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窗十年
小学
我的老家，位于黄河故道口一个很小的村落。刚入小学的那年，隐约记得是在村头黄河边沿上的一所颓废的庙堂里，庙宇里供奉着到底是哪路神仙，我已经没有印记，只记得院中有一口笨重的大钟，三五棵松柏树，庙宇墙头和房顶都是黛青色的瓦片；檩梁上灰尘弥漫，结满了蜘蛛网，但依然看得清飞鸟走兽的丹青。后来没过多久，我们便有了新的学堂，一处坐北朝南的四合院落，青砖赭瓦，宽宽绰绰的园子。就在我家宅子前面，中间隔着一趟土街。
记忆中第一位新校校长，是留着三寸胡须的眼镜先生，饱读经文，通晓数理，大人们都喊他李大先生，可惜是个瘸子；冬天里，李先生穿一身旧棉布袍子，一颠一跛地走得飞快；个子不甚高，但很严厉，我们都惧他，不怎么喜欢听他的课。果真，念二年级的那个秋天，他即告老还乡了。那天在校园空场上开大会，李先生摘下眼镜不住抹眼角。我大为疑惑，歪头四下瞧瞧，看到很多大人们也都默然不语。
紧接着，就来了一任年轻留分头的男校长，学校里随之便雀跃起来，唱歌，跑操，劳动，上课循环进行。我上四年级的秋假里，还参加了一次学校自编自演的戏曲排练，可惜没有取得名次。彼时里，有段日子晚上补课，自带煤油小灯，有用钢笔水瓶子制作的，有用铁管结成的，还有用大粗胡萝卜截成一节，掏空内里塞一芯子当灯用的，各式各样的灯五花八门，一课下来满鼻子满嘴都是黑灰。
春天里，校长率领我们在校园前后栽植树木，大多是梧桐和槐树。几年之后结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清香四溢，而教室前的梧桐木也攀上了高高的房顶，夏秋里绽开来蒲扇般的叶子。我的座位从前数左起第三排，紧靠玻璃窗，我时不时地就在课间走神。有一次，国文张老师正讲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窗外正噼哩啪啦下大雨，我望着外面梧桐叶子上滚落的雨珠儿出了神，我想啊，要是那些雨珠都变成晶莹剔透的宝珠子多么好呢，天下的穷人就不用愁没饭吃了。“李学民站起来！”张老师严厉的声音吓了我一大跳，结果让我讲课文，我哪里会呢，害得张老师那天晚上给我补课补到十点多。
还记得学校前面过去一个土场，是一条发光的小河，自西流向东面的黄河。平日里课间常见群群的大闺女小媳妇在此浣衣洗纱，青青的捶布石发着幽幽的光泽，小棒槌砸着衣物哐当哐当响声一片。月色里我也常跟了娘来此洗衣，独自一个人浸了河水里望我的学校，望天上的星月，还有偶尔缓缓移动的红点，娘说那是过路的飞机。小河里有品种迥异小鱼，早晚里，我们小孩子们捉了些就送给“分头”校长，他高兴极了，蒸了吃，还撺掇着我们再去捕逮。
不知哪一年月里，朦胧中有了异性的亲近。我对一位肖姓女孩产生了一种朦胧情感，就是爱跟她说话，爱跟她在一块学习。我记得她家在村东头的河沿边上居住。我时常在放学后，立于宅前凝望她东去的背影，那碎花衬衫间摇摆着乌黑独辫，碎花书包背在左肩头，随了脚步的走动一颤一颤。我也曾不只一次地到她家里去，其时她的父母都在外地，她是跟了外公外婆来此上学的。美丽的小女孩也对我表示了友好，那个时候开明的校长为了有利于学习，经常变换学生们的座位，先是同学们自由结合，每次都是我望望她，她就高高举起娟秀的小手表示同意跟我在一个课桌。就在升五年级的那个秋假里，她突然就走了，母亲说是被她父亲接走了。从那之后，至今30多年了，我再也没能见到她，后来知道她去的城市叫哈尔滨，她已经做了那家医院的总护士长。
庆幸地是我们小学后期“白卷”已不再视为英雄行为，加上乡野小村干扰无几，老师又尽职尽责，大家都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东西。到升初中的那年，开始废除推荐，改为考试录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从此走出了村落，踏上了村北的羊肠小道，然后翻过高高的黄河大堤到外村去上学，一直到高中，到大学，到工作……
