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2年第5期｜荆歌：在芦墟（节选）
荆歌，号累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文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集《八月之旅》入选“中国小说50强”丛书。另有作品被翻译至国外，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曾受邀……
荆歌，号累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文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集《八月之旅》入选“中国小说50强”丛书。另有作品被翻译至国外，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曾受邀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访问作家。近年发表出版了《诗巷不忧伤》《他们的塔》等多部少儿长篇小说，数次登上各类好书榜，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和紫金山文学奖。曾在杭州、苏州、宁波、成都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
在芦墟（节选）
荆 歌
一
芦墟镇在吴江的东部，与上海交界。那时候芦墟中学每年都会在沪青平公路上举行迎春长跑比赛。我的父亲是学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每次运动会之类，他都是担任总裁判长，春季越野长跑自然也不例外。他的发令枪一响，大家就一窝蜂地跑起来。跑着跑着，很快就跑到上海的地界上了。上海的沥青公路地面上，用粉笔写着大大的美术字“芦中加油”“坚持就是胜利”等，这让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们精神突然为之一振。字其实不是上海人民写的，而是我父亲的手笔。他隔夜带领两名学生骑自行车过来写下标语，为的就是要给明天长跑的芦中同学们加油鼓劲。
与芦墟相邻的镇子是金泽，那是上海郊区的一个古镇，从前很是宁静古雅，现在也成了很热的旅游点，到处挂着红灯笼。我们家那时候有一只三5牌台钟，是金泽的一个朋友帮忙买的。我和哥哥受命去提货，我们没有坐汽车，也不是骑自行车，而是推着一辆借来的小板车去把台钟运回了家。
虽然行政区划上不归上海，但是芦墟很海派。好像没有一个芦墟人不会说上海话的。我们家就在学校内，一幢清代的老木楼，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隔壁的刘老师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她一个上海人，当年是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吴江，要回上海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芦墟中学当老师便是最理想的选择。她新婚的先生是金泽军工企业的，两人虽然在不同省份工作，事实上却离得很近。小胡叔叔（我们都这么称呼刘老师的先生）每到周末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进入芦中校园，我记得，刘老师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给他递钥匙的时候，总是通红着脸。刘老师的嗓音和她的人一样美，她唱歌实在是太好听了。她经常一边走路一边唱歌。我在家里的时候，总是听到她踩着歌声走上楼来。我家和她家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头板壁，两家说话的声音，彼此都听得清清楚楚。刘老师一口标准的上海话，软软糯糯的，句句都传进我耳朵里。所以上海话对我来说，跟芦墟话一样，都是再日常不过的。
小胡叔叔也是上海人，也是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他不在家的时候，刘老师当然很少说话，她只是经常唱歌。等周末小胡叔叔来了，两个人的上海话就热闹地说开了。他们好像从来不吵架，他们说说笑笑的声音非常悦耳。
