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教书的日子

开始教书的日子
汤如浩

　　五年后，我沿着小城宽阔的东西大街，再一次来到这个叫做苗圃的地方，身后的阳光把我的身影拉长，而两旁高大的楼房群又把它扭曲成奇形怪状的样子。苗圃就在左手。高耸的铁栅栏，泛着斑驳的锈色，露出钢筋粗糙的纹路，一根一根排列过去，陈旧，腐朽，苍老，仿佛历经了多少年的沧桑。老松树愈加老了，树皮龟裂，露出灰色的木质内里。庞大的树冠上，朝天高扎着几只干枯的枝条，是瘦骨嶙峋的鸡爪，肌肉都萎缩了。那座碉堡状的门房，高大而孤寂，外面有几块瓷片跌落，水泥裸露出来的灰色，像几只浑浊的眼。破碎的水泥地坪。蒙尘的黄瓦屋顶。几株高大的白杨树。高低不一的榆树篱笆。一切，依旧如故。 　　这里，是我开始教书的学校。十多年前的初秋，我就是在志栋（他的父亲是这所学校所在乡镇的领导）的陪同下来报到的。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仍然是一个拘谨羞涩的人。两年的师专生活，印象中只有百来十本大大小小的书，还有就是形形色色的人和许多形形色色不可理喻的事情。从那所师专的大院中走出来，我和走进去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两样。读书，练笔，胡思乱想。闲暇，我会走进师专校园周围的麦田，看茁壮的庄稼，看碧绿的蔬菜，看那条叫甘泉的河流的下游，浑浊的水流绵延到很远很远的北方。所以，本质上，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大家已经开始尝试在校园里和异性勾肩搭背，这所师专的名号很末流，思想的开放却走在前头。家境的贫困使我很自卑，读书的爱好使我很忧伤。那两年，我的生活很洁净和单纯，因而，我特别需要一个人在身边陪伴我，我选择了志栋。 　　在一间逼仄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一些谈笑风生的老师，他们向我投来陌生的目光，我立刻窘迫不已，忙不迭将刚刚买来的一包“宏图”烟散给每一个人，谦恭地点燃打火机将身体凑上去。还有我的直接领导——教导主任，其时，他大约三十五六岁吧。但凌乱的头发，瘦削的面庞，高度的近视眼镜和佝偻的身体，给我造成错觉——我错把他当作老年人了。我深深地鞠躬，双手握着他的手，使劲地摇，说着请多关照之类的话——这些，是志栋的父亲反复交待过的——向他表示我的敬意也是起码的礼貌。他随意寒暄几句，就把我带到校长室。校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个矮，单薄，灰色的中山装一丝不苟，戴一顶同样灰色的解放帽。他灰白色的眉毛浓而长，向左右两边抹开去，让人极疑心是有心画上去或者贴上去的。眉毛浓长的严肃校长在闷头抽烟，他从座位上欠了一下身，点头，顺手递过一支香烟。我忽然明白，此时，我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年人了，虽然，我早已经把事先准备好的腹稿忘记得一干二净。坐在破旧的沙发上，我仍然局促不安。志栋向校长询问他的这所母校的某位老师的情况，我恍惚地回忆走进校门的每一个细节，有没有不得体或者失礼的地方。 　　我从此之后的生活，就是在这样平淡无奇的序幕中开始的。总务处的张主任笑呵呵地问这问那——他是我四舅的旧相识。于是，我搬进了一间新盖的砖瓦房。那是东西走向长长的一排当中的一间。由于生源剧增，据说它们和前面的教室一样，是乡镇府在长眉毛校长的一再催促下，才忍痛拨款修建的。屋子内，地面扔着一些断砖和碎瓦，还泛着潮气，门框和窗子格还是原色，墙上的石灰没有干透，地面新铺的红砖颜色红润。窗玻璃是由我和小郭他们几个从总务办公室老牛那儿要来，分别由自己钉上去的。小灰铲，火炉，水壶和水桶，一张三抽桌和木凳，一一配发，都很崭新，放在屋角，散射着明亮的光泽。床是我们和学生从布满灰尘的库房里搬出来的，上面铺好了我捎在自行车上带来的简单的行李。这意味着，简朴的生活，已经缓缓拉开帷幕。房子前面的旧厕所，上半部分已经折除了，存放粪便的下半截还在，被土掩埋了，荒草萋萋，中午炎热的时候或者夜晚山风吹过来，还可以闻得到它们认真发酵的难耐气味。 　　报名，领课本，分发作业，带领学生打扫卫生，我和学生们蒙着鼻子，将旧厕所的垃圾用架子车运送到大操场的边上，用土盖起来，当作学校自有土地的储备肥料。有些迷惘，有些兴奋，我开始了一种崭新的角色转换。如果说以前所经历的基本都是被动的话，那么现在，主动出击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一天晚上的例会上，我和小郭他们几个新任的班主任，就受到了长眉毛校长的不点名批评。原因当然在于我们的疏忽或者说懵懂：我们的学生在晚自习上吵闹，而老班主任的班级，却鸦雀无声。“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长眉毛校长引用着名言——以后，我才知道，这样的名言是新学期必不可少的——“新同志要向老同志好好学习！”我们将脑袋耷拉下去，藏在桌子下面，表达我们无限的羞愧之情，这样的场景使我越发恐慌，胆怯，乃至局促不安。学校的生活在我的困惑中逐渐走向正规，开第一堂班会，听第一堂课，第一次评课……学校的领导把眼光盯上我——推门听课——身体瘦弱的教导主任左腿搭在右腿上，将身体深深地陷在深红色的软椅里面，镜片后面的眼睛目光灼灼，审视于我，对我发抖的语调若有所思，不断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一颦一蹙足以引起我的紧张和高度关注，我将他当作了我讲课好坏与否的裁判和权威了。