初中
30余年前，我就读于董桥联中。学校在外村，离我家二里半地，每次上学，都要翻过一座高高的黄河大堤。
我读初中时，他做校长，兼政治课教师。有一次课堂上提问，在十三名上叫到了我，我回答了上来。校长就说：“看来全班唯有他是背过书的。”从此，我深得校长喜爱。那个时期劳动课多，学校在二里外的西南角有块地，凸凹不平的，劳动强度大。劳动课上，校长看我是个孱头，便委派我守校，说：“我宿舍有个低橱，里边有些东西，看看适合不适合你。”其实那个时期，我很喜爱看连环画——即小人书，但校长指给我的，却是些“大头部”。那是学校的存书，从不公示学生，校长给藏了，似乎专等我来去读。后来我不止一次的去想，百思不解其时校长的个中深味，难道早在36年前就对我有所期待么？但我知道，我爱上读书、写作，却真切与那件事情有关，与读那些书籍有关。我至今记得读过的部分数目有：《苦菜花》、《山乡巨变》、《吕梁英雄传》、《红旗谱》和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
初中劳动，不仅有地，喂猪，还要出外。似乎全公社统一调动，打着红艳艳校旗，站着方队，喊着口号、唱着响亮的歌曲。彼时里，我们植过草，在黄河长堤上，那是一种俗名叫“马鞭草”的植物，生命力特强，根须嵌入深深的红胶泥层，枝枝蔓蔓似鞭似网，且骨骨节节落地生根，牢牢护卫住长堤的坡低坡面，耐旱耐涝耐瘠，任凭雨雪风霜的吹打，任凭洪水的冲击，坚忍不拔，日日夜夜坚守在万里黄河大堤上。校长总是与我们一起劳动，凡事事必躬亲。大堤内侧是学校的操场，平时跑操兼上体育课，春秋季节也作运动场，涂满了红的白的黄的圈圈杠杠，师生们在此召开运动会。有一天种草收工早，校长和几个年轻的教师在操场上埋球杆，不知道那时是木材紧缺，抑或是水泥杆子更耐腐蚀，反正是勤工俭学自造的篮球杆子，很沉很重；那日立杆，正要上篮球版面，有一截水泥杆子突然倒塌，校长眼明手快，一把掳过近前那名教师，就听“呜”地一声，水泥断杆瞬间里擦过校长面门而坠，相差不过半寸，众人无不惊出一身冷汗。
其时校长个矮体胖，鼻炎不愈，说二三话便吸一下鼻翼，很难受的样子。但他极爱素洁，一身灰黑或藏蓝色衣褂，总是有板有眼，即使衣袂起了皱褶或毛边、褪成了浅白，也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出外劳动，他有一辆“金鹿”牌大轮自行车，但校长总是在队伍前面，打旗手后面，推着，和我们一块走，无论目标地或长或短。记忆中的校长，很馋，有一次我们到十里外的水乡插稻秧，午间歇晌，我用秫秸做钓竿钓鱼，所钓之鱼无非三五指草鱼、鲢鱼、鲫鱼和鲶鱼、圪牙，但校长却一一宝贝似的收了，说拿回学校蒸了吃。有一天他偷偷对我说：“你不要稻田插秧苗了，就躲在桥下钓鱼儿，但绝对不许让人看见！”我不知道彼时里，校长是为了我那不堪重负的身体呢？还是为了他个人的口馋？甚或是对我的偏袒和昵爱！但这种方式，却使我脱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体力劳活。
1976年黄河发大水之后，我们村庄成了孤岛，我们读书成了问题。水大的时候正赶上秋假，但开学了，水仍然成方连片，每日里我们摇了小船出来。记忆中读初中出村读书的有我们五六个人，一早带着干粮，午饭在学校搭伙。其时是校长一个人的伙房，有一老妇人负责做饭，中午喝大锅溜汤水，校长把自家的咸菜均出一点给我们，就在院落中的大柳树下就着啃饼子。大柳树上有口铜钟，上下课敲击用的，这时树下就作了我们的战场。校长吃过饭，走近来，喊着我的名字，说我们来盘棋吧，于是我们在柳荫下铺上雨布，开始厮杀“军旗”或“跳棋”，但校长两样棋艺均无特长，我却厮熟，当时又年轻气盛，不谙世事，因此每每校长丢盔弃甲、落荒大败，但他总不着急，下次借故再战。