小胡叔叔是很帅的，而且有学问，他似乎什么都知道。我们因此都很崇拜他。学校操场上的单杠和双杠，平时大家只是吊在上面瞎玩。有一天小胡叔叔在单杠上耍了几把，简直把大家都看呆了。他居然双手抓住单杠，整个身体像风车一样旋转起来。这可是专业体操队员才能做的动作呀！他对我们几个教师子女都很客气，说话的时候总是微笑着。有一年他到芦墟来过新年，送了一张贺年卡给我。那张贺年卡就像今天的身份证大小，印刷之精美，让我欢喜得晚上都舍不得离身，把它放在枕头下面才放心。每次小胡叔叔来，刘老师都高兴得面孔潮红，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特别地开心。因为他带来好听的上海话，是的，可以这么说，他们两个人的上海话，都是他带来的。他还带来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见闻。在院子里闲坐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许多新鲜事。世界上的新鲜事真多啊，那时候还是中学生的我们，似乎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小胡叔叔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什么都说，就是从来不谈他的工作。因为他在军工厂工作，那是保密单位。
因为是上海人却调不进上海工作，所以降格以求选择了芦墟中学，这样的老师有好几位。我在芦墟中学上高中时，语文老师张仁贤也跟刘老师的情况一样。所不同的是他的爱人也在芦墟工作，而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爸爸。张仁贤老师可是世上少有的优秀语文老师。他的学问才华，是我学生时代的唯一所见。后来我自己当了八年语文老师，也还是没有见到过一位语文老师有他那么有水平的。他不仅文学素养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我对毛笔字的喜爱，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今天回想起来，他在黑板上写的粉笔字，也都像于右任的字。许多草书，就是于右任的笔法。我今天会认会写一些标准草书，都是从张老师那里学到的。张老师普通话好，会写诗，朗读课文绘声绘色抑扬顿挫，那真是享受。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喜欢他，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喜欢语文。有的学生就爱在背后说他坏话，因为在他们眼里，张老师与众不同，像个书呆子。为此有人变着法子捉弄他。在他进教室前，门虚掩起来，把黑板擦架在门上。他推门进来，黑板擦就掉下来。他被砸了，很愤怒。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只是板起脸上课。但是上着上着，他就进入角色了，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脸色活泛起来，起劲地讲着课本里的内容。还有一次我记得，有人在黑板上涂了白色蜡笔。张老师写板书的时候，有些地方粉笔就怎么也写不上去。他非常生气，因为他是把每一个字都当书法来写的，他的字不能在黑板上很好地发挥，他当然不爽。他生气地把粉笔甩在地上，然后又自己弯腰捡了起来。
那时候芦墟镇上有三张。除了张仁贤，另外两张也都很是了得。一个是张明观先生，当时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那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出版了长篇少儿小说《高高的银杏树》，绝对是小镇上的名人。后来我有幸和张明观成为同事，同在吴江文化馆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度过了十来个春秋，真是三生有幸。明观先生为人智慧沉稳，给我的人生以许多帮助和教益。他后来放弃儿童文学创作，专心从事柳亚子研究，出版了《柳亚子传》等多部专著。说起来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也好久不联系了。只知道他退休后蜗居苏州古城区家中，继续着他的南社和柳亚子研究。什么时候真该联系一下，见个面，好好叙叙旧。因为我也是老人了，到了怀旧的岁数。
还有一张，是一肚子学问、风流倜傥的张舫澜先生。舫澜先生饱读诗书，明清以来的江南史志那绝对是专家级别的。家藏珍本古籍不计其数。他也是著名吴歌《五姑娘》的主要搜集整理者。他那时候在芦墟汽车站工作，读书写作做学问都只是业余。我每在街头遇见他，都会尊敬地叫他一声“张老师”，而他总是儒雅地微笑点头。他的腋下，总是夹着书。很多年以后，我和朋友去寻访叶小鸾墓地，舫澜先生热情作陪，一路上说起江南历史掌故和午梦堂叶氏一家，他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脸上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七十多岁的老人，无论面孔还是身材，还都像年轻人一样。精神状态就更年轻了，说话思路清晰，博闻强记，别人哪里插得上嘴，只有倾听。
