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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故事

2022-01-12叙事散文印度洋海龟
庚子年多灾多难。2020年腊月三十晚,全国同胞、海外华人像往年一样,吃饱了,喝足了,高高兴兴地坐在电视屏幕前,享受一年一度的春晚。令人眩目的流光溢彩,俊男靓女的婀娜舞姿,悦耳动听的美妙歌声,逗得人们捧腹大笑的幽默小品,让全世界的华人欢天喜地……

   庚子年多灾多难。
  2020年腊月三十晚,全国同胞、海外华人像往年一样,吃饱了,喝足了,高高兴兴地坐在电视屏幕前,享受一年一度的春晚。令人眩目的流光溢彩,俊男靓女的婀娜舞姿,悦耳动听的美妙歌声,逗得人们捧腹大笑的幽默小品,让全世界的华人欢天喜地、幸福满满、豪情万丈。然而,就在新春到来之际,大年初一,传来了武汉疫情爆发的恐怖消息,接着就是封城、禁足,中国人很不情愿地过了一个惶恐、郁闷、不自由的春节。
屋漏偏逢连夜雨 ,船迟又遇打头风。春节刚过,庚子年正月初十,2020年2月3日晚10时50分,老母亲在这国难当头、大众迷茫困惑的非常时期,告别了辛苦操劳的人生,离开了这个盛满甜酸苦辣的世界。
屈指数来,母亲在病榻上整整卧躺十个年头。她意志顽强,在女儿的悉心照料下,乐观生活。开始时,她还能说会道,读书看报,喜欢热闹。后来,随着时光的推移,她的视力、听力、表达能力日渐衰弱。近两年,她话语越来越少,连她最喜欢看的药书都不看了,显得精疲力尽。
母亲是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中国妇女,在地球上存在了整整93年,在中华民国居住了2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了71年。她的一生平凡、朴素、纯洁、高尚。


母亲出生于闽西的一个大户人家,她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2期将校班,曾经是独霸一方的国军少将旅长。母亲是家里的独女,由于客家人的风俗,她仅有的一个妹妹出生不久就送给别人家了。富贵人家都希望子孙满堂、后继有人,可这位富豪却没有这个福分,他连着又娶了两房太太,都没能添丁增瓦。母亲自小聪明好学,在她很小时,家里就请了一位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专门教她“之乎者也”。因为学生愿学,老师愿教,这位老先生教了六年才下岗歇业。母亲能识古汉语,会写一手很工整的毛笔字,善聊刘关张,知晓红楼梦,对四书五经不仅仅是略知一二,全仗这六年的私塾教育。母亲的童年很幸福,但好景不长。1938年4月24日,她父亲被奸人所害,在上杭城暴毙。那年,她才10岁。不久,她母亲也病逝了。霎那间,公主成了孤儿。自此,她没有了上洋学堂继续深造的机会,还不足18岁,她伯父托人在邻村挑了户好人家给她定了亲。
我们家不属大富大贵,却是书香门第。祖父是个乡绅,他师范毕业,教过书,行过医,还在李济深手下当过北伐军营长,解放前夕,村民选他当保长,土改结束时,成了地主。他的持家理念颇具特色:女孩不用上学,年龄一到,立马嫁出;男孩必须读书、外出谋生,不许蜗居家中。母亲嫁到我们家,被说成双喜临门,因为恰逢日本投降。那时,父亲刚大学毕业不久,在瑞金电报局工作,母亲对新生活感觉很惬意。
母亲在我们家的身份是大嫂。1952年冬,祖父病故。母亲主办完丧事,当机立断,举家搬迁,一个不留,离开故土,移民江西。我记得,祖母和我坐在鸡公车上,母亲背着妹妹和秋华婶、小姑一起步行。我们走了好长的路才看见汽车。那时的交通很落后,从闽西武平到赣州花了三天时间。后来,秋华婶留在了赣州,母亲带我们到了泰和。
我们在泰和生活了六、七年。父亲和母亲都觉得这一段年月最幸福,最值得留恋。我们一家人丁兴旺,祖母很健康,小姑和我上学读书,后来又多了两个小弟弟。虽然吃饭的人不少,但没有感觉到生活困难,因为父亲的工资不低,当时的物价不高,学费、房租和看病都非常低廉。那时,母亲才20多岁,年轻有文化,找个好工作很容易,可她却乐意当全职太太,操持家务。她买了台蝴蝶牌缝纫机,自学裁缝,很快就学会了。在泰和时,我们一家老小经常穿新衣服,就是因为母亲对裁缝这个行当有兴趣。母亲还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因为家里有四个男人,每个月都得理发。她心灵手巧,推出的发型一点也不难看,后来我们很少去发廊。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在泰和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对父亲和母亲都特别友好客气。那时,父亲30岁左右,是邮电局不可或缺的业务骨干,他担任报务组长兼工会主席。母亲是居委会的核心人物,因为她的字写得好,每一期的黑板报都是她从报纸上抄写出来的,那时能断文识字的家庭妇女几乎是凤毛麟角。
