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1年第12期｜鄞珊：我，171208

我相信这是大医院怀孕的胎儿，鼓起的肚子——一个完全独立的地方，独立得连手机信号都没有了，是的，电话打不进，也打不出，没有wifl，移动数据连接不上。这科室更像是套在大医院里的小医院，一个正儿八经的大门，五官俱全，需要再排队挂号，护士导诊。

它这里排的队更长，蜿蜒蛇行到露天院子，又从露天院子把尾巴绕到医院走廊。不止一条队，是两条，当然是两个不同的窗口、不同的目标，有一条长队每个人都拿着A4纸样的单子。我排了很久的时间，被指示拿着这样单子后，护士指令到旁边做题。

瞄了一眼，我马上觉得被戏弄：这么简单的题，连脑子都不用动的，我排了大半天队伍就给我这个？！我抬起头，想我能跟谁说话，大声抨击这样的儿戏！周围那些站立着拿笔的人，跟我一样必须做题，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地用笔思考着勾划着，好像这就是他们被安排的高考题目一样，我只好低下头开始用笔勾划。这些题随便得像裁剪剩下的边角料打包，每一道都似是而非，繁杂啰嗦。大概是问你走路靠左还是靠右，下雨天打伞还是穿雨衣之类毫无意义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下雨天我手头有啥东西可以遮雨。每道题我都犹豫着，我想真实地填写，可我不知道哪种勾选才是真实，遗漏下来的那个答案其实也是真实的存在，没法子，我只好抛弃一个了，这使我有一种负罪感。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对测试我的心理、神经或脑细胞有什么作用。可见医生他们不比病人思考得多。

哦，我要说的，既然是医院，这里就应该都是病人了。但这两条队的人，最不像病人，他们没有包扎的伤口，没有难受的咳嗽声音，没有捂住某个部位的痛苦表情，甚至没有面黄肌瘦的脸色，他们跟排地铁、排午餐的人无异。这个院子门口大大的那块蓝色底招牌他们也熟视无睹，我却是第一次认真打量着它喷漆的黑色宋体字：

精神病理科。

医生给我开的科室。我第一次踏进医院这个地方，我奇怪的是，这个医院我都打了近十年的交道，来回穿梭，路过这块地方，也一直看到这些好端端的人们在排队，就像排队买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是来看病的。现在知道了，一直排长队的人们，他们安静地站在看似一动不动的队伍中，像一条纽带上等待嵌上标签的产品。

他们跟我一样，现在。我看着他们各自看着手机，外界的一切与他们无关，他们按部就班，轮到了就对应着门诊要求，好像他们对一切程序都已经很熟知。

交了答卷，一共两张，我已经坠入每道题的纠结之中，我觉得非此则彼的勾选让我陷入两难之间，我更不相信在鲤鱼和鲫鱼之间的选择，就能划出你性格和精神上的问题。还不如网络上的某些测试，还有让人思考琢磨的趣味。其实，我是忘了测试题里面的内容， 我只能按我的意思做比喻，刚才说的鲤鱼鲫鱼也即是比喻。我还忘了我是怎么找上这个科室的，我找熟人的？是的，他们医院这门学科是这个城市这个领域的领头兵，然后我是怎么跟他说原因的？不用担心，真正的原因我会藏得滴水不漏。

他给我介绍一位这方面的专家。

现在，我坐着，跟我面对面的就是著名的精神病理专家了。在来医院之前我已经做足了功课，查了他的资料，风评。他是博士学位，专家。中年人，有16年的从医经验。他的脸些微在动，意思是“你怎么回事了？”一种罐子里陈旧的气息映照过来。那种气息让我脑子不停地旋转，寻找着他该有的方向：他不像是从博士书本兑换过来，他黝黑的皮肤和马虎揉捏成的粗糙五官，更像是从农田直接洗脚上阵。我谈了前前后后我需要来这里看病的因由，我不是拎不清重点的人，我尽量在短时间内概括出问题，等待他切入哪个问题哪个端口，我再把窝挪到那个位置，配合医生问、答。

可他一直一脸的木然，那张粗糙的脸表情本来就僵硬，等他一开口，我更证实我没有错怪我对人的“貌相”能力。他从鼻孔哼出一点气，我听得到的，嘴角被气息勾出了一丝浅显的浮笑：你竟然相信了？