四十五分钟在我的战战兢兢中磕磕绊绊结束，结束得像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听不到欢畅的流水声，只有难听的呜咽。师范毕业的教导主任说了一句“还可以”，就提着软椅扬长而去，对我弓成虾状的谦逊身体姿态似乎不屑一顾，我顿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和低迷。此后很长时间，灰白长眉毛的校长从我授课的课堂缓步走出来，面目慈祥，语调和蔼，拍着我的肩膀鼓励于我，我才从那种不良的情绪中缓缓走出来，产生一种忽遇知音的感慨。 　　初一（1）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初一（1）（3）（5）班的历史老师，这是我在新环境的角色定位。同时，我也知道，我是初二（2）班刘晓梅和初二（3）班刘峰和初一（2）班张龙的表哥，也是初三（1）班张某某的小学同学，我还兼任政史地生教研组组长何老师的学生和初一（2）班班主任戎头的大学同学，多重的身份让我产生荣誉感也产生压迫感，我努力适应骤然添加的各种头衔，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拥挤的办公室里，翻阅图书室借来的各种资料，按照规定的步骤备课，穿梭于各个教室上课，召开冗长乏味的会议，抄写业务笔记和政治笔记，找学生谈话或者批评训斥，开大大小小的玩笑，我们眼睛盯着老教师，在努力适应和模仿——温柔的杨老师是学校指定给我的指导老师，一些细微末节，她总是在私下里悄悄告诉我，比如办公室内不准谈论学校的大小事项，多听别人的授课和指点……总之，哪里有哪里的规矩——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缺少不了这样的环境和磨练，我在内心感动着。和对环境同样陌生的学生一起学习“雄鸡一场天下白”，探究背诵的问题，抹煤的问题，卫生的问题，纪律的问题，学生们纷纷出谋划策，个个亚如诸葛亮。上小灶吃饭，中午蒙头大睡，晚上在单身汉的房间里神侃胡聊。很忙或者很闲，都可以忽略。心情的起落，有时候只有一两句话之间。总务处的老牛对我说没有粉笔的时候，仰着眉毛呵呵呵，有些阴阳怪气，“噢哟，你吃粉笔哪？这么费！哦，原来你是大学生啊？哈哈哈！”图书室的赵老师坐在窗前晒太阳修理指甲：“这些书都还是外面的人捐献的。”她对我抱怨书籍的缺乏和陈旧没有一点同情心，“年底你订一些杂志吧，再说，校长告诉我，让你们多看一些业务书籍！”语文祖的邢组长左手捏着的烟卷，鼻孔里冒出缕缕青烟，整个人就氤氲在烟雾中，“小汤，呵呵，课上得还行，普通话好——我们老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呵呵，呵呵。”我从他淡淡的神情中看不出任何褒扬和贬斥的成分。 　　日子就这么开始或者结束，一天又一天，向它自己拟定的方案进行，不去理会别人的内心感受。我学会了抽烟，还有喝酒、串门。在周末，老闫会叫我们几个单身汉到他的房间去，吃他妻子做的酸辣揪片子，然后喝酒，聊天，打扑克，看电视，说说学校里该注意的事情。还有老杨、老张、老郇等，他们都是我很好的同事和兄长。前一年从师范毕业的姜老师有女性特有的热情，一度邀请我们几位新教师和她们女同胞在某家去会周末大餐，一大铁锅鸡肉都在火炉上炖糊了——我们交流得很开心，把那茬给忘记了。家长也会请我们去家访，借机探听一下孩子的学习情况。走过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我们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很拘谨也很羞涩——那些家长，几乎就是我的父辈——他们谦恭异常，将家中仅有的公鸡宰杀了，做出香喷喷的鸡肉垫卷子，声音洪亮，一个劲谦让，甚至用皴裂的双手捧着，恭恭敬敬递到我的面前。喝酒，塑料葫芦里是清澈的液体，沏在白色的瓷杯内，散发着浓浓的酒味，从这双大手到那双大手，他们轮番敬酒，我就在酒香中毫无防备地渐渐颓然醉去，恬不知耻地酣然眠去。我记得我班韩晓红的父亲——一个年过半百的农民——当我在他家的热炕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又端着酒杯酒碟坐在炕沿下，一遍一遍叫我老师，催我起来，愣是劝我一醉方休他才善罢甘休。他的那种恳切和热情，无法拂却，使我们同去的几个人不得不再次爬将起来，歪歪扭扭，和他请来的乡邻苦苦鏖战一夜。那天晚上，我们全部醉倒在他那盘热烘烘的土炕上，再也没有机会爬起来，回到那间简陋的宿舍。我看得出，学生们喜欢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也看得出，家长喜欢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圆滑和世故。一个月后，我领到了第一份工资，当秦会计把一百四十元人民币点给我，攥着崭新挺括的纸钞，我的心底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激荡。 　　至今，那些往事我仍然记忆犹新，恍如在昨天。2004年，学校整体搬迁，我和我的学校离开那座庞大的院落，离开了十多年的平房生活，在几幢宽敞明亮的大楼组成的新学校，开始了一种崭新的教育教学活动。那座由民国时期名叫张汝伟的旧县长在县城东部的荒滩中亲自开辟的苗圃，那座我们曾经朝夕相处欢笑流泪的旧校园，那些还残存着的旧县长手植的苍老松树、白杨树，那些还残存着的由我们移植的马尾松、小榆树，那些也还残存着的我们曾经难以入眠的日日夜夜，却被我们远远地扔在了身后，而且，面目日渐模糊、虚幻。 　　 [ 本帖最后由 汤如浩 于 2009-3-5 21:3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