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记流年》

公元759年腊月。唐朝。

国家动乱未已，人民颠沛流离。一个形色憔悴的中年人行走在古蜀道上。

越过秦岭后，山色苍翠些了，风还冷，却多含了些滋润的水汽，脸上干燥皲裂的皮肤也没有那么紧绷了。山路一直往下，脚步也轻快了许多。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我们要书写的这个人来说，自然风景的美丽也会给他带来巨大安慰。

这样行走了一天、两天、三天，本来渐渐低矮的山势突然高耸，裸露的岩石拔地而起，绵延数里，壁立眼前，一条狭道蜿蜒而上。无需人告诉，他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剑门关了。作为一个诗人，面对着入蜀路上这道剑门雄关，触目之景，立即就转换成描绘性的诗句在脑海中映现：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

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

这天夜里，他在驿站里将这首诗记录下来，诗题就是《剑门》。

他知道，越过剑门关口，他就要进入此行要去的地方，就要进入真正的蜀国了。按常理说，翻过秦岭，来到秦岭南坡，也就是到了蜀国了。但在唐代，行政区划跟今天有不一样的地方。他的目的地，是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的地方。所以，他要越过了剑门关，站在关门之南，才算是真正到达。

这个人就是杜甫，当时就以诗才闻名天下，在后世，他在文学史上的身影将显得越发高大。他不是一个人在路上，而是带着一家五口：妻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也有资料说，还有杜甫的一个弟弟送这一家人入川。

很多年后的南宋年间，诗人陆游也从这里进入四川。他在诗中没有描摹剑门关的雄姿，而是抒发自己的豪壮而又落寞的心情：“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两个诗人都经此入蜀，心情却大不相同。

陆游是一个人游宦在外，过剑门来四川是怀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而那时的杜甫，拖家带口，只为在烽火连天的战乱世界中为自己、为一家人寻找一个安定的栖身之地。他和同时代那些有名的诗人李白、高适、岑参等人一样，并不满足于只以诗才名世，他们都有忧国之心济世之志。有人多少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有些人却命运多舛。公元759年，在杜甫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这个怀有济世之志的人终于对朝政失望，放弃了华州参军的官职，开始带着一家人在中国大地上流浪。按杜甫自己在诗中的记叙，叫“一岁四行役”。仇兆鳌《杜诗详注》说：“春自东都回华，秋自华州客秦，冬自秦赴同谷，又自同谷赴剑南。故曰四行役。”就是说，杜甫在这动乱之年，一年跑了四次路。

这年春天，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的杜甫东去洛阳（东都）探亲，其时，唐军与安史叛军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战役中大败，杜甫被迫从洛阳西返华州，一路上，目睹战乱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满目悲生事”，写下了不朽的史诗“三吏”和“三别”。此为一行役。

二行役。此年夏天，战乱连着天灾，华州和关中地区大旱，对局势深感失望的杜甫，于绝望中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西去秦州（甘肃天水），“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本想在那里盖座草堂避世隐居，却因秦州那时也是前线，吐蕃大军入侵的威胁时时存在，也不是一个平安的存身之地。便再转去同谷县。此为三行役。

在同谷盘桓一个月，原来答应帮助他的人避而不见，穷朋友又无济于事，他像在秦州一样入山采一种叫黄精的草药，但满山大雪，连黄精也采不到，只能采些橡实为一家人果腹。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为自己画像：“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这里的橡，不是欧洲的橡树，而是栎，也就是四川人所说的青冈树，叶有刺，籽可食。这样的同谷自然是待不住的。于是又越秦岭往四川而去。此为四行役。

杜甫的妻子杨琬，是杜甫父亲杜闲好友杨怡之女，小他12岁。喜欢读书，据说还写得一手好字。夫妇俩入剑门时带着两女两子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叫宗文一个叫宗武。就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也透露出杜甫的理想与志向。按为杜甫作传的诗人冯至的说法，这一年宗文9岁，宗武6岁。两个女儿的年纪应该更小一些。