初中就读的那所学校，离我们村二里半地，在长堤的内侧，白墙红瓦，春夏里绿树掩映，秋冬季或霜或雪，白皑皑一片，美丽而恬静。我离开那所学校之后，离家更远了，有时匆匆从堤坝顶上走过，总是禁不住回望一番，彼时里，课钟悠扬，心中总生发一种难释之情。工作之后，那所学校便合并了，改作成了一所村小。不久，恩师去世，那里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连同遥远的往事和我心中的梦。
高中
“文革”结束翌年，我考入齐河四中读书。四中为县办两年制高中，我复读一年。
踏进学校，但见校园开阔，桐木蔽日、杨柳依依。呈“井”字型分布的校舍，东西各四排，前两排为教室，后两排做宿舍，筑碎石甬路通连。校东部栽果林；西部植菜地；中部迎路而建阔檐高墀教研室，后小片大叶梧桐林，再后伙房食堂；堂后西边有水塘，曰鱼泽，池水却是死的，绿藻满塘，气泡咕咕嘟嘟。我曾闲愁当儿独坐于此观夕阳，亦望水，竟没一次看到鱼游，倒嗅到阵阵臭气。鱼池东面一顷良田，土粘褐色，垦殖精细，夏种苞谷，冬植麦。
我入学之初，交售过玉米，作糊粥之用。中餐免费开水。也可交售黍麦，领取白馍。但毕竟家境富裕学子极少，大都啃噬自带干粮、咸菜。午餐间或有菜，汤汤水水一大锅，一毛钱四顿，极为便宜，但那时却颇感昂贵。第一学年尚有劳动课，后取缔。劳动课无怪乎拾掇菜园、喂猪、打扫卫生抑或给果树剪枝、施肥。彼时里传授稼穑技艺的老师姓张，山农大毕业，着一身浅灰色中山装，穿戴整齐，授课眼角仰视，似从来不看学生，学子也不惧他，很多人上课打瞌睡，抑或看小说或别的什么书，却总不见他着急。现在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倒是对张夫人印象深刻。张夫人也姓张，名秀芳，白净、高个，教我们数学，嗓门宏润，尤其读tgx时，声腔上扬，音韵不散。同学们私下称她“老格”先生。大多学子对果树嫁接和土壤施肥劳动课颇感兴趣，但挖厕所是第一学年必须干又最不乐意做的的活，好在年后取消了。大粪池设在果行间，沤肥后挨棵施肥浇水，果园枝疏叶茂，结实累累，有“香蕉”“红玉”“金帅”、“红星”五七个品种，收果之际从甬路口走过，香味浓馥扑鼻。我们也去菜园刈草、浇水，一段时日，蔬菜屡次外盗，夜间轮换站岗。掌管园系老师姓汪，精瘦老头，言语不多，据说犯过“错误”。我对汪老师没多大兴趣，却对他独居之屋甚感神秘，那低矮小屋爬满青藤，蝈蝈、蛐蛐喁喁间鸣。当炊烟袅袅四起，我都每次联想到童话里的绿色小屋……菜地莳青葱，栽萝卜、茄子、大蒜、菠菜、西红柿，秋冬大白菜。我对白菜印象特殊，劳动日或当值，曾不止一次芟白菜帮叶，抡铁刀剁巴剁巴，掺上苞谷糁子，木棍搅和搅和，呼喇一下倒进食槽，五七头大耳尖嘴肥毛大猪，“哼哼唧唧”拖个搭地肚皮，把尖嘴插进猪食，汩汩汩！吹起些许水泡，一会又扬头，呱嗒呱嗒、一下一下大口吞噬，居然吹气般地长。四中三年里，我吃过三回“节余”，大都在冬初，学校杀猪宰肉，羼进大白菜叶子，稀稀拉拉炖上几大锅，肥肥厚厚的肉膘飘飘摇摇，煞是馋人。各个班级值勤生四人抬了白皮大桶领取回来，就在门前空地上一溜溜围了瓷的铁的缸子碗子，学子一个个大眼瞪小眼瞅着班长或生活委员抡起勺把“论命”摊了。
东教舍前是宽阔大操场，场前筑正方形砖土高台。新生入校时作“忆苦思甜”，平常供校领导训话用。校领导训话，往往把整个年级集合一块，无怪乎校风校纪、学业方面的诸多要求，后来渐次演变为表扬学子上来。我读高二那年，学校调来一位新教导处主任——客廷山老师，白净圆脸，鼻梁一副白边眼镜，深蓝色布装，斯斯文文。但大家似乎都有些怕他、避他，或许更多些尊他、敬他。他说话干净利落，喜欢直视对方眼睛，仿佛一下能洞彻你的心扉。置身其前，总有己为透明人之觉，这时最好办法只有一个，抑或诚实回答，抑或缄默倾听。客老师从哪里来？不清楚，但从学业紧张和教职员工的习性遽变上，我觉察出了一丝微妙的氛围变化。果然不久，劳动课取消，体育、文娱课目减少，数学、语文、物理、化学等主要课时锐增。而那方砖土高台，也开始频频增加利用频率。后来我复读那多半年里，名字几次有幸从伫立台首的客主任口中喷薄而出，置身于众学子们之间，颇感荣幸。