从一边鼻孔里喷出来的气息就像一位从田地里转到工厂的打工者般，带着泥土气，配合他牙齿缝里溜出来的话语。我丝毫没有藐视打工者和农民的意思，我只是对博士学识表示怀疑，那一张文凭竟然被一个农民捡到了拿来医院上班，就是这样。

我的述说还在继续，他面无表情，除了刚才那一句话顺带上嘴角的嗤笑，他和外面所有排队的人一样。

刚才，轮到叫我进来时，护士拿着厚厚的一叠单子和本子，放到他的桌上正上方，说是我的病历，奇怪的是，我还没看病就有这么厚的病历？医生心不在焉，翻看着上面的单子，估计是我刚才答的题。然后对着我，下巴朝我抬起来，大意是问你有什么问题。可是他的五官关闭着，不让你的问题进入。

我以为我讲完了，他应该揪出里面的症状，或是发现某些结扎需要停顿，让他深究下去，用他知识的挖土机掘进我灵魂的深处，或许能探究出什么时候掉进去的地雷或是某次意外手术忘了拿走的手术刀。

他手里的笔在病历上记着，五官并没有抵达纸面，他漫不经心，灵魂不在场的轻盈状态。我估摸他是不是记录我刚才的话，在我说话的时候他坐着，用他一脸的茫然，现在他又用他不上心的手，让笔端流下些什么，医生必须记下什么，才表示他已经医治了病人。记录比医治更重要，它留下证据，这样对我却是极不负责的，他的医治在我的病历上——我的病历与我无关的，它与我甚至没有肌肤的接触，他的医治并没有实现在我的身上，我在犹豫要不要凑上前去看他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有点懊悔，我错过了真相，对于他我不用客气，客气得失去我的自由，我的精神我的隐私原来掌控在他手里，从此这一切成了医生能知道而我蒙在鼓里的无辜者。

我应该没有什么毛病，我不是精神上有问题，我只是希望排解疏导自己的心里郁闷，我以为心理医生有用，谁知道就进这里来了。我盯着他，我内心的那把长枪在强烈地与之对抗，他稳如泰山，纹丝不动。

刚才我在排队的时候，有点窃喜：我是潜伏在精神病理科的正常人，一院子忙碌的除了医生护士都是病人，而我除外。当排队时间长了，我仔细观察每个人，一个靠墙的青年女子，穿戴很素淡，拿着手机和一打病历，看出她是自个儿来看病的。她是精神病吗？还是心理病？她比我还有耐心，他们的手机能上网？估计是我的手机不好。

另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旁边那个应该是他的母亲。他们轮流排队，应该是男孩子需要看病，他是瘦了点，长个的孩子大多是瘦的，他跟母亲说话交接时，也看不出有啥异常。

拿着一袋豆浆还没喝的青年男人，更像是上班溜号出来的，没有什么异常。

这队排着排着，我就融汇在他们里面。

我不就容易忘事？这应该不算是病。忘手机应该不算事，当我听到某某又大声喊：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呢？转了一圈又在身上找到自己的手机，多少年了，就是这样转，这样喊！我知道我没毛病，当有人跟我一样的时候，我就可以确定我是没有毛病的人。

打电话时，说着说着，我已经忘了我要说的是什么事，或是说的事儿，被告知刚刚才说了，刚刚？也就是我打电话时就说了？当女儿诧异地说：你已经第三次说这事了！你不知道？!她开始小心翼翼地问：“你不记得你已经说过了？”我说过了？我愣了下。当别人稍微提醒时，我很敏感，我会马上发现哪些不妥，是的，应该说过了。我并非记得我说过，而是从别人的口气里折射出真相。

遗忘的事情和东西，它们也会自动地跑出来提醒我。我忘了吃的饭或菜就是这样在下一餐现出冷笑的面孔。当我开始做饭的时候，才发觉上一餐做好的菜都忘了吃。它们以各种存在叫板着我的遗忘，或冷在锅里，或在微波炉，或在餐桌上。遗忘菜肴的上一餐是怎么解决的呢？吃什么我哪记得了？反正我的肚子不饿，不饿就是吃饱了。我的心思不在菜肴上，好不容易做好丰盛的菜，心思却一下子跑到某些事情上。当我们不缺饭吃的时候，饭已经退化到可以忽略了。我可记得我站在门口摸着肚子，饭饱满足地问父亲，什么时候咱又可以吃上米饭那一刻，我是能数着父亲给予的许诺，数点着日子，一天不差地记录着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相信我没毛病，忘记的事应该有轻重被舍其轻，我基于对忘事某种严重性的恐惧，我把遗忘的担心紧紧揪住，揪得我的生活恐怖横生。最先的恐惧源头来自孩子，人贩子在市场上偷孩子最猖獗的时候，我的孩子很小，买菜时我寸步不离孩子，有次惊吓得大叫：小草你在哪在哪？！