1958年,“大跃进”进入高潮,当时有个文件,号召机关单位的干部家属返乡务农。父亲毫不犹豫,在第一时间报了名。因为他在单位很受器重,他感恩戴德,只要党和政府有什么号令,他都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我记得那一天,大街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母亲和别的几个干部家属每人胸前都别着一朵纸做的大红花,在接受领导的表彰和群众的欢呼。这可能是母亲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一次经历。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埋藏着深厚的家乡情节。远离故土,客居他乡六、七年了,祖母和母亲特别想念老家的山山水水、乡亲邻里和亲朋好友。58年的春夏之交,母亲30岁,怀着孩子,带着祖母和四个子女“荣归故里”。按理说,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响应政府的号召返乡,应该受到欢迎才是,可我们回到老家时,却没有感受到丝毫欢迎的气息,乡亲们对我们的回归百思不解、惊愕不已。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很正常。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历了土改的实践和成分的划定,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那时,农民的阶级意识比住在城里的市民们强多了。正因为这样,成分不好的农家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排挤和歧视。父亲和母亲因为太年轻,思想简单,政治上很幼稚,在意识形态领域可谓茫然无知,他们在土改时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自己在外地工作生活,对家事不重视、不过问,结果铸成大错。祖父没有出租一寸土地,没有雇过一个长工,一大家人只有12亩地,却成了“地主”。这顶帽子我们一族戴了几十年,想想就来气!
既来之则安之。母亲有缝纫机,在距家几里外的小集镇上做裁缝,早出晚归。祖母回到家乡,如鱼得水,非常兴奋,完全恢复了她那精明能干、吃苦耐劳的天性。她在家里包揽了所有家务,带小孩,烧饭,洗衣,饲养鸡鸭兔,种菜,搞卫生等等,把一个家整治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我在十里外的镇上读小学,寄养在二姑家。
其实,家乡的生活挺有意思的。过年过节时的走亲戚最叫人开心。我们家的亲戚多得数不过来,七大姑八大姨,加上他们的家人,如果聚会,可以把一个大酒店包下来。在农村,因为沾亲带故而产生的亲情体现了最朴素的人性,即便是严酷的阶级斗争理念也无法将其削弱。母亲与亲人们相处得非常好,因为祖母健在,我们家的亲戚来得勤。他们来时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母亲总会给娃娃做件新衣服回礼。临别时,大家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说实话,这种温馨在城市里很难感受到。母亲走亲戚时,总会带我去,因为我12岁了,提点东西走七八里路还能对付。所以,我们家族我这一辈,我认识的亲戚最多。
1958年,农村特别热闹,农民不种田,大炼钢铁。男的上山伐木、采矿、挖煤,女的在家里翻寻破铜烂铁和没用的铁制品充数。庙里铁铸的神仙菩萨被砸成碎片送进高炉。我们小学生也进山挑木炭。记得我翻山越岭挑了10斤木炭回来,累得我喝了5碗虾米粥。农村的大炼钢铁实质上是大浪费、大破坏、劳命又伤财。很快,农民的没有文化、不懂科学、盲从、瞎折腾的恶果展露无遗,饥荒开始了。
中国的大饥荒在58年底已初见端倪。广大农民开始吃不饱,后来没饭吃,不少年轻人离乡背井找活路。我们家的日子比乡亲们好过些,因为享受粮食供应,每个月可以到镇上的粮店买到定量大米。可是,向我们家求助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亲朋好友根本就不能拒绝。这样一来,我们也尝到了“吃不饱”的滋味。母亲和祖母绞尽脑汁精心打理,一家老小的日子还是越来越紧巴。祖母每天省吃俭用,超劳又操心,结果大病一场,气息奄奄,眼看就要升天,吓得母亲赶紧把茂贤叔叫来。茂贤叔是村里最聪明的人,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他仔细端详祖母那疲惫无神的脸盘,很专注地触摸了她那冰凉的手腕,然后,对母亲轻轻摇了摇头。他正要离开时,突然看见桌上有一瓶药,拿起来一看,里面装的是黑锡丹,一种很细小的药丸。他不知道这药是治什么病的,犹豫了片刻,对母亲说,不妨用它试一试。母亲居然同意了。祖母服用了一勺黑锡丹和一碗水后,猛地咳了几口痰出来,奇迹出现了。
