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2022年第2期｜苏迅：古城记忆
雾散不去，古城益发像一张雕版的地图了，刷印在白色玉版宣上的那种。它是平面铺展开的，这样的地图，只有重点，没有背景，背景就是空白。其实那也不是空白，只是被忽略了，长期……
虚 实
雾散不去，古城益发像一张雕版的地图了，刷印在白色玉版宣上的那种。它是平面铺展开的，这样的地图，只有重点，没有背景，背景就是空白。其实那也不是空白，只是被忽略了，长期引不起世人的瞩目与重视，退一步到白色的背景当中去了，貌似习惯成自然、不情不愿中又似合情合理地被遮蔽起来，融化了，分解了，消失了。如同文人画中的留白，看着是空，懂画的能告诉你，那里其实也是有延伸的构图存在的。又如同中国书法，渴笔写出的牵丝引带，往往没有留下墨痕，可懂字的还是告诉你，那里的笔画没有尽，看着是没有，实则那里是气韵充溢甚至墨色翻滚的。不同的是，书画上的空白，是看着无，其实是有，而古城这个地方是实则到处都满满当当的，很多的部分却反而倒像是浑然不存在了一样。尽管那空白之处，可能竟也是弦索铮、烟水活泛，甚至是活色生香的，乃至高到诗情画意里去的，但终究是被忽略了，外面的人读得懂的有限，身处其中的能感觉出、体会到，可是同样很多人他是说不清道不明。抬头看看小巷上方的一条天幕，便又低眉顺目沿着围墙往家走或者从家里走出来，靠蜿蜒曲折、错落高矮的围墙指引着每天的路。这便是古城人的日常。
雾终是不散，飘荡到文庙赭黄色的山墙，可它是无法遮掩住如此阔大的建筑的。几百步长度的高耸山墙稳稳坐在马路一侧已经好几百年之久，哪怕被树荫、浓雾遮挡去一角半脊，遮住了这块显露出那块，没有用的，枉费心机！它的巍峨昭示着从容，它的悠久体现出坚定，它这样的事物从诞生之日开始就注定是古城这张地图上的重点，所有的留白都是为了和围绕着这样的重点而展呈。又如同雾走到马路对过的沧浪亭，虽然亭台楼阁比不得文庙堂皇冠冕，但是这样的事物一旦落实到一张平面上去，它也仍然是凹凸有致、风情万种，立时就从平面上跳出来，从浓雾中挣脱开来，争取到它作为重点的应有位置。浓雾过处的古城，丧失了很多的细节，淹没了太多的具象，如同那幅镌刻于南宋青石碑上的《平江图》一样，实则漫漶得只剩下城市的轮廓了，没有景深，只有平面。但是依然重点明确，主次分明，伦常井然，不容稍有含混。这里面有传统的力量，也有现实的需要，还有一些扯不清的因果，客观的和主观的交织在一起，政治的外加经济的、文化的掺杂到一块，你根本无法去挪动改变它什么，甚至你都很难彻底看清它、真正了解它，只能由着它慢慢去发展、演化、变异。
你要睁大眼睛，拐过马路侧面，看见那一个个小小的豁口了吗？像门牙没长整齐出现了一条缝隙，它没有门齿掉落的那样干脆，有时连平板车也拉不进去的一条齿缝，肌肤雪白干净、装束文静的少妇就会连同那辆屁股后面冒着青烟的助力车一闪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是小巷的出入口，是这张地图被遮蔽和忽略部分留下的唯一暗示。说无视当真冤枉了世人，说实在的无数人曾经关注过古城的小巷，在一般人眼中，小巷似乎也能够代表古城的形象了。可是，他们只是仅仅把小巷当作了一个符号，或者是一种意象去暗示或代表抽象的古城，这从小巷的角度来讲，往往是事与愿违的，是含着怨气的，有时候还带着点愤愤不平。他们关注的小巷，只是描摹加重的背景，最多只是反衬法则的素材而已，小巷从来就不是真正的主角。这小巷七拐八弯，不够堂堂正正，往往倒是琐碎、世俗，乃至鸡零狗碎、摆不上台面的。小巷的种种，哪怕他们从正面意义上去解读的所谓幽深、雅致以及风情等，多见教条主义的痕迹，实属文化上的惰性所致。