孩子就在我的后面，她摸不着头脑，我牵到她的手才安下心来。买的东西忘在哪里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孩子别丢了。20年后她还念着“你怎么总是一惊一乍的”？

忘的事情多了，就像打印机没墨，打到最后一团模糊，没有线条，画面之间互相渗透。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忘了什么事，什么事是我已经记得的。我忘了我的孩子已经蜕下了童年，穿过了青年，她赫然如模特站在我眼前。她就在我眼皮底下，而我忘了时间。

时间是抽象的，我无法抓着它，而我能抓着具象的物品，我不能忘了。

我确信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而它们是故意与我过不去。我找的东西，我能确定它：某某件东西，我特别需要它，我必须找出来，我一直找，找得我精疲力尽，我坐下时，它赫然坐着桌上，吓我一跳，我又惊又喜。我知道了，很多物品很多东西是能躲藏能走的。我老家的房产证它就是故意不出现，它是那么重要，可竟然隐藏在家里某个地方。我找遍了所有重要的、偏僻的地方，它就是不出来，它故意与我捉迷藏。两三年后，它出现在我一个手提包里，一个没有用的手提包，我要扔掉前打开了，它终于躲藏不住，被我逮了个正着。

那些街道和地标，也会与我捉迷藏，当我又在体育西地铁转三号线，我竟然坐错方向，平时都是这样换乘的，居然会错？那就转到对面坐回来，谁知道坐回来又发现错了。我开始迷失在体育西这个地铁站里面。

此时的体育西地铁站是一个会旋转的机器，罩住我，然后不停的旋转，我很晕。我必须在天旋地转中立下脚跟，保持镇静，让大脑停顿。

可上上下下依然是忙碌拥挤的人们，他们随着这机器不停地转动着，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我找不到静止的人，一个都没有，他们怎么那么傻？他们毫不觉察车流的错向？他们甚至没有觉察我的存在，我在努力证实方向的错误。我寻找着标记，看到一块临时改道的提示，可惜也匆匆过去了，我正寻找回程位置时，终于在一趟往天河客运站方向列车门口，遇到一个上点年纪的妇人，她衣着讲究，这点给我印象很好，我是个重外表的人。她也跟我一样看着地铁上面的标识提示，边四下张望着、希望得到指引，她喃喃自语说她坐错了，她不可能有错。

她的抱怨使我踏实，我知道不是我有毛病。我很热心充当指路人，我终于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知音，是的，茫茫人海，只有在这地铁的枢纽站我才能第一次体味到这词的意义。我跟她接上话，告诉她我刚才看到提示，是地铁临时改道了。

可是，我们再次上车后又发现错了。一次正常的路程错了三次，不是左就是右，无法再有其它选择，奇怪的是没人提示有其它变化，刚遇到的这个阿姨说她问了地铁人员，说没问题，地铁没有改道。她这么一说又把我说蒙了。那提示我是看到的，我亲眼看到的，刚刚看到的。我开始犹豫，我需要怎么与这个阿姨指路？可我随即发觉这个刚认识的阿姨转眼就不见了，同一车厢，好好的说话，她哪里去了？虽然她有她的方向，可人海中就她与我一样坐错方向了。

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人让我马上出地铁站，到路面上打车回家。

当然，打车很容易，可我已经在这里面转来转去，我不信这么个站，就转不了回程的路。都是同一条线路，能错到哪里了呢！我就这样在地铁站里面辨认着。人来人往，他们排队，他们等待，他们就像医院里的人们，他们比医院里的人还匆忙，他们和医院里的人群有什么区别呢？或许他们当中有很多就是医院里出来的，有很多就是要去医院的。

我笃信。

现在我在医院里，我更加笃信我没错，错的是线路，线路突然故意绕了，它就是专门绕给我看，让我发晕的。不然，人山人海，谁都不会发现这个问题，可见这个线路是专门针对我的——还有另外的那个突然消失的阿姨。

