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时空里雕刻成都的前世今生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易旭东的《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的20多部《成都传》中，富有鲜明特色与个性特征的成都传记之一。这是一部“地理文学”史，或者是“文学地理”史。它既是描绘地理的文学著作，也是梳理历史的地理图谱。其实，只说它与地理、历史相关，都不正确。这还是一部“人物地理”史，或者是“地理人物”史。因为它详细记录了人物行动时的地理变迁，更细致描绘了地理变迁中的人物故事。《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下称《成都传》)没有从一而终的人物形象，所以它不是长篇小说；没有连贯始终的故事情节，所以它也不是戏剧，当然更不是诗歌。这部《成都传》通篇是地理、历史专业知识普及和探究，还有历史典故与揭秘，但语言毫不生涩，行文非常有特色，更像一部优美隽永的散文集。如果仅仅说它是散文集，也不全对。它更像是一部揭开巴蜀密码的历史、人文、地理文学词典，富有浓厚诗情画意、具有典型散文特征的百科全书。
一座城市的传记作品，应该如同一个长方体的体积，这种体积的计算公式应该是：作品的精神体积=长（历史的纵深）X宽（视野的开阔）X高（精神的高度）。易旭东是知名纪实作家，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特聘资深研究员，天府文化学者、北宋人物史研究学者。他著作的这部别具一格的《成都传》，提供一种新的读史路径，摸索一种新的记志手法，“精神体积”达到了一定高度，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手法方面，都与众不同，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部海阔天空的历史散打
科学界否认的史前文明，在后世出土的实物中不断得到验证。有文字记录作为证明之前，历史经过口口相传，几乎没有中断。古蜀文明的悠久传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直到嫘祖出任第一任古蜀国酋长，才终于闪亮在历史聚光灯下。易旭东穷经皓首、纵横捭阖，开始长达6000年的历史散打，把一部《成都传》变成风生水起的说书场。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西方很多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民族国家、中原文化的一统天下，简单的将古蜀文化看成地方文化，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从古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前驱文化的视野来看古蜀文化，这样就不仅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更难以真正理解成都的过去、现在、未来。
易旭东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民族特征、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和现场考勘，结合史籍文献、出土文物、文化遗址，在山川地貌、乡情民俗、传说中寻找历史现场的蛛丝马迹，进行了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用“当局者”的角度感受，以“旁观者”的视野记叙，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将远古的蜀民族、今天的四川人，当然也是今天的汉民族与中国人的来龙去脉，用电影镜头般的特色语言，言简意赅地描述出来。从这些刀切斧断、掷地有声的文字里，易旭东像站在开天辟地的盘古身边的历史巨人，顶天立地，横贯时空，评说古今。他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地理里，精确指点每个朝代的变迁繁衍，最后落点天府成都。
古蜀人出生时带来的青色胎记，原来是因为战争而不停迁徙、为了生存不断与外族通婚留下的“蒙古斑”；古蜀族的勤劳坚韧、宽厚善良，原来与冉族、羌族在恶劣环境下和自然抗争密切相关；如今成都人的“安逸”“巴适”“和美”，是“远古蜀族”一代接一代不断磨砺之后的积累。当然，成都成为“公园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高山险壑是抵御外来侵略的屏障、平川流水乃孕育繁衍生存的源泉。
“活动族群虽缺乏明确的政治归属，却在长期南北战争中养成尚武风气。”(引自易旭东《成都传》，下同。)在迁徙过程中逐渐强大起来的远古氏族，也在迁徙过程中学会更多生存技巧，更在迁徙过程中积累更多文化智慧。“‘天府之国’，可能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母国’。”“中国农耕文化，与中原、东南并而为中华文化源头之一。”四川盆地成为巴蜀文明的源起，成都成为宜居之城，是物竞天择、文明进化的结果。易旭东在“自序”里说，他“‘跳出成都写成都’,以开放格局、国际视野，审视成都历史的‘趋势’与‘气场’，‘成都人’与‘家国’的流变，以虔诚的心、真挚的情，采用现代传媒的平视眼光，从‘家国背景’‘乡愁底板’，以‘记者视角’文化切入，面对面进行史志‘采访’，将新闻手法、电影手段引入记叙结构，跨文体全景展示，让‘历史’承担文学的功能，让‘文学’再现鲜活的历史，还原‘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历史的真实。”