离开华州时，他们雇了一辆马车，车上载着两双儿女。他们先往西，去到秦州，今天的甘肃天水。在那里，有杜甫一个侄子，还有一个和尚朋友。此时，杜甫的想法很简单，筑几间草堂，在战乱的年代过一种粗茶淡饭的平安生活。杜甫在秦州的经历，从《秦州杂诗》二十首可以窥见大概。他在这组杂诗中第十四首说：“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希望。在这里，他还写过两首诗《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这位赞公，就是他那位和尚朋友。赞公和尚本是唐朝京城大云寺主，“谪此安置”。原来在唐朝，化外之人的和尚有时也会受到贬谪的处分。杜甫与他相识相交，早在天宝年间的长安城中，那时大唐盛世及于顶峰，却也即将面临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了。总之，虽有侄儿和那位和尚朋友的帮助，但秦州并不是适合安居之地。他不得不为寻找下一个安身之处而焦虑。这时，同谷县令来信邀他前往。但等他拖家带口到了同谷，这位“来书语绝妙”的县令却避而不见。个中原因有很多说法，莫衷一是。总之，这位县令对杜甫热情相邀在前，等他到达后却没有给予丝毫帮助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我想来，他是读过杜甫诗，热爱杜甫诗的，没见过杜甫的他，可能在脑子中构想出一个飘逸豪迈的诗人形象。等到杜甫形色憔悴、拖家带口来到他面前时，想象颠覆，现实的考虑占了上风，干脆就避而不见了。

杜甫一家立即就陷入了衣食住都无依无凭的境地，只好打主意去寻找另外的安身之地。他们十一月到达同谷，十二月一日就离开了。目的地是四川成都。

离开的情境，杜甫写有《发同谷县》为证：“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忡忡”和“杳杳”都写低落的心情。“忡忡”是离开时的悲凉。“杳杳”是对前途的一切全无把握。但还是只得上路了。

北风呼号，道路崎岖，心情凄凉，行程艰难。

《木皮岭》：“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

《白沙渡》：“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

《水会渡》：“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路太长，半夜了，还不能休息。“远游令人瘦，衰疾惭加餐。”

《飞仙阁》：“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这写的是秦岭险峻的栈道。“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

艰险的栈道还没有走完。

《五盘》：“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五盘岭，又叫七盘岭、七盘关。这里已经靠近了今天的四川广元。当地县志说，七盘关“县北一百五十里”，“界邻陕西宁羌县”。

《龙门阁》：“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广元县志》说：“在县东北八十二里。”

《石柜阁》：“羁栖负幽意，感叹向绝迹。”《重修广元县志稿》：“县北十里，千佛岩南首，石壁峭削，秦汉架为栈。唐韦抗乃凿石为道，立阁如柜，因以为关。”从七盘岭到龙门阁再到石柜阁，可以算出当时人每天在古蜀道上行走的里程。古代蜀道之难，在杜甫视为知己的李白笔下的《蜀道难》中，是夸张的浪漫主义书写。在杜甫现实主义的书写中，呈现出的是具体真实的面貌。冯至说：“从同谷到成都旅途上的收获，都是纪行诗。”“杜甫运用五古，无论叙事、抒情、写景，都发挥了五言诗的最高功能，这里他把……山川的形势，以及城郭村落、风土人情，都收入雄浑而壮健的诗篇中，在这一点上诚如宋人林亦之所说的，‘杜陵诗卷是图经’。”

《桔柏渡》：“青冥寒江渡，驾竹为长桥。”这已经在今天的昭化境内了。

再往前，就是剑门关了。

已经身无一官半职的杜甫，之所以选择进入四川盆地，一来因为这个地方不像北方正陷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无休无止的战乱。这个局面，他在《剑门》这首诗中也有描述：“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二来，这地方有一些亲友可以投靠。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说：“杜甫离开北方，携家人到了南方，不断地寻找着经济上的救助人。”杜甫自己在诗中也夫子自道，说这是“因人作远游”。

所因之人，有此时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他是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川地方的最高行政与军事首脑。安史之乱时，杜甫在肃宗朝中任左拾遗时，裴冕是朝中首辅，地位比杜甫高出许多，虽然他并不热爱诗歌，但在朝中时，总算是旧相识了。