虽然它不是我家那些物品，可它既然是针对我，我可就得更加提防小心。

我在与某某公司进行三方洽谈的时候，谈到分成问题，对方小心翼翼，首先提出：到时五五分，他的合伙人在旁边，她预留着我会提多两成，她再砍着，这样就达成他们的预期：四六分——他们四成，我六成。可是，什么东西在呼唤着我，我脑子里搜索着，马上浮现了家里那锅猪骨汤，那个天然气灶没关，糟了，这下肯定是浓烟滚滚，我猛地惊醒：可以可以，你们怎么分都可以。

他们两个面面相觑，我大叫：我家里的天然气忘了关了，这下肯定着火了。他们也慌了站起来。安慰我说，没事吧！这边你先敲定！我说行！合同都没签。

我跑出去，打了车，这车也真是，还得绕道，因为是逆道，这下费了多少时间。我的时间在这里以秒计算着。到了楼下，我抬头一看，还好，没有浓烟。我的心定了下来。等跑上楼，打开门，直奔厨房，天然气炉并没有开。

是上帝的手给关了。

我瘫倒在地上。

这家公司到现在的款项，一分钱都没划给我，见了面好像忘了这个事，他们应该有问题，我怀疑他们的记性，律师说，这你得先跟他们要钱，要不了就是他们侵吞，这个可以打官司。五五分，我记着，可要钱的事我是说不出口的。他们有问题，我现在看来是这样的，关气炉这个才是大事。钱什么都是小事了，生命之外，都无大事。这是真理。

我一说真理，他们就认为我有毛病，我终于明白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了，他的文字我都记着，谁能说出某个人物，某个情节？我这个能说出的反倒被认为错误。我知道鲁迅先生讽刺的是当时黑暗的旧社会那些吃人的现象，跟现在是有根本性的不同。我打算以后再谈鲁迅作品。

现在必须谈的是，我的孩子，她不能落在家里，我最怕忘了她，我曾经忘了家里养的金钱龟，我在喂养它的时候，用了一个清末的笔洗当做它的住所，里面放着碎肉，白菜，都是我专门剁碎的。每天都给它送饭。

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把它给遗忘了。某个时间突然记忆起，应该是大半年以后，我赶紧找出这笔洗，可是金钱龟已经剩下龟壳了。

这是最无法目睹的时刻，我宁愿它逃走，我用笔洗也是希望它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谁知它禁锢在这里，饿死在这里面。

有时这记忆得一再锤打，当它沉睡在某个地方的河床时，必须破冰般地划开出口，它才能被唤起，这唤醒的划口甚至很暴躁，被捶打是有痛感的，甚至剧痛，让人的灵魂接受这样一番痛苦，我是被动的无奈，那不是我的原因：

这个男人从路的那一头走过来时，远远地我就注意到他。要知道，在路上我是从没注意过路人的，所以一直没遇到熟人，导致过后被好多友人责怪，怎么见面跟你打招呼理都不理？当然时间久了也就没有再找我质问了。那天因为路上没有人，远远地迎面而来的这个人，一身的打扮实在怪异，要说多离谱嘛那倒是没有，只不过不应该把衣服塞进裤子里，男人衬衣应该是放在裤子外面，即是放在里面也是可以的，但这个人这样穿起来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我正琢磨着他究竟奇怪在哪里的时候，很快地这个男人已经走到我跟前了，他竟然在我面前站住了，也朝我瞪着眼看。

他狠狠的瞪着我，圆目怒睁，是的，电影里才有的愤怒镜头，整个头部集中着一个表情：怒目而视。我觉得好奇怪，这个路人不应该用这样的表情对待另一个路人！我又没招你惹你，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他还攥起拳，几乎要开骂的架势。刚才虽然我觉得他穿的不好看，我甚至开始鄙视这个人的老婆，他老婆审美能力也是有问题，不应该这样子就让老公出门。但我仅仅是在心里面分析，他这个人怎么知道我心里面的想法呢？即使我心里看不过，他也不应该这样怒视我，一副吵架的姿势。

突然，他暴跳如雷，冲我劈头盖脑地砸来语言的石头：你怎么在这里——

后面很多话语，我已经听不清了，不是听不清，而是整个人蒙了，一个陌生男人朝我大嚷大骂，这样气呼呼地，真是莫名其妙！其实我也是个胆小的人，这下子我都不知所措了。

突然，我回过神来：眼前这个人是我老公。那熟悉的表情和熟悉的衣服！当意识到他是我老公时，我来气了，他怎么能穿这样子就出来丢人，我怒气一下飙升，不，准确说是恼羞成怒：他给我丢人了。我也大声责怪：你怎么穿这样子就出来！

