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和他的那块麦地
徐小叶
清晨，太阳已经升的老高，一缕暖暖地冬阳透过窗帘照在脸上，让人赖在床上不愿起身，懒洋洋的半闭着眼睛，摸索到放在枕头边的手机，手机上老父亲的三个未接电话让我瞬间清醒。
我慌乱起身给老父亲回拨电话，电话响了两声，老父亲就接听了电话“大嫚，你忙完了？几点下班？”
“爸，今日星期六我木上班，困懒觉了，刚起来，爸打了三遍电话，有急事？”我着急的问着。
“木有，木有，木有什么急事，感冒好了十来天了，心思你要是有空，拉着我和你娘再去七姑岭那块麦地里看看。”听着电话那头老父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说着一连串的解释，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挂断了父亲电话，起床梳洗完毕，简单的喝了一碗四哥留在电饭煲的稀饭，开车接上老父亲和娘，又一次去往现在的董家口火车站——七姑岭。
已记不清，今年这是第几次陪父亲来七姑岭看他那块麦地了。老家拆迁后，老父亲搬迁到泊里新城也有几年了，但在七姑岭上尚未列入征地范围的那块麦地，一直都是他心心念念的牵挂。
那块麦地是父亲当年从东北拖家带口回乡，村里把仅有的一块虽种上了麦子，但让人感觉不到是麦田，且无人肯要的一块贫瘠土地承包给了父亲。父亲和母亲还高兴的不得了，就是现在说起来，老父亲还是会心的说着：“还是共产党好，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嫌弃庄户人。”
老家还没搬迁那会，老父亲都是自己骑着电动三轮车驮上娘，一起去七姑岭的那块麦地里随着季节，种点麦子，种点玉米花生什么的……
搬迁以后，老父亲和娘也年事已高，我们姊妹几个也不放心父亲骑三轮车驮着娘再跑那么远的路，再去种他那块麦地了。可就是这样，老父亲心里还是放不下他的那块麦地，每年都要和娘去七姑岭那块麦地看上几次。每次陪老父亲到七姑岭的麦地，老人家总是会跟我们念叨几遍，“庄户人有块麦地，心里脚底下都踏实啊……”
看着满头白发七十多的老父亲，站在长满杂草的麦地里，听着老父亲一遍遍的念叨着：“唉，可惜了这块麦地了。”我记忆的阀门再次被打开。
当年，我们从东北回到老家后，由于家庭变故的种种原因，父亲卧病在炕无法劳动，一家大小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仅有的一块麦地还在离家几公里外的七姑岭上，往往每年的收成都少得可怜，换来的粮食也只够全家勉强度日。
因此，每到春种过后，尚小的我就带着弟弟妹妹一起，挎着提篮在地里挖野菜，以减轻肚子里“蛔虫”的翻滚。
而每到麦收时节，看到满坡的麦波荡漾，满山满洼一片金黄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种惊喜的盼头。偶尔，一股麦子的馨香味儿扑鼻而入，仿佛闻到了新麦面粉做成馒头的香味，我和妹妹弟弟不由地会直流口水。
过了两年，父亲的身体慢慢康复，他对待七姑岭上的那块麦地甚至胜过自己的孩子一样。随着季节变化在麦地里种着各种庄稼，从那以后我们全家再也没有饿过肚子。
父亲在麦地里种的最多就是小麦，他说，“麦地麦地，就要多种麦子。”父亲把麦地里种上麦子以后，麦子什么时期需要干什么，那可真是一个门清。听父亲说，延花时的小麦不宜灌水，那样会影响产量。不过花期过后，若再不下雨，到小满的时候，麦子有可能会绝收。说来也怪，每年麦苗返青拔节孕穗需要雨的时候，也不知道老天爷发了什么脾气就是不下雨。花期一过，这时父亲就开始挑水浇麦子。
用扁担挑水浇麦子，能不能把人累死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当年我的老父亲对那几分薄薄的麦地爱惜到了何种程度。记得有一年，干旱严重，岭前岭后大口井河沟的水都干涸了，父亲就去几里以外的旺山水库里挑水，为了小麦能收成好点，老父亲的肩膀和挑水的扁担“融合”发出的声音，响彻在七姑岭上的白天和黑夜。
月亮悄悄地爬上树梢，淡淡的银灰撒向人间。摇曳在月光下的麦子，似乎被父亲的扁担声惊醒，抖擞着精神，在风儿的推动下沙沙作响。深呼入那种甜甜的清香，沁人心脾。“喝吧！喝吧！喝饱了快快长。”父亲欣慰地念叨着，脸上舒展的皱纹流露着一种幸福。那是一个农民对庄稼产生的一种忴爱，和对生活的深深解读。
当小满过后，那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穗，在阳光里随风飘动，起起伏伏象一首波澜壮阔的诗篇。我们一些小伙伴相约一起，偷一些颗粒饱满的麦穗在背风的岭坡里，用火烤着吃。那香甜的味道也许是当时最美的零食。
俗话说：“蚕老一食，麦熟一晌。”麦收时节，天气不等人，麦子一旦成熟，就得“白加黑”连轴转地抢收。因为麦收时的天气，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在麦子成熟后，全村都拿着镰刀进入翻滚着金浪的麦地里，没白没黑地抢着收割麦子的那些日子里，母亲也总是在天还没亮时就起来了，先是生火烧水，弄点玉米面或者是地瓜面，拌入我和妹妹挖回来的野菜里，放到大锅草篦子上蒸熟，用小包袱包好，带上一瓶子热水。父亲磨好镰刀，急急火火地直奔麦田，开始抢收麦子。