第一年高考，基础不牢，18分落差败北。复读时，在客老师面前两次碰壁，心灰意冷。最后一次，我在一个中秋下午来到学校，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星期天，学子大都回家拿下一周的伙食，我穿一件后背破了洞的跨肩背心，他竟将我送出屋门。梧桐树下，客老师一手扯了我的背心，一手轻轻拍打我的肩头，口发一声叹息，说：“明日下午准时到校，学习要用心啊！”转过身去，小鸟般欢腾飞去，走过一段路了，我却忽地想起了什么，不觉掩面而泣……
学校有音乐、体育课。教音乐的未婚女教师，姓李，名淑萍，后时间不长，走了，去了哪里？不得而知。我并不记得学校正儿八经上过什么音乐课，但我记得有一首歌，这首歌时隔30余年，我还深深牢记着它。领唱者是九级二班的女文艺委员，家住马集公社袁庄村，个头不高，宽前额，齐刷刷的刘海，梳两条粗短的三五个麻花的辫子，白皙脸面有几粒青春痘，爱笑，眼大有神。每次预备铃敲过，同学们起立，由她统领唱歌，唱得最多的就是那一首，歌词唱道：“……文化大革命洒春雨，沿河两岸花更红，花更红。反帝又防修，众心筑长城，毛泽东思想千秋照……”我不知女委员为何嗜好这首歌，但我喜欢它，也许这首音韵婉转悠长歌曲，暗合了我某种莫名其妙的情绪……那时大约在冬季，皑皑白雪，我紧挨的窗户掉了一页玻璃，整个冬季被我用一块纸袼褙堵着，偏巧，每次唱歌，朔风当隙钻来，寒寒碜碜中，我一边唱歌，一边拿眼瞅那破窗。而那位记忆深刻的女委员，毕业后我却再没照面，不知她现在过成了什么样子？
体育教师张世美老师，梳一根尺长独辫，魁梧身材，宽厚脸膛，脸下方有黑痣；着一身天蓝运动装，双腿挺拔，爆发力特强，脸面却严肃异常。张老师在东北角独院居住，听说她的夫君服役部队，后转地方武装，有一年丢了枪支，引发轩然大波。现在想来一定对张老师打击很大，只是当年不及弱冠，无从思想罢了。我离开四中不几年，张老师罹患尿毒症而逝！造物主真的就这样喜怒无常。
上体育课，在前大操场，主要是跑操、队列，间或打球。记忆中大约开过一次运动会。天晓得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对体育课也提不起兴致，常常借故躲进宿舍看书或吃零食（饼子或窝头），但又经常被老师逮住，因此就从校北墙豁口跳出，转到墙东“兵站”去玩。校园东侧有一支解放军驻军，其实就三五个人，数间青砖黛瓦的小院，有阅览室、乒乓球室，墙皮贴满了“读书心得”、“决心书”一类的东西。小院内植花种草，我大都叫不上名来。只有一株擎天蔽日的法国桐树，荫蔽了大半个庭院。树荫下卧有德国“黑白”犬两只，哈嗒、哈嗒，来来回回伸缩着尖长的舌苔。军人们个个一副白白净净的娃娃脸，操着南腔北调。我听高年级的说他们是一个班，驻守这里维护什么线路？但无从知道。后来这个藏匿点被老师发现，从此我就不去。操场东南角植有三株倒栽柳，特粗，柳枝拂拂扬扬匍匐到了地面。我经常在那里蔽荫，间或闲暇拿了书本，在树下草地上或坐、或躺，独自背书。
出校门是一条正南正北的校路，两侧栽满了桐树，无雨默默，有风飒然。春天里花骨朵一嘟噜一嘟噜，一种麻刺刺地香，而花朵极像紫色风铃，摆摆摇摇，我总觉得有一串串铃声从那儿拂来。校门我是极少出的，更不到小镇沽吃买喝。倘若出门，多是去同学家玩，抑或到小镇上购买纸笔，还有一次两次地去大哥做工的那家小厂，取回捎来的衣物或伙食。有时我们上体育课或跑早操，以班级为单位跑出校外，沿着校路往左拐，跑3里地黄河二道坝口，那里林木蓊郁、鸟语花香，石桥溪畔，流水淙淙。我不晓得它的头来尾去，但知道常有班车从林荫深处缓缓驶来，上午一趟，下午又一趟。有几次晚自习后，我约了伙伴，摸黑或趁了月色回家取干粮，走近家门，整个村落都沉睡了下去，而踏回校来，总是月落星稀。