人怕声音大。我这声音把他镇蒙了，他打量自己身上：我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记忆被揪出来，也一下扔还给了他。我已经气呼呼地走了，留下他莫名其妙站在那里。

实际上我并非只有遗忘，我把记忆狠命地留给承诺——我一直言而有信，言出必果，我不会背负失信的债务。当八点正在大门口见面的承诺后，我七点五十已经在等候。就为了这个人想借用我的东西，虽然我有点为难，还是准备停妥答应了，并且提前十分钟以示敬重。可他一直不出现，八点过后我给他电话，他才匆匆忙忙应诺，说已经过来了，过了半个钟头后，我再电话，又是急匆匆的声音。奇怪的是，这半个小时，我脑里面翻江倒海，对他的信任和好感的船已经完全翻转，对他的善意已经颠覆，我知道我不会再与之来往，我上班之前再确定我把东西放回去，而不再理会他九点后打的N个电话。

我就这样筛掉一遍遍的人际，金钱的、物品的，人们都非常容易健忘，这与我形成对比对照，人们契约上的兑现，却总只有我这边，那边再也无动静。那么，有病的应该不是我，难道是那么多人吗？精神病院的院门，我们应该往里看还是往外看？

而我只有往自己的灵魂里面看，从里面观看我的脑子。

我的脑子被很多事情占据，时间被很多事情切割，睡眠一直霸道地占去我的大部分人生，并非我很会睡，恰恰相反，我必须和睡眠征战，战斗四五个小时才能被它覆盖。而覆盖我的不仅有黑夜，还有一个相同的梦——一个在相同场景上演绎各种情节的梦，梦中这个场景，可以出现白天，黑夜，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熟悉或不相识的人、发生的各种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就是在同一个屋子里，每隔几年或几个月，我就会回到这个梦境中，我明白“梦境”一词，指的就是我梦见的这地方。

我又来到这地方，这是黑暗中的夜，什么是夜？没有光的地方，连灵魂也沉溺在黑暗，为什么我会飞，飞在这个地方的溪边，我还能记得这是溪边一座桥，我开始踌躇，伸手不见五指，我怎么做找到那个屋子呢？就在我犹豫之际，前面远远地亮起了一盏灯，在这一片黑漆漆的街面，我一下子认出了我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亮光处，于是，飞翔的我一下子抵达。

这盏灯也让我透了一口气，回到早晨的阳光底下。

我生命的长度一半被梦所占据，说明那也是我的另一种生命形式。既然我的时间大部分在床上度过，那么我不应漠视黑夜。当我们的灵魂行走在这黑暗的夜，就在这梦中的境里。在梦境的生活，我觉得不能用“工作”一词，但也不能用“生活”这个词，究竟用什么样的状态来形容呢？我咨询了几位心理学专家，可惜他（她）们在我的问题面前显得很外行，我说的外行，就是他们只进入他们的书本，并没进入人们的内心。我自己扒开心理学厚厚的书，努力对号入座，可是找不到座位，我的抑郁症朋友，也只有靠药物，解决一下睡眠问题而已。

护士又是匆忙进来，依然抱着一堆单子本子，需要那么多吗？她把一张条形码贴在我的就诊卡上，说：以后，你认准这个码！这就是你，凭着这个码来这里复诊，凭着这个码来我这里拿病历。

条形码上的一行阿拉伯数字，171208。对于数字，我马上发晕。为什么我是一串号码？，现在竟然把我变成一行数字？为什么人可以变成数码？我更加相信医院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把人变成产品的工厂。

171208，我心口堵得发慌，我抢在心脏病发作之前先把随身带的救心丸掏出来，口含舌下。那颗细小的东西管用吗？我在看了N遍说明书，让那些说明文字说服了自己的内心，最后确定它还是管用。这是我让文字帮我战胜内心的一种方法。可是数字，我容易被它打败。为什么是171208？它有什么意思，还是照排队的顺序？为什么我就拿到了这么个卡住我心理和灵魂的数字：7，这个数字长着角——锄头的角，这种东西会绊倒人，会伤人的脚，在我这里，它卡在我心里，就像吞咽时卡在喉咙的药片或鱼刺。我并不迷信，像某些人喜欢8，取它发财的发。恰恰相反，我非常深恶痛绝这种迷信和恶俗的讲究。但我不喜欢7这个数字，那是它的形象，你不觉得它就像一块角铁么？写起来都得拐个角。我喜欢圆润的东西，如2、3等，当然还有8和6等，有个弧度把心包起来。对于锋利有边角的东西的恐惧，使我避免接触剪刀、桌角等。我在生活里极大限度地绕开它们，桌角曾经把我绊倒过两次，让我躺在床上几个月。可知我的敌视是有缘由的。