小小的一个镇子，居然有这三张，芦墟真是有仙气的地方。三张惺惺相惜，过从甚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仁贤老师调回上海南汇教师进修学院教书，上海人终于回到了上海。彼时我已在吴江文化馆工作，和张明观先生同事。有天居然突然看见张仁贤老师奇迹般出现在我们办公室门口，让我喜出望外。原来他是应明观先生之邀，特意从南汇过来帮忙给一本书改稿把关的。
我是初二那年随父母从屯村迁至芦墟就读芦中的。那时的芦墟中学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校园内绿树成荫，尤其是那条又长又宽的煤渣跑道，一边高大的柳树排成行，柳枝低垂及地，总是在风中少女长发一样轻柔地飘动。明清旧筑和灰墙黛瓦的平房教室交互错落，无论晴雨，都耐看入画。不远处就是美丽的分湖。校园与分湖之间，隔着一大片农田。每到春天，那就是一大片的金黄和紫红啊！油菜花和紫云英，就像海一样在围墙外面起伏荡漾。香气蒸腾，一阵阵飘进校园，飘进教室，飘到我们的鼻子里，沁入我们的心田。经常有人在红砖围墙上挖出一个洞，我们就钻出去，去拥抱春天，去花海中奔跑，去金黄紫红的浪里嬉戏，然后沾一身花粉回来。
屯村是个小地方。我们从屯村搬家到芦墟，所有的家当，还有一家四口，装载在一条农船上。船儿停靠在芦墟北栅头的河码头上，立刻有许多学生围了过来。那正是下午放学的时候。船舱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桌椅铺盖锅碗瓢盆，还有丑陋的马桶和马桶刷子之类。和这些物品一起被这么多陌生人围观，我感到无地自容。尤其是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名女生，她美丽的微笑仿佛把整个世界都照耀得炫目，这越发让我感到自卑。芦墟是一个大镇，它是仅次于城市的地方，岸上是另外的世界吗？它的人事，它的一切，都是会让从乡下驶来的一条农船自惭形秽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自卑的情绪笼罩。那时候，芦中大会堂里正举行学生美术作品展。四面墙壁，安安静静悬挂着一幅幅画。都是一些小画，散发着十分高雅别致的气息。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有一幅是费建中的油画《小朋友》。他画了一个小男孩的肖像。此人后来成了我的同班同学，他的字和画在全校都是首屈一指的。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芦墟照相馆工作，还请费建中帮我为一张黑白照片着色。展览作品里，有油画、水彩、水粉，还有剪纸、布贴和树叶画、麦秆画等等。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却是如此的精彩。它们是我从未见过的，之前我对画的理解，就是连环画。我喜爱美术，我全部的美术活动，就是看小人书，然后对着它临摹。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会堂里，反反复复地看着墙上的画。我仰视着它们。这些画，像一张张高傲的脸，它们鄙夷不屑地看着我，仿佛是在冷冷地问我：你见过吗？你会画吗？
大会堂里的画展撤掉以后，门窗就全部大开了。里面摆放了很多的乒乓球桌。芦中学生的乒乓球水平在全吴江县是最高的，不仅有人进了少年体校，还向省队国家队输送了运动员。我的同班同学徐凤琴，她哥哥徐宏奎就被选进了国家队乒乓球队。我直到工作之后才见到徐宏奎，他那时已从国家队退役，在吴江体委工作。我的学生时代，徐宏奎是神一样的存在，因此在我眼里，他的妹妹徐凤琴也是非同寻常的。事实上她的球技也非常高超，班里所有的人都不是她的对手，无论男女。
看他们练球，我就像一个傻瓜。我哪里见过这样打乒乓球啊！来来回回，抽过来推过去，甚至几百个回合球都没掉地上，一直在两块拍子之间乒乒乓乓地飞来飞去。而我之前玩过的乒乓球又是什么样的呢？那是我家门外的大鸡窝，上面架着一块水泥板，几块砖头竖起来，隔在中间，算是球网。球拍上是没有橡胶的，稍一用力，球就飞得很远，把鸡吓得乱扑腾。乒乓球也只有一个，早已经破了，接触球拍和落到水泥板上的时候，发出喑哑破碎的声响。它曾多次被踩瘪，然后在开水里泡一下，弹了起来，变得不再滚圆。后来就不能再泡，泡也弹不起来了，因为裂了。只是用手捏几下，勉强整成圆形。
钱明辉和我同龄，但他低我一届。和他成为朝夕相伴的好朋友之后，我才慢慢摆脱了在乒乓球领域的极度自卑。他打得太好了，完全是专业水平。他在专业之外，教了我很多野路子手段。这些办法很管用，让我的战斗力迅速提升。至关重要的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在班上因为球技过差受到歧视时，我就会说：“你打得过钱明辉吗？”三十年时光匆匆过，南京的、上海的作家朋友来苏州开会，因为想打乒乓球，我就把他们接到吴江。我请出钱明辉，让他陪打。钱明辉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退役后进入吴江公安局工作至今。他和作家朋友的球技，完全不是一个境界，高出不知道几个档次。我发现钱明辉打球完全不认真，他一直都在故意放球让他们打。我甚至看出来，他的态度有些轻慢。我就对他说，明辉你要认真打，你要让对方输得心服口服，这样大家才有尊严。