高中三年，我看过两场电影一次电视。一次徒步2里到校北大徐村，副班长赵连春和我三个人同去，两部片子，都忘记了影名；一次骑车20余里，到马集公社南吴庙村看戏剧《追鱼》，我也是和赵连春去的。鬼明白恁么有胆跑去看电影，大抵倚恃班主任陈涛老师之宠爱吧？！不过，复读之后，再没有过。陈涛老师，我的第二任班主任，两口儿来自大城市，都是名牌大学生，却“流俗”于荒村乡野。他教我有机化学，总是板板正正的国服，抿着嘴，声调不高，但急缓有序，吐字清晰，极具感染力。天知道我是因他才爱上了化学，还是因化学才敬爱上了他的，但他却是我最最敬爱老师中的一个。他什么时候接替我的班主任，我记不清了，但我入团那年，遭班长与校总支书记极力阻挠，他已经是我的班主任了。有一天课间操后上化学课，陈老师早到，他笑眯眯往讲台上一立，似玉树临风，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先是徐徐环视课堂一圈，却把团支部书记朱存良喊起来，忽然说出了一番令众人大吃一惊话来：陈老师说：“李学民同学还不是团员吗？”他像是自言自语，又似是在问朱存良，依然笑眯眯的点点头，然他并不等答话却飞快说下去：“嗯，我看他很像个共青团员的！”说完，兀自背转身去，面立黑板，徐徐写下了所授的课题……
看电视那次，是个星期六，学校为缓解学子精神压力和老师们的紧张情绪，周末公开放一次电视。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电视，16英寸、黑白的，从某一窗口探出，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师生围观。我大约晚上10点返回宿舍，无意间瞥了一眼，正演到七仙女飘飘下凡，槐荫树下，邂逅卖身葬父去为奴的董永而成连理。也不知又触动了我哪点子神经线了，我神经兮兮的，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以至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内心深处，依然存活着七仙女及其扮演者严凤英的影子，让我胡思乱想了那么多年。
四中读书，悠悠三载。我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懵懂情缘。复读那年，鬼使神差，我竟然得到了一位女生的垂爱。也不知道是我孤独忧郁的性情，抑或是我的惺惺惜态，竟使女菩萨动了俗心凡念。高考前夕，一日黄昏，她与我在传达室门口相遇，不知是天意撮合还是有缘无分，彼时里恰恰就没一个人走来。菩萨问我今后有何打算，婉婉转转吐露了心曲。上天啊，您知道的，我并非糟烂木头一根，只是那时我心头压力太大，心绪一片惘然，我连我自己的命运前途都怅惘无从，都不知皈依何方？一个不及弱冠之人，又哪有能力注定乾坤？！我装聋做傻地拂逆了菩萨，眼睁睁望那碎花衣衫消弭于花木丛深处，惘然无主。高考毕，心情平静了很多，几次有心寻她，却又没十足的勇气，一个人悄然尾随她离校之后，翻墙跑过校北小河，在夕阳余辉下的水畔，踽踽独行。远处，日落西山，白云朵朵，一头暮归的老牛，“哞”地一声长嚎；近处，群群的雀儿，叽叽喳喳，擦肩飞速投林。此时此刻，我相信了天命：就是我彼时里再见到她，我又能跟菩萨说些什么话呢？
岁月悠悠，四中三年倥偬而逝，我不得不提及几位恩师。
入学之初，教我们班无机化学的是李德润老师，个矮黑瘦，眼小细眯，说话慢声细语，从不疾言厉色，衣帽总被粉笔屑沾染。其孜孜矻矻、虔诚敬业，令人心生敬仰。
吴彩云老师，陈涛老师的爱人，教授数学。中等个儿，皮肤细腻瓷白，一副玲珑眼镜，更彰显出姣美的脸庞与浓重的书卷气息。吴老师授课声音清脆、温婉，从不拖泥带水，深为学子爱戴，但很快调课去教毕业班物理。私下里，人说陈老师惧内，我倒没看出来。我经常去他们家，总是一幅男恩女爱的画面。有一次我在陈老师家里吃饭，一碟酱瓜咸菜，两盘热炒菜。吴老师说话甚是谦和，还给我夹菜。遗憾地是，来年秋假之后，我再来学，他们一家子却调省城走了。
