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忘记的名字

历史不能忘记的名字
——黄埔军校将士刘享龄的人生传记

春光明媚的午后，我接到了原张掖市卫生局刘惠萍副局长的电话，说她刚走出医院，我若有空，可以聊聊。我立马振奋起来，宛若一口气喝下了一罐“红牛”。这个“约会”可谓好事多磨，先是我生了一场病，后是刘副局长身体欠佳，加上工作无法脱身一次又一次耽误了见面。这样一拖就是半个月，想到市史志办王国华主任之托，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恨自己病得不是时候。挂了电话，我匆匆出门，扬手拦了辆面的，只为能够早一分钟揭开刘副局长之父刘享龄的历史之谜。

刘副局长的家很清平，家具和电器基本还是老式的，这让我感到很亲近。落座后，一杯醇香饶舌的清茶伴我聆听刘副局长娓娓讲述她的父亲刘享龄——一名上过黄埔军校将士的人生，让我在敬仰中不自禁的凭吊一段梦魇般的历史。

刘享龄，曾用名刘荣受，1915年生于甘肃张掖县三闸公社（现甘州区三闸镇）一个叫庚明的小村子，自幼聪明好学，爱好书法和绘画，深得家人和乡邻的喜爱。曾在张掖县建华（现青西）学校、北街小学任教，并任校长。后在甘肃武都部队服役，1938年考入四川铜县国民党军校受训，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五期。先后任甘肃保安司令部参谋，保安第四团第三大队大队长，新二十七旅七四〇团副团长，二四七师七三九团团长等职务。后因车祸在新疆马拉斯身亡，时年三十二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异彩纷呈，他把思念留给亲人，把热血洒在了祖国边防。他只是众多干将之一，可能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但历史却永远无法忘记他的存在。

1949年12月26日，时任甘肃国民党二四七师七三九团团长的刘享龄，跟随军长杨汉烈在四川金堂起义，受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热烈欢迎。起义后，杨汉烈任西北军区参议室副主任，1956年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现已病故。其爱将刘享龄任西北军区军官教导团第五大队大队长（营级），1952年家人与其失去联系，其生命的未卜一度成为家人无法破解的谜。

刘享龄和妻子马文琴育有两男两女，在孩子们的记忆中，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长着什么样，基本是从母亲的口述和家里的照片中得知的。父亲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每日的工作安排都要写在日历上，每晚进行“行三思”。父亲留给家里的，是一张张军装照。照片上的父亲，高大，挺拔、英俊，刚毅，看起来格外英武。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有一个残缺从来都无法弥补——邻家小朋友都有爸爸，而且爸爸可以和他们一起玩耍，而他们的爸爸呢，总是无法触摸。每当孩子们哭着向母亲马文琴要爸爸时，作为随军家属的马文琴总会微笑着抚摸孩子们的头，然后拿出父亲的照片，故意神秘地说：“喏，这就是你们的爸爸！他做大事呢，很忙，暂且不能与我们在一起，等他忙过了，就会来看你们，那时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别的小朋友都没有的礼物呦。”

日子就在孩子们充满希望的等待中一天一天流逝，直到1948年的春天，刘享龄与妻子马文琴进行了一次深谈，很委婉地向妻子表达了他要准备起义的决心，强调了他们起义的重要性，希望妻子马文琴能够和三个孩子（刘享龄是家中独子，没有兄弟姐妹，大孩子寄宿在张掖堂弟家）离开武都回他的故乡张掖。

马文琴毕业于武威师范女子学校，和刘向龄成婚后，一直随其在武都生活。得知丈夫刘享龄的决心后，为使丈夫无后顾之忧，安安心心干事业，马文琴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带着三个孩子从武都县来到张掖。这是他们首次返回丈夫刘享龄的故乡。一路的颠簸，下了班车坐牛车，下了牛车靠双腿，孩子们全都生病了，个个呕吐不止，尤其老小刘惠芳，当时才四个月大，双腿肿得亮晃晃的，是母亲马文琴抱着她一步一步挪到了金张掖这块能够给予她们希望的土地。站在陌生的城市，想着远方的亲人，相聚是那么遥遥无期，不禁黯然神伤。但为了几个孩子，马文琴决定把根扎在这里，靠自己的双手开始新的生活，也开始了下一轮漫长的等待。

马文琴带着孩子们，靠着双腿找到了刘享龄的堂弟家，她和四个孩子就借住在堂弟家。

刘享龄起义后，经常忙于部队事务，无暇顾及家庭，照看儿女，孩子们个个饿得头发晕脸发绿，他很心疼，也很内疚，但为了祖国伟业，他只有把对孩子的思念对妻子的内疚对亲人的歉意深埋心底，他曾不止一次的来信对妻子马文琴说：“你是个好女人，我欠你的太多了，但我是一个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卫祖国，军人的生命是属于祖国的。我相信你能理解我。请你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无论怎样艰难，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人，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如果有来生，我还娶你做老婆。”刘享龄的款款深情，马文琴泪洒信笺。女人是脆弱的，可母亲是坚强的。在特殊年代，一个瘦弱的无助女子要独自承担起抚养四个孩子的重任，那是一条怎样困难重重的艰辛之路啊。但她是孩子的母亲，她有义务有责任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况且还有她深爱的丈夫的嘱托和一份希望。而这，也是支撑马文琴活着的力量源泉。