还有此时在彭州任刺史的诗人高适。这就是他相知甚深的老朋友了。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和弃官而去的李白以及尚未仕途发达的高适，曾同游梁宋，即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和商丘一带。时在天宝三年，距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十一年。十几年过去，杜甫、李白和高适三个人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杜甫在肃宗朝中做左拾遗不久，他所倚重的房琯相位不保，杜甫也因上疏替房琯说话而陷入党争，被肃宗皇帝贬为华州参军，最后弃官而去。李白入幕辅佐的永王作乱，他被连累流放夜郎，虽在途中被赦，从此再与官场无缘。高适却因率兵平定永王之乱而得到重用，做了势大权重的节度使。但他也是诗人性格，因言多狂放，不久即被贬为彭州刺史。杜甫流寓秦州时，就得到了高适到彭州的消息。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寄给高适，祝贺他的荣升。这首诗很长，三十韵，就是三十句的意思。这首诗的标题也很长，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许比诗本身还难懂。“三十五”是什么意思？唐代写给一个人的诗，诗题中常会把这个人的排行写出来。“高三十五”，就是高适在高家兄弟中排行第三十五的意思。高家哪会有那么多兄弟？会的，因为唐人的习惯是把叔伯兄弟都算在一起。“使君”，汉代以后对于统领一州官员的尊称。后面那个排行二十七的是后世以边塞诗与高适齐名的岑参。这时，他是不是已经有某种预感，将要去四川投奔高适了呢？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成都，杜甫还有一个表弟，在王家排行十五，所以叫王十五，任一种叫司马的官职。这个官职，在唐代为州一级首长如刺史的佐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

流离不定、无处安身的杜甫，此时可以指望的就是这些亲友故交的友情了。相对于今天，那还算是一个友情与诗才都被人们珍惜的时代。但杜甫对自己能否受到善待还是心怀忐忑，没有多少把握的吧。无论如何，过了剑门关，道路平顺，气候也越来越温和，相对于秦岭山中，吃食也丰富多了。不一日，来到了进入成都平原的最后一道关口，德阳北三十里、距成都一百五十里的鹿头山。过了此山，就是一马平川了。

杜甫又写诗一首《鹿头山》：“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连绵崎岖的群山终于在西南方向上消失了，从山头上望下去，只见豁然开朗的一马平川。往前，就再也没有地理上的险阻了，不由得人不心生欣喜。

这首诗不光写鹿头山上所见的风光，同时，也是写给节度使裴冕的：“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这几句诗也需要解释一下。冀公，指裴冕。他来主政川西前，就已经被封为冀国公了。“柱石姿”，是使一方安定的柱石。《尚书》说：“论道经邦”，就是能够治国安邦的意思。“斯人”，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人民多么幸福啊，在您治理下，得以度过如此安定静好的岁月。这样的口吻，多少有些恭维的意思了。

没有记载说，杜甫得到了裴冕什么样的回复。但应该是对他表示了欢迎。所以，当他从绵竹县出发，当成都这个大都会出现在他视野中的时候，他的心情的确是欢欣的。这已经是759年的最后几天了。这是杜甫一生中最为颠沛的一年。这一年，国运与家事都让他忧心忡忡，好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当他望见成都的时候，久违的喜悦心情重新充满了他的身心，又一首诗《成都府》在胸中涌动了。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呀，眼前的景象与萧瑟枯寂的秦州和同谷是多么不一样啊！温煦的阳光，照着植物的翠绿，也照在自己久经风霜、颜色黯淡的衣裳上。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

人也跟北方完全不一样了。北方口音浑厚浊重，而这里的人民话音清脆、节奏欢快，如同歌唱一样。这时，诗人已经忘记在心中盘算何时能回到故乡了。看来在外流寓的日子会非常漫长啊。

《旧唐书》：“成都府，在京师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去东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

杜甫这“一岁四行役”，加上在秦州和同谷绕了那么大一个弯，一年中该是走了四千里以上的路了。

终于到达成都了——

曾城填华屋，季冬草木苍。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曾”，通“层”。有史料说，杜甫到达的彼时的成都由三部分构成：大城、少城和州城。三个城互相连接，一个套着一个，所以叫层城。三城里头都满是漂亮的房子。“季冬”，冬天的最后一个月。农历十二月，在今天的公历，已经是来年的一二月间，是大地回春的时节。经冬不凋的草木已经有新绿萌动了。哦，作为天府之国中心的有名的成都，真是美得名不虚传。

从望见成都到进入成都，步步行来，位移景换，步入城中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摘自《以文记流年》，阿来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