教授我语文课程的，有吴秀芳、柴兴云、张绪贞老师。吴秀芳老师短发、清秀，英姿飒飒。我极喜欢她朗读课文的声调和神态：眉梢稍稍仄翘，左手斜举课本成三十度角，双唇微微内敛，一种抑扬顿挫的浑厚女中音瞬息里潺缓流泻：“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上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又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因之在课下沸腾地近乎颤栗，激动地欲死欲狂。我也因之更加喜爱上了鲁迅的文章，爱死了语文。竟悄悄爱上了吴秀芳老师，及至严重偏科，虽说至今也没弄出什么名堂来，然而我的语文基础却是在那个时期开始。柴兴云老师后期教我语文课，当时令我迷惑不解的，他教授语文却不允我偏科，不止一次找我谈话，诫训严重偏科之危害。其时我口头缄默，胸膺却大不为然。时隔多年再想，我不禁大为感动。离开四中之后，师生还通往一段信函。至今，柴老师“归隐”小城，散步或上班途中，偶有相遇，述过师生之礼，我看他缓缓远去，脊背驼了，黑发也呈银白，顿感唏嘘。我复校后半年语文课由张绪贞老师传授，他清瘦高个，以至身上衣裤都彰显的过于肥大。张老师国文底子雄厚，授课有板有眼，规矩方圆。
我第一任班主任杨庆芝老师，教物理时间最长。大高个子，清瘦、短髭，镶颗金牙，声调嘶哑。平时袖口辄戴浅蓝色套袖，讲过一会儿了，提提套袖。他授课道行颇深且有个特点，事先总把典型题例书之“小黑板”，提进教室，讲过一段课程之后，遂把小黑板挂于壁板正中，让学子演算。杨老师并不急于查看做题进度，伫立讲台，估摸时间差不多了，方才走下来，围绕课桌转一圈，再转一圈，最后至学习前茅的学生身边立定，检视进度与结果。倘若连这样的学生也难以做来，遂不提问，登台细细授讲。复读后他又一次兼任我的班级主任，当有一晚面对全班同学宣布我调整到重点班去，灯火辉煌之下，我看到了他作为班主任而彰显出来的满脸骄傲与欢愉。高考之后，成绩单及录取通知书也由杨老师骑车20余里送达我的手中，那是一个晴和的上午，我正和一帮社员在村南挖沟补路。远远望定他那熟悉的身影自大堤而下，心差点提到嗓子眼上，当得知己被录取，霎那间一切均不存在，当我回过神来，杨老师人已远去。
葛仲三老师，我习惯称之为先生，他是学校教师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但他并不教学，传说“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发配这里做了传达。我二考中罹病，幸亏葛先生及时出手救治，襄我完成考试。我离家外出学习之日，他到我家壮行，给了我人生不倦的教诲和殷殷激励，至今我珍藏着先生写给我的每一封信件与文字。令人痛心的是，先生不幸染病——其实这与他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不无关系，浩劫虽未摧垮先生的精神，但却严重侵蚀了他的肉体。1983年1月22日午夜11时6分，一个饱受屈辱与折磨的老人不幸病逝！人间含悲。我曾写过纪念先生的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文写至此，我还不觉想起赵连逢老师，赵文森老师，周希星老师，还有早已故去的李兴菊老师……
……
冬去春又归，弹指间，悠悠三十余载过去。母校情景历历，却已“物是人非”。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三回学校探视，什么人也没见，只是在校园里外四周走了又走，转了又转。其实想见也没有了故人，只有往昔悠扬的课钟不时在耳畔响起，昔日学习场景及诸多恩师亲切严肃的面容，依稀眼前，又恍若隔世，引发我阵阵喟叹……又隔二十年，教改，四中取缔，校舍易人。倘若操场垂柳依旧，不知谁是蔽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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