在芦中，我各方面的见识和技能都突飞猛进，产生了很大飞跃。我参加了美术兴趣小组，在陈慕天老师的教导下，懂得了怎么画素描，怎么画水粉画和油画。我们还去附近的纽扣厂捡来处理过的蚌壳，在上面画了油画风景，挂在家里作为装饰。我还画了一幅工笔牡丹，送给一位女同学。她家就住在学校附近，我们经常在河码头上遇到。我们不是提着一篮子碗碟去洗，就是到河里洗菜洗衣服，遇见了就会聊天。在校园内，男生女生是互不搭理的，但在河码头，却亲热得就像一家人。后来我去她家玩，看到我画的牡丹悬挂在墙上。尽管我觉得挂得实在太高了，几乎已经接近天花板，看画须仰头才行，但我还是感到非常高兴。不知道我的这幅杰作今天又在何方。
芦中那时候的老师，许多都是才华横溢的。数学老师许维益喜欢唱评弹，那时候我们不懂评弹，只觉得好听。如今想来，许老师唱的应该是蒋调吧，《庵堂认母》和《杜十娘》是他百唱不厌的。我的父亲当然也算是一位才子。周恩来逝世的那天，他彻夜未眠，画了一幅巨大的周恩来肖像。结果他因体力不支，在第二天的全校师生追悼会上晕倒了。教我们物理的王明哲老师风度翩翩，只要天气不是太热，他都系着好看的围巾。他在黑板上画运动的小人儿，寥寥数笔，却生动又形象。有一天，远远传来一阵歌声，是那么娓娓动听。我循声而去，到了史地音美教师办公室，发现是王老师在风琴前自弹自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老师唱歌。一个男人竟然唱出如此美妙的歌声，让我敬佩羡慕的同时，感动得差一点流下泪来。
二
芦墟人都知道一句俗话：芦墟三白荡，无风三尺浪。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一定是三白荡湖水很深的缘故吧。三白荡那么有名，我却一次都没去过。芦墟江河湖荡很多，是标准的水网地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湖才是三白荡。凡开车去上海，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经过芦墟，我都要眺望那一片片明晃晃的湖水，脑子里想着，这是不是三白荡呢？看它边上盖着一些妩媚的别墅，我想它也许不是三白荡。三白荡不应该是这样的乖巧安静，对不对？那么它是元荡吗？还是大渠荡？
这一段高速公路，地上密密铺设了减速带，路旁立有警示牌，写着“事故易发地段，请减速慢行”。我想都是因为这一带风景太美的缘故吧！谁路过这里，都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的。
写《浮生六记》的沈复，字三白。他的三白，是指白盐、白米饭和白萝卜，喻生活清贫而自得其乐。那么三白荡的三白又是什么呢？跟白鱼、白虾、银鱼太湖三白是同一个意思吗？好像不是。我想三白荡的三白里，至少会有一个“白浪”。芦墟镇上的名人陆阿四，据说以前是个渔民，曾在三白荡上搭救了一位落水的姑娘。当时姑娘的父亲承诺，如果谁把他女儿从风急浪高的湖水里救上来，那么就将她许配给谁。故事里的许多事，就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创作源于生活嘛，这没什么奇怪的。可是陆阿四救上了姑娘，他们却反悔了，食言了。陆阿四偏又是个死心眼，对落水姑娘一见钟情，因此终日郁郁，最终精神出了问题。陆阿四整天在镇上游荡，他有一绝，就是出口成诗。当然也不是什么诗啦，打油诗都算不上的，只是押韵的顺口溜罢了。他在街头行吟，把自己的遭遇有板有眼地说出来。也经常会有人上前逗他，说什么的都有。陆阿四总是不慌不忙，以押韵的顺口溜回答人们的提问和挖苦羞辱，总是很从容的样子。
一条市河从北到南或从西向东穿镇而过，这是无数江南古镇的普遍格局。芦墟的市河，是南北向的。南边与京杭大运河汇合，轮船码头就在那里。师范毕业前我曾被安排到吴江最南端的桃源中学实习。那个地方与浙江乌镇相邻，没有公路，不通汽车。我在那里实习，两周一次回芦墟家中，往返都要坐客轮。所以轮船码头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地方。从轮船码头到我家，要穿过整个镇子。是的，芦墟中学是在镇子的最北边，再往北就是窑港了。那里烧窑的大烟囱，高得好像插进云里去了，仿佛那一朵朵的白云，就是从烟囱里吐出来的。我经常在我家的北窗口看窑港，看好看的烟囱和好看的云，还有好看的窑港桥。我家北窗口是我的专属瞭望台，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还能俯瞰一片篮球场。有人在打篮球的时候，我就看他们打篮球。球场上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我就看云看天，眺望窑港。或者就是拿一本书就着天光看。