要是小巷走得多了，在小巷中敲开的门多了，白天也需要拉开电灯高低走过悠长的备弄多了，在小巷犄角的某一间书房的落地雕花木窗下茶喝久了，你才有可能领略到小巷的深邃和宽广。往往你走进一条小巷，走几步看见巷底，转个弯再走几步，又看得见巷底，你反而心中没底，如果没有巷子里朋友作陪，便开始惴惴不安起来，然后是心慌意乱起来了，想掉头离开。你若是个有心人自当明白，小巷不仅仅是明面上的那一条条弄堂，它更是围绕着弄堂铺陈开来、鳞次栉比的一进夹杂一进古旧和新搭建起来的房屋，因为不断有各个时期后续的搭建，你就看不出房屋原来的格局。甚至荒芜的一个园子，沿着四面内围墙，已经被好几家搭建出了厨房、储物间乃至房间，当中小小一块还露着天，地上淌满终年不干的洗菜水，发黄的菜屑和鱼鳞浮在窨井口。后续搭建起来的墙角也已经长满青苔，那是平常的岁月；墙上裂了缝隙，那是平常的岁月；粗粗糊上的白垩索索落落掉了好几处，那也是平常的岁月。若非庭院当中粗过碗口的青葱黄杨树或者放倒在墙角业已为尘土半埋的长大的古代太湖石，你有时候真不容易发觉其实这应该是古宅的花园。这样的古宅进得多了，你就发现，很多这种并不周正的院落原来应该是大宅子的偏院或者最后几进房舍，联想到备弄的方位，大致可以推断出这宅子原来门厅、正厅应该在什么位置，宅子原来的规模大致是有多大。按着脑子里想象的地图，看看前面原本应该是门厅、正厅的位置方方正正的一块地上房屋果然是比其他房舍年份浅，则可以想见当年可能厅堂是遭了回禄，或者是隔代易主之后被拆了重建过。因此，不要看小巷沿岸多民国甚至年份更近的房屋，可顺着一条停满自行车的备弄向纵深走进去，里面说不定是清中期的古宅甚至有更为古老的遗存。而后起的房屋被反复分割，显得门户窄小，反倒没有旧宅的气派。夹心里的旧宅又因被多户拆分，也早失了气氛坏了格局，也多成了小家小户，于是小巷里就成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粒粒屑屑的景象，越发不起眼了。自然，小巷是有充分的理由被遮蔽和忽略掉的。因为，这里是古城呵。
可是，小巷又是不容小觑的——这，毕竟是古城啊。任何一条寻常巷陌，里面都可能住着一位书画家、诗人或者在某个领域里名头响当当的人物。次一等的或者是一位手艺精湛的玉雕师、心灵手巧的裱画师、见多识广的收藏家、学养深湛的文化产品的经营者又或者消失了光环的曾经的巨族遗胄、名人后裔：在他局促的床头书桌之上，摊开的翁同龢折扇是货真价实的真迹，光绪年间作者亲自馈赠给现在主人祖父的遗物，一面书法不稀奇，另一面翁同龢的亲笔水墨山水就少见了；在他朝北的会客室、书房兼卧室三位一体的斗室之中，粗劣的杂木案桌上横陈着的，是那架在民国年间曾经声动沪上的明代古琴，张大千聆听之后连赞三个“好”字，至今也是余音袅袅；正房厢房早已几易主人，在他蜷缩的亭子间里，冬天犹如张着发黑的蚊帐，墙上悬挂着他的父亲、光绪戊戌科著名翰林的书法对联，娟秀的馆阁体楷书，因为保存不善，落了水迹，发黄了；庭院里的老者打着赤膊，戴着老花镜，就着榉木骨牌凳在修书，进入到最后的装订阶段了，白棉线穿过锥孔，打了个暗结，线头藏进了书脊中间，这是册明朝汲古阁刻本的诗文集，竹纸的，翻起来发出哗哗的脆响；年轻人缓缓停下自行车，俯身下车的一刹那轻快得像只低掠过屋檐的燕子，摸黑就在备弄里把车安放得妥妥的，今天没有“铲”到大件，只收到一只黄花梨帖盒，散了架的，但是不缺，拿在手上就几块薄薄的小木片儿，他心里清楚：榫卯一拍就又是一只盒子，配上铜包角、铜合页就齐活，面板上有“鬼脸”，子口起着灯草线，明朝的东西，不算什么名贵货，好在收来的价格低呀……如果要说起这些小巷里面曾经居住过的拥有更大名头、更高声望的人物，那也多得数也数不清，古城实在是太古老了啊，多少知名人物在这里出生、生活、消亡，又有多少历史人物在这里驻足、流寓、定居，他们留下的足迹和逸闻跟古城的房子一样多，甚至多过了巷子，多到影影绰绰、层层叠叠，是数也数不清的。
每条小巷七弯八转都能跟至少一两位名人挂上钩，古城古往今来的名人委实是太多了，太多了就不稀奇，标准就会被不断地抬高，于是名人也被划分成了三六九等。在塔尖上的，是翻开任何一部政治史、文学史、艺术史或者学术史都必须名列其中的名公巨卿、文豪大师，那自不消说，他们跟文庙、沧浪亭、玄妙观一样，是古城这张地图上的重要组成部件，不容或缺的，也是断不会被忽略过去的。而处在六等九等乃至等外的小名人们，多半是小文人或者小官僚，就没那么好的待遇了，他们在古城的礼遇跟普通人其实已经没多少区别，年代越是靠前的，被氧化和稀释得就越是充分。越小的名头，就只在越为狭窄的专业人群中才会被偶尔提及。