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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初中·红旗路97号

2020-11-20抒情散文阿贝尔

初中·红旗路97号我在县城读初中的三年,78年到81年,是所谓政治的春回大地的三年。广播在传达过一种激昂又苍老的讲话之后,播放了欢乐甚至略带缠绵的歌曲和广播剧。走在刚刚苏醒的老街上,我第一次听见广播的声音接近人的声音。对我而言,拉在衙门口
初中·红旗路97号   我在县城读初中的三年,78年到81年,是所谓政治的春回大地的三年。广播在传达过一种激昂又苍老的讲话之后,播放了欢乐甚至略带缠绵的歌曲和广播剧。走在刚刚苏醒的老街上,我第一次听见广播的声音接近人的声音。对我而言,拉在衙门口、县革委、东风路口、汽车站的巨幅标语只是一道风景,继承了我见惯不惊的阶级斗争的传统,但标语上的字还是让我琢磨了许久: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性受了县城女孩五颜六色的裙布的烘托,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飞长,分泌的液体也越见浓稠,快感也越见强烈。进了县城,我还是能够看见野草,在我们教室后面的小河边,在操场里的抗震棚周边,在我寄居的表叔家的天井和后院里,在拆了一半的东城门上。野草是那个时代的意象,它代表了文明之外的水分、空气和审美。我的性便是根殖在那样的野草里,同时又借用了野草的形象。一场场秋雨之后,冬天就来了,街上干枯的泥泞还保持着胶鞋、皮鞋、草鞋、布鞋的印迹,最多是胶鞋的印迹,尤其是报恩寺巷子里那一段泥泞,从杀牛场一直到蔬菜社,简直就是鞋底纹的博物馆,泥泞博物馆。我寄居的表叔家的街房离西城门很近,站在门槛外面朝西看,便能看见西城门上茂密的野草和灌木,甚至还能分辨出灌木的种类,野葡萄和苟叶。我喜欢苟叶,它的藤条柔顺得像篾条,叶子肥硕,与我身体里蓬勃的性很吻合。   红旗路97号,现在的人民西路122号,我寄居的表叔家的街房,一间至少是十一柱的穿斗式木房子,6个房圈,一个长长的通道。95年旧城改造砍掉了至少两间。我天天路过看见的街面,差不多已经是表叔表婶的睡房,我估算了一下,我的睡房应该到了街中间。想到表叔表婶在街面上性交,而自己则在街当中手淫,就感觉到有很多的疯狂因子在血液里变成铁钉。通道很暗,半路挂着个灯泡,一直通到最里间的厨房。一根几乎与通道等长的8号铁丝绷在右手边的篱笆上,搭满了毛巾和大人小孩的内衣内裤袜子。我晚上起夜的时候总爱碰着铁丝,内衣内裤弹落一地,惹得表婶每天清晨起来都要骂很久的老鼠。“死瘟,你莫得爬的了爬铁丝?等老娘捉只猫回来,看你还有本事爬不!”表婶知道了是我,也不指出,还是骂。有好几个夜里,我都看见表婶把睡房门开了道缝在看我,她的花内裤很惹眼。她看见我在回头,便又轻轻地掩上门。表婶在城外蔬菜社还有个家,表叔时常过去住。   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红旗路97号是一个舞台,演的是一部市井戏。真的,就跟你看见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的市井戏。