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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年前的回忆

2022-01-14抒情散文龚跃彬(00000)
四十八年前的回忆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是我下乡四十八周年的日子,离开那个小村庄也有四十五年多了。每当想起在那劳动.生活了近三年的日日夜夜,总会不经意地从心里涌起一种深深地怀念。尤其是最近两年,那种怀念之情愈发强烈。前些日子,儿子来家,闲聊时我说想……

四十八年前的回忆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是我下乡四十八周年的日子,离开那个小村庄也有四十五年多了。每当想起在那劳动.生活了近三年的日日夜夜,总会不经意地从心里涌起一种深深地怀念。尤其是最近两年,那种怀念之情愈发强烈。前些日子,儿子来家,闲聊时我说想去余家岭看看。没想到,儿子在四月八日晚上打来电话,告诉我,准备明天带我去那个小村庄看看,以了却我的思念之情。第二天早上,儿子带着小孙子把车开到了家门口,我和老伴一行四人驱车百多里向我下乡的小村庄出发。(儿媳因为工作,未能成行。)坐在儿子的车里,四十八年前我和三弟一块下乡的情景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隆冬时节,虽然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但三四级的东北风刮得人还是刺骨的冷。上午八点刚过,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就开进了古冶铁中的大门口,停在了教学楼前。二十四个下乡到滦南县上坡子公社的学生,带着各自的行李聚集在操场上。护送学生们的米学增老师招呼大家把行李装上车,前来送行的家长们围在车的周围,千叮咛万嘱咐,依依惜别。有几个女生在掩面抽泣,车下的家长也都眼含热泪。汽车司机按了几声喇叭,车缓缓地开出了校门,家长们紧紧地跟在车后挥手送行,看着汽车绝尘而去。车上的几个女学生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男学生们各个脸色凝重,没有一个人说话,心里都是沉甸甸的,从此告别了学校,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城市,到农村去成了下乡青年,恐怕再也不能回到市里了。   汽车过了南范各庄煤矿,进入了滦县境内,城乡两隔,石子铺成的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车后扬起的尘土卷过车厢,落在了每个人的身上,等过了滦南县的扒齿港村,汽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就更不好走了,车子来回摇晃,黄沙扑面,好不容易到了公社的大院,公社大院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欢迎知识青年到上坡子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十四个同学下车集合,公社的一位领导作了简短的讲话后,就把这二十四个学生分到了三个村子。我和三弟与另外四个学生分到了余家岭大队,坐在摇摇晃晃的一辆牛车上,向村子走去。
  到了村里,早有大队书记刘晨正,大队会计刘宗孝和三个队的队长在小学校的院里等着我们,书记致欢迎词后,大队会计刘宗孝把我们六个人分到三个生产队,我和三弟到三队,李春和徐新民到二队,吴金利和吴俊琪哥俩到一队。我们都住在老乡家里,因为第一批已经来了一些同学,中午,那几个早来的同学已经把饭菜做好了。刚下乡的学生国家每个月供应粮食到麦收,所以吃饭暂时不成问题。