我喜欢看的书，都是父亲不希望我看的，比如《红楼梦》和《浮士德》。前者是家里的藏书，父亲一直认为我一名中学生不该读这样的书。《浮士德》是我向同学借来的。我读它们的时候，只要听到父亲的脚步声在木楼梯上响起，便随手把书扔到背后的蚊帐顶上。窑港桥是一座很大的桥，过了桥就很荒凉了。我曾在夏天拖住一条路过的船，让它一直把我带到窑港外。船上的人不准我们吊在他们船舷上，他挥舞一根竹篙，把胆小的孩子吓得松了手，纷纷落回水中。而我躲在一只汽车轮胎下，悄悄抓着轮胎，没被船上的人发现。船速很快，我的裤头没系紧，差点就被水撸了下来。我一只手拉着裤头，一只手拉着船帮上的汽车轮胎，很快就过了窑港桥。等我松手的时候才发现，离家已经很远了。北栅头的一切，看上去是如此模糊陌生而遥远。那天我一路游回来，游得好累，并且内心充满了恐惧。因为天很快就黑了，我担心水里会有落水鬼，因为他们说三白荡里就有落水鬼，人掉进三白荡里，就是被落水鬼拖了去。当年陆阿四救起的那个姑娘，是个例外，她是个幸运的人。但陆阿四是不幸的。
分湖离芦墟中学不远，它是芦墟一带众多湖泊里最有名的。今天的芦墟莘塔北厍，合起来有了一个新名字，就叫汾湖。只不过我一直对这个“汾”字很不习惯。因为分湖不是汾湖，汾湖好像是山西的一个地名。芦墟分湖的分，是没有三点水的。你去查柳亚子的诗，有“分湖便是子陵滩”这样一句，分字没有三点水。分湖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它分开了某两个地方。但是现在大家都把分湖写成汾湖，好像也没办法了，也不用太计较了，汾湖就汾湖吧。不过我记忆中的分湖，却还是分湖。
世界上湖泊很多，我总结出来，凡是特别美的湖，一是要靠山，有山有水才是山水。二呢，得有一点人文内涵。杭州的西湖为什么几乎是天下最美的湖？就因为它既有山，又有人文。衬着西湖的那些山，美得就像按照人们的审美理想画出来的。而它边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有来历有传奇，浸透了文化。分湖也因为不是在人迹罕至处，它与芦墟这个古老的镇子紧紧挨着，彼此映衬着，它给了古镇湿润和灵气，而镇上新新旧旧的房子，则反过来也装点了它。所谓相得益彰，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清明时节，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去分湖滩。不是让我们去玩，而是带我们去给葛鹤年烈士扫墓。墓碑很美，像小小的宝塔一样立在湖畔，也是分湖一景。
大家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好吃，其实江南许多湖产的蟹都好吃的。我就一直都很喜欢太湖蟹，秋风刚起的时候，蟹虽还未老，但这时候的蟹肉是最嫩最鲜美的。分湖的蟹也好吃，肉特别结实。但是因为产量小，也没什么名气，所以几乎没人知道它，吃过它的人就更少了。分湖蟹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无论公母，两只螯不一般大，一大一小。据说是因为一只螯打架什么的掉了，然后长出一个新螯，自然不如原来的大。但是，为什么所有的分湖蟹都是大小螯呢？不可能每一只蟹都打架打掉一只螯，然后又长出一只新螯。分湖蟹好吃，因为分湖水质好，而且它也是硬滩。硬滩上生长的蟹，脚头硬，有力，肉就结实。我生活在芦墟的时候，分湖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特别甜。镇上没通自来水的时候，经常有人去分湖担水回来喝。后来水厂取水口就在分湖里。只是不知道现在它的水是不是还依然清冽甘甜。
大渠荡离镇子就比较远了，虽然它也是一个很美的湖，但没有一首诗是为它写的。那时候围湖造田，大渠荡的一半都被填掉了，成了农田。我们去学农劳动，头戴草帽，手拿镰刀，排着队走出镇子，走过长长的太浦河桥，然后沿沪青平公路往上海方向走，要走很长的路，才到大渠荡。我上高二的时候，才有资格住到大渠荡去。湖底农村分校用油毡搭起来的房子，里面有十来张双人床，那就是我们的宿舍。一进宿舍，就能闻到浓烈的沥青味道。后来我只要闻到沥青味，就会自然想起大渠荡的宿舍。吃住都在那里，劳动也在那里，在今天看来很艰苦乏味。但我们那时候可开心了，不用做功课，也不上课，劳动之余，不是在空地上打排球，就是在宿舍里聊天、唱歌、打牌。但我记得那时候一天到晚肚子饿，饿得很难受。开饭的时候，打半斤米饭，就着榨菜炒肉丝（里面有没有肉丝其实很值得质疑），三下两下就吞进肚子里了。然而还是饿。有一次我吃下半斤饭后，又去打了半斤。就这样，到了半夜，还是饿醒。真的，那时候很苦，要是让我回到那时候，重新过那种吃不饱、冬天手足全是冻疮的艰苦生活，我自然是不愿意。不过，如果让我变成现在的孩子，过一种课业重压下的生活，我就更不愿意啦！
大渠荡分校后来好像淹掉了，又变回了一片浩淼。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有几次半夜被叫醒，爬起来抢险。因为大雨，堤坝泡酥了，如果决堤，那分校就要葬身湖底。虽然所谓的分校，其实既无教室，也没有办公室，只有油毡包裹起十几张双人铺的所谓宿舍。一个男宿舍，一个女宿舍，还有一个老师宿舍，还有一处伙房，都是油毡搭的，蹲在抽干了水的空荡荡的湖底，像几只巨大的乌鸦。