就这样，古城的“文化”就被平均分摊到了各个街厢、里弄、小巷，最后是连同身份、阶级、名声乃至成就也日久生情，跟普通市民也混为一谈了，不分彼此的了，再后来他们搅拌着一起被时光和城市逐渐淡忘，以致严严实实遮蔽起来，丝毫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只有那些声名卓著的大人物，像采芝斋芝麻糊上撒下的松子仁、瓜子仁和红绿瓜丝，是化不开、融不掉、藏不住的，他们在水平线之上凸出来，多少年来始终保持着有头有脸的状态，成为日后世人需要仰视的部分，也依然活跃在街谈巷议、普通市民千百年之后的谈资中间，说书先生会说着说着就拿出来当一回插科的。
但是，古城这些业已成为地标、时时耀到人眼的大人物，他们也多半居住在巷子里，不过往往处在巷口等显耀位置，或者他们的居宅比普通人家阔大一点罢了。说是阔大，也没那么显眼，至少跟世人认识中的所谓深宅豪院往往存在着些距离，按着《红楼梦》比一比宁荣二府则更是天壤之别，这也是古城的奇怪处。就连像钮家巷的状元宰相潘家、阔家头巷的尚书府第沈家那样的巨族宅邸都不能算有多么的豪阔，这些大人物在古城似乎很是刻意地保持着低调。不低调又当如何呢？在古城，什么都可能缺，千百年来可独独不缺“人物”这种特产，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外面成了气候的“人物”来落脚，齐心合力的、挤挤挨挨的，成了风景，成了后花园。脚碰脚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呀，不把头压得低低的，行吗！
底 色
大人物一旦成就为大，不管他是做官发达，还是为文坐大，不管他是石括铁定的古城人，还是寄籍此邦的流寓人士，其实就不能算作是单纯的古城人了，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已经没有多少纯正的地域特征和城市品性了。就像一张粮票，已经成为全国联用，功能上没问题，虽然在古城也通用，但到底跟本城的粮票是不同的。一个人物如欲得到一城的公认，那他的身上必须带有浓厚的本土特质；一个人物如欲得到一省的公认，那他的身上必须脱离一城之趣味而形成省域气质；一个人物如欲得到举国公认，那他身上也是必定要摆脱一省之趣味而形成国家气质的。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的突破和超升，是基于个体质地的升华。身处政治文化中心之外的人要想摆脱一城一省乃至层层的局限性，那是很难的事，故而走到宝塔尖上的大人物总是有限，任何一个时代概莫如是。因此像范仲淹、徐有贞、王守溪、唐伯虎、沈石田、文徵明、祝枝山、冯梦龙、沈德潜、冯桂芬、潘祖荫这样的人物，若讲真实的状态，你是说不清他身上哪一点是单单属于古城的，哪一点是属于整个时代的。而民间传说中附加和附会给他们的种种，自然涂抹得全心实意、一厢情愿、干脆明白，而那却也不能说是真实的了。能够体现一地一城文化特性的，恰恰是那些小名人尤其是小文人，他们不断刻意在加重其身的本土特质，往往因为描摹得过头，失之夸张与变形，但当事人是无从觉察其技术拙劣的，因为有过于明确和专注的执念在，也有无数前辈的成例可供因循，难免也就一鼓绝尘，哪怕已经顾此失彼乱了头寸，倒也无怨无悔，甚至自得其乐。他们混同于普通人群，虽然心有未甘，却又挣之不脱，处处想标新立异，却又同时遭受身边人和外面人的双重诧异。外面人看不惯，视之为做作、怪异，而古城人却见怪不怪，并没有过分放在眼里，更没有突发惊艳的效果，于是局面就变得始终不尴不尬、别别扭扭。