我又发晕了，为什么是17？是不是表示年份2017年？可当下是2019年了，我不必深究数字的意义，或许它仅仅是毫无意义的排码，我就是流水作业上随机碰上的这个号，那我可以把它改成181208或么191208么？改成23456任何一个数字都行，仅仅改掉这个7字就行。抬头护士已经不见了，医生还是那具没有血色的躯体，半截身子呈现在桌面上。

他的一身白大褂，更增添了苍白的冷意。

下一个。

我愣住了，我看着他，他并没看着我，护士已经拿走了我的病历，医生的黑色水笔还在桌上进行着惯性的书写，难道还在写我？可是他关心的是下一个，下一个之后还是下一个。他不在乎眼前。每一个流水线上过来的螺丝都需要他的笔写一下标记而已。

他唯一的话语就是刚才嘴角带着嘲讽意味的：你居然相信了？

我热切的眼神一直接纳不到他的视线，眼睛不是灵魂的窗户么？他的眼神游移在我的注视之外，我相信眼睛有一种超越物质、控制物质的能力，这不是网络上吹嘘的那种特异功能。这仅是人的潜能，我看着他，医生也好，病人也好，护士也好，他们逃不过我的眼睛，谁是灵魂不在场的人？我们无法把躲藏的灵魂揪出来，但能检测出一具身体是个空盒子与否。

连植物都能感受到我眼睛的热度，这关注的热度使得它们的生长受到干扰。挪了两盆多肉植物，都是朝东的窗口，一盆因着窗口不容易推开，我没法每天看着它；另一盆因着近窗的方便，我能每天眺望远方时，顺便也看着它，看它怎样接受阳光，怎样一动不动地与我对峙。于是，它被我盯得都不敢动弹了。那盆没接受我眼神关注的多肉植很快长出了枝丫，又从枝丫伸出了另一个分叉，可绑在我视线下这棵，它就是不敢伸展，可知我的关注压迫了它，其实我是很希望它快点长大，只是它不读不懂我的用意，只感受着我眼神的威慑力而不敢伸展。

这个医生也是一株植物，他不敢看我眼睛，或许是职业的习惯了，他不敢看病人的眼睛，他没有那么强大的内心，或许他的灵魂一直不在他的心里面。我抓不住他的眼神，他的眼神也不在下个病人那里，他不在病房，病房只有他的躯体，那么能看出什么病来？

我的眼睛能抓住某些形态，眼睛看到的与事实尚未拉上等号。但现在我必须把我眼睛看到的告诉说出来，虽然这个医生什么都没有问，可我要告诉他的非常多。我要告诉他，我曾经在人群中看到我的外婆，要不是她去世时我自始至终陪伴在她身边：我看着她入殓，看着埋葬，那么我相信我外婆一定是逃入人海中。有时我还是会有这种想法，我怀疑她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了——重生在别人家里，或是偶尔下人间来，她跟我已经隔着某种不能相认的层面。

我确实多次在人群中看到外婆，看到她去乘车，因为我确认我外婆是不会坐车，她从没乘坐交通工具，所以我放弃了追逐她的念头，我把眼睛落户在她最后的画面——山里的墓碑上，我多次用这个画面中止眼睛继续追寻她的踪迹。

我还在城市里看到我曾经在小镇教过的学生——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很熟悉的面孔，我知道是她。可是，她不应该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模样，二十多年过去了，她应该是结婚的妇女了。可是，她为什么又扎着辫子蹦蹦跳跳地奔跑在路上。我又看到了她。

我的眼睛唯一看不到的是我自己，谁能看到自己呢？除非在镜子里。镜子也是我恐惧的一个因素。我不照镜子，我不是不爱美的人，我知道自己穿什么漂亮，这种漂亮必须从里到外。所以，衣服仅仅是一个因素，镜子无法传达这个整体，可是，镜子却传达着各种零碎的画面，它让一个三维的空间折合成一个摇晃的平面。我恐惧于自己被装进这个画面中，把自己硬生生地挤入一个梦境。