住在分校宿舍里，我睡的是上铺。有天晚上我从上面掉了下来。落下的时候还在睡梦中，是突然的疼痛让我醒来。钻心痛的是右脚的大脚趾，身体落下时，它踢在方棱的铺架上，把趾甲踢得翘了起来。第二天我一瘸一拐地走回家，从大渠荡分校到芦中校园内的家里，估计足足走了三小时。脚太痛了，我的右脚只能脚跟着地。走在公路上，一辆汽车开过的时候，车窗里伸出一个脑袋，对我大声说：“跷脚狗！”我想找一块石子扔他，但柏油公路上什么都没有。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发现右脚的回力牌白球鞋变成了红的。顺便要说一下我们的回力牌球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当时我们男生都以拥有这样一双鞋为荣。高帮的回力牌球鞋，我们会在每次洗干净之后，将其浸泡在加了几滴纯蓝墨水的清水里，这样它就会显得很白。却始终不知道这是谁的发明。
三
顾家弄边上就是芦墟酒厂，里面散发出来的酒糟的味道，大人们总是说很好闻，但我觉得它酸叽叽的，倒是很像醋味呢！我觉得芦墟镇上好闻的气味，是牛舌头湾那里榨油的香，那才是真香！不仅人闻了觉得香，鱼也喜欢这种香气。所以有人就去要来榨油之后的菜饼，其实就是油菜籽榨了油之后的渣，打鱼的时候在水面上撒一点，很多鱼就游过来了。
酒厂里面总是热气腾腾的，路过的时候往里瞥一眼，就能看到里面的工人是光着上身在那里铲堆在地上的酒糟。我感觉他们身上永远都是大汗淋漓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凡是看到黄酒，都会觉得它里面是混杂了汗水的。
酒厂和市河之间是一条路。酒厂里的一根排水管，就通过路的上方接到河里。这根水管从路的上面横跨而过，就像一根细细长长的单杠。每次路过这根水管的时候，我们都要跳起来。我说的我们，就是我和吴伊川。他是我当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家也住在北栅头，芦墟中学附近。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游泳。他有整套的木匠工具，让我十分羡慕。我从小就对做木工活有浓厚兴趣，但是赤手空拳怎么做木工活呢？偏我的两位特别好的小伙伴，家里都是有木匠家伙的。除了吴伊川，钱明辉家也有。不过钱家的工具，其实也不是钱明辉的，而是他哥哥钱明吉的。明吉的木工水平，那可不是吴伊川能比的，后者只是玩玩而已。明吉却在交了女朋友之后为自己打制了一整套家具，那时候所谓的“四十八只脚”，你自己去想，一共是多少件家具。伊川的锯子刨子之类，只是用来玩的，我也没见他做出过什么像样的家具，只记得他打制了一把小椅子，可以用来坐着洗脚的那种，而且并不美观。
我和伊川凡路过酒厂，都要跳起来，目的是要触到那根横跨在路上方的水管。但是我们并没有摸到它，因为它实在太高了。当然，它也不是高到让我们可望不可即。要是根本不可能碰到，我们也不会一次次跳起来。谁会因为想捞到月亮而傻傻地跳起来呢？日子一天天过去，寒来暑往，我们每经过酒厂，都会跳起来。我们似乎有这样的信念，总有一次，我们的手指会触到那根水管。伊川说，他的弹跳力一天比一天好，他每次都认为下次自己就能摸到水管。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没有说出来，我觉得说了下次能碰到，但又并不能碰到，那很丢脸。
伊川有一天惊喜地对我说，他碰到酒厂的水管了，它是热的。我看他一脸兴奋的样子，估计他是真的碰到了。我很嫉妒，为什么首先碰到水管的不是我，而是他？我装作不太感兴趣的样子嗯了一声。伊川对我的冷淡态度很是不满，他又大声说了一遍：“荆歌，我碰到酒厂的水管了，你听到了吗？”我说，我听到了，但是不相信。他就狠狠拉了我一把，要我现在就跟他一起到酒厂去，“我跳给你看！”他说。
我们到了酒厂，他迫不及待地猛跳起来。不过他并没有碰到。如果是碰到了，他会一声不吭吗？于是他走到十步开外，想利用助跑跳得更高一些。这次，他大喊道：“我碰到了！我碰到了！”我说我没有看见。我是真的没有看见。我的眼睛很好，但我并没有看到他的手指碰到了水管。
他觉得很冤，说明明是碰到了，你却说没看见！我就对他说，我不是故意装着看不见，我是真的没看见他碰到。于是他就很不服气地说，他再跳一次给我看，让我一定要瞪大眼睛仔细看，不要明明看见了还说看不见。