6个房圈一间厨房,厨房外头一个带天井的后院,就是全部的舞台,当然偶尔也延伸到中学猪圈的草楼、蔬菜社的某一间红砖平房和红旗路97号门前的街面。演员远不止表叔表婶,不止表叔表婶的儿子安安和咪咪,还有我的姑婆何淑珍、姑爷黄正亮、姑姑黄万秀和黄万秀的女儿小凤。我算不上演员。我只是个旁观者。表叔表婶是主角,姑婆姑爷是配角,姑姑是悲剧角色。谁是导演?没有导演。要么就是生活,就是传统和欲望。   姑婆何淑珍很快就病死了,像我后来看见的我的外婆和父亲那样睡在棺材里,跟我的外婆(她的妹妹)一样地慈祥。那一天我请了假,跟着送葬的人群去了郊外的坟林。我还记得送葬的人举起的葬幕,齐刷刷像片黑森林,把太阳都遮住了。我的任务是背咪咪。咪咪穿着开裆裤,不停地在我背上爬。记忆中我的手指碰到过她的幼女的阴部,温暖潮湿,但都很快移开了。现在的咪咪早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做着客运生意,有上百万的资产。在表叔眼里,特别是在表婶眼里,姑婆姑爷一直是被忽略的,他们吃,睡,做爱,吵嘴打骂,都不顾老人的存在,更不消说顾老人的感受了。老人老了,老得不是父母了,老得不存在了,就像刚才还看见的姜汤里的冰糖,转眼就看不见了。老人坐在厨房烤火,喝汤喝药,慢条斯理说着不关痛痒的话,声音也缩回了喉咙。79年春天,死神比表叔表婶更为彻底地忽略了姑婆,留下姑爷一个人在我的视线里饮食起居。他佝偻着身子在厨房煮吃的,火烧着了棉裤也不晓得。他坐在马桶上拉屎,嘴里哼哼地叫唤。一个孤独的老人在红旗路97号苟延残喘,它的细节在让我触目惊心的同时,还蒙着道德的尘埃。   虽然是春回大地的气氛,但冷的感觉一直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七月脱光衣裳吹电风扇喝啤酒的自由与爽。寒流时不时从西伯利亚下来,把我们刚刚有的那么一点春天的感觉弄成了错觉。整个80年代,寒流都来得频繁,有时还非常猛,把已经开的花发的芽都摧残了。79年,80年,81年,我只感觉与我的性欲吻合的野草是真实的,别的都是假冒伪劣,都是塑料制品。我是那样感觉。我的感官是那样告诉我的。我的感官没在小城的空气里,获得的热量非常有限。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跟红钻进抗震棚。抗震棚里的电灯已经拆除,我们没钻多深就彼此看不见脸了。红把手伸过来,我摸到了却是一只肥胖的蜘蛛。我叫了声蜘蛛,红就晕了过去,趴在了别人的柴摞子上。我过去扯红的衣裳,却扯到了裙子。风把棚顶的篾席吹开了,光洒了进来,我看见了红的小腿和弯曲的脊背。轮到我和红扫教室,我们总要拖延些时间,等全班甚至别的班的人走完才动手。我们在教室后面的小河边扔石子,钻进看鱼人的窝棚看他的床和锅碗。我们都很迷恋那架椿树扎的床,香喷喷的,还有一口黑锅和几个土碗。扫完地,摆放好桌凳,锁了教室,我和红一块往回走。整整一年,我们81级4个班都在教师进修校里上课。进修校一片荒芜,操场里连绵的抗震棚已经腐朽。流经学校的小河每次涨水,我们的教室外面都是一片汪洋。暴雨后也是汪洋。每到雨季,城里好些同学上学都带了鱼杆,下课便站在屋檐下钓鱼。还真钓到了又大又白的雅鱼,装在班上提水的塑料桶里,上课的时候还看见鱼在水桶里跳,把水花溅得老高。