  吃过饭,稍事休息了一会,就和别的同学一块到村外转转,熟悉一下环境,到队里的饲养处看看,饲养处在村子的西边,是一个用高粱秸秆圈起来的大院,南北两边各有一个大门,院子的北边有一排房子,最西边的一间是饲养员住的,外屋的灶台上有一口大铁锅,一个社员正在用挂在房梁上的滤布过滤磨好的豆浆,这是做豆腐的地方,门外的磨盘上,一头毛驴正在拉磨,磨上是用水泡好的黄豆,磨好的豆浆沿着磨道流到磨盘下的水桶里。紧挨着的一间是队里的库房,门窗紧闭,看不到里面,估计也就是一些农具和粮食之类的东西吧,再往东就是几间牛棚,槽上拴着五头老牛,饲养员老大爷和一个社员正在牛棚前面铡玉米结,用来喂牛,牛棚南边隔着一条过道是相邻的两个猪圈,东边的猪圈里有一头母猪,还没过满月的七头小猪仔,时不时地钻到母猪肚皮下去吃奶。西边的圈里养着四口肥猪,等到过年宰杀了分给社员过年吃肉。一匹很瘦的白马自在地在院子里闲逛,悠闲地东吃一口干草,西吃一口玉米皮,听别的同学讲这是花很少的钱买来的母马,准备开春时孕育小马驹的。大院的西边也有一排西厢房,有一间也是库房,只不过是存放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还有就是到了夏天,菜园里的蔬菜收获了,暂时存放在这里,等早上装车拉到集市上去卖。另外的两间是压挂面的挂面房,一台压面机每天能压二百多斤挂面。这也算是队里的一项副业。
  余家岭村不是很大,全村三百多口人,分成三个生产队,每队三十多户,一百多口人,虽说叫余家岭,可是这里的地势比较低洼,滦柏干渠紧挨着村子的东边由北向南流淌,百米宽的河床常年流水不断。在村东,正好有一个河湾,每年的春天,就会有船载着大石头修止水坝。村子北面南面各有一条小河沟与村西的西河相通,北边的河沟边是三个生产队的菜地,每块菜地的河边都有一个水井,安装着水车,到浇地的时候,水车上套上毛驴就可以抽水了。因为村子四面都有河沟相连,水很丰富,所以,就在我们刚去的那年春天,队里就把村南的那一大片土地变成了稻田,到了秋后,稻谷成熟了,从此,小村庄第一次收获了水稻,吃上了自己种出的大米饭。   从外边转了一圈,回到住的地方,拿出信纸,给妈妈写了一封信,把这里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好让妈妈放心。也是我粗心大意,没注意门外有一个小孩在看着我,我写完信后夹在了一个笔记本里,准备第二天邮递员来了让他给寄走。笔记本里妈妈临来时给的六元钱掉了出来,我捡起后顺手又夹在了笔记本里,放进了书包,第二天早上准备寄信时却发现钱没有了,那可是我和三弟全部的钱,没办法,只好在信中把丢钱的事情如实地告诉了妈妈,让妈妈再给寄几块钱来,留作过年回家时买汽车票。那一年,姐姐也毕业分配到山东工作,爸爸被关在集中楼,受着造反派的严刑逼供,家里几乎陷入绝境,不得已,妈妈只好忍痛把她的结婚戒指让我卖到了人民银行,换来了二十多块钱,我们姐弟三人就是用妈妈的结婚戒指换来的这点钱各奔东西。没想到,刚到这里就被别人拿走了。
  在三队,前后来了七个学生,五个男生,两个女生,一开始,七个人一起起火做饭,没过两天,一个叫魏连俊的女生,她父亲和我爸爸在一个单位,我家的情况她很了解,她就和队长说了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双料特务,要和我们哥俩划清界限,不能和她们在一起吃饭,队里只好给我们哥俩另外找了一间房,买了一些用具,从此,我们哥俩就另起锅灶自己做饭吃了。
  由于她的言论,我们哥俩在村子里也就成了另类,村里的所有运动我们都不能参加,二十一个下乡青年,十九个基干民兵,我们不是,到公社开会,我们是和老头老太太们站在一起,就连看到有困难的老人想帮他挑水,他都觉得尴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哥俩只有更加扎实苦干,不参与任何事情,也因此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肯定。二十一个下乡青年,我们哥俩是第一个被评为整劳力,每天挣十分工分,而其他的男学生,到了第二年才是整劳力。
  到了一九七零年的七月,父亲得到了彻底地平反,一切不实之词都撤销了,我们的处境也逐渐好转了。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南堡盐场招工,大队推荐我三弟和陈新华去,当时我和阮文斌还在宝坻县挖河,十二月初我刚从宝坻挖河工地回到村里,大队书记就找到我,问我去不去盐场,陈新华因为政审不合格没能录取,去!立刻办理各项手续,到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三弟一起赶到滦南县招待所集合,第二天坐车到南堡盐场。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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