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界上的界碑

不在界上的界碑
王永志
（笔名：云水禅心）
所谓界碑，就是在交界地方树立的碑。是国界和行政界线的分界标志之一。常用木、石、水泥等材料制成长方形。其功能无非是起标志或标识的作用。

那么不在界上的界碑当作何说？是怎么形成的？我想莫外乎有几种可能：或因界限变了而界碑没有移动，或因地质变迁而导致界碑移位，也或因一方不在乎界处之尺寸土地，特意将界碑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示友好和大度，也或因一方太在乎那方寸之地而将界碑设置在另一方的土地上……诸多原因均可导致界碑不在界上。

在贵州桐梓天坪乡（即将改为尧龙山镇）接壤重庆交界的210国道处，矗立着一块高高的黑漆漆的界碑。就外形而言，与其说她是一块界碑，倒不如说她是一根界柱更为直观形象：此碑是一根由青砖砌成，高约八米，宽、厚约一点五米的正方体建筑。通体青砖白缝，黑白分明，做工精细，每一块砖都镶嵌得四平八稳且不可或缺，每道缝不管是横的还是纵的，都勾勒得光滑细腻，总的给人以古色古香、年深日久、饱经沧桑的韵味。而她就是一块不在界上的界碑，也是我现在要写的这块非同寻常的界碑——贵州省北界界碑。 该碑面南背北，有碑座，但无碑帽（也曰碑冠）。上下宽窄近于均等，除了碑名书写处是一竖方白色底子外，通体为黑色。碑名之字无凹凸，既未粘嵌，也未镌刻，是用红油漆书写的。黑碑白底红字，也还醒目。时过境迁，星移斗转，她已堪称新世纪的老人了。虽七老八十的，可一旦阳光照射，她依旧会努力的反馈几道浅谈的红霞，柔柔的，给人美感。曾几何时，应很孤单，渝碑未立时，她连找个说话的对象也没有，甚是寂寞！可她依旧毅然决然的孑立于道旁，历古稀岁月，风霜雨雪的，什么没见过！什么没体验过！而今好了，她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界里界外的黔渝人家，房连屋接，鸡犬相闻，与她初来咋到时别是一番天地。 谈及此碑，有两人不得不提及：一为杨森，一为周伯敏。二人同为碑名的书者，分别在碑的正背面题有“贵州省北界”几个字。正面为周伯敏题，其字干净美观，行笔流畅，老成稳健，很有文人书家的味道；背面为杨森所题，我虽道不出具体的好坏来，但我还是觉得字不离体，字如其人，从杨写的几个字中，还是觉得很有军人书家的韵味，字字遒劲有力，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如同军人直来直往，按道耕老师的话说：“也是很有味儿的！”我不懂书法，站在行外仅从唯美的直觉去感知，倒也和同行的大多数眼光一致，觉得还是周写得更好些，最起码周写的更符合大众眼光和大众审美情趣。 周是陕西泾阳人。于右任之外甥，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于的秘书，书法得于的嫡传，宗北碑，工楷、行、草书。后任陕西省一中训育主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委、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是中国近代的大书家，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是我国近代、现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周是其晚辈亲戚，又得其嫡传，想写不好都不行。 杨森，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四川广安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贵州省主席。他一生归结起来做了两件大事，即争霸四川和浴血抗日。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率部徒步行军出川，赴上海参加淞沪抗战，全军在大场镇血战五昼夜，守住了阵地，直到韦云淞的三十一军和叶肇的六十六军接防。而所率川军一万八千余人，伤亡高达七千余人，杨森所属之部是淞沪会战中除装备德国武器的王牌师中央军八十八师、税警团直属队外最能打的部队，被评为淞沪战场最能打的五个师之一，蒋介石立即下令优先给予补给换装。更值一提的是，一九三五年他奉命率部围堵长征红军，他派第一，第四旅在叙永堵截红军，第二、六旅在大渡河布防，并写信给朱德，要求互不侵犯。朱德回信，只要他不堵截红军北上抗日，红军不会打他，从此他就派部队假装打仗，以保存实力。虽说他仅为保存自己实力才不堵截红军，但对红军尽快摆脱危机、顺利北上抗日无疑是件好事。不拦路，不给红军添麻烦，不知可否算得上间接有功之人？我想，就算无功，也该无罪。杨森终老台湾，享九十三岁之高龄而逝，算得上一位抗日有功、响当当的传奇人物。 窃以为，杨和周应是好友，杨主政贵州后邀周为此碑书名，既是好友，周无疑概然应允，在书写时周出于礼节，极力要杨书写另一面，或许周也觉得自己乃一省之长，自己的字也还过得去，虽不免有些辞让，但还是半推半就的就听从了。因为这流名千古的好事，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不大推辞的，杨森也不例外。也或许两人各书写一面，这本来就是周的本意安排，也出于礼节和书写的功力，只能把周书写的碑名放在正面。但仅于此，也可看出杨森还算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妄自尊大。他知道书法就是书法，不是带兵打仗。 从碑上标明的时间，我们可以得知此碑立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此时的贵州还是桐梓军阀主政，故此我认为此碑的选址是我们黔人或黔人执政者的意图，并非川人杨森的意图。如果是杨森的意图，那就不排除杨森存有为川人争那一寸半尺土地的私心。因为能为乡人谋点有利的事，这是谁都愿意的。至于碑的原貌是不是现在的样子，是否改建过，也无从稽考，只不排除杨森执政贵州后把碑建得更高大，以致和初碑的原貌有所异同，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碑名的书写是立碑几年后的事，这是毋庸置疑的。