古城的普通市民跟小名人之间，是有着奇异的反差的。这里就不说挑着四季水果和栀子花、玉兰花，穿着蓝色斜襟布袄、头上包着羊肚毛巾的古城四周乡野的村民，单就只说城市里的普通人，这反差也是能够让外人真真切切感知到的。总的来说，普通市民的性格是偏向于“软”的，凡事凡物他们都愿意迁就，所谓待人宽而责己严，都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和主张，在没有摸清对方态度之前，他们说话都是犹豫的、可进可退的、模棱两可的。他们表达意见之前总是关注到对方的表情，那神情是生怕与你的看法相左以致在哪一点上无意中得罪了你。他说话的语速是慢的，笑意是始终保持着的，说的话也永远是推一句拽一句的，这样就不至于过于偏激，不仅温和而且显得公允，很多时候甚至让对方无法捉摸。当摸清楚对方的基本态度以后，如果对方的意见竟与他不同，他就开始噤口不言，微笑着听你讲，直到你讲停了为止。如果双方的看法居然不谋而合，他这才会陡然真正松弛下来，开心得一拍手掌心，“着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喏！”他是不会主动抛出自己的看法的，就像杜十娘不到最后一刻断断乎不会亮出自家百宝箱，一切都需鉴貌辨色，随时调整，顺势而动。普通市民的这一点性格，大概是基于对现实的满足和横向之间比较之后的气馁，长期锤炼，综合出来的心理惯性。而小名人们的行为习惯则是偏向于“硬”，喜欢拗着来，讲话的声气、手势的温和那是自然，他顺着你的意思敷衍过几句，才算真正切入正题，往往将话势一转，把话头由“从前”说起，然后表达出另外一层甚至完全相反的意思来，这意思是从老话开始说起的，是引经据典的，是有人证有物证的，自然也应当是铁板钉钉的。对于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说法，他们也是勇于直接“商榷”的，古城多的是理论依据，古往今来先圣大贤的金玉良言、真知灼见、高头讲章多如牛毛，名人异士的奇闻轶事也俯拾即是，随手薅出几句，就可以既当挡箭的盾又可以拿来当进攻的矛。
古城是一座文化之城，但是普通市民并不掩饰他们对名利世界的向往。他们是见过些世面的，对于金钱、名誉、身价、地位等，因为饱看过历史上的风光，见识过名利给人给家族带来的是何等的富贵、繁华和荣耀，因此他们的艳羡是目标明确而且具体的，也是坦荡的、真实的，是不会违心违意甚而心口不一的。但是他们对于名利却也是有其原则，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他们总是悄悄按捺下情愫暗生的些许羡慕而断然鄙薄。虚空中的事物很少引起他们的热情，他们之间的谈论往往都是落到实处的：偶（注：我。苏州方言。下同）家兄弟在几十里外的个座(那座)工商小城参加工作，现在工资比偶（我）高出一百多，俚（他）工龄可比偶（我）少脱四五年的，个年（那年）苏北插队回城工作呒（没有）落塘（着落），就只好调去小城了，嚇，如今看看么偶（我）还不及俚（他）。另一位则来安慰他：想开点啰，少赚么少花点啰，搭（跟）苏北插队的日脚（日子）比比么，现在日脚（日子）算是好个哉，偶（我）讲啊对？伲（我）阿姐蹲了（待在）上海工作，工资还要高了，看看住个（的）啥？一家四口人住个（的）鸽子棚，还不及偶伲（我们）了！到上海看看只（那）物价，吓煞个人！
至于巷子里某某人家的阿二得到组织的培养与重用，最近提拔当上了处长，某某人家在真丝市场做生意发了大财，正在申请翻建老房，说是要造巷子里唯一一幢小洋楼，等等，他们也是愿意挤出一定时间来传播、讨论一下的。讲到“组织上”的事情，他们有很多的词语就出自文件，是标标准准的书面语，好像他们在机关里工作过的一样。讲到做生意、市场经济，他们的语汇又多来源于马路边读报栏里的晚报新闻，很多的字眼都是公开出版物上的提法，市委和市政府正式会议上念的格式，这些规范的话语形式，表达出他们自觉靠拢的某些心理印记。因为他们对于功名利禄的正面直视乃至带着一些明明白白的崇拜、艳羡，他们就无须装出很多口是心非的姿态，他们的心气是平和的，他们的心理是安顺的，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得到些许名和利，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和肯定，那是荣耀和光彩的。关于这一点，古城的历史上那些大人物都是励志的好榜样。你说这是虚荣？虚荣有什么不好？总比什么也没有好吧？如果得不到，那是没法，只好安贫乐道，古城人自会运用他们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慢慢去化解心中的重重块垒。