祖母病了,还多了个小妹妹,一家老小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独木难支,母亲不想在老家再住下去,但镇上不让迁户口,大概是成分不好的缘故。剩下的日子,母亲只要有空,就写信,催促父亲早日回老家接我们出去。但父亲迟迟没来,因为组织上刚调他到吉安,担任工程队队长,那是一个比较要紧的工作。半年以后父亲才回来,他跑了一趟县城,找到县长,请他准许我们迁户口。县长二话没说,给镇里打了个电话,问题圆满解决。显然,县级干部比乡镇干部更大方、更英明、更有水平。
第二次移民江西,父亲把我们安置在赣州,因为启叔一家住在那里。照理说,我们应该在吉安落户,可父亲拉不下面子,生怕同事会说光荣返乡才一年就回来了。赣州是座美丽的城市,有坚固的城墙、整齐的街道,在我们眼里,它是大城市。后来,小姑带儿子来了,景叔也来了。母亲和小姑亲如姐妹,她自进了我们家,姑嫂俩人就相依为命。我们回老家后,小姑也带着孩子回老家,我们从老家迁到了赣州,她也来赣州。就这样,59年夏,祖父名下的大部分人在赣州城重聚,一大家人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
1959—1961年,国家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福建是重灾区,江西是轻灾区。我们一大家人能在赣州度过这段艰苦岁月,是祖上积德,上天护佑。如果留在老家,后果不堪设想。
城市生活跟农村生活大不一样。城里谋生的机会很多。母亲充分发挥了她的聪明才智,灵活机敏,不畏艰辛,广开财源。母亲曾经背着孩子在城外的河里淘钨砂,那时的钨砂价值千金。母亲曾经领着我和回家探亲的父亲在码头挑砖。母亲多次组织全家人为火柴厂制作火柴盒。母亲还买了一辆板车承包了一家中转站的货运。母亲亲手做了很多鞋垫,叫我和妹妹晚上到街上摆地摊。母亲还担任过街道食堂的管理员。···不一而足。劳动是个很神奇的人生伴侣,不光能让人挣钱致富,还能使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积极主动的劳动把母亲锻造成为一名质朴的劳动妇女。她的打扮、装束、言谈举止,乃至所作所为,俨然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市井妇人的写照,谁都看不出她曾经是千金小姐,曾经是阔太,曾经是可以在台面上展示书法功底的知识女性。我很小时,母亲总喜欢给我讲三国故事,教我读诵三字经,可她从未给弟妹们讲过任何故事,从未要求他们读这诵那,仿佛她已忘得一干二净,成了文盲。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们一族离开老家,奔往异地他乡,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就此而言,作为大嫂,母亲起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上半叶,赣州成为我们家族的福地。启叔有了三个孩子。景叔成家立业。小姑读完卫校成了白衣天使。我上初中了,妹妹上小学。母亲不甘落后,进师范参加师资培训,当了小学教师。远在福建尤溪工作的季叔一到暑假就会来赣州与我们团聚。那时候,福建啃地瓜,江西有肉吃。
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四清运动开始。我们家这么多人既无掌权者也无掌财者,是清一色的劳动者,这运动跟我们毫不相干。可既然是一场政治运动,就必然要跟“阶级斗争”挂钩。这所谓“挂钩”,就是在运动初期叫地富反坏右分子“过个场、亮个相”,尤其在农村。在这一方面,城市里好很多,但也很难幸免。不记得是63年还是64年的某一天,居委会的大妈通知我们家,立即送祖母回原籍,说这是上级文件的规定。母亲听了,大惊失色,求奶奶告爷爷,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和祖母一直生活在一起,没有分开过,婆媳俩相处很融洽、很默契。如果没有祖母的帮衬,母亲会一事无成。一大家人,这么多孩子,这么多的家务杂事,没有祖母的担当把持,这个家难以维系。祖母不识字,满嘴客家话,别的话她听不懂,是典型的中国劳动妇女。土改前,她除了生儿育女,就是种田干活,我们家的12亩地就是她统领家人种的。移居江西后,没田种了,她感觉不习惯,整个生活空落落的。本来祖母可以不回老家,只要悄悄挪个地方,避过那阵风头,就没事了。可她自己也想回故乡,她没有考虑到,她回去后,我们每年都得有人去探望她,千里迢迢,费时又费力。多年来,探望祖母最频繁的是母亲和季叔。祖母在老家有5个女儿,她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想清静时,自己独住。乡村干部和左邻右舍都很羡慕她、尊敬她,称呼她“杨伯”。祖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享年90岁。
1965年,父亲调往赣州工作的希望破灭,母亲辞掉工作,带着孩子,前往吉安与父亲团聚。吉安,即古时的庐陵,人杰地灵,是赣中重镇,***的诗句“十万工农下吉安”给这座小城增添了亮丽的革命色彩。父亲和母亲在这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到吉安不久,**开始。这么多年,父亲和母亲一直是小心谨慎居家度日,一家人基本上平安无事。可这场运动无法回避,无论他们怎样循规蹈矩。