他又跳了一次。这一次我都不用看，就知道他没有摸到水管。只从他弹跳的状态看，就不可能碰到。他突然显得不那么灵活了，起跳的时候，好像步子都不太稳。可能是因为他刚才几次跳得太猛了，力气差不多用完了，所以越跳越没希望了。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他才又兴奋地告诉我，他又碰到了水管。他还说，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都是碰到了，是真的碰到了，所以随便你相信不相信。他很自信，自信到根本不需要目击者。我说，那我们去酒厂吧，我看你跳。他居然说，他不想跳给我看。他说，我碰到了，我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要他去跳。虽然我很嫉妒，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看他跳，想清清楚楚看到他的手确实是触到了水管。或者，就是明明白白地看到，他并没有碰到，只是吹牛。
他果然是碰到水管了。因为，他的手在酒厂的墙上抹了一下，然后给我看他的手。我看到他的手指上，沾了墙上的灰。他猛跳起来，并没有助跑，就把手指上的墙灰抹在了水管上。他真的是碰到了！其实他不用抹墙灰，我也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水管被他碰了一下后，微微地振动了。
我有点沮丧，没有向他表示祝贺，只是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也要尽快碰到它。
很快我们都能轻松地碰到酒厂的水管，因为我们长高了，弹跳力也比以前好了。我们不仅能摸到它，还能在瞬间将它一把握住。当然，握的动作必须是很快的，迅速握住，又迅速放开，短暂得就像闪电在夜空中亮一下那样。否则的话，你懂的，水管就会被我们拉下来，那不就是闯祸了吗？酒厂里赤膊的工人，一定会跑出来，用手里的大铲拍我们的脑袋。
伊川后来去了一艘挖泥船工作，因为表现出色，曾被评为苏州市级的劳动模范。我得到这个消息，一点都不嫉妒，很是为他骄傲。后来，他就一直在航运公司工作，好像还当上了领导。但我们很少联系，好像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伊川有三个弟弟，两个大弟弟是双胞胎，小弟弟与他相差十来岁。我凡去他家，见了他三个弟弟，都只是打个招呼，并不跟他们一起玩。但是好朋友钱明辉的弟弟钱明伏，却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和明伏两个人，曾结伴去了一趟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明伏也是。我们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两个人都变得沉默了。是的，我被大都市的车水马龙惊呆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房子啊？既高又漂亮。那么多车，那么多人！站在繁华喧闹的街头，我们迷失了方向，也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会身处这样的世界的。我只觉得头脑晕乎乎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很久，我们才缓过劲来。到了南京路，双脚只是机械地走着，眼睛来不及看，就像卑微的蚂蚁，就像无形的水滴，被五光十色的洪流裹挟着向前向前。抵达外滩时，天已经暗下来了。我们闻到了黄浦江水的腥味，也看到了华灯初上之后靠在矮墙上的一对对情侣。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晚我们没有住旅馆。是因为没钱呢，还是没有证明？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要住旅店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我们就一直待在黄浦江边，像情侣一样两个人靠在一起，看夜色，看黑夜里还在江里往来的船只。风是很凉爽的，只是有着很浓的腥味。我俩讨论，这腥味从何而来？是因为江里的鱼吗？那为什么芦墟的市河、分湖、大渠荡也有鱼，却没有这种腥味呢？听到边上有人说，不远处就是海，黄浦江就这样流着，一直通往大海。那么，难道这腥味，是大海的味道吗？
想想就有点后怕。因为我和明伏人生第一次到上海的那个夜晚，我们在黄浦江边熬到后半夜，实在困了，就在沿江的矮墙上躺下睡了。刚迷迷糊糊入睡，就被厉声喝醒。一个男人把我和明伏狠狠地拉下来，说：“找死啊？不想活了啊？滚下去喂鱼啊？”
我和明辉那时候共同爱好着练钢笔字和吹口琴。我们勤学苦练，吹口琴吹得嘴角都有点烂了。口琴曲抄了满满一大本软面抄，是用钢笔抄写的。钢笔在墨水瓶里吸了墨水，明辉总是从餐桌上拿起抹布，将笔头擦一下。因此他家的抹布是蓝色的。直到今天，在饭局上说起以前练钢笔字，他都要说，他是学我的字，模仿着我的笔迹。而我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是谁模仿谁，肯定是相互影响吧。高中毕业后他去了舟山群岛当兵，我们频繁地通信，钢笔字写了满满的两页三页甚至更多页，两个人的字确实有点像，越写越像。