而古城的小名人们尤其是这些小文人，他们对于名利的姿态恰恰与普通市民相反。他们是耻谈名利的，那些公然挂在嘴上、求名访利的言行为他们所不齿，似乎只有拒绝名利才是值得标榜的，也只有在这样的当口他们才能显示高出普通市民一头似的。他们的最高典范是隐士，是陶渊明，或者是王维倪云林这样的，至少也是唐伯虎，对的，还有文徵明。就说唐伯虎吧，都考上南京解元了，考个进士会考不上？被人诬陷了！最后也就不屑再做官了，隐在桃花坞里做桃花仙，看看那诗文，那才叫文章！王守溪官大了吧，对他是怎样的推崇怎样的尊重？这就叫文人！文人就是布衣傲公侯！还有那个文待诏，朝鲜使节出那么大价钱求他一张画，求不到！想拜见他老人家一面，不见！人家朝鲜使节是只能在船头朝着古城的方向叩头而去呀！小文人们津津乐道之间，仿佛唐伯虎、文徵明就是他们的化身，这些古贤给他们精神上的力量，鼓动他们义无反顾。千百年来，其实他们没闹明白，在中国所谓的隐士，你是必须要有资格的。这个资格就是，你要有不当隐士的条件。唐伯虎、文徵明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人物，是你想学就学得像的？因为求之而不得，嘴上又常常硬话说得过了头，也不好意思再自扯篷自落篷，终于是放不下身段去实干，于是往往就事与愿违、人生与理想渐行渐远，于是内心里就充满矛盾，积下了冤气，而行为上就要摆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耿与硬来。
在这种心态牵引下，他们的言行往往是任诞的，是率性的，是以不修边幅为貌似最大的真实的，这就表现为种种的“才子气”“名士气”“文人气”或者“狂狷气”。这种状况的底下，其实是源于自卑而导致的心理错位，古城过分强大的文化传统，无形当中施加给具备了文化自觉的文人们太多压力，而之前的一切辉煌与荣耀都足以令他们相形见绌、躁动不安，自恋与自大似乎是可以达到掩饰目前不足的目的的。由于这种性格中的“硬”实则是脆弱的，是四脚不落地的，经不起在物质层面和现实层面上去深究或拷问，终致这种种的“气”也就显得乔张乔致，还有些华而不实。自然，小文人们如果略微紧缩一下他们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稍事收拾一下他们过于强烈的表现欲望，古城的这些人自然是有着过人之处的，也是可爱的。
古城里最笃实、最美好的景象，不是某个文化人盯着一件艺术作品作自我陶醉状，嘴里发出啧啧的声响，生怕别人都不懂得，还要指点着絮叨絮叨、费心巴力作进一步的阐释，这幅有点味道哉，这几笔有点妙手偶得了。说者似乎十分谦逊，听者却感觉出自说自话式的高抬一格，这样的景象好笑却其实并不见得可爱。真正美好的景象应该是这样的：小巷里孩子在箱底翻拣出一件从所未见的古物，可以是一块古玉或者是小小一方刻铜墨盒，孩子们喋喋争论不休，而隔壁穿着白色纱衫、摇着蒲扇、头丝匹滑的老太太凑上来一瞥，就三言两语为他们断了代、定了性，说出了子丑寅卯来。老太太不识字，小的辰光这些玩意家里面踢脚绊倒。哎，后来嘛，破“四旧”了，“文革”了，要在以前个辰光，这种小玩意家家都有嘛，唔啥稀奇的……小名人和普通民众，他们的身上才是货真价实的古城风貌。用宏观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芸芸众生均是很快将会被城市遮蔽和忽略掉的部分。作为一个城市的底色，他们的喜怒哀乐，可能是飘忽的，但是却也是最为生动的、最为真实的。
节 点
若要说起古城的好来，老人们大凡是必须从大明朝讲起的，至少从成化、弘治说起，一路讲到嘉靖、万历。讲到天启的时候，因为那个皇帝混账，派锦衣卫到古城来抓捕东林党人，由于这是一个公认的好人也是一位好官，于是古城一反常态地被激怒，爆发了民变。最后朝廷还以冤杀无辜好人作了了结，虽然四百年时光荏苒过去，可古城人对于天启这个年号至今提起来都是耿耿于怀，一脸的不屑，仿佛那场激烈的抗争就在昨天。但古城的大明朝是值得讲讲的，那时古城的风光是无与伦比的。唐宋辰光尽管也是有点讲头，来古城做官的大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以及他们为古城所作的大量诗篇，就颇值得拿出来说道炫耀一番。但是要讲到城市的地位，跟长安、洛阳、汴梁乃至杭州去一比，就明显气短，也只好服气。只有到了大明朝，古城在文化上甚至经济上实现了飞升，陡然就超越了几乎所有的城市。明朝之后的清朝，古城人当然也是愿意谈谈的，但是乾隆年的风头被扬州抢去了，同光之后的光彩属于旁边开埠的上海，而民国之后它的名声又一度被旁边那个工商小城所侵夺，所以古城人对于大明朝就越发情有独钟。