父亲和母亲为了多点麦草烧火，他们不舍得用镰刀收割，都是用手薅麦子，一边薅，一边用手锤打着薅出的麦根。望着前面被父母薅倒的一排排麦子，再望望他们捶背弯腰的表情，心里升起的感觉和脸上汗水的味道一样，咸咸的酸酸的。
十几岁的我和妹妹跟在父亲和母亲的身后，二老不舍得我和妹妹用手薅麦子，教着我和妹妹用镰刀。左手往麦秆上一挥，一把麦子拽几下才能割倒，我几根几根的把麦子扒拉到镰刀下，右手伸出镰刀从麦秆底部往后一拉，手中的麦子就被放到右侧，再继续往前割。一边割，一边捆，还不时地往前方看，平常看似短短的麦地，为什么今天这么长，老是割不到头。
握镰刀的右手掌里很快就会窜出一片片血泡，用一块布条包一下继续割。腰部也很快受不了了，酸疼得如同骨头脱了筋，站立时都直不起来。再加上天气炎热，干燥的麦田尘土飞扬，嗓子眼里如同塞进了棉花，干咳起来像冒了烟似的，脸上鼻孔里全是黑黑的麦油。一天下来，如此往返，人像是抽去了筋，软软的没有一点力气。而父亲和母亲看着割倒在麦地的麦子，脸上却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庄户人家有句老话：“一百岁有个娘好，一分地有块场好。”在割麦子之前，需要先“摁”场。“摁”场就是用碌碡把场地碾光，以便好把割好的麦子从麦田里拉回来打晒。上学后我知道这“摁”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碾压的意思。没想到这粗粗的农活，积淀起的文化还蛮深厚的。
我家的麦场，还是父亲的那块麦地，父亲会把麦地的一角提前把麦子收割出一块，然后用锨平整一遍后，把麦地泼上水，拉上碌碡，撒上别人家用过后的麦糠，就开始“摁”场了。泼上水的麦地又粘又稠，父亲拉着碌碡或南北或东西，一遍一遍吃住茬口碾。几圈过后，场地起明发亮了，歇过一袋烟的功夫，迷离花眼的太阳又在场地上刻满了篆字般的裂纹。父亲东踩踩，西踩踩，复撒上麦糠和干土，再重新开碾。等到场面平如鼓，光如镜了，麦场就算“摁”好了。
场“摁”好了，麦穗在场里晒干用碌碡碾好后，父亲把碾过的麦秸秆用木杈抖擞着丢到一边。父亲一杈一杈有规律有技巧的抖擞着，等把所有的麦秸秆抖擞完了，再把麦秸秆都挑到场面的一处空着的地方垛起来。父亲说：让麦草困困，等以后再打二遍场。因为第一遍打过之后，会有些麦粒顽固的呆在麦穗上打不下来，为了不舍得丢弃一颗一粒粮食，就要再打上两遍场。
父亲把麦秸秆抖擞完后，剩下的麦子是和麦芒，麦壳混在一起的，用木锨拢好后，就等着有风时，用扬杈一杈一杈的在风中扬一下。那样，轻轻的麦壳和麦芒就顺风飞到了一边，而沉甸甸的麦粒就落到了一堆。不过，麦堆里还会夹带一些碎麦杆，这就需要再细致的扬一遍。再扬时，就需要一个人扬一个人打掠。
父亲首先先看看风势，然后找到要站哪，往哪里扬，让麦子落到哪。之后，父亲就用木锨一锹麦子，用力往空中一抛，金灿灿的麦子就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然后就落到了父亲看好的地方。而母亲则两手拿着大扫帚在麦子的表面上轻轻的，有技巧的打掠。打掠也不是轻松活，要两臂轻抬，轻轻的扫，轻轻的掠，用力大了，就伙同麦子一起扫跑了。
这个时候的父亲和母亲，流淌着汗水的脸上再次洋溢出幸福的笑容，和父亲扬在空中随风而落的麦粒，成为了空旷麦场地里最美的一道风景。
等到田地里所有的麦子收完后，所有的麦子也打过了场，就要开始把麦秸垛垛了。麦秸垛垛可是个技术活，底子铺垫不好的话，垛着垛着就会散垛。有人垛成圆形，有人垛成方形……父亲一般都是垛圆形的麦秸垛，而且垛的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外围用小木杈刷的麦秸杆一根一根的呈现出来，麦秸垛非常的美观。
麦秸垛垛好了，麦子也晒干了。用化肥袋子把晒干的麦子装好，父亲会把装满小麦的袋子一字排开，然后像领导检阅部队官兵一样，一袋一袋的数数打了多少袋麦子。路过麦地的邻里百家也互相询问着打了多少，平均一亩地打了多少斤，这个时候也是父亲和娘最开心的时候。虽然我们家的麦地是最贫瘠的，但是我们家的麦子亩产量是最高的。因为我知道那是父亲用他肩上的扁担和汗水浇灌出来的产量。
现如今，老父亲虽已搬迁进城，离开了他热爱的故土，但是种了一辈子庄稼，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父亲，对土地的那份情怀，那份眷恋和爱惜，已流入老人家的血液，进入了骨髓……
多少岁月悄悄地流逝，多少时光无影无踪的变换，麦地的麦子收了一茬又一茬，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父亲和他的那块麦地是一个珍贵的符号，它曾意蕴是汗水和艰辛，在苦难基础上的幸福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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