易旭东像一只饱读自然、社会、人文诸多方面书籍的蜘蛛，用知识作经线，把思考做纬线，纵横交错织就一张解惑授业的大网，然后盘踞中间，向所有愿意“自投罗网”者，悉心讲解文明演绎、历史变迁、文化传承。易旭东在《成都传》中循循善诱、传道解经，深挖细掘、追踪溯源，雕刻成都的前世今生，剖析人性与自然的关系。接受者对传统知识的传播与衍生，则是回馈他的供养。这张知识的大网越织越大，接触这张“网”的人也就越多，社会自然更和谐，历史肯定更灿烂。
一幅古今中外的地理图谱
盘古开天辟地，蜀人东奔西突。安身立命的王道乐土，经过无数代人的寻找开创，终于在雪山下建立。成都成为天府之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瑰宝，一簇永不凋谢的鲜葩。”除了远古蜀人的智慧，还有蜀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岷山是蜀人、蜀国、古蜀文化的父亲山”，西北流向东南的岷江水系与沱江分分合合，双生如影。山高水急，优胜劣汰，古蜀人向成都漂泊、迁徙，成为“成都史上第一批‘蓉漂’”。他们“定居牧马山”，天府之地首次诞生“古成都的创业者”。曾经的游牧狩猎开始转向半牧半耕，从双流广都开始衍生富庶天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中华文明源自江河文明”，大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治水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神话传说，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在远古洪荒已经开始奠定基础。
大禹成为“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之后，“带给中华民族的不仅是首次科学治水的成功案例，更通过治水大业，促进部落联盟的统一。”“为建立治理天下的团队，四处寻访，先后向东走到海边，到过青丘之乡的黑齿国，向南走到裸民之国、交趾，向西走到三危国、一臂国，向北走到人正国、犬戎国、夸父国、禺强国。”这个“众星捧月、一枝独秀的王国”疆域，“西起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东至河南、山东和河北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北部，北及河北南部。”大禹把天下分成五个“服”，“以首都安邑为中心，王畿外围，以500里为一服。”再“根据‘五服制度’，命把中国分为九州。九州又呈‘井’字形分布，恰应和‘天子居中，八方朝贡’。”至此，“‘大一统’夏王朝正式建立。”先夏文化就是古蜀文化。
历史自此衍生下去。随后，中原政权与雅利安人的战争、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李冰治水、秦灭巴蜀、朝代更替，直到今天的“公园城市”。易旭东以传统史志研修的比较法、统计法、计量法为基础，综合运用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城市学等研究方法，导入“地理阶梯”“胡焕庸线”“童恩正线”“汤继强线”分析，跨界研究古蜀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在最新科研的成果上，融入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田野考证的结论，建构了较为完整的天府文化前世今生的完整链条，厘清了世界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的来龙去脉。
易旭东的笔，比大禹治水的思路延伸得更远，从巴蜀大地跃过长江黄河，再冲出亚洲，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交融汇合，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诸多方面，穿越古今、横跨中外，勾画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地理图谱，系统再现古蜀文化与中华文化，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再到“多元一体”的过程，而成都在其上熠熠生辉。
古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长江、黄河共同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共同构成的“阴阳”“太极结构”密不可分。
一本畅谈人性的哲学著作
如果易旭东从历史、地理方面阐述了成都作为“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的理由，那么，他从人性上更加深刻地解构了成都作为“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的支撑。
人类在自然面前是弱小的，要战胜自然只有团结。团结才能生存。生存下来的人类，却因为利益分配又走向分裂。“平均”主义是弱者向往的社会理想，更是弱者向强者发出的愤怒呼喊。弱肉强食是生存的丛林法则，也是催化社会进步的动因。于是，争夺转化为战争，战争促进文明。古今中外，文明的依托不同，制度的建立迥异，利益诉求决定了表现方式。“华夏传承是人伦传承，西方文明是神灵文明。”“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集体主义。”易旭东说：“中华文明史，半部治水史。”中国古代先民的文明程度，确实在距今5300多年前发生大倒退。“洪水过后，伏羲、女娲为了不让人类灭亡，兄妹成婚以繁衍人类。随后，出现了三位著名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延续或者改变了历史。