为养活四个孩子，让他们能够在保存生命的同时，成长为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人，马文琴从武都到张掖，做出的又一个选择是拿起教鞭走上讲坛。她先后在三闸公社（现三闸镇）付寨子小学、张掖县（现甘州区）西关小学、建华（现青西）小学任教。为尽一个母亲职责，马文琴工作调到哪儿，就把孩子们带到哪儿，孩子们是她的尾巴，也是她的希望。但在那种缺吃缺穿的年代，树皮野草都会成为人们的美餐。马文琴靠一个人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既要养活四个孩子，还要救济在农村的堂弟一家。为节省米节省面，马文琴把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二餐，甚至一日一餐，宁可让自己的孩子饿着哭着也不做一顿稠饭，常常是挑野菜撒上二把粗粮为全家的主食，就这样用了很长时间才攒下五斤小米，打发孩子们给堂弟家送去。当时孩子们很有怨言，觉得母亲不可理喻，自家孩子都吃不饱，还送人。马文琴看出孩子们的抵触情绪，把孩子们拉到一起，笑着说：“敬人者人人敬之。与人交往要多为对方着想，人心要实，火心要空。做人，你们要学会生活上朝下看，工作学习上朝上看。现在，他们比我们更需要这点米啊。”马文琴一席话，孩子们像突然长大了一样，都很懂事地点着头。

孩子的婶婶见到米的刹那，几乎傻了，痴痴望着米，老半天不敢伸手去接，后又颤抖着手指着米说：“娃，这是啥东西？”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婶婶，这是米呀，小米呀，你不认识了吗？”孩子的婶婶盯着米，视线一刻也不愿离开，最后慢慢伸出手，抓了一把米，高高举起来，从指缝间缓缓往下淌，边淌边说：“娃呀，这不是米！这是救人命的金颗子。”就这样，马文琴用自己仅有的一份口粮，救活了自己的四个孩子，也救活了堂弟一家。

1966年，“文革”这场政治运动，像不可阻挡的狂风暴雨，铺天盖地席卷了全国各地，马文琴所在的学校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马文琴曾是连续多年的优秀教师，她为人谦和，知识渊博，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她有句口头禅：人生无笑便是福。她常教育她的学生“做错了事应立即改，不要犟，要懂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由于她是国民党亲属，被批斗成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饱受着精神折磨和肉体痛苦，在如此低迷的日子里，她的生活变成了一种煎熬，这种煎熬，使她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但为了孩子们，为了不影响孩子们，她咬紧牙关挺着。经过一番激烈而理性的思想斗争，忍痛割爱，要唯一在家的小女儿刘惠芳（老大、老二都已离家工作，老三在“上山下乡”），赶快把丈夫刘享龄的照片，统统收集起来，彻底焚烧。当时，小女儿正上中学，对政治风暴不敢有半步怠慢，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她的思想过早地成熟，她翻箱倒柜找出爸爸的所有照片，包括他们的全家幅，毫不犹豫的点燃了……

因为刘享龄曾经是国民党军官，他的这个特殊身份给家庭带来了诸多影响，其妻马文琴跟着一次又一次遭受生活的磨难和心灵的桎梏。土改时，组织对各个家庭都进行了“成分”划分，但刘享龄一家，虽然只有其妻马文琴和四个孩子，却无法给予“成分”定性，既不是工农，贫农，也不是“革命军人”，家庭成分一直是“未定”。孩子们因为没有家庭成分，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其实她心里也很难受，但为了稳定孩子们的思想，消除消极心理，她不止一次装着若无其事地对孩子们说：“做人，别贪图虚荣，只求勤奋，不强求外在的美，要修养自身的内在气质。要相信你们的爸爸。”直到1987年，马文琴和她的四个孩子，终于盼来了组织决定，家庭成分定为：“革命军人”。其实，解放后到1952年这段时间，这个家庭的正墙上一直悬挂着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军属”的牌匾。

1952年，刘享龄突然与家人失去联系，家人写去的信总是“查无此人”而退回。刘享龄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其妻马文琴及家人经过痛苦而漫长的等待后，曾多次派亲属及儿女前往兰州军区等地寻找，但均未果。失去亲人的伤口，经过岁月的清洗和修复，基本不再流脓。马文琴一家人的生活，在她勤劳的耕耘里，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四个孩子也都相继走上工作岗位，接着有了各自幸福的家庭。老大刘兴贤，男，在张掖地区农行工作（现已病故）；老二刘惠萍，女，张掖市卫生局（现甘州区卫生局）副局长（现已退休）；老三刘兴慧，男，河西购销站财务科副科长（现已退休）；老四刘惠芳，女，在张掖地区医院（现张掖市医院）功能科工作（现已退休）。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岁月经过风霜雨雪的剥蚀，这个家庭所有的成员对刘享龄都只剩下了深深的怀念。刀光剑影般的怀念，像化石一样，虽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激不起心中的惊涛骇浪，却刻骨铭心，永远留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千年不变，万年不枯。