舟山当兵回来，他就进入县公安局工作。当时我在苏州地区师范读书，没有收到他的信，却得到了一个消息，几乎是噩耗。同事竟然在擦枪的时候走火，一枪打在墙上，子弹反弹回来，钻进了明辉的肚子，还把他的肝脏打穿了。我听说了这个消息，心里悲伤得不行。但我没有给他写信，我知道他正在医院抢救，据说伤势非常严重，写信给他又有什么用呢？我有一种预感，觉得他完了。那几天，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始终强迫症一样在想着如何写一副挽联。我想象在追悼会上，我写的挽联会挂在他的遗像边上。我越想越悲，腹稿打了无数，最终也没有决定到底哪联才是最好最合适的。
后来传来消息，他康复出院了。我又收到了他的来信，亲切的字，散发着蓝黑墨水的香。
再后来，听说他结婚了。再后来，他有了孩子。再后来，我们在失去很多年联系后，又坐到了同一个饭桌前。他的酒量很好，我们不再回忆往事，只是喝酒。
我们的共同爱好，不再是写钢笔字和吹口琴，而是都喜欢上了玉器。我们在一起，更多的是谈论跟玉有关的话题。他当外公的那天，我送了一块小白玉雕件给他的外孙女，他高兴地把他胸口挂的玉牌掏出来，要比一比哪块更白。
从少年到当了外公的年纪，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的，就是打乒乓球。我把到苏州来参加文学会议的作家朋友带来吴江，跟他打球。看他们打球，我心情很是复杂。因为两边都是好朋友，看谁输得难看我心里都不舒服。但是最终，我还是有点感到骄傲。因为明辉是我的发小，他的球技是这样的超群，无论号称多么厉害的作家朋友，在他面前都是不堪一击。我回想起小时候，我虽然跟他朝夕相处，但我们很少打球，更多的时候只是我看他打。因为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有一次他把拍子换到左手，对我说：“我让你十个球，怎么样？”天哪，他用左手跟我打，还让我十个球，如果我赢了，也没什么值得骄傲啊。非常遗憾的是，尽管这样，我还是输了。
汤红是我们一帮少年朋友中的后来者。他们一家六口是从山西大同过来的。他的爸爸是来芦墟中学当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的。他们操着标准的普通话，似乎与我们的小镇，与我们说着芦墟方言的孩子们格格不入。但是很快，汤红就听懂了南方话，后来又学会了说芦墟话。他们刚来的时候，也住在芦中校园里，就在张仁贤老师家的楼上。我们常在一起玩。但他似乎一点都不喜欢芦墟。他经常抱怨说，他们全家，都是被他爸骗到这里来的。他爸对他们说，芦墟是好地方，江南鱼米之乡。汤红很不屑地说，什么鱼米之乡，每天都吃不饱！他回忆在大同的日子，那才舒服呢！部队食堂里的馒头，又白又软又有弹性，要吃几个就吃几个，一直吃到吃不下为止。
后来汤校长调去当芦墟镇镇长，他们就住到镇政府里去了。于是我经常去镇政府玩。有次他生日，在家门外的大院子里庆祝。黄杨树上缠满了彩色灯泡。芦墟因为有一个灯泡厂，所以很多居民家里都有彩色小灯泡。许多灯泡都是次品，厂里检测的时候不合格，就流了出来。我背了一架手风琴，专门创作了一首《汤红生日之歌》，在他家院子里自拉自唱。黄杨树上的彩色小灯泡不停地闪烁，好像是合着音乐的节拍在跳动。
后来很多年不见汤红。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吴江文化馆工作，单位就在古老的松陵公园里。我下班回家的时候，路过公园茶室，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一看竟是汤红啊！我很欣喜，阔别多年，竟然在单位门口与之意外相遇。他跟小时候不一样了，高大、彪悍。我惊喜地看着他，一时无话。这时候，围上来一帮精壮的小伙子，他们热情得近乎谄媚地跟我打招呼，纷纷掏出烟来敬我。我不解地看着汤红，他轻描淡写地说：“都是我兄弟。”
汤红现在也当了外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外孙。他在芦墟318国道边上开了一家餐厅“香樟园”，以野生湖鲜主打，菜做得好吃极了，常常食客盈门。他越剧演员出身的太太说，他们的菜，不仅不放味精，连料酒都不放，就是追求一个原汁原味。我去吃过几次，味道确实大赞。
汤红的女儿思思是个美女，她在吴江实验初中读书的时候，汤红吩咐我有空儿就要给思思写信，以帮助她提高阅读和写作水平。我给她写了几封信，她却一封都没收到，后来也就不再写。这事很奇怪，我们推测，应该是被老师没收了。老师不知道有没有拆开信封来看信的内容。多半是并没有细看，就把信扔了。老师一定认为，中学生就应该专心学习，校外那些乱七八糟的人给她写信，一定不怀好意。为了保护孩子，当然必须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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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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