城里的同学钓鱼的时候,我们都围在旁边看,老师也围在旁边看。偶尔也有掉进河里的,扑通一声,激起一阵喧嚣,又抓住同学伸过去的鱼杆爬了上来。雨季太漫长,或者遇到特大暴雨的时候,河水总是漫上操场,害得女生站在屋檐下望洋兴叹。每每那时,老师就发动我们男生背女生,因此我有了更多接触红身体的机会。   13岁,我跟同桌的红有很多细节。教英语的辜拄着拐杖上课,上下讲台都战战兢兢。她战战兢兢,我们也战战兢兢。她写在黑板上的单词和句子完全脱离了汉字的风格,潇洒的笔锋就像我们想象中的外国人的体毛。辜的口语也不像是外国人的,每一个发音都圆润,包括语调语气,没有一点汉语的菱角。辜矮个,有一长饱经沧桑的脸,已经不年轻了,但却留着披发,时不时在课堂上甩头发,风度翩翩。70年代最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辜的身上脸上,讲台和人都染了舞台的效果。红憨痴痴望着辜,我憨痴痴地我望着红。阳光也照着红。红已经饱满,额头,脸蛋,颈项,胸脯。埋下头偷偷地看红的腿,也很饱满了。但我的用心却不在红饱满的身体,而在她眼睛发出的那些光亮。有落在我身上的,也有落别的男生身上的。纯净,湿润,带着薄冰的那么一点点冷。红在融化,尽管还看得见浮冰,看得见雪,但气息已经是春天了,花瓣已经绽开,露水已经在滚落。有一段时间,我们都爱侧伏在桌上,相互看着,明目张胆地看,脸和脸的距离不过一尺。我们的看是一种欣赏,彼此的欣赏,早期青春的欣赏。红的紫色发夹很美,黄色红头绳很美,宽敞的额头很美,高鼻和大嘴很美。更不用说眼睛里,青豌豆角一样。更不用说眼睛透出的光了,纯净又暧昧。暧昧包含了性的意味。偶尔我的眼睛也趁红不注意落在她雪白的下颌上、脖子上和衬衣领子上。红的衬衣领子有比眼睛更让我心动的美,现在想来,是它的神秘带动了我训练有素的想象。至于我自己——我不知道它在红的眼睛里是个什么模样——我自己一切的美都只在我的性欲里,都只在一种向外的渴望里。我是一个从乡村来的少年,有一颗自卑与压抑的心,但自卑与压抑并没有窒息我暗火般的青春。我的身体瘦弱,满嘴黄牙,且门牙龅出,指甲缝和颈项满是污垢,到初三的时候还时有虱子从衣服里跑出来。然而这一切,红仿佛都没看见,红看见的只是我的眼睛。“你的眼睛好亮,单眼皮也蛮好看。”红在我的英语书上留言。   有一天,红把她的一条腿压在了我的腿上。也可能是我把我的一条腿压在了她的腿上。上英语课的时候。辜说了大段的英语,我们一点都听不懂。接着,辜做了翻译:二十八年前,她跟随恋人去了朝鲜,他们都是志愿军的翻译官,她的口语便是跟美国鬼子对话训练出来的。她的爱人参加过阪门店谈判,而她见过活着的和死后的毛岸英。从朝鲜回来,他们在成都结了婚,安了家。“奇闻的爸爸在四川大学教英语,我在八中教英语。”辜说话的时候,奇闻就坐在我的前排,还时不时回头过来朝我吐舌头。奇闻有一张和她妈妈一模一样的脸。58年,奇闻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了绵阳;文革时候又被打成美国特务,被送进了岷山。我和红在桌子底下摇腿,腿压着腿摇,我们都当作在荡秋千,且比荡秋千快乐。红乐得笑出了声,咯咯咯。我有过冲动,但不是夜晚想象的那种,是36伏以下的极其微弱的安全电流,几乎可以归到精神的范畴。我想红一定也有,一定也是精神的。   “李闰发,叶红。”辜点了我俩的名。   我和红都本能往起站,忘了腿还交在一起,我俩同时摔倒在了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我们狼狈不堪,脸红到了耳根。记得我还踩到了红的脚,而红给予我的回赠是“火白和不”这么一个甜蜜的问话。   红还在课堂上玩过我的火柴——我晚上用来点煤油灯的火柴,她把手伸进桌匣板去划,说是要照亮黑暗。红也划燃了火柴来烧我,我躲闪,她又咯咯笑。我们还同时把脑壳埋进桌匣板里,比赛看谁坚持得久。   “李闰发和叶红到哪里去了?”戴一副大眼镜的数学老师看不见我们俩,就点我们的名字。我喜欢老师把我和红的名字连在一起说事。我很陶醉。   红旗路97号,一个人78年秋到81年夏的现场,而今却在我的记忆(一定还有想象)里变成了一根管道。漆黑的,连人影、咳嗽和阳光都是漆黑的管道。我从家里带了米,在学校蒸饭,早中晚三顿都抱了饭盒往管道里赶。我的床在红旗路97号,我的米口袋在红旗路97号,我的泡菜罐子盐菜瓶子在红旗路97号。我抱了饭盒往管道里跑,很多时候饭盒还是烫手的,上面糊着从别的饭盒倒出的玉米面汤。我还记得那片桉树林,记得那条桉树林掩映的通道(也是一条60米长的跑道,我在上面跑出的最好成绩是7秒33),我抱着饭盒奔跑的时候,一种大青鸟也在我头顶上飞,还喳喳叫,时不时把粪便拉在我的头发上和饭盒上。背着气枪的看门人的儿子总在树林东张西望,很难得看见他瞄准。我上初二的时候看门人在著名的沼气池事件中死了,他的儿子卸下气枪成了看门人。那片桉树林和那条通道至今都在,但我还是三年前去过,很多时候我只是隔着墙在街上望,一次也没有看见大青鸟。   红旗路97号就在中学的斜对面,我住从外往里数第三间。最黑。两张木柜一架床,地上木柜上堆满了米面、肥料、衣物、洋瓷盆、破鞋和老鼠掏出的土巴。第一间是门面,早先堆满蔬菜,一竹筐一竹筐的,傍晚由拖拉机从蔬菜社运过来,夜里一家人再摘洗,清晨再用架架车运到蔬菜门市部。后来不堆蔬菜了,堆卤肉,靠篱笆立着个货架子,每到我放学回去,架子上都放上了各式各样的洋瓷盆,洋瓷盆里都装上了各式各样的卤肉。常见的是排骨、猪头肉(表婶叫核桃肉)、猪脚、猪肠子和猪肝子,有时也有鸡鸭。街面的木板门全开,靠街一方摆放着红松案板,只要表婶切上一刀卤肉,案板上便是油浸浸的,红松的纹路也清晰和鲜艳了很多。很多回,我抱着饭盒进门,表婶都正把菜刀搭在卤肉上,亮晶晶的油正顺着刀口流淌。我是吃不到那些卤肉的,油也吃不到,仅仅能闻个香。我进了我的睡房,拿出泡菜罐子和盐菜瓶子,揭开饭盒,赶了泡菜和盐菜在米饭上,再盖上盖子,等上两三分钟才揭了盖子吃。等的那两三分钟,我大都在使劲地鼓胀鼻孔并深深地吸气——从门外飘来的卤肉的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   我房间里的电灯本来是亮的,拉线开关就在进门右边的篱笆上,可是正式开学的时候,却不亮了。找到表叔,表叔说是派出所不让亮的。表叔的喉结在跑动,我看得出他在撒谎,也看得出他很为难。我知道派出所是不管照电灯的。“你还是去打一瓶煤油吧,叫你姑婆给你找一盏煤油灯。”表叔转身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后脑勺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我打了瓶煤油,搁在床脚边。