如果你是一个当代的人，现在正值中年的光景，古城在大明朝时节的风光自然是无缘识荆，就连民国时江苏省政府时期的气派也是观之不及。在古城最近的小几十年历史上，世纪之交的前后那几年，是有着些特殊意味的，甚至是十分紧要的转折点。因为再往前推几年，它只是个靠文化遗产度日的旅游城市，在发展状态上只是个惯常，尤其是横向与纵向再一比较，那毛病就越发无处遁形了：在工业、商业上都乏善可陈，就是文化上也因为缺乏经济强劲有力的支撑而显出了颓势，古城有了彻底败落的迹象，古城人长期处在灰心与丧气的心态之中。而之后的几年，古城在经济上的飞跃发展，把这座城市迅速推入中国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搅拌机当中去了，尤其是最近的十余年，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的领跑者之一。这座城市从本质上已经决绝地与之前的历史分割开来，它跟所有的城市一样，日趋同体同质。古城这个概念从此愈行愈远起来，这座城市只存在于行政体系和地理概念之上，文脉上的那座古城日渐成为历史陈迹和文化印象。得以瞻仰和体验它最后的风情，实属侥幸。得以目睹包括验证它文化上的解体乃至分崩离析，徒留下一声叹息。不过作为一个明白人，很快也就释然，社会总是要发展，断断不会因为人的留恋与怀旧就有理由去拖住后腿。文化财富越丰赡，到后来负担也越沉重，悠久哪怕是优秀的历史传统，往往令人左顾右盼、失了分寸、忘了饥寒，最后成了临水照花断却生路的水仙。最美的东西，常常脱离了实用的价值。美是只对欣赏者负责，而欣赏美是需要间离效果的，欣赏者与你保持着距离呢；美却对亲历者无用，因为亲历者是身处其间的，这时美不仅脆弱，有时候反而还碍手碍脚。只要是发展，就会有旧的败亡、新的产生。再完美的旧，那也只是旧。再美好的旧当中，也不一定能够自觉涅槃出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来。有时候一种进步，是源于对既往美好的果决割舍，历史的进程原本就是无从假设、无可复制，也是现实的，甚至带着点残酷。
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古城仍然是静谧的。大年初二或者初三的日子，时间也是不早，雾悄悄已经散去。你若走在古城，站在本该最为热闹和繁华的人民路上，眼前的安静却会让你吃一惊。这个时辰，倘若是在大都市上海乃至工商小城，都决计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光景。一座城，日照晏眠，还在做着清梦，揉揉眼兀自不肯醒来。这静谧在当时可以解读为一种知足、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高贵的气质。可是，以古城人日后的眼光来看，这静谧是睡眼惺忪哈欠连天的，这种静谧让普通市民想打瞌睡，让少数有识之士恨铁不成钢、想跳脚骂娘。这种安静里实则包含着一些不思进取的慵懒、一些左右为难报国无门的无奈、一些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颓废，也包含着一些死气沉沉的垂暮气息。这些心思一旦用“文化”包裹起来，它又有迷醉人心的功效，起到麻痹世人的作用，以致很多当时的古城人并没觉得有任何的不妥，因为“文化”就应该是具有如此忧郁的贵族气质的，就应该有保持原状的定性定力的。