好吧，我是个讲究中心思想的人，我不会扯远，我马上回到我的主题上，就是庄子与蝴蝶的问题，我无意纠结2千多年前的迷糊，我只是发现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也不是我的发现。我怎么患起庄公的毛病了呢？可知探索精神问题的人，一脉贯通古今。我前面谈到的梦境，现在谈它跟现实的关系，我要说的是，梦会长脚兀自走到现实来。我在梦中多次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毛病：我的腿一条长一条短。我在梦中发现的：一条长一条短腿，让我整个人失去平衡，我为无法走路而惶惶然。

幸亏是梦中。梦醒了。

可怕的是，我回到庄子的问题上：是蝴蝶在梦庄生，还是庄生在梦蝴蝶？白天走路的双脚在不断提醒我：我的两条腿长度不一样。几番校正脚步之后，我得出意外的结论，那不是梦，我是真的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首先查找是不是鞋子问题，发现我的鞋子后跟磨损了，两只鞋子高低不统一，走路高低的感觉便出来。后来又发现不是鞋子磨损的原因，我穿新的平底鞋，走路更不顺畅，两条腿长短不一的感觉更明晰了。

当然仅仅是我的感觉，没人注意到我的，没有人感觉到我走路的异常。

我走路越来越不自在了，不是个别鞋子的问题，所有鞋子穿起来都不自在，我有三层的鞋柜，满满的几十双鞋子，这不算多，单单布鞋就有十多双。在穿遍所有鞋子之后，我更加怀疑我的腿有问题了。

我又一次的摔倒，给我的双腿问题盖上了红色公章的结论。我并没有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并没有挤在拥堵的人流中，而是在家里，一个人，什么都没做，就摔倒了。上一次也是这样。友人关心我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出真实的原因。这种毫无外来原因的摔伤情形让人很感羞耻，没有一点值得摔伤的理由。这脚伤的理由问题比脚伤本身更重要，我没有一个可说出去的理由，甚至还谈不上摔倒，左脚突然就出意外了，那一刻疼得山崩地裂，疼过一两个小时后，红蓝色的肿块旗帜鲜明地树立在我的脚板至小腿上。每个脚趾都成倍增胖。刚调好的颜色便是如此，红和蓝互相渗透，在宣纸上氤氲恣肆——此刻我的腿成了生宣纸。

拍完片，我已经挪动不了脚。晚上的医院依然人来人往，可是肚子的叫声比腿的疼痛来得更凶。

我总是忘了初衷，忘了原先的目的。当我调和着颜色之后，发觉有的植物色很有趣，我开始着力自己制作颜色，制作过程中，我又变成了裁缝，后来我又进入玉石的打磨……这些事情之间有着联系，可是我总是拐进了另外的胡同。现在，是谁告诉我“脑子平衡力问题”的？医生？同事？亲戚？我查阅着帕森金症的相关知识，我怀疑是不是它的先兆，我怀疑自己继续探究下去会变成一个脑科专家。我的美食专家便是这样兑变来的，不过当我成为专家以后这些已经成为我不再提及的秘密。

脑子和神经是不是同一个问题。我还未找到相应的数据，我还在查找中，我不想投入太多的研究，我知道我很快便转移目标和方向。

现在我只想抓住医生的视线和他口里掉下的丁点话语。

一个青年女子进来了，带着陌生的略显腼腆的微笑，进来了，看着我的座位。我站起来，我明白我该退了。

她坐在我刚才的位置上，这椅子有我的体温，医生看着她，就像刚才看着我——实际上眼睛并没看她，只是脸对着她，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的延续。我从外面把门关上之前，朝医生再看一眼，我交的专家费就这么一道流水作业？我明白他很无奈，在医院里我们都是过客，而他才是精神病理科的常住人口，一个被钉在这个椅子上的精神病——医生。

他每天必须写这些谁都不知道的东西，他记下什么估计他也不知道。

我看着我的诊疗卡，我，171208。

【鄞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杂志社编辑。出版《日光底下》《尘间扉》《草根纸上的流年》《刀耕墨旅》8部，获得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大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第五届“九江龙”散文奖，从事非虚构文学创作，文章散见于《散文》《青年作家》《清明》《青年文学》《广州文艺》等，被《散文选刊》《读者》《作家文摘》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