,是哪个邱明伦?”我问正在忙碌的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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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主说:“木泥城的。”店主头也没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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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脑壳之外的部分全部没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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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人民银行开车的邱明伦吗?”我不相信是他。我希望是一个与他同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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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他吧!他就是来做花圈的。”店主指了指蹲在街边梧桐树下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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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他真的死了。不是车祸,不是械斗,不是疾病。少年一一否定了我的猜测。“喝农药死的,为一点小事。”少年说得轻松。还是个不谙死亡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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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少年什么日子埋,少年说明天。明天是我父亲下葬的日子。我当场就感觉到了遗憾。我从少年嘴里获取的唯一细节便是农药放在羊圈,他也死在羊圈,其余的细节便是后来听说和想象的。他爱了一个别的女人,就是初中时他装着懒腰去碰的那个同桌。他当年过那一劫,也全仗了她的帮助。我不知道他和她到了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我能够想象他们的感情与身体早已沦陷,而且随同沦陷的还有他的家庭他的全部生活。“我们的生活不是生活”,里尔克的这一句话就是对他的写照了。他有一米八的个头,有八十千克以上的体重,单单从物质看,他是可以承受超常重负的,但是他的灵魂一定是很柔弱的,而且自闭,他有着怎样的身体就有着怎样的黑暗。他有一个善良能干的妻子,有两个聪明漂亮的女儿,有一百只乖顺的羊子;他也有一个情人,一个相当于救过他性命的情人,一个放在天平上分量一点不亚于那么多好东西的情人;他该如何选择?从他家人的描述可以知道,对于死,他是有过周密思考的。这个周密里有无尽的痛苦。从悄悄把农药放在羊圈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否定了生命,否定了爱情,否定了家庭和一个父亲应该担当的责任与义务。他一定是在相当饥渴的状态喝下整瓶农药的。他倒伏在羊草里,口吐白沫。不知道他在最后一抹游丝般的意识里呈现的是什么。羊子要是没有在山坡上吃草,羊子一定是看见的,但羊子又能怎样呢?
  我不知道我能否在反复响起的《辩护》里完成这些文字,完成他,完成对所有自杀的超脱。好几年了,他本该在我的记忆里沉淀、消散,谁知他却成了我胆囊里的一颗结石,且随着两张纪念币不断升值。升值的不只是他的印象,还有我的疼痛。不用自杀,有一天我也会死去。死去,是不是就一定需要一座坟墓?我个人是决不肯接受坟墓,传统的和革新的都不接受。不要人记得,不要人祭念,像一道彩虹,不把根留在后世。
  哀鸣结束了,琴键起伏得更为厉害。时间让记忆变成了一根纤细柔韧的细麻绳,勒进了旧伤疤,勒到了骨头。
  因为死亡,时间它多么可疑。
  我宁愿相信她寄我《辩护》只是让我单纯地听听,而非真地辩护。她甚至不需要我回答什么。我们的友人自杀了,我们未必说得清楚。 07年1月22-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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