但是当所有的后果一旦落到实处，那状况是再明显不过，古城人的工资水平跟东面的大都市比、跟西面的小城比，都矮了一截；市政建设也落后至少十年，交通是一天几回地堵，黄梅天暴雨来了窨井倒出水，几十年间地面已经抬升高于房基；房价听着是低啊，狮子林旁边的商品房，市中心黄金地吧，二居室的横套只要八万多，“只要”八万多？跟其他城市比是便宜了，可没钱啊；住房条件是更不用说，旧宅居多，上漏下霉，外面游客看了说好，居民住着窝心，每天拎着马桶大老远去公共厕所刷洗，一路的木樨飘香……外面游客进来点钞票时暴发户式的姿态让古城人看不惯，也看不起。看不起是看不起，古城人还是愿意跟外面人做交易，十块二十块的人家不斤斤计较啊。你跟本城人去做做看，为了十块钱讨价还价半天，起腻，从前年的行市说到去年的论了半天还一转身，走了——不开心了。不要怪古城人小气，不要怪古城人难伺候，没办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影响人的性格。不过，现在古城人知道，像那个时期那种静谧日子，是不会再有的了，当然这是后话。你若用历史的眼光回头去再看就能发现，这个时期的古城明面上枯井无澜、纹丝不动，而暗地里其实已经开始苏醒，带着珠胎暗结式的、也带点私情意味似的，它深埋在地下的根系已经蠢动起来了，很多东西也同时开始瓦解——每个时代，都是有潮流的——这种运动在数年之内从地下迅速延伸上枝干乃至枝枝叶叶、脉脉络络，直到最后一切都在刹那间绽放了，就像动画片里出现的，千树万树梨花开，转眼又结出了果。而这变化则更将是革命性与根本性的，还带着切肤之痛，只是当时的人还没察觉，日后的人往往遗忘了而已。
在后来的几年里，古城人投身时代大潮的行动，表现出的决心与态度，那几乎是毫不迟疑、义无反顾，也是一下子全身心就扑上去、死心塌地、飞蛾扑火似的。压抑得太久了。时至今日，这座城市被公认为是经济发达的，也是特别有文化的，并且它当下的辉煌是与历史上的文化积淀存在着因果和必然的。今天的古城，文化上的繁复与璀璨，那是闪眼的，文化上的一切似乎那么合情合理、顺理成章、毫无悬念地复活了激荡了辉煌了，这一切貌似都在逻辑之内，没有一点一滴抛洒出轨迹之外的。但是，作为多年浸淫其中的外来者，你会发现其实在很多方面，这座城市在最近短短的十余年间所发生的变异是根本性的。自然，昆曲还是那么的雅，评弹还是那么动听，书画还是那么精妙，手工艺还是那么有气息……但是，一切换了天地，洗毛伐髓了、脱胎换骨了，内在的芯子都已经不同了，市场经济的模式是无孔不入的，工业时代大生产的痕迹也无法磨灭，这座城市的内部现在是有一台永动机在轰鸣着催促着。就像古城制作的红木家具吧，以前是用斧头、榔头、凿子、锯子，老师傅的手艺是决定品质的关键。现在则是电动工具乃至最先进的三维电脑雕刻，决定商品特性的已经是资本，而不再是人。最为根本的是，古城的人，尤其是普通市民，他们的质变在所谓的“代沟”“舶来”等掩饰之下，已经悄然完成。古城原本含蓄、知足、柔和、缓慢、稳定等延续着浓厚农耕文明特点的城市个性已被彻底颠覆。古城原来的样貌是两个少女在咬耳朵，窃窃私语式的，也是带着文艺腔的初恋，少男少女保持着一尺的距离，只望得到嘴唇似乎在动却听不清在讲些什么的，也不知道到底讲了一句什么就要别过脸去、红到颈窝的。现在这座城市是生机勃勃、勇往直前、洋溢着欲望的，也是充满了力度感和速度感的，像熟门熟路的热恋了。这都是符合甚至配合市场经济发展与现代都市要求的。价值观变了，人心人性变了，那么城市里的人就变了。人变了，城市就不再是那座城市了——哪怕他们依然要被遮蔽和忽略——但历史真的就是他们创造着的。
古城的传统本来是保守的，这一点从古城人对于外来人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清晰。不是说古城是后花园吗，不仅是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后花园，提供给商场鏖战的富豪们作栖息之所，也是北平、南京的后花园，提供给失意政客、退休高官、著名文人们的疗伤地或者颐养处。那是自然，这些大人物古城是不会也无从拒绝的，为他们的进入不仅提供诸多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在古城这张地图上，还需要做最后的确认，为他们画下浓重的一笔。应当看到，对于普通人，古城是鄙夷乃至排斥的，“外地人”三个字透露出的意思，是包含了要剥夺某些权利的味道。从古至今就地寡人稠资源紧张，普通市民，觉悟不高，对于企图瓜分他们生存资源的人自然是无从强颜欢笑、表示欢迎的。