我没有叫姑婆找煤油灯,表叔也没有再提说。我从家里拿了煤油灯。   我在煤油灯底下生活了三年。做作业。看书。背书。吃饭。手淫。到后来,我看惯了煤油灯橘黄的光焰和鲜红的灯芯子,迷上了煤油的气味。三年,很多夜晚,我做完作业,脱了裤子钻进被窝,把煤油灯移拢床(但不至于灯焰燎到蚊帐),半躺着看书。每到那时,慢慢来临的不是瞌睡而是性欲。很强烈的性欲,带着臆想的性欲,13岁到16岁的性欲。我熟练地掌握了自娱的方法,且已经上瘾。我不堪压抑。我一次一次突破,内裤打湿了又暖干。煤油灯是我最初的情人,它派生出众多漂亮的正在发育的女生的面庞,高年级女生的面庞。母亲每次拆洗我带回家的被子和床单的时候,总是把干在上面的精液当成油污。“你总爱偷你表叔家的卤肉吃!家里没有给你吃饱啊?”母亲这么说,我只有嘿嘿傻笑。也是在煤油灯底下,我第一次仔细地看了我的严重充血的生殖器,它已经很壮了,它喷出的岩浆已经很浓稠了,可是它萎蔫之后,却是又短又小。   每天晚上,表叔一家都在厨房里卤肉,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声音,表婶的筷头子打在表叔手背上的声音(表叔未必是要偷嘴,很可能是摸了表婶的什么敏感部位,他们只要不吵架就一定很亲密),表叔笑骂表婶“骚婆娘”的声音,安在后门外的尿桶里撒尿的声音,咪咪遭瞌睡的声音。姑姑带着她的女儿凤看电影回来就睡了,她跟他哥哥说话的时候越来越少,凤也很少跟安和咪咪耍了。我满足了性,可睡得还是不塌实,我无法满足肚子,里面那点大米和素菜早已进了小肠,而从厨房飘来的肉香又在梦里刺激着我。梦见自己在吃肉,有红,有母亲和妹妹,有姑婆和姑姑,吃很大块的肉。我抢了妹妹的手头的肉,分给红吃,妹妹睡在地上哭了,两只脚乱蹬,像是在我们家老屋前面,又像是在表叔家的天井里。父亲过来,啪地一巴掌,把我手里的肉打落了,落在了灰尘里。红把她吃过的肉叫递给我,我没敢接,父亲两只眼睛像牛卵子一样瞪着我。从梦里惊醒,我的眼角还挂着泪,呼吸还有些急促。我看见柜子上的煤油灯像一座宝塔。隔壁有灯光透过楼板照过来,听得见习习索索脱衣裳的声音。“睡着了不?”“睡着了。”“两个都睡着了?”“两个都睡着了。”表婶跟表叔在说话。楼板上的灯光很安静。渐渐听得见了他们的呼吸声,越来越急越来越粗。表婶骂了声二流子,接着是一两个音节的尖叫。楼板上的灯光没了。我的尿早胀了,却迟迟不敢起床去撒。   有些晚上,表叔表婶先也是这样喘息,这样低语,但等我再迷糊一会儿醒来,他们却吵架了,吵得很凶,表婶骂表叔球用不中,表叔骂表婶狗火旺得烧毛坡。骂着骂着便动手了。迷糊里我的眼前总是闪现出表婶沾满油垢的锋利的指甲和表叔秃顶的后脑勺。表婶在摔东西,被子、衣物,枕头,木梳,鞋子,摔得最响的是暖水瓶和尿盆子,哐当哐当。白雀翎瓷瓶一直在地上滚,边跳边滚,发出的声音让我牙疼。电灯亮了灭了灭了亮了。咪咪醒了在哭,安一直说着梦话。安的梦话夹在大人恶狠狠的骂声里像一朵朵患病的花。表婶也哭了,是哭嚷,她的哭嚷了覆盖了所有的声音,覆盖了整个夜晚。街上凶猛的犬吠也在她的哭嚷里变成了几点可有可无的泡沫。   表叔长得像是吃醋的,平常在表婶面前的一举一动也像是吃醋的,但每到高潮,他便一改吃醋的形象,变成了一只猛狼。“你以为老子怕你母老虎?