**一开场,父亲就进了“牛棚”,接着是戴高帽游街,造反派抄家,我们家唯一的“生产资料”缝纫机被抬走。母亲在家,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几乎无法应对。要命的是,父亲被开除公职,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工资。父亲崩溃了,这打击太大。更要命的是,那伙人派了部卡车开到我家门口,要把我们全家送回原籍。这下把母亲惹恼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世上那有这样欺负人的,母亲抱着大不了一死的决心,赶跑了那伙人,守住了吉安。接下来几年,母亲和父亲在房前屋后开荒种地,很有收获,玉米、南瓜、红薯和各种各样的蔬菜,吃都吃不完。我们还常到工厂附近拾煤渣。日子还能过下去。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展开了。我们一家出了三个知青还不够,街道办硬将我们家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迁到吉水县的一个小山村。母亲再次展示了她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置之不理,坚决不去。后来,麻烦事不断。没有户口,弟妹们上不了学,没有粮油关系,买不到米。母亲在政府的许多部门穿梭、打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了一筐筐感天动地的道理,博得人民公仆们的同情,麻烦事得以妥善处理。
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下半叶,**结束,拨乱反正,日子开始好过了。父亲的工作恢复了,工资补发了,家里的户口和粮油关系也恢复了。孩子们都长大了,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都回城了,先后成家立业。母亲开始轻松度日。
母亲不喜欢旅游,但喜欢探亲访友。她妹妹在深圳,季叔在三明,小姑在赣南,女儿在南昌,儿子在九江····她都去,一个不拉。她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老家,因为祖母在那里,很多亲戚朋友也在那里。
好像是在1987年,母亲60岁,又一次回老家探亲,她在姑妈家看见一本厚厚的很破旧的书,翻开一看,原来是一本中医古籍。书中文言文记载的是各种疑难杂症的中医药方。她爱不释手,如获至宝。她精心修缮了这部古籍,随身携带,每日必看。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母亲的人生轨迹,她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虽然已进入暮年,她决定自学中医。为了投其所好,我们帮母亲买了不少有关中医的书籍,但她最钟爱的还是那本古籍。
母亲自学中医很专注,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很有成效。对她说的一套套中医道理,我们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慢慢地产生了一种依赖,只要哪里感觉不舒服,我们就会告知母亲,她会去药店把药买回来,然后提醒我们生活起居的注意事项。后来,左邻右舍,跟她同龄的一些老头老太也经常向她咨询各种健康问题。母亲年逾古稀还一个人经常往老家跑,一住几个月,不仅因为那里可以採到很多草药,还因为老家有不少人迷信她的医术,有的农民甚至称她“神医”。
进入耄耋之年后,母亲不小心几次摔跤,导致无法站立。母亲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她拒绝住院治疗,安心在家静养,精神好点时,她会坐起来跟大家聊天,疲劳时就躺下闭目养神。她每天的饮食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小碗粥或面和青菜豆腐,高兴时才会吃点别的东西。她身边只备有一种药:速效救心丸。她吩咐家人,在她呼吸不畅时,就给她服救心丸。母亲在病榻上坚持了十年。


母亲离开了我们,举家悲伤,我们深切怀念她。
我们怀念母亲,因为她聪明能干、坚韧不拔,在生命的长河里奋勇博击、游刃有余。
我们怀念母亲,因为她知书达理、豁达大度,能够安居乐业于惊涛骇浪之中。
我们怀念母亲,因为她是一位善良、慈爱、贤淑的母亲、妻子和大嫂。
母亲大人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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