尤为突出的是，外地手艺人历来很难在古城立足。这里面除了对“外地人”普遍的排斥传统，因为古城本身就是各种手工业汇聚之所，各类能工巧匠不计其数，大小门类的技艺传统渊源有自，一切都自成系统、形成体系，称之为名震天下的“苏工”，这也是五百年来古城值得矜傲的地方。陆子冈治玉，鲍天成治犀，周柱治镶嵌，赵良璧治梳，朱碧山治金银，马勋荷、叶李治扇，张寄修治琴，范昆白治三弦，上下数百年无敌手，外人想以一技一艺在古城占上一只角？痴梦！明清两朝，宫廷匠师，古城约占其半，古城人什么没见识过？什么样的手艺你斗胆敢来献丑？妄想！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这种局面方得以被打破。先是河南、安徽、浙江以及扬州等地玉雕师傅逐渐在古城驻足、聚集、成市，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很受了点压力的，只要一提及他们，古城的同行是一定要“嗤”那么一下的，要反问一句：“他们凭什么叫苏工？”然后是来自安徽、浙江、福建的木匠、制扇师、核雕师悄悄加入，再后来是来源更为广博复杂的南北各路手艺人、从艺者、经营者的大举汇聚。只要是古城原有的行当，都有外来人进入，即便是以前没有的新兴行业也已诞生出了不少，慢慢地，外来的总量其实远远超过了本地的总量，外来人也在古城锤炼成精、头角峥嵘，甚至比古城人更早更快地发达显阔起来了。还能说什么呢？和光同尘吧，各行其道吧，和衷共济吧，携手奔钱吧。在共同的目标感召下，各路人马空前一致，各种技艺技法空前融合，于是打出一面大旗曰“新苏工”。到底什么是苏工、扬工、京工、海派？嘿，现在谁还能说得清呢。
这五湖四海的人物聚拢来，说是手艺人普通人，实在也都是能人、狠人、聪明人，心比天大的。否则怎么就敢抛家舍业，光身滑溜到古城这种地方来闯荡？那又是什么把他们吸引过来、扎根下来、得以生息？如说是所谓的文化积淀，那古城的文化自古就在那里，明明白白，怎么早不成晚不成，他们偏偏在那几年当中都约好了似的，得到号令似的，起哄似的纷纷进驻古城？而也只有在这时期，他们才真真切切成了事、成了局面、成了气候？如说是所谓的产业基础，这文化产业的基础又脱胎于文化传统，到底是文化在先还是产业在先，究竟也是说不清楚。古城原本的文化产业基础自是雄厚坚实、源远流长，但日后转眼过来一看，跟十余年之后的景况一作对比，却迅即变得微不足道，沦为了小巫见大巫，几百年时间都似乎是白活了。明白人不得不感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有的奇迹都能够被创造出来。
古城的一切，在世纪之交结束。古城的一切，也在世纪之交发端。
【作者简介：苏迅，20世纪70年代生于江南小镇，壮年进城谋生，先后在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现任江苏省无锡市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兼太湖杂志社社长、书画艺术杂志社社长，无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无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从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于多家报刊发表百余万字，出版文学作品集两部，作品被《小说月报》《海外文摘》《读者》《人民日报·海外版》等转载。现居江苏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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