才不怕呢!大不了不让老子往你母猪肚子上爬!”表叔骂着,抱了咪咪从睡房出来。这时我和隔壁的姑姑已经穿好衣裳从房圈里出来,拉亮灯站在走廊里。姑姑只看着她的哥哥,不说一句话。冬天难免很冷,我的身体总是在发抖。表婶还在屋里哭,只是哭了,嘤嘤的,哭得很伤心。“我们走,我们走,这屋里容不得我们。”表叔在给怀里的咪咪说,咪咪又睡着了,脸上的眼泪还是一颗一颗的。“要走?莫那么便宜!要走把另一个也带上,要走就永远莫回来!”表婶说的另一个是安。安已经下了床,把尿盆子捡回来并翻了过来,正叮叮当当往里头撒尿。“离了红萝卜不成席!”表叔进门拉起安就走。我看着他,姑姑看着他。
表叔第二天就回来了,又跟表婶在厨房卤肉。也有不回来的时候,一天,两天,三天,但我每次去学校厨房取饭盒的时候都能看见他,他要么正跟一个工友抬着蒸笼出来,要么正在为学生分肉、收菜票。那种时候,表叔对我总比平常要亲热许多,偶尔还把我的饭盒拿去舀几片回锅肉在里面,但“我妈那边娘家的侄儿,把账算到我脑壳上”这样的话总是要对工友说的。表叔几天不回家,我总要问姑姑表叔他们在哪里睡,姑姑说在学校猪圈楼子上,谷草厚得很,很热火的。   有一回,表叔有半个月没有回家,表婶半个月没买卤肉,天天在房圈里睡,到吃饭的时候出来煮口饭吃。她披头散发,脸色惨白,像个鬼。每每那时,我就离她远远的,她叫我我也不答应。在狭窄的走道里遇见她,我就转过背把身体紧紧地贴在篱笆上,不看她也不要她碰我的身体。有几个晚上我喝多了水,三番五次去后院撒尿,三番五次看见她脱了裤子蹲在广柑树下,弄不清是在解小手还是在解大手。不管有没有月亮,她的屁股都是白生生。半夜了,她还把煮熟的包谷和土豆端进睡房去吃,咀嚼的声音把糊在篱笆上的报纸都震开了口。一天半夜,表婶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我的名,一直叫着:“李闰发,李闰发……”我是醒的,却不敢答应。我觉得她的叫声不是从隔壁发出的,也不是从人的喉咙里发出的,而是从楼板上面、从鬼的肚子里发出来的。表婶这么一直叫着,我再也无法睡着。我害怕得不得了。我想她是不是吃了药要死了。   “闰发,闰发,从厨房的水缸里给我舀一碗冷水过来,我不想死,我要喝冷水,你听到了吗?我劳慰你!”这一次,表婶只喊了我的名,而且把事情说得很清楚。我虽然更害怕,但我可以确定是她在喊。我坐起身,从枕头下面摸到火柴,划燃一根,点燃煤油灯。我没穿衣裳就端着煤油灯出去了(表叔没走的时候走道里的灯泡就坏了)。走廊里有风,煤油灯的光焰左右摇曳,眼看要熄灭了,我就立即站住,拿手掌去包住它,它又燃起来了,屋子也又亮堂了。我从碗柜取了只大土碗,慢慢地盛了碗水,一手掌灯一手端碗。表婶睡房门的门槛绊了我一下,还好没有跌倒我,只是土碗里的冷水溅了些出来,只是煤油灯熄灭了。   那天夜里表婶自始自终没有开灯,我摸着把水端过去递给她,模模糊糊看见她的人影,看见她伸过来的手,甚至看见她滚动的眼珠。表婶一口气喝干了一碗冷水,叫我去端。她接连喝干了六大碗。“我喝了老鼠药,鼻子嘴里都在出血。”表婶在隔壁说。我回去刚刚睡下,心还在怦怦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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