一年又一年，时光老人的罗盘上自1952年起又刻下了32个年轮后，对这个家庭来说，既寻常又不寻常的1984年到来了。这一年的春天，一个神秘来客在张掖军分区政治干事、张掖地区民政处副处长蔺长斌等人的陪同下叩响了刘享龄的家门，满腹狐疑的刘享龄之妻马文琴，听了介绍后方知眼前一身戎装的神秘来客，是陕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高志超。他带来的消息是：经过组织调查核实，刘享龄同志生前不在甘肃省军区，而是在陕西省军区。此次来访，一是落实政策，二是探望刘享龄遗孀马文琴。三是妥善安排刘享龄子女就业问题。马文琴老人颤抖着接过高志超主任递过来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全文如下：刘享龄（曾用名刘荣受）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新疆马拉斯因车祸亡故，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看着盖有大红章子的病故证明书，马文琴老泪纵横，涕泗滂沱，大放悲声，四个儿女也跟着一起涕泪交加。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原来你早就离我们而去，难怪你不给我们任何音信！狠心的人哪，你把相思种在了我们的心田，你把思念留在了我们的心尖，可你却如一缕清风，在我们生活的田垄上，吹过了不留下任何痕迹。

对刘享龄一家，这次得到部队同志提供有关刘享龄的信息是其失踪后的第一次，他们的心情难以言表，各种情愫全袭心头，虽然人不在了，但至少让他们知道了亲人的下落，也算一块高悬的石头落到了实处。期间，高志超主任多次征询其妻马文琴意见，要帮助她解决一些问题，或是提出经济补偿等等，但马文琴一遍又一遍擦干眼泪，一次又一次摇头说：“没有需要组织解决的事情，共产党没有亏待我们。四个孩子都已自立，自己也已于1973年在青西小学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什么补偿都不需要。”为使组织能够放心，她还将孩子们的情况一一做了汇报。高志超主任听后长舒一口气说：“你是个好母亲，你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抚养长大又培养成人，而且你的孩子都继承了他们父亲刚正不阿、勇往直前的秉性，相信他们都能很好地为祖国的建设努力奋斗的。我能想象得到你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头。但是，按照规定，革命军人亡故后，政府一次性发给抚恤金500元（他们部队再补给300元），这个钱你必须得收下，这是刘享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荣誉啊。”临走时，他紧紧握住马文琴老人的手，说：“刘享龄同志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虽然他什么也没给你们留下，哪怕是一根针一条线也没留给你们，但他的人生却是无悔的，我们为他自豪！你们也应该为他感到自豪！节哀吧。有机会我会再来看你的。”

1985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为刘享龄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落实政策后，由张掖县人民政府补发），全文如下：刘享龄同志，原系国民党七三九团团长，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四川参加起义，特此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日。

1990年8月，时任台湾华侨中学教务处处长的华人姚嘉礼先生（甘肃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姚寨村人，黄埔军校24期毕业，1999年在台湾因车祸死亡），在张掖地委副书记王培尧、地委办公室主任来多年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刘享龄家探望其妻马文琴女士，并与其一家人合影留念，照片提名“相见时难别亦难。”这张照片，像一支安慰剂，抚慰了刘享龄一大家人的心灵，因此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这家人的相册里，也一直珍藏在这家人的心中。也是这次会晤，让刘享龄一家人又多了一些对其生前的了解。据姚嘉礼所讲，刘享龄与陶诗岳（原国民党新疆军区总司令）、叶成（原国民党新疆军区副总司令）、罗平（原国民党新疆军区师长）结为拜把四兄弟，在事业上肝胆相照，共同进步，成为生死莫逆之交，但在1949年起义这件事上，四人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刘享龄和陶诗岳坚决投诚，刘享龄要跟随军长杨汉烈在四川起义，而叶成和罗平不愿投诚，为不激化分歧，引起内讧，时任新疆军区总司令的陶诗岳将两人送往巴基斯坦，随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派人接回台湾，并授予上将。后两人先继在台湾病故。起义后，陶诗岳任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刘享龄任西北军区军官教导团五队大队长。

至此，刘享龄同志短暂而扑朔迷离的一生，又揭开了一层历史的迷雾，也解开了刘享龄一家人埋藏在心底的一些谜团。刘享龄之妻，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甘肃张掖病故。刘享龄的后人，一代更比一代强，全都沿袭了他的勤奋好学，刚直不阿、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他的大孙子刘伟，湖南医科大学医学研究生毕业赴美，读完医学博士后定居美国，事业上很有造诣。二孙子刘磊，长春工业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现在美国底特律一公司任高级总工程师。国内的孙子孙女也很出息，以公务员的身份为祖国、为家乡的建设贡献着力量。刘享龄一家祖孙三代，目前已有三十二人，其中在美国定居的就有八人。不能不说，这是个值得欣慰的好消息。

走出刘副局长的家门，残阳像一位力不从心的耄耋老者，摩挲着城市的一景一物，那粗糙的手掌，硌得我的思绪通过一张旧照片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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