说来也巧，杨书写的“贵州省北界”五个字，其间唯独那“北”字写得有些另类，大家明知是“北”字，但细看又特像“让”字，即既有“北”字的雏形，又有“让”字的摸样，故稍不留心就会把它读成“贵州省让界”。久而久之，贵州省让界已成美谈，在乡间传之甚远。要说贵州省让界，也无可厚非，试想，无论是国家与国家，还是行政与行政，哪个地方能像贵州省这样大大捏捏的一界让数丈之地。不管今天两地的实际界限在哪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黔人有如此大度之举措，实为贵州人之骄傲。其实，碑本身并不重要，只有界才永远连在一起。

作为一块省界的寻常界碑，得两位非常人各书碑名，这是它的不寻常之一；在寸土必争的国人眼里，虽是省界，可黔人让界而立，这是其不寻常之二；况且在军阀割据的年代，对赖以生存的土地，黔人能无顾忌的将界碑让界而立，这更是其非同寻常之三。它真正体现了贵州人的大度和包容，体现了贵州人的坚定信念，即混乱也罢割据也罢，那都是暂时的。贵州让界而石，重庆抵界而碑，于是就在两地的界碑间就留下了一个十米“巷”，这与中国历史上“六尺巷”美谈的由来略有几分相像。 六尺巷的故事发生在清康熙年间的安徽省桐城县。城内的一条街巷两边，一边是文化殿大学士张英的府邸，一边是桐城富户吴乡绅的豪宅。街巷是连接城内外的交通要道，两家一直以此巷为界，和睦相处。吴家相公苦心攻读，却屡试不第，其妻胡月娥伤心不已。而对门的相府，官运兴旺，几个公子，连登金榜。胡月娥爱夫心切，听信太叔公计谋，偷移界碑，圈路砌墙，巧夺风水宝地，借以改变吴家命运。吴家突然砌墙，截断相府便民街巷，百姓埋怨不满。相府少夫人姚香兰，出面理论拦阻，胡月娥拒不相让。两家吵得不可开交，于是张家修书至京，要张英管一管。随即张英赋诗一首回复家人。诗云：“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张家主动让界三尺。吴家知此信息后，惭愧不已，并决定也让界三尺。两家握手言欢，重归旧好，一条通向今天、通向久远、通向祥和谦让的“六尺巷”就这样形成了。 由此笔者又不禁联想到那些仅为一界之争，闹得天翻地覆、打得头破血流、乃至命丧黄泉的人们是何等的不值！是何等的大无必要！邻里之间，同胞之间，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何故斤斤计较；不比国家和国家之间，中国和日本之间，更不是钓鱼岛、黄岩岛、南海诸岛，非要寸土必争。中华大家庭的同胞之间，邻里之间，要有贵州让界的包容和大度。 有语云：“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贵州让界立石，彰显了贵州人的谦让美德，彰显了贵州人宽广大度的胸怀，是贵州人崇尚睦邻友邻的见证，她必将成为千古美谈，深深植根于黔渝人民各自耕耘的那片热土，使之发扬光大，永久传承。而四川抵界刊碑，不因贵州让界而巧越雷池、顺手牵羊，足以说明四川人不是一见便宜就想随便乱捡的人。他们毫厘不染， 寸土不沾，他们耿直干脆，他们没有一丁点来者不拒的物欲贪婪，他们不需要别人的恩赐和施舍。他们抵界而碑的举措无可非议，因为他们要的是泾渭分明，实事求是。自古川人勤劳节俭，美德多多，于此可见一斑。 岁月匆匆，转眼七十一年过去，这块不在界上的贵州北界界碑，依旧安如磐石，巍巍然屹立于斯，依旧迎来送往，依旧缄默如初！时光老人让她见证了川黔交界处无以数计的山乡变化印痕，见证了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和艰难岁月，见证了从旧山河到新社稷新中国的建立和慢慢成长以及富强繁荣的风雨历程。车流滚滚，过客匆匆，一切她都收在眼里，熟记于胸。打她身边走过，她会给路人以惊喜，以概叹，以留连……路过她，你会暗暗的情不自禁的对自己说：故乡再见！妈妈再见！爸妈，我回来了！孩子，我回来了！唉，我终于到家了！…… 最后，我想说，窄窄的六尺巷也能架古通今于久远，那数倍于它的川黔交界处的十米“巷”，必将延展得更长，走得更远！贵州让界的美谈也必将千秋不朽，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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