风华绝代的妺喜，成为夏朝终结者。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也是著名的成语“红颜祸水”“酒池肉林”的创造者。但就是这个“千年狐狸精”，以她的娇弱，战胜了擒虎捉牛力大无比的夏桀。接下来，殷商武丁王朝妇好，是我国有历史记录的最早女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商王武丁60多位妻子中的一位。她是国王武丁的王后、臣僚、战友、秘书、知己，掌管祭祀和军队，为商朝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岁月轮转，新旧交替。“秦始皇病亡，朝纲大乱。赵高谋害皇帝长子扶苏，立幼子胡亥为帝，后又杀胡亥立子婴，(赵高)反过来又被子婴所杀。朝廷里，杀大将，杀臣相、杀老臣……”在此混乱之际，秦属龙川县令赵佗遵南海郡蔚遗命，利用其子赵仲始，娶原是古蜀王后裔的安阳王公主媚珠，赵仲始唆使媚珠偷换父王威力无穷的灵弩，安阳王大败，残兵败将向世界四散奔逃，将“中国这个名字，向世界流传。”赵仲始虽然因为内疚投井而亡，但他爹赵佗建立南越国，将“先进的中原文化、生产技术，给包括越南在内的‘南越’带来繁荣。”古成都人开枝散叶，俨然成为世界民族的传承者，生生不息。
男人创造世界，女人影响男人。人类除了利益争夺，还有感情占有。妺喜、妇好、媚珠，这三位女性在“神权与王权并重”的封建社会，利用祭祀和武力，甚至“间谍”与“情爱”，改变和影响着历史。古成都正是在“文化、地理意义远大于血统”的前置下，获取了“文明之中、世界之重”的历史地位。“天府之都”成都已经不只是四川的成都，而是世界的成都。川人智慧、包容、豁达、宽厚、坚韧的性格由来已久，之所以今日成都安宁、祥和、富裕、宜居、坚挺。
上古精神世界的知识图景。从营盘山文化到宝墩文化，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相似的知识体系、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前后相继、中间交叉重叠，成都远远超出区域中心城市概念，共同构架出古蜀文明最灿烂的篇章。
一篇记载人文的风尚华章
易旭东著作的《成都传》，不同于其他为成都立传的著作，以单一的人物故事或者纯粹的地理变迁，或者只记录叙事，从远古说到今天，而是以大视野、多角度、全方位的视觉，将成都放置在恢宏历史之中，以学术研讨的严谨细致，用文学手法，将成都的前世今生展示出来，不但为观众提供有价值的“历史成都”，更促使读者自觉、积极去建设未来的“大美成都”。
捧着厚重的上下两册《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我看到了从各种文献中考证，通过缜密思考，认真书写成都历史的“成都娃娃”易旭东；捧读装帧精美的橘红嫩绿两色《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我看见沿着古羌的足迹，在岷江上游的“松茂古道”上、从成都到杭州，在“宝墩文化”到“良渚文明”之间探索的文化践行学者易旭东。读完他的《成都传》，不再深感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就是古蜀国历史的全部，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历史实在悠久绵长。在世界从“城市公园”到“公园城市”的转换中，成都有幸成为“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易旭东纵深历史，以开阔的视野，达到了一定精神高度，全面诠释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上天和先辈给予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开创精神，作为今天的成都人，应该如何理解和传承，易旭东的《成都传》无疑具有巨大的震撼与启迪。
成都犀浦，真的有犀牛出没；越南人的祖先，竟然是古成都人。“西周成王时期，古蜀国王在国家中心见到了想像不到的珍奇异兽：东北的秽人带来了形似猕猴、叫声像小儿的‘前儿’，青丘国带来了长有九条尾巴的狐狸，黑齿国带来了通体纯白的白鹿和白马，白民国带来了形似狐狸、背上长角的‘乘黄’，区阳国带来了外形像猪、长着一前一后两个脑袋的‘鳖封’……”如果说这样的奇趣异闻，让读者耳目一新，那么，隐藏在这部鸿篇巨制里的历史、人文、地理、经济、政治、商贸、军事、金融等等知识，实在磅礴深广。有可能很多读者一时不能够消化，甚至不能读懂，但有关成都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本书去翻阅搜索。
季羡林推荐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时说：“以此为题的书中，‘在结构庞大、语言优美、见解深刻、影响广泛’等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可与之相比。”《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一书也是如此。它服务于国家“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重要战略，挖掘成都这座城市“公园”基因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智慧，为“公园城市示范区”提供史志地理、历史人文底蕴，是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时代表达和现实路径。
这部揭秘成都人的“根”、成都城的“魂”的《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是一部登高望远的大气之作，是一部巨笔微雕的通鉴之作，是一部自成一家的拓荒之作，值得所有研究成都、建设